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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心理学的理论与实务(中国台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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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12 19: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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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赵康 于 2019-3-13 13:30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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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Marjorie Taggart White,Marcella Bakur Weiner
译 者:林明雄, 林秀慧译
出 版:心理出版社 2002
ISBN:9577025099

本书包括自体心理学基本概念之概要、从自体心理学观点看攻击、神入与自体客体、夸大自体——暴怒或成就的泉源、代间的连续性对惩罚的罪恶感等十章。
 楼主| 发表于 2019-3-12 19:35 | 显示全部楼层
简介
如何自熟悉的愤怒中区别出自恋暴怒,以及自恋暴怒如何可能成为一种造就大邪恶,或造就影响深远之成就力量……。

个案所迫切需要的、以及我们努力想要提供个案的,是以我们能力所及的去敏锐同调于个案此刻的真实感受,而这或许是个案以前从未曾经验过的。就是这种治疗心境的可靠供应,奠定了个案觉得自己毫无疑问地有资格去享受喜悦之核心自体成长的基础……。
自体心理学者,就像那些使用其它模式的同僚们,满心希望自己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治疗的机器。对作者而言,成为有人性的意思是心灵被我们的人性、温暖、基本统整、与喜悦的内在经验所碰触……。

目录
第一章 自体心理学基本概念之概要
第二章 从自体心理学观点看攻击
第三章 神入与自体客体
第四章 夸大自体:暴怒或成就的泉源?
第五章 理想化
第六章 核心自体的第三次机会:透过孪生的三极自体
第七章 代间的连续性对惩罚的罪恶感
第八章 创伤状态:太多、太少或错误的回应
第九章 特殊的个案群
第十章 心理治疗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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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3 14:00 | 显示全部楼层
『自体心理学理论与实务』第一章 自体心理学基本概念概览

第一章 自体心理学基本概念概览

在巨屋中,在火屋中,
在点算年岁的黑夜里,
在细数年月的黑夜里,
哦,愿我的本名归还于我!
当东方天阶上的神圣,
赐我平静地坐在他的身旁,
当诸神在我面前一一宣告自己的名字,
愿那时我也记得我的本名!
——埃及《亡灵书》(公元前3500年)

已故的海因兹·科胡特在探索治疗一种原本被认为无法治愈的障碍(病理性自恋)的方法时,对一种更高形式的健康自恋也进行了概念化。他发现这是人类各种形式的创造力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他得出结论,对自体的健康的爱能产生出智慧,使我们能够接纳自己的局限性,包括我们必然到来的死亡。他还将幽默的能力归因于稳定的自尊,或许,幽默正是人类大脑独有的天赋。最后,他认可了婴儿期夸大性可能转化为所有创造力的源泉这一可能性。

哭求认可
首先,让我们听一听个人对于其自体得到认可的渴求,这种对于个人独特身份的渴求早已回响在公元前3500年的埃及《亡灵书》中,这与杰尼斯所提到的有意识的自体出现的时间间隔并不太久。诗人面对着时间与存在的奥秘,同时面对着理想化的神,而这神并没有充分认可诗人,诗人两次哭号出了自体认可的问题。一开始,他似乎有些承受不了对时间的体验及其对人类存在的威胁,以及如何与之抗争。“哦,愿我的本名归还于我!”在那句恳求中有所暗示,一个人独特的身份可以帮助他对抗关于时间与死亡的可怕问题。

这首古老的诗作的另一个部分涉及的内容,我们可以认为是科胡特关于理想化移情概念相当早期的一个版本。比如,诗人被允许就坐于圣者旁边,但是他也暗示,当“诸神在我面前一一宣告自己的名字”时,他的身份受到了威胁。这暗示了可能有一位精神导师邀请诗人参加神的聚会,但是表现欠佳,忽视了诗人,由此对他的自尊造成打击,令他感到暴怒而又受伤。在科胡特关于自体心理学的模式中,这种自体感受到的狂怒正是其精髓所在。他第一个认识到当一个人的自尊受到侮辱,并被体验为无法控制时,个人的自体将会出现破碎。因此,由失望产生的暴怒被指向了自体,这也暗示了个人可能会从对现实生活的应对中撤出。

自体破碎
自体破碎是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个时刻都会体验到的“我要崩溃了”的感觉。其范围从轻微的尴尬开始,(如一个人在路上与老友不期而遇,当要将她介绍给自己的配偶时却发现自己忘记了她的夫姓)一直到折磨人的恐惧和羞耻感(如一个博士研究生在他的论文答辩会上无法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 。

科胡特在其著作和论文中曾有临床记录,那令人焦虑的、恐怖的、完全令人动弹不得的自体破碎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对个体自尊产生侮辱的情景中,甚至包括心理治疗的情景,在治疗中病人特别容易感觉自己成为了攻击的焦点。就我们十多年来以自体心理学模式开展工作的经验来讲,我们可以证实,科胡特对于自体破碎现象广泛的体验并不是他独有的。

我们还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治疗师听完病人所讲的一些个人经历、想法、情绪或是期待,以一个标准的心理治疗干预问题“那么,你对此感觉如何?”作为回应时,就会激发出那种有害的,并且常常是不祥的自体破碎。病人远未感觉到治疗师与他的感受同调,他可能以一种个人化的、有特点的方式来表示。他所体验到的自体破碎令他产生一种完全不想沟通的渴望,一种转换话题的冲动,或是走到另一个极端,愤怒地指责治疗师的愚蠢,有时则是迅速离开治疗室。

发生了什么呢?治疗师可能是出于关心病人,努力想要了解更多与他的特殊经历相关的感受,但却引起了病人的自体破碎,这个过程演示了科胡特的几个基本概念。为了让读者理解这些努力尝试与病人进行协调的反馈是如何失败的,让我们先来看看科胡特的几个发现。

原发性自恋中没有“我-你”
科胡特早期(1966)曾强调,原发性自恋指的是“心理上的婴儿状态”。意思是说,婴儿对于母亲及其服务的体验处于一个没有“我-你”分别的世界。因此,婴儿会期望自己能控制母亲,就像成年人期望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一样。但是我们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问题,当不可避免的事情出现时会发生什么。也就是说,当母亲不能由婴儿来控制,并且可能不得不让他等待母乳以及其他相应的服务时。作为父母,我们知道在服务不完美时婴儿会充满暴怒。但是在1977 年,科胡特没有将这一自恋性暴怒定义为婴儿天生攻击性的表达。相反,科胡特将婴儿的暴怒视为一种可以理解的、对于分裂的反应,是自体遭遇无反应环境时的破碎,如动作缓慢的母亲,或者甚至是缺席的母亲。

夸大性自体
但是潜藏在这自恋性暴怒背后的内容对于个体以后的发展至关重要。在他过去治疗原本以为无法治愈的自恋性人格障碍的成功分析工作的基础上,科胡特描绘了两种自恋性移情,在移情过程中,已经成年的病人在治疗师身上重复了婴儿时期他与母亲和父亲的互动。第一种解决方法是要让婴儿感到自己是全能的,控制着好的世界。第二种解决方法是去将另一个人感知为全能,假设是父母中的一位或是双亲。婴儿这种尽在掌控的感觉与马勒等人所描述的,学步期儿童处于其练习亚阶段时站起身子、迈开脚步的感觉相似,这也是科胡待关于夸大性自体及其所伴随着的自恋性暴怒的概念。每一次对于全能的自体中不听使唤的部分的失望体验都会引发这种暴怒,特别是,那个不完美却未分化的每亲。
这个夸大性自体的概念如何才能在治疗中有所体现,同时还伴随着对自体产生最轻微的失望时所出现的自恋性暴怒?举个例子,它可能在一个我们最常忽视的问题上有所表现——因自己需要接受治疗而感到羞耻,这对于渴望完美的无意识夸大性自体而言无疑是一个侮辱体险。有可能会出现一种两者互换的情况,如以下这段来自治疗督导的摘录,病人是一位男性。

病人:我不得不花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钱来参加这个治疗,而且最终无法给我任何保证,对此我感到非常羞愧和无望。到目前为止我没发现你帮到了我,而且我也没发现为什么我无论如何需要接受这个治疗,为什么我就不能管理好我自己的生活呢?

治疗师(试着从自我心理学的角度给予病人支持):嗯,我想你花钱来这里接受治疗的事实说明,有一部分的你感到你应当获得任何能够帮你过上更好的生活的协助。

病人(因为他的无意识夸大性和自恋性暴怒没有得到认可):你知道吗,我觉得你说了很多还不错的术语,没一丁点涉及那个大大的问题,就是我究竟为什么应该需要这个疯狂的治疗。

治疗师(如果回应到自体心理学概念中的夸大性自体及其对于任何不完美产生的暴怒):嗯,我能理解为什么你对于需要协助感到愤恨,因为我猜你一直以来总感觉自己应当能够处理任何如在你身上的要求。

病人(比起愤怒,更显惊讶):是的,嗯我想……我一直以来总觉得我应当能够做任何自己想要做的事,尽管我常常紧张地做着别人,尤其是父母,要求我做的像超人一般的事。

这里,病人回应了治疗师对他的共情性认可,包括认可了他无意识的婴儿期夸大性自体及其加诸于意识层面的自体和自我无尽的要求,还有对于全能的夸大性的受虐式防御,如,“我真的不应该为自己争取什么,但是我必须全力以赴地满足他们的需求好让他们爱我。”治疗师没有聚焦于狭隘的、以现实为基础的问题,即病人是为了自己而来接受治疗,而是同感到更深层的、夸大性自体的无意识要求,这耗尽了意识层面的自我以及无论是否存在的内聚性自体所需要的能量,都用来满足夸大性自体的需要。

治疗师以一种病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转向无意识夸大性自体,开始为病人提供他从未从他冷漠的母亲那里得到过的镜映。病人显然仍旧需要从一个自体客体那里得到这种认可,鼓励他发展出以夸大性自体的需求为基础的健康的抱负心,并且很有希望能够通过现实的体验得以修正,这就导向了转换性内化(见下文)。

理想化的父母影像
处理自恋性暴怒的第二个方法是,婴儿尝试将“绝对的完美和力量注入初始的对象,即成人,以此来维持最初的完美和全能感。”。科胡特在这里描述的是早期的理想化父母影像。特别凸显出理想化与自恋需要的紧密关系。当父母不可避免地让儿童感受到挫折,而这些挫折是可以承受的,儿童就会将他们所欣赏的父母影像中的理想化品质内化。这些品质与功能于是逐渐通过转换性内化而不断地被儿童补充。这种恰到好处的挫折经历也有助于驯化和引导夸大性自体剧增的抱负心。

儿童将父母影像理想化的需要会出现在治疗中,正如它在生活中那样,带着一个问题:“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会在那里吗?当我感到绝望和无助时,我可以依靠你的力量和关怀吗? “当儿意过于突然并且过早地发现,他不能指望母亲理想化的力量永远为他守候——比如,母亲可能会生病、吸毒,或是缺席——如果同时也没有其他可信的照料者,他只能依靠自己(也就是他的夸大性自体)。在治疗中,病人开始重新寻找理想化父母的影像,也许期间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相信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偶像。我们希望治疗师,能够认可并鼓励这“脆弱的理想化触须”,而不是如其父母所做的,再次将它践踏。这样的失败可能是源于治疗师的反移情焦虑,担心被病人置于圣坛之上,或是源于现实的焦虑,担心自己无法满足病人婴儿化的期待,因而,必将再次令病人失望。

病人得要感到他自己的理想化期待是被治疗师接纳的,鉴于治疗师自己的童年经历,他很容易忽略这种需要,而最重要的是,治疗师要对这些需要持共情的态度。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病人对于假期或者甚至是对治疗师周末离开所产生的愤怒、失望和焦虑才能得到治疗师的理解。请想一想以下的对话:

病人(男性或女性):嗯,快要放假了,我想你会去参加纽约的会议,任凭我自生自灭一个星期。

治疗师: 是的,事实上,我打算在今天的会谈里提出这件事。但你知道,你已经有好几年能够挺过这样的分离了,所以也许今年并不会如你预想的那么困难。

病人:哦,当然!我父母在圣诞节之后总是会去加勒比海,或者有时候是去欧洲开会,留下我和哥哥,还有我亲爱的堂兄。我曾经梦想他们会去久一点,带上我,或者是暑假的时候带我一起去,而不是把我和哥哥送去夏令营。当他们终于有机会邀请我一起去时,已经太晚了。那时候我已经有自己的朋友,而且我也已经完全不在乎是不是能和父母在一起了。

治疗师(仍然聚焦于病人已经有所改善的现实能力,即能够承受治疗师眼中的分离焦虑): 你能够发展自己的友情和兴趣,而且不再感到被父母抛下了,这样难道不好吗?

病人:我猜你想说的是我现在也应该做一样的事情——发展我自己的支持系统,而不要去在意你什么时候去休假。不过,我必须警告你,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就不在乎你了,也不再需要你非要给予我的东西,我可能会停止治疗,不管那时你是不是觉得我已经准备好终止治疗。

治疗师(感觉到他的干预没能起到他所预期的安慰效果,猜想其中是不是涉及了理想化的问题):我猜你会想要我安排我俩一起去这次假期旅行,就像你曾经想要你的父母那样安排。

病人:嗯,当然,我认为我的父亲至少付得起一次的费用。他是一位大学教授,而且,如果在圣诞节的时候和他还有母亲一起去伦敦的话一定会很棒。我热爱狄更斯和英国历史。我想父亲会让我看很多东西,带我去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我觉得很难过,他从来没有想过那对我和哥哥来说会是多么开心。

治疗师(意识到他的共情方法引发了一个另人失望的理想化议题,并且附带着重要的自体感受,治疗师还感到有些焦点,他可能在病人心里激起了一个他无法满足的期望):嗯,我们两个人一起经历那些……但是我们可以在这里想象一下,一起去伦敦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病人:哦,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想如果我和你一起处在一个非治疗性的环境中,我可能会觉得不自在。但是我想和你一起走过伦敦街道一定会很兴奋。我打赌你一定很了解美国文学。

治疗师(微笑着): 嗯,谢谢,这想法真好。(这里治疗师让自己被理想化,并且毫无疑问他感到松了口气,病人对于现实的把握使他不会要求把治疗师建议他们幻想一下的场景变为现实。)
这一次治疗性对话的重要成果就是病人再次体验了父亲对他的需要不敏感而导致的幻灭感,如,对父母影像的去理想化,以及病人预期到治疗师因假期到来而要离开他,这个行为与他的父亲一样不敏感。当病人体会到治疗师共情了他被忽视的感觉,就出现了一种可能性,他可以通过幻想将治疗师理想化为一种父母影像,以此来部分满足他的需要。

镜映需要
父母对孩子需要的同调回应包括安抚、融合、镜映、培育,以及刺激性的反应,还有父母这一自体客体所代表的更高级的价值观与理想。科胡特发现,所有这些都会被内化为更高形式的自恋基础,包括创造力、幽默,以及对我们的自我价值与健康抱负的积极接纳。科胡特总结道,我们努力追求自己的抱负与理想,渴望与某个人成为“孪生兄弟/姐妹”、与他分享我们的热情和感受,这些组成了人类实现三级核心自体的三个基本选择(见第六章)。

被记得、被注意以及被欣赏的需要弥漫在本意开篇的古老诗作中——“他很快守住了对于自己身份的记忆。”科胡将开始相信,这种对于积极认可的需要——即被镜映的需要——对健康自尊的发展至关重要,不仅为了有效地发挥自尊功能,还为了达到更高形式的自恋,这在人类对于文明所作出的贡献中是如此重要。整个有关人类需求的领域竟然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被忽视和贬低,这一点依旧令人感到困惑不解,有一句东方谚语对此进行了尖刻的描述“当面赞扬别人是不雅的。”

但是在临床上,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对自体进行施虐的情况以及自体对于掌声和敏感回应的需要,这种施虐的出现,是父母长久以来没能认识到儿童早期复杂的需要,以及一代代的父母在无知中粗暴地对待孩子所产生的后果。我们在自己的从业过程中发现了这一令人伤心的现象,同时还有海因兹·科胡特、爱丽丝·米勒、罗伊德·德茂斯,和越来越多的心理治疗师,他们从自体心理学模式中理解到不同调的教养方式产生的可怕后果,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将这些病理情况重新导向健康的发展。

共情需要
科胡符观点鲜明地强调“近体验共情”的概念,并以此展开了他对于自体心理学的探索,这也是他在最后一篇论文中传达出来的最后的信息。我们痛苦地发现,正是对于成长中的儿童需要同调的回应这一需求缺乏共情,才使得暴政和人类的破坏性具有了出现的可能(见第九章)。科胡特指出,共情是一种收集信息和数据的活动,也是成功达到同调的必要前提,共情具有治疗性。他强调,如果母亲希望她对孩子的反应被孩子体验为积极响应,那么她需要用共情。然后,他继续强调,在临床经验中“共情本身,仅仅是出现了共情,就有有益的、广泛的治疗效果——不仅在临床设置中是这样,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

在临床工作中,科胡特在“无法治疗的”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身上运用共情,使他能够以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人类的发展。这涉及具有稳定自尊的内聚性自体,根植于驯化的夸大性与可靠的理想化,聚焦于快乐的发展体验,包括对性的渴望,以及共情的父母能够接受俄狄浦斯期的儿童具有性欲和竞争力这些可能性。

自体客体
共情以及足够好的养育带给我们的愉快体验将我们带到了另一个自体心理学的基本概念——自体客体(selfobject)。这个新的术语,自体客体(自体与客体之间没有连字符“-”)是用来表达一个关于自体与客体(即另一个人)关系的、新的、概念化了的观点,其中自体要么完全未与他人分化,要么只分化了一部分。正如欧斯坦所描述的“……这样一个客体只与发展中的自体特定的、与其所处阶段相符的需要有关,没有识别出客体的独立性及其自身启动中心”。

显然,如果一个孩子足够幸运,从母亲一般的照料看那里能够待到一个可靠的、有爱的自体客体,他能为孩子对健康抱负心的自我接纳提供必要的镜映,那么类似于脆弱的自尊以及病理性自恋的问题就不太可能出现。但是,如果父母双方或一方被证明不值得被理想化,那么也会产生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涉及科胡特早期提出的,由双极自体提供第二次机会的概念,也就是说,以理想化补充或替代抱负心。

心理治疗师提供给病人的正是第二次机会,让他能够相信并内化一个好的、可靠的自体客体,在此之前病人从未拥有过这样的自体客体。这可能成为治疗中主要的冲突点,成为治疗师最沮丧的反移情感受之一,即,他的治疗根本没有产生效果。但是,如果治疗师回顾病人开始接受治疗时的情况,对比他目前的表现,治疗师往往能对病人实际上出现的进步感到深受鼓舞。

因此,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主要记住病人可能会排斥任何依赖治疗师的觉察,因为这是病人在无意识中决定不去跨越的底线。

负面治疗反应
自体心理学发现,强大的“负面治疗反应”可能常常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抵御期望中的自体客体带来的另一次幻灭,病人深信这种幻灭会造成其脆弱的自体不
可逆转的破碎。

治疗师如果共情地意识到这种恐惧,就不会感受到可怕的移情性拒绝,或是对病人这种可以理解的、害怕再次信任他人的心态感到无望。他就可以耐心、细心地为病人的自恋性暴怒提供共情的理解。通过对病人的暴怒,以及暴怒背后对于被抛弃的巨大恐惧进行共情,就能培养出病人信任他人的能力,进而能够把分析师作为一个可靠的自体客体来依靠。所以,正如布兰德沙夫特(Brandschaft)所发现的,科胡特的方法真正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为避免负面治疗反应这一悲剧性的僵局提供了一种发展性的方法。

攻击性是一种分解产物
科胡特不仅将传统上被拒绝的自体爱(即自恋)视为更高形式的自恋生长的土壤,如创造力、幽默,以及对死亡的接纳;他还提出,人类的攻击性并不是天生的本能,而是没有反应的环境产生的一个分解产物。

正如儿童需要足够的氧气来自由呼吸,他也需要一个共情的环境,一个有反应的自体客体。当破坏性的暴怒被唤起,尤其是自恋性暴怒时,往往会涉及对自体的伤害。这源于对婴儿期夸大性自体的侮辱,夸大性自体原本期望能够完全掌控本应具有反应的环境(如母亲),结果发现她没有共情,甚至威胁到自体的基本需要。

于是儿童体验到摧毁失灵的自体客体的冲动。但是,他的暴怒唤起了母亲的反攻击,可能转回到了他自己身上,导致他产生了自我厌恶和绝望,而这很可能导致强迫性受虐。这一结果对于健康的自体和客体关系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当病人体验到治疗师失败的共情时,可能会在心理治疗中再现这一过程。病人可能将治疗师的释义体验为批评,并由此打击到他的自尊和无意识夸大性自体。如果治疗师对病人的攻击反应为好像那是不正当的,并且对其进行防御,也会让病人再次出现自我厌恶和绝望。

案例简述
以下临床案例来自一个接受督导的个案,它展示出用自体心理学的模式治疗病人的攻击性是如何改变治疗关系的。在治疗前期,希尔达,一个三十多岁有魅力的女人,在职业方面和性方面存在着她无法做决定的问题,治疗师忘记了她之前曾提到过的关于她的一个半血缘关系的(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妹妹的事情,对此,她向这位女性治疗师表达了自己的失望。病人在治疗如此早的阶段就对治疗师的记忆失误感到生气,这让治疗师认为希尔达可能期望她是完美的,能够记住每一处细节。治疗师受过驱力理论的训练,对于自体心理学还缺乏经验,她也假设这种“不现实的”期待是一种对于关注的自恋性要求,也是希尔达的防御方式,她对于自己总是不能处于关注的中心有一种被压抑的愤怒。

这个假设似乎得到了证实。事实上,治疗师忘记的细节是那个特定的疾病——风湿热——这让她半血缘关系的妹妹从3 岁起就有残疾,直到这个女孩15岁时过世。治疗师认为疾病本身并不重要,再一次假设希尔达一定是因为这个小小的人侵者成为了关注的中心而感到愤怒。治疗师猜测,希尔达用过度关注的反应方式来防御其嫉妒式暴怒。从自体心理学的观点,治疗师应当更关心病人的自尊状态以及发展出自体客体移情的可能性,而不是病人对她半血缘关系妹妹的攻击性。

因此,治疗师当时对希尔达说“你很生气,因为你感到我似乎没有给你应得的关注。”这个解释确实考虑到了病人明显脆弱的自尊,也考虑到了她可能具有对于完美的关注的强迫性需要,以此来支撑起她松垮的自体。但是,这个解释听起来也像是一种批评,她要求了太多的关注,就像一个无理取闹的饥饿的孩子。至少希尔达是这样来做出反应的。她没有公开回应治疗师的解释,而是抱怨男朋友对自己的感受不够敏感,特别是他会公开和其他女人调情。

对于释义没有明确的反应
治疗师可能聚焦于希尔达没有特别根据她的释义来作回应,而是转换了话题,这是一种移情反应,病人体验到治疗师缺乏共情,持续地在自尊这一非常微妙而复杂的问题上批评她。但是,这是治疗早期,治疗师决定将移情的问题推迟一段时间,当出现更为明显的移情感受时,尤其当希尔达出现对所有女性都有愤怒时再开启这一话题。就在同时,病人取消了后续的治疗,并且拒绝支付账单。在督导中,督导建议治疗师回到她所作的释义,并认为也许希尔这是对此感到不安,所以这或许导致她不再参加后续治疗。就希尔达认为治疗师在批评她要求关注这件事上,督导还要求治疗师向病人道歉。治疗师这样做了,结果发现希尔达能够带着很深的感情说出治疗师的建议让她感到很受伤,感到被误解,因为治疗师认为她是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而感到愤怒。希尔达强调,事实上,她感到愤怒和受伤是因为她的半血缘关系的妹妹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在她15岁过世之前,所有人都忽视了这个妹妹。在之前的治疗里,治疗师做了同样的事情。希尔达最为重要的一个自体问题——她对于没有被人尊重地倾听感到的愤怒,以这样的方式在治疗早期出现了。

自体心理学模式的一些困难
治疗师对于希尔达的愤怒进行共情性探索,这帮助她最终得以足够信任治疗师,使得治疗能够开展。所以治疗师从自体心理学的视角看待愤怒的能力,以及她将批评转化为共情性探索的能力帮助她将治疗持续下去。

当督导建议治疗师去向病人澄清,为什么粗心的治疗师对病人愤怒情绪的释义会被病人理解为批评时,治疗师对此建议是如何反应的?此处我们所触及的是从治疗师的观点出发,运用自体心理学模式的难处。自体心理学,正如我们已经开始指明的,要求治疗师对于某个特定释义的特别效果要有更高强度的监控,尤其是其对病人自尊产生的积极或消极影响。

在以上案例中,治疗师假设病人对于治疗师的愤怒是一种传统的移情反应,因为她那位生病的、入侵到她生活中的半血缘关系妹妹,病人被人遗忘并因此产生婴儿期愤怒,这种愤怒被转移到了治疗师的身上。但是,通过探索,治疗师发现病人的感觉是被误解,没有被倾听,正如她试图让父母更关心她半血缘关系的妹妹所患的慢性疾病,却被父母忽视一样。所以她的愤怒是对父母失误的一种义愤和失望。如果她打算将治疗师内化为真正关心她的、她从未拥有过的自体客体的话,她需要去理想化并信任治疗师,正如她需要去理想化并信任父母。但是,如果治疗师将病人的负面反应漠视为要被“修通”的“阻抗”,那么这种对于病人复杂情绪的微妙描绘与理解就无法达成。没错,在这个案例中,病人确实变得阻抗,即,她再一次因没有被倾听而感到焦虑和愤怒,而不再信任她需要去依靠的治疗师。

但是为了避免此类僵局——它会让治疗在可能获得成功之处失败,自体心理学号召治疗师不断地思考他的干预所产生的影响,并在这种影响似乎让病人产生了疏远的时候去探索它。我们还号召治疗师将解释性的方法搁置一边,它让病人感到被误解,并且可能触发危险的退化。这包括治疗师要承认他的解释,或者有时被体验为道德态度的东西,会让治疗脱离正轨,它会让病人感到被治疗师指责,而不是被治疗师共情地理解。如同我们将在以后的意节中所看到的,自体心理学的过程可以是一个探索和再生的过程,对治疗师和病人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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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4 09:46 | 显示全部楼层
《自体心理学的理论与实务》台版.pdf (7.85 MB, 下载次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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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4 15:10 | 显示全部楼层
『自体心理学理论与实务』第三章 共情与自体客体

有一种情景,我们被另一个似乎很敏感的人倾听,他试图理解我们,向我们解释关于我们自己的事,这种情景为我们提供了“人类在心理上的生存与成长最为关键的情绪体验:自体客体背景下的关注”。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的,科胡特在他过世前的最后一篇文意中谈道:“遗憾的是,现在我必须补充说明,共情本身,仅仅单纯是共情的出现,从广义上讲,就具有一种助益作用,一种治疗的效果——既在临床环境中,也在人类日常的生活中”。科胡特在使用“遗憾的”这个词语时,他表达了自己希望成为纯粹的、超然的科学家的愿望,但这与他自己累积的证据相矛盾,他积累的证据表明,共情的观察者本身影响着其所努力要去理解的那个情景。

有影响力的观察者
在19世纪,完全客观是精神分析的主要理想,包括将观察者对观察对象的影响分离出来,尤其是与反移情有关时。然而,20 世纪不仅带给我们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即从物理学家的观点来看,在任何情境下观察者对于观察对象都有重要作用;还带给我们一个日益深刻且具有启发性的洞察:那就是充满爱的养育方式让孩子的成长得以展开,没有爱的养育方式则会使孩子的成长趋于笨拙。在此,我们吸收了许多人的精神分析理论,如安娜·弗洛伊德、海因兹·哈特曼、文里克·艾里克森、玛格丽将·马勒、伊迪斯·雅各布森、笛诺·史必兹、安娜·欧斯坦、爱丽丝·米勒、、路易斯·山德、马里恩·托品、约翰·麦克、约瑟夫·里希膝伯格,以及巴里·布雷泽尔顿。

尽管如此,是科胡特将探照灯对准了儿童核心自体持续终生的重要性,以及婴儿处在人类环境中是如何被回应的。在那样一个情境中,人类的反应性对于婴儿期个体的生存就如氧气般重要。这个比喻凸显了自体客体的重要性,自体客体是自体存活的情感氧气,包括对于婴儿需要的识别。对于母亲而言,希望这个任务不会太难,只要她能在特定的时刻辨别出她孩子的需要,并对其作出恰当的反应,无论他是要玩耍、拥抱、护理,还是存在恐惧需要被安慰。

在自体心理学中,当治疗师使用自体客体这个术语,就意味着治疗师最终有一个任务是要努力成为病人的好的自体客体,病人受损的自体表明了其原生自体客体的缺失。因此,如果治疗师接受这个要求,就意味着他将必须努力共情地去了解,作为成年人的病人是在哪里没能呼吸到其自身需要用来发展一个健康自体的情感氧气,以及治疗师如何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开始填补这个空缺。

共情还是不共情
在我们看来,大部分治疗师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共情的,即使有时“共情”可能要修正为“不准满足”。在另一方面,病人由于其最初被剥夺的经历,似乎处在永不满足地想要更多满足的危险境地之中,或者相反,因为他被给予得太多而需要去学习忍受挫折。无论是以上哪一种情况,治疗师都可能会困惑——如果要共情的话,到底应该给病人哪一种,又应该给多少。不过,让我们将这些致力于探索潜意识胜过努力共情的治疗师的这些常见的犹豫不决放在一边,先来想想那些真正关注于共情和自体心理学的治疗师。

这里有一个接受督导的案例,这位治疗师愿意并且正在进行共情,他在治疗一位极度抑郁的女士。这位病人之前是一个成功的歌手,在夜店唱歌,也在百老汇演出,但是,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歌唱事业,不仅因为她患上了咽喉炎,还因为她和经理们之间无休止的冲突。她前来接受治疗与一个上电视主待脱口秀节目的机会有关,她满脑子都是消沉的信念,认为自己会失去这个机会,正如她已经失去了的许多其他机会一样。以下是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治疗的对话:

治疗师:我能理解,对于将要失去这个真的很大的机会,进入到另一个不同的领域,你现在一定很焦虑,毕竟你已经展示出了自己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表演者的那一面,而且是顶尖的。

病人: 是的。非常谢谢你。(停顿)你似乎没注意到,再也不会一样了。谁会需要这个呢?

治疗师:嗯,我理解这个脱口秀和在百老汇演出是不一样的。不过,在你进入百老汇之前,你也在夜店里唱了很久的歌。

病人:你记得我喝过歌,我也记得我唱过歌。对一个歌手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件事会和唱歌一样。这就像一个舞蹈者跳舞一样。如果只是开口说话,无所谓有多少人在听,那与唱歌是不一样的。

治疗师:嗯,我能理解你说的话,不过我们还是要对我们得到的机会现实些。

病人在下一次面谈时没有出现,然后向治疗师“请了个假”,因为紧迫的工作问题。此后她有一年没回来接受治疗,但是她后来确实回来了,这一事实说明她从治疗师这里感受到了共情。病人后来作了解释,治疗师才意识到自己没有,或许是不能,对歌手无法以唱歌为生这一处境意味着什么作出共情。病人将此事讲述得非常动人:“就像夺去了鸟儿的声音一般。”

这类共情需要弗洛伊德最先表述的那种共情,是一种“感觉进入”另一个人的感受。我们能试着想象一个歌手不能再以唱歌为生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歌手,我们就无法想象这种表达的丧失,以及对一个人自尊的打击。尽管如此,如果我们能想象如果是我们失去了一个珍贵的技能会是什么样子——比如,对于治疗师来说,就是失去谈话和倾听的能力——那么我们就能想象那对一个歌手来说是怎样的损失和暴怒了。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经济上或者事业上的损失,而是体验上的、创造力上的损失,这会将人带回儿童时代的核心自体。与这一点合上拍,就是真正的共情。

满足
在病人脱离治疗一年之久以前,治疗师对病人的反应中有一个暗示,他担心(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她会毁掉这个现实的机会,即通过一个电视节目来重振她的事业的机会。然而,病人感受到治疗师没有理解她,这足以使她脱离治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意味着治疗师聚焦于现实的做法激起了这位刚刚“丧失亲人”的歌手的自恋性暴怒。我们特地使用了“丧失亲人的”这个词,因为我们正面对着一个事实,就是失去类似于歌唱这样一个自体实现的才能所遭受的失落感。可能就像失去一段爱的关系一样,比如所爱的人过世。所以,当一个人重要的才能受挫,或者甚至是被完全隔断时,我们会进入到深层感受的领域。但我们在此处的焦点是满足,以及当治疗师过度关注现实情况可能造成他无法共情到病人所遭受的巨大丧失这一点与满足有何种关联。

我们必须回到历史当中,去思考在我们眼中弗洛伊德是如何看待精神分析师的恰当的科学立场的。然而,就如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弗洛伊德显然是过于频繁地局限在这一早期的立场中,即使后来他做出了修改。在我们看来,没有哪个问题比这个问题更真实,即究竟要给予显然处于需求中的病人多少满足,无论他处在哪个攻击状态。也许弗洛伊德被引用最多的立场就是他在1912 年所表述的,中立、现实导向、不提供满足的分析师,应当“在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中效仿外科医生,抛开所有个人的情感,甚至是作为人类所拥有的同情心,将他的脑力集中于尽可能精巧地完成手术这个单一的自标上”。
弗洛伊德为这种“情感冷漠”做过辩护,称其是为了创造一个最为理想的条件,让医生保护好个人的情感生活,在治疗期间为患者提供他所能得到的最有效的帮助。

让我们回想一下布洛伊尔,在精神分析诞生的时期弗洛伊德那位不太情愿的同事,当他发现他的病人安娜·欧出现高需求的性移情时,他感到很害怕。当她表示想要为他生一个孩子时,他停止了对这位病人的治疗,也放弃了精神分析。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弗洛伊德在早期的时候害怕来自病人的难以处理的情感。

外科医生还是热情的医生
不过弗洛伊德依然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质疑者,他甚至会质疑自己应具权威性的论断。仍是就分析师对病人的满足这个话题,在向精神分析师们发出“做一名外科医生”的号召之后一年,弗洛伊德(1913)发表了下一篇关于分析技巧的论文,“在治疗开始时,”在他回顾精神分析师对患者做释义的时机时说道:“治疗的首要目标仍然是让患者依附子治疗,同时依附于医生个人。”

弗洛伊德继续指出,治疗师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给病人时间。如果分析师对患者表现出极高的兴趣,并且没有犯过多的错误,病人很有可能会与医生形成一种联络,这会使他将医生认同为那些对他怀有感情的人中的一员。但是,如果治疗师采取任何非“同情地理解”的态度,如站在道德的高度,或是表现得好像站到了与患者对立的人的立场上,那么治疗可能就不会成功了。

给病人什么
大约是同一时间,在1913 年2 月,弗洛伊德写信给宾斯万格。谈及反移情的问题。弗洛伊德认为那是精神分析技术中最为困难的一个。在信中,弗洛伊德写道:“给予病人的情感应当是经过有意识地分配的,然后当病人对它的需求上升时,或多或少给一些。偶尔需要大量……”。弗洛伊德也在此写下了重要的箴言:“因为病人太爱分析师而给予病人极少的满足,这对病人是不公平的,同时也是一个技术上的错误”。

8 年之后,在1921 年,弗洛伊德为他《团体心理学》中的“认同”那一章加了一个脚注,他写道:“通过模仿,有一条从认同通向共情的道路,也就是通向对于机制的理解。其方法就是我们能够向另一个具有心智的生命表达自己的任何态度”。正如科胡特的一位同事,欧内斯特·沃尔夫所指出的:
……由此,弗洛伊德明确地说明,如果我们以道德化代替共情的话,我们将会破坏移情恰当的发展。不仅如此,他说道,共情地理解是让我们有可能去对另一个人的精神生活表达任何观点的唯一方法。

我们追踪了弗洛伊德对于共情和满足的立场,从他1912 年强调的如外科医生般的冷漠情感,到他1913年倡导的同情的理解,以及他在1921 年对于共情的拥护,认为其是唯一的理解另一个人精神生活的方法。在此,我们的目的是要去强调有一些分析师在面对其病人强烈的负面情绪时态度的改变,他们不再如外科医生般的冷漠。

当我们将共情定义为有益且具有治疗性时,共情本身是否就是一种满足?有两条词典上的定义将满足定义为“给予欢乐就使其满意”,两条定义都以“满意”作为同义词。更为近期的一条(1967) 将“满意”定义为“充分地提供他人所渴望的、期待的、需要的东西”。更早的一条(1956)将“满意”定义为“足够地给予”和“终结(需要、需求等)”。或许我们在试图澄清满足与满意在常用语镜中的意义时太过迂腐,然而,“满足”这个特定的词在精神分析师中确能激起罪恶感、焦虑和防御。

共情与内化
如果一位受过训练的精神卫生从业者愿意试着帮助病人减轻他的焦虑、低自尊、无助感和被所爱的对象抛弃的感觉,那么至少必须帮助他减轻一些痛苦,并且恢复一些对未来的希望。既然治疗师将成为病人的需要与渴望的提供者,那么这种减轻痛苦和产生希望的过程可以被视为满足了让人活下去的最低要求,同时也提供了一些满意感。就像所有提供需要的人一样,治疗师将会满足一个正在寻求舒缓自己未经满足的需要的人。由此,治疗师以这种基本的方式满足病人。英代尔发现,分析师通过其稳定、可信以及对病人独特身份的感知来为其提供内隐的满足。因此,满足可以被视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治疗师将自己作为一个潜在的好的自体客体提供给病人,而这是病人过去从未拥有过的。内化这个好的自体客体是病人继续发展自己被抑制的自体必经的过程,这就是科胡特及其同仁在治疗他们的病人时的发现。

在科胡特最后一篇文掌中,他解释了为什么在23 年前,即1959 年的时候,他总结过精神分析需要采用内省-共情的姿态。他引述了自己对于亚历山大强调驱力的生物学方面,包括指向依赖的、以驱力作为燃料的退化这一观点感到不舒服。科胡特也对哈特曼关注社会心理学概念中的适应与依赖而感到惋惜。

科胡特指出,在这些观点的影响下,分析成为了一种道德体系。结果,精神分析变得不太像是以对动力学与起源关系的探索和理解为基础的科学,而更像是一种设定目标的教育方法,并且这些目标是“未被承认且未经质疑的”。根据科胡特所说,病人不仅被导向这些目标,而且还因为一些类似于“他的移情中未被承认且未经质疑的方面”,甚至自己努力尝试去实现这些目标。

科胡特(1982) 强调他同意西方文明中关于知识与独立的价值观,同时补充道,这些价值观未被公开承认的影响和存在扭曲了分析师的感知,干扰了他们让自己的病人开发属于他们自己的核心计划与命运的能力。科胡特坚称这两种价值观干扰了我们对于自体的关键位置及其在人类心理性格中地位的变迁的认可。最重要的是,知识与独立的价值观已经混淆了当代人所特有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精神疾病。

成熟的道德如何干扰共情
有一种强加于人的价值观,就是要尽可能多地了解自己,包括了解我们最可怕的创伤,加上一种期待,就是我们应当尽可能的独立,无论这是否可能影响到我们好的客体关系,这些都是“成熟道德”的例子。科胡特发现分析师常常不经思考地使用“成熟道德”,而这对治疗师与病人的关系是具有破坏性的。

如果治疗师假设病人会自动地理解并接受治疗师本人的“成熟道德”,并且一旦病人的行为没有与治疗师的期待相符合,就要求病人给予解释,那么病人往往会感到完全不被理解、不被关心。这样的态度也会迫使病人永远离开治疗室,致使治疗师深信这个病人是“无法治疗的”,因为治疗师确实没有做任何事情来促使病人离开。

许多病人体验到的共情失败,就像他们还是个孩子时在生命早期体验到的:就像永存于自体中的愤怒在找寻一个开放的、反应性的环境,这与人要寻找新鲜的空气吸入鲜活的肺中是一样的。与人类环境的割裂会被人们体验为对自体的威胁。

案例简述
有一位接受督导的治疗师提供了一个感人的案例,讲的正是一个因共情失败而导致的个案脱落。他第一次遇见病人玛丽是在一个亲子机构的聚会上,他去那里作一个演讲。她后来联络到治疗师,表达了自己对他演讲的欣赏。然后她又说道,她对于自己已经见了两年的治疗师相当不满意,表示想要约见他。这位治疗师意识到,玛丽想要更换治疗师的背后或许有复杂的情绪,所以他说他可以安排一次咨询,看着他们是否适合一起工作。他也感谢了她对于自己演讲的赞美。

玛丽前来咨询,治疗师对她的印象得到了确认。她是-位很有吸引力的女性,三十多岁,个子挺高、苗条、看起来很知性。她已经结婚,有一个年幼的孩子。她在广告业做一份兼职,看起来很胜任那份工作。治疗师没有注意到她身体上的缺陷——童年时患小儿麻痹症而导致的轻微跛足——直到她提起自己患过小儿麻痹症。她还解释了自已买鞋时会遇到问题,尽管那些型号在普通的鞋店就能买到,但只有特殊的款型才适合她。

玛丽显然为自己的外表感到相当自豪,她说自己会花相当多的时间寻找和购买配得上她着装的、漂亮的鞋子。就在此时,治疗师发现自己在考虑此时讨论她的购鞋习惯是否适当,因为这个面谈是为了确定她是否要换他来继续治疗。然而,既然玛丽谈论的是与她童年时的疾病有关的购物,而且毫无疑问,这个疾病是具有创伤性的,他决定不打断她。玛丽继续说道,最近有一款她最喜欢的适合她的鞋子退出市场了,取而代之的新款式她很难穿上。她曾向以前那位治疗师J博士抱怨过这件事,而他略带一些高姿态地问她,为什么她不订做这种“特殊”的鞋子。

童年期残疾的创伤
玛丽告诉这位受督导的治疗师,当她听到这个建议时感到很恐惧,并对她的前任治疗师说:“但是在我还是个孩子时,有好多年就是穿着那种丑极了的‘老太太式'的鞋子。有时候,别人就直接指着那鞋并小声嘀咕。当他们发笑的时候,那是最糟糕的时刻! 当我想到那几年可怕的日子时我仍然会感到颤抖,想起我是如何努力地学习去买普通的鞋子,好让自己看起来和其他人一样!”
治疗师发现自己非常感动,玛丽对于儿时因为残疾而遭受的痛苦羞辱以及她努力克服残疾的过程描述得相当生动。他想知道这位前任的治疗师是如何为他不敏感的建议努力补偿或者道歉的。他并不用想太久,因为玛丽紧接着就告诉了他。

“只要你不是那么虚荣,”她的前任治疗师说道,并且失望地摇摇头。就在这个时候,玛丽说她开始哭了起来。她的哭泣与其说是为了过去那些痛苦的回忆,倒不如说是因为她对治疗师不能理解她的心情而感到非常失望。

“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离他数里之远,好像他从来没有为了我而存在过。我开始想起其他那些类似的评论。突然间,我的愤怒升腾起来,我想,‘我接受这样一个男人的治疗干什么?他根本就不能理解我所说的话!’”

玛丽看着眼前这位治疗师,叹了口气,说道:“就是那个时候,我确定自己必须更换治疗师。我离开了治疗室,第二天打电话给他,只是说我不能再继续治疗了。当他要我去和他讨论这件事时,我说我已经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想还是不去为好。就是那样!”

这位接受督导的治疗师说道:“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他感到松了口气,幸好当初自己没有毫无共情地问她,在第一次会谈时间有限的情况下,讨论她买鞋的过程有什么目的。他特别意识到,上一位治疗师的失败之处并不只是没能回应她童年时期遭受的痛苦,更多是在于他大张旗鼓地反对她的“虚荣”,这让玛丽感到他完全不关心她。前任治疗师暗示她渴望“像其他人一样”被人欣赏、被认为有吸引力的正常愿望是一种病理性自恋,就是否认她与生俱来的展示自我的权力和需要,就像她童年的残疾已经永远地剥夺了她被欣赏的镜映,所以她极度需要这欣赏的镜映来补偿其童年时的创伤。幸运的是,玛丽童年时的经验似乎已经给予了她足够多健康的镜映和志气,足以让她努力克服自己的残疾,最大化地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源。然而她的自尊也足够脆弱,不只是因为小儿麻痹,还因为她的父亲在与她母亲的一次激烈争吵分手之后便突然消失了。

道德成熟的活疗师vs 自负
玛丽对于拥有一个共情的、可以信赖的并且能够敏感地呼应她的父亲形象为她守候的期望,已经因为其父亲的消失而受到严重破坏,也因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她难以相信其他男人是可以信赖的并且是有爱的。她过去之所以接受治疗主要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她在无意识中确信,她童年时的问题造成了父亲的离开,并且继续在阻碍着她自己去爱其他的男人。玛丽很容易就能相信,她所体验到的J 博士的疏远以及该治疗师对她感受的不敏感,都是她——可怜的、残疾的玛丽所能期待的,除非她变成J 傅士以及其他“可以接受的”男人期望中的样子——无论要以怎样神秘的方式变成那样。但是,当她正努力弥补自己的残疾时,J 博士粗鲁地以成熟道德批评她“虚荣”,使她突然意识到她的治疗师对她的理解与她的真实感受之间有巨大的鸿沟。无论治疗师想要在她身上培养什么,那都不是她想要的。

玛丽发现现在这位治疗师在亲子会议上关于父母亲与孩子关系的讨论,似乎让她能够克服对于是否能找到一个值得信任的、足够敏感的治疗师的怀疑。在治疗中,她也发觉他的共情足以让她开始定期见他。随着治疗的进展,她发现他对自己女性化的不安全感有充分的回应,于是敢于再次相信她有可能找到一个值得她信赖和爱的男人。当治疗师在咨询中面对一个已经因先前的治疗经验而对治疗产生幻灭感的病人时,需要拿出最敏感的倾听和想象。共情的方法要求我们坚决站在病人的立场上,不让自己受到试图去“理解”先前的治疗师遇到的困难可能是什么的诱惑。这位接受督导的治疗师在思考他是否应当质疑关于购鞋的讨论时就已经转向了对峙模式。如果他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因小儿麻痹而造成破足对这位女病人对自己吸引力的感受会造成什么影响的话,他也可能也会像J 博士一样让病人产生幻灭,而且可能是永远的幻灭。如果我们总是试着思考,站在病人的立场听我们所说的话会是什么样的感受,那么这样努力的共情很少会将我们引向错误的地方。

共情与诊断
以上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当病人打算离开,或是已经离开了先前的治疗师,并在咨询一位未来的新治疗师时,仔细地倾听与思考非常必要。在这个部分,我们计划探索的是作为诊断工具的共情。

自体心理学家常被人指责目光短浅,意思是说,他们只看到病人的自体状态,其他的什么也看不到。这大体而言是事实,并且符合科胡特(1977 )那个令人兴奋的关于上位自体的概念,那是我们存在的终极试金石,尽管如此,科胡特确实为客体关系问题留下了空间。我们在他广泛的方法中特别看到这一点,他将俄狄浦斯经验视作获得快乐的正常潜力,而不是一个让孩子永远背负着负罪感的经验(除非他经历一次成功的精神分析,为他永远平息俄狄浦斯的魂灵)。

病人想去哪里?
在试探性的、渐进的诊断过程中,有一点很重要,而且最好所有的治疗师和分析师都能采用,就是对病人目前处于什么位置、他将要去向何方给予多种可能性的考虑(实际上,如果病人对此有任何具体想法的话)。病人意识层面想要成长到什么水平以及他似乎有能力达到的水平,与治疗师实际上相信病人能够走多远,有时候会有显著的差异。如果我们仍然固锁在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或者现实的自我心理学中,那么我们可能会感到迫于压力,要将病人辛苦作出明显的或者潜在的俄狄浦斯问题造成的神经症患者。或者我们可能认为病人从前俄狄浦斯期发展的缺陷中获得了某种好处,从而阻碍了正常的自我发展,包括客体关系的发展。不论是哪种情况,病人对自体的考虑很有可能会比治疗师考虑得还多。在我们的经验中,即使我们可能会带着反对夸耀的自恋的成熟道德,去反对把过多的重点放在与客体关系相对的自体上,但如果病人带着一个急迫的“我”的问题前来咨询,就会迫使我们也去考虑“我”。

我们提议,因为我们相信科胡特( 1977, 1984) 曾经提议过,把对自体状态的考虑放在诊断标准的第一位。如果我们记得,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上时是带着个有潜力的核心自体,并且会根据照料他的环境如何响应他的需求而有不同的发展——包括了一些诸如运动、言语、积极和消极的早期趋势——那么我们就能意识到,我们眼前的病人或许正在努力发展出一个真正的核心自体(也就是内聚性自体),或是病人已经超越了这个水平,在寻求一种对俄狄浦斯的理解,那原本可以是欢乐的感受,却转变成了因为有性的感觉或生气的感觉而憎恨自己的感受。

案例简述
让我们看一下桑德拉的案例,她35 岁时接受了这位治疗师的治疗。她最初寻求治疗是因为自己具有极度疏离的感受,“感到没人能理解自己,而且身边空无一人。”她母亲在她两岁半时过世,此后她就被安置在孤儿院里。尽管她对孤儿院的经历几乎没有记忆,但是这并不说明她具有发展性缺陷,因为她经历了母亲过世、被人从自己家里带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孤儿院)里的创伤。
在更为传统和更为发展取向的心理治疗方法中,似乎有一种倾向,就是无视病人早期丧失爱的客体带来的创伤,无视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给病人造成的创伤。不知什么缘故,当时人们假设一个功能完好的两岁半的自我,应当能够超越这种压力和创伤而继续活下去。

这似乎就是桑德拉继母的态度,桑德拉的父亲在她去孤儿院七年之后和这位女士结了婚。桑德拉被带出了孤儿院,住进了父亲和继母的新家,那时她差不多是10 岁。她与继母一起生活的经历有点像灰姑娘的经历,每天都要受到体罚和剥削。

要么是怕父亲后悔带她回来、要么是怕他对她的抱怨生气,桑德拉没有告诉父亲自己受到虐待的事情,她觉得父亲“不知道究竟发坐了什么”。她把所有的事都藏在心里,尤其当她的继母警告她“如果你告诉了你爸爸,对你只会更糟糕,而且他也不会相信你”之后。桑德拉对她悲惨处境的合理说辞是,父亲再婚是为了“给我一个家,他并不爱她”。
她对父亲的理想化一直保持到他去世,那一年桑德拉27 岁。她的继母此后在老人院里安养了几年。父亲死后,桑德拉搬进了一家酒店,过着单身、孤独的生活。她主要的满意感来源是她的秘书工作。在治疗中,她把工作中的每件事的细节都告诉治疗师。她告诉治疗师诸如老板对她随意的态度、同事对她刻薄的评价等自恋性的受伤,这些都会引起她强烈的情绪反应和痛苦感受。她接受这些感受,认为是她应得的,并且回避对它们的剖析。几年以后,治疗仍然是她生存下去的必要部分,她常说:“你总是相信我。从过去到现在,你一直是我的救命绳索。”
治疗师感激地接受这种理想化,并且说道:“当然,我能意识到其他人对你感受的不敏感会令你感到痛苦,那些都是真实的痛苦,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那些对你来说都是可怕的经历,就像你和继母相处时的经历一样。”治疗师对她在捍卫自己时的无助感表示共情,给予她从父母那里从未得到过的贴心反应,同时还不损害她对于过世的父亲的理想化,那可能是她对抗俄狄浦斯罪疚的防御机制。然而,当治疗师有很长一段时间需要出门旅行时,将她转介给了自己的一位同事,那位同事对她的需要却不是那么敏感。

替补治疗师的危险
第二个治疗师对桑德拉的同事攻击她的现实性表示质疑,由此实现了她继母的语言(“他不会相信你”) 。她对他的试探感到暴怒,并且取消了余下的治疗。她自己的治疗师回来后向她道歉,并保证她再也不会把她转介给其他不胜任自体心理学治疗模式的治疗师,因为其他疗法在共情的方式上有太大的差异。

这个病人差一点点就要永远的离开这位治疗师了,就在当她刚刚开始敢要一个属于她自己的男人的时候。尽管桑德拉已经40 岁出头,但是她几乎没有和男人交往的经验。她有吸引力、身材姣好,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自己“很老,没有吸引力”,而且“对男人的了解几乎就像个13 岁的孩子那么多”。治疗师认可了她的说法,尽管是个成年人,但是因为她缺乏经验,当然会觉得自己像个年轻的青少年。

在治疗开始的前几年,桑德拉和治疗师几乎很少提到过男人和性。在大约五年之后,桑德位开始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穿着,并且告诉治疗师,她有时候会自慰。治疗师评论道,她能用自己的身体来愉悦自己是一件好事。于是,她告诉治疗师自己甚至还体验到了性高潮。治疗师再次强调,她能用自己的身体体验狂喜和愉悦是件多么好的事。在比较短的一段时间之后,桑德拉说起想要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然而她还是有点害怕约会。她告诉治疗师,有时候,如果老板的生意伙伴在商务午餐时用调情的方式和她说话,她会手足无措。有一次还是两次,她甚至吐了。

治疗师对她的恐惧感做了共情。最近,当她去商店为自己家买一幅画,商店的老饭乔,提议去她家帮她挂画。桑德拉意识到了这个信息的含义,她同意了。她对治疗师提到,她觉得他对自己有兴趣。桑德拉说,她要打电话给他约定时间,但是她不敢打这个电话。

治疗师问她是不是愿意在治疗期间,由治疗师坐在她身边的时候给乔打电话。桑德拉很高兴,表示自己愿意这么做。她跪在地板上,拨打靠近治疗师的电话,她一字握着治疗师的手,另一只手打电话。治疗师让桑德拉握着她的手,并且全神贯注于她。她似乎放松了下来,声音愉悦、温暖而且很恰当,她和乔定下了约会。在讲了几分钟之后,她挂断了电话,然后倒在座椅上。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道“我做到了,但是我好紧张。我的心在里面狂跳。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做得到。”

治疗师想知道,桑德拉的焦虑是否与她熟悉的对性欲的恐惧有任何关系,还是(或者)与对她父亲的俄狄浦斯渴望有关,治疗师问桑德拉刚才她在想什么,即使她知道桑德拉可能会因为治疗师没有立刻明自她打电话时看似平静的表现背后潜藏的情绪而生气。
然而,这一次桑德拉似乎没有期望治疗师能够读懂她的心思。她叹了口气,说道:“我想我会没事的,直到他发现我是个处女。到那时候我该怎么跟他说呢?我该怎么解释我有着44 岁女人的身体,但是我接受了多年的心理治疗,只是为了学习怎么和男人讲话,而且我还是个处女,从来没有利男人发生过性关系。”

病人对发展受阻的恐惧
治疗师对于潜藏在桑德拉的焦虑背后存在俄狄浦斯情绪的可能性做了自我检查,这让她对桑德拉害怕被她可能的未来男友嘲笑并拒绝的想法做出了一个诊断,桑德拉的恐惧来源于对于自己是否是一个可爱女人的自我形象有所动摇,而不是因为内化了她严厉的继母带给她约超我罪疚感。治疗师感觉到,桑德拉感到尴尬的是,她自认为自己在性方面的发展有些滞后,害怕她未来可能的爱人会在发现这点后对她失去兴趣,好像在桑德拉发展停滞这件事情上有某些没有希望的反常一样。治疗师发现自己处于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这对自体心理学家而言太熟悉不过了:这就是,是否要用基于现实的警告来放慢病人的热情,甚至是激情上升的速度,告诉他们内心的希望可能不会实现,还是冒着病人最后可能希望幻灭的危险,鼓励病人寻求自体的实现。

治疗师决定尊重桑德拉不可避免的担心,那个男人确实可能对她失去兴趣,如果事实证明她太过性压抑的话。而另一方面,治疗师也对桑德拉的恐惧做了共情,即如果她要装出比她自己实际上的情况更有经验的话,这个男人还是有可能会发现她是一个处女,然后对她的欺骗感到生气。治疗师遗憾地承认,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然后她小心地强调,即使是像治疗师那样好的自体客体,也无法完全保证性经验和性吸引总能通向爱和幸福。青少年和年轻的成年人也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这个令人痛苦的事实,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性革命的年代。桑德拉目前所做的事情,正是她青春期后期和成年早期阶段的发展任务,然而因为她当时破碎的自体而被残忍地阻滞了——她父亲最终过世以及她对父亲被迫的理想化,使得这一自然、愉快的俄狄浦斯经验终于变得无法企及。

对不敏感说不的权力
总之,治疗师不想干扰桑德拉充满激情而又微妙的女性气质的展开。治疗师认可桑德拉担心失去未来可能的男友的想法具有其合理性,她建议桑德拉在开始的时候慢慢来,先看着自己是否足够在乎他,希望发展一段持久的关系。治疗师在这里强调了一些常常被忽视的问题:即是,无论她在与男人交往方面是如何缺乏经验以及不确定,她确实是有自己的偏好和厌恶的。于是治疗师告诉桑德拉,她有权力说:“不,这个男人还不够理解我,不值得我把自己痛苦的人生经历暴露在他面前。我已经受到过够多的羞辱和失望了。” 与此同时,治疗师再次传达给桑德拉一个信息,就像一个好的自体客体那样,如果她决定想要冒险试一试,治疗师会在她身边,帮助她计划告诉那个男人哪些内容。

因为治疗师的办公室设在自己家中,桑德拉知道治疗师有一段长期的婚姻关系,因此,治疗师作为一个女人,在预料男性的反应方面更有经验。然而,这种被公认的专长在治疗师这方面,可能会感觉像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家长告诉自己的孩子应该怎样做功课,而不是在帮助病人逾越障碍。治疗师强调了桑德拉与她的讨论是相互的,强调最终还是取决于桑德拉本人想要说什么。治疗师对桑德拉的自主性及其复杂的情感表现出这样审慎的尊重,这缓解了桑德拉的焦虑。她在一阵情绪爆发之后说道:“我厌倦了一个人的生活。我想要有个人作伴。我想要有个男人能够拥抱我、亲吻我、告诉我他关心我。其他女人都有。为什么我不行呢?”
病人对于爱与性满足直截了当的要求代表着治疗师采用谨慎方法的胜利。桑德拉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是否要再一次拒绝一个似乎关心她的男人,只是因为他可能不会接受她的感受和她的自体表象。当然,这是桑德拉在她的继母那里体验到的、重要的、自体破碎的移情关系的再现。桑德拉在两岁半时失去自己的母亲,并且在一个孤儿院里住到近10 岁,桑德拉几乎没有充满爱的、可信赖的自体客体体验。可以想象,有孤儿院里的照料者或者其他孩子陪伴,以及可能是与她亲生母亲在一起时关键的最初两年,关于她自己独立处理各种困难的广泛的能力,她体验过足够多的欣赏,所以自体期待强化了她的无意识夸大性,要求她应当有能力把每一件事都做到完美。

不幸的是,在她的经验当中,尤其是与女人相处的经验中,她悲惨地失败了。她不仅没能留住母亲的生命,还没能让她的继母关心她,而不是虐待她。最终,桑德拉没能获得一个值得信赖的许可,让她可以去寻求父亲的关心和爱。无论她生母与她父亲的关系如何,以及无论她的父亲有什么问题,桑德拉没能感觉到来自父亲的足够的关心,这导致她无法自然而然地期待自己能争取到父亲的支持,对抗她的继母。

充当继母角色的治疗师
就桑德拉的经验而言,当出现了一种三角关系时,那么治疗师,尤其是一位女性治疗师,一定会有抛弃(比如,她过世的生母),或者报复(比如,她的继母)桑德拉的嫌疑。桑德拉可以把这些想象中的反应理解为,对于自己想要从三角关系中的母亲形象或者父亲形象那里索取一些爱的惩罚。但是,对想要从每个人那里获得完美的爱(婴儿期的夸大性期待)的受虐式防御是要人相信,只有当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提供所有他想要的东西时,他才能得到爱,也就是,反转的婴儿期夸大性期待。

当桑德拉在回应那个自然被她吸引的男人,并感觉到自己长期受挫的女性性欲的萌动时,她就会陷入这种受虐式的反应。但是,这里的情况被特别复杂化了,因为治疗师,她的好的自体客体,是一个女人。桑德拉最后能够信任一个女人,让她去帮助她,在一个三角关系中陪伴她吗?而且可以想象,这可能最终会令她脱离治疗师。我们理解,我们正在离开自体关系的范畴,进入客体关系的领域,但是从自体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这在治疗中是不可避免,同时也是我们想要的。这个过程正是在迈向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目标。

在考虑所有有关治疗师对于桑德拉有机会拥有一段性关系的反应时,我们认为她的处理既谨慎又不谨慎(从保守的心理治疗的角度来看),她的目的是帮助桑德拉面对并处理她重要的自体关系和客体关系,即让她感觉自己有资格享受异性带来的满足感。时至今日,在治疗师在督导中报告个案的情况时,桑德拉已经与乔有所进展,并且正在试图克服伴随她一生的,为自己主张某些需求时的焦虑,当她和乔、她的朋友甚至和她老板在一起时,她开始尝试为了自己向他们提出要求。

作为满足感来源的治疗师
既然我们都(出于许多可解释的,以及一些仍旧无法解释的原因)对治疗师(或者其他任何人)的“不小心”或值得质疑的策略感兴趣,那么让我们先来考虑“不小心”这一议题。从传统的弗洛伊德流派的模式或是自我心理学模式来看,治疗师是不应该触碰病人的,因为假设任何肢体接触都等同于婴儿期的满足,将会无法掌控,并且只可能意味着性欲化。

当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鼓励桑德拉打电话给她可能的新男友,桑德拉的反应是“高兴”,并且跪在电话旁边的地毯上,握着治疗师的手,用另一只手打电话。从一个自体心理学家的观点来看,这是当她主动寻求另一个能够给予她性满足的自体客体时,需要保持与自己的好的自体客体——也就是治疗师——有所联络的绝妙表达!桑德拉通过握住治疗师的手来公开表达她需要肢体接触,在治疗师这方面,治疗师会给予她祝福,治疗师没有拒绝与她握手这一事实说明,这似乎是一个完全的(肢体上、语言上、情绪上的)再次肯定,也就是说,治疗师对于她最终决定主动寻求男性的爱是给予祝福的。

事实上,治疗师后来报告,桑德拉能够继续发展出一个内聚性自体,包括个娇弱的、敏感的、性感的女性化自体,这似乎充分证明,有时候在治疗过程中,如果病人向发地做出一个充满感情的触摸动作,治疗师需要去接受它。我们说“需要去”,是因为如果一个治疗师,出于反移情的原因,即他自己的压抑而无法触碰病人,那么对病人来说可能就会遇到一个严重的问题,他将在治疗室中重新经历自己的生理自体被拒绝的过程,已经有许多先例证明,这对于病人发展出一个对自己的可爱程度有自信的内聚性自体是具有毁灭性的。

触碰病人依然是一个深刻的治疗性议题。科胡特在过世前做过一个动人的演讲,那是在1981 年旧金山的自体心理学大会上,他生前所作的最后一次演讲。他非常担忧地向大家解释自己在治疗中的一个行为,他有一个严重抑郁的病人,她很害怕死亡,害怕棺材盖子盖到自己身上的情景,科胡特向她伸出了一个手指,让她握着。科胡特感觉病人对这个动作的回应是,就像一个没有牙齿的婴儿在吮吸母亲的乳房。毫无疑问,科胡特本人也病得很重,他认同了病人对于死亡的恐惧。尽管如此,他所接受的严格的精神分析训练使他对于自己为敢于触碰病人这件事所做的辩护感到非常矛盾,即使她的反应,如他所描述的,像是一个饥饿的婴儿。

在科胡特的病人和桑德拉的案例中,他们都需要治疗师以肢体触碰的方式做共情,以此给他们再一次的确定,他们并不孤独,如果他们去追求任何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治疗师不会因此而撇下他们,并且会对他们的任何需求给予共情的回应。在科胡特的病人对于失去生命的绝望的恐惧,与桑德拉对于永远无法作为个女人获得性欲之爱的绝望的恐惧之间,是一个完整的发展性成长历程。不过,我们所有人似乎都需要一些反复的保证:好的自体客体和共情的人会陪伴着我们。很有可能,婴儿如此需要、如此认可的,充满爱的人类碰触的力量,也是许多成年人在他们自体焦虑或自体绝望时所需要的。如果治疗师由于某种原因对于接纳单纯的人与人的触碰有所压抑,那么这难道不会被病人体验为一种拒绝吗? 而且,治疗师要将自己作为病人从来拥有过的好的自体客体呈献给他,但又拒绝任何碰触,这不也显得很滑稽吗?

我们正在讨论的是有关共情的错综复杂的表达方式。在桑德拉的案例中,治疗师贯穿整个治疗过程的共情帮助她成长为一个温暖、对性有兴趣、自信的女人,这个结果自然的令病人和治疗师双方都感到满足。我们特意使用了“满足”这个词,因为我们相信,治疗结果应当让参与整个治疗性冒险旅程的双方都感到满足。就我们所知,共情是人类独有的能力,它让一个人能够感受另外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并尝试去理解它,并且在理解的基础上,尝试参与进去。从治疗师的立场出发,这种尝试就是以促进其发展的自体客体的身份去分享他人的精神生活,去补偿其双亲自体客体的缺失。更广义上来讲,超越治疗范畴,共情是我们所有人在尝试感受和理解其他人的精神生活时都需要的,那些人包括和我们很亲近的人,也包括我们在职业生涯中必须理解的人,这样我们才能高效率地与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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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8 08:30 | 显示全部楼层
『自体心理学理论与实务』第四章 夸大性自体:暴怒或成就的源泉

科胡特在《自体的重建》中指出,人类的攻击是无反应环镜下的分解产物,他将自恋性暴怒的概念归于此类。在他更为早期的一篇文献《混乱世界中的精神分析》中,科胡特不仅将婴儿期夸大性自体视为自恋性暴怒的来源,同时也将其视作人类的健康抱负与非凡成就的源泉。在大约15 年前的同一篇文意中,科胡特继续问道,自体心理学的概念是否能够制止那种如今足以引发毁灭人类及地球的核战争的自恋性暴怒,并且有助于控制住人类固有的夸大性,维系人类种族的延续。

在一个有限的意义上而言,自体心理学的概念和技术已经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证明,诱使婴儿期的夸大性退化为病理性自恋的自恋性暴怒是可以被驯服的,并且可以通过治疗师对病人古老的镜映需要的调和,而将这种夸大性引导为对其抱负心具有建设性的刺激因素。科胡特已经成功驯服了自恋性暴怒,在他过世后才出版的《精神分析治愈之道》一书中,他将其称为“分析师的两步干预法——让病人一次又一次地体验到被理解,并紧随其后进行解释……”。

所谓“理解”,科胡特的意思当然是指共情,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已经加以描述。在他去世后发表的一篇1982年的文章中,科胡特不仅将共情描述为一种通过对另一个人的自体客体需要作感同身受的理解来收集资料的方式,还视其为“人与人之间强有力的情感纽带”。

然后他引用了一些人们是如何害怕“失去共情性环境”的令人心寒的例子,那时他们只能通过情绪调和来保持自体的生存。他提到了人们对死亡和精神病的恐惧,提到了宇航员对于他们的尸体将永远在太空中兜圈子、无法回到地球家园的恐惧,提到了在纳粹集中营中面对反人性屠杀的可怕的心理后果,还提到了像在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奥尼尔的《长夜漫漫路迢迢》等文学作品中那样,暴露于无共情环境中的恐惧。

通过浸入式的共情来理解自恋性暴怒,这正是运用自体心理学概念的分析师所采用的方法。他尝试帮助病人重新触及婴儿期的夸大性,并且将其释放并接纳,这能为核心自体的抱负心提供能量。科胡特发现,不论是通过失败的分析还是成功的分析,具有自体缺陷的病人在产生主要的自发性移情的同时,将产生一个对于镜映的需要,即病人需要分析师对其兴趣或成就给予共情性的鼓励。当这种“母亲眼中的光彩”没有出现,病人将特征性地反应出自恋性暴怒,其表现形式要么是冰冷的不作反应,要么是对分析师无情的攻击,攻击其弱点以及病人假设的敏感之处,如年龄、专业成就、容貌、装饰品位,或者任何病人可能了解的分析师个人或专业的失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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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8 09:00 | 显示全部楼层
自恋性暴怒:对于完全控制的需要

自恋性暴怒,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其特征都是一种报复某人、让别人收回冒犯的冲动,以及完成这些目标的驱动力,对于那些因受到侮辱而产生的自恋性伤口,报复行动一刻也不得拖延。在科胡特开拓性的论文中,所有的自恋性暴怒均具有这些将征。

因此,具有自恋倾向的人会将“敌人”体验为一个放大的自体“难以驾驭的”部分,并期望对其具有完全的控制。对于那些有深度自恋剥夺的人而言,要去意识到另一个人是不同的,或是让其独立起来,都是对他的一次冒犯和打击。

科胡特写道:
……古老的经验模式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受到自恋性暴怒控制的人表现出……不可改变的愿望,要去遮掩这些对于夸大性自体的冒犯……以及当其失去对镜映自体客体的控制,或是当无所不能的自体客体无法企及时,所出现的绝不宽恕的狂怒。

如果观察者——如,父母、老师、朋友,以及最为重要的治疗师,能表现得足够多共情,那么他就能够觉察到频频引发自恋性暴怒的琐碎刺激所具有的更大的意义,并且能够努力地去理解它,而不是予以反击或是拒绝性的退缩。

科胡特对于自恋性暴怒的广度和深度具有露骨的描述,其丰富的含义至今仍很难被充分地理解。这个问题将在本章节后半部分继续探讨,现在,就让我们先回到治疗师对于自己的感受的挣扎上,这种感受来自于处在自恋性暴怒剧痛中的病人那似乎持续不断且不太适宜的攻击。当病人在我们去度一个很需要的假期前后几周里狠狠地修理我们时,作为专业人士的治疗师也很难做到不咬牙切齿。至少我们感到我们很需要这样的假期,但是要让病人能够接受这点,我们却显得很无动,病人只会在被抛弃的愤怒中哭泣、咒骂或者像石头般的沉默。
有时候我们也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在面对一个突然改期的约会时有同样暴怒的反应。如果病人假定治疗师像他自己身体或心灵中难以驾驭的部分那样失灵了,那么也许我们在那时就能发现这看似不必要的暴怒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作为病人无意识夸大性的参与者,治疗师长久以来都是病人自体的一个强有力但无法加以描述的操控者,治疗师成了病人顺从的精灵,执行甚至预料他的每一个要求。

“但这是婴儿化的,”一个着眼于现实的治疗师会这样反对,同时怀疑这也许是出于治疗师自己的反移情反应:“婴儿确实需要这样的理解和帮助,但是婴儿也需要很快地去发现自己必须要等待,毕竟妈妈不是魔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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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8 09:37 | 显示全部楼层
夸大性:保证VS无助
就像运用自体心理学的治疗师所发现的,对他们表达暴怒的病人仍然无意识地处于夸大性现实的模糊区域,绝望地需要得到保证:自己不会被无助地抛弃在这恐怖的世界中。这样的保证是所有人类神话的精华,无论是宗教神话还是政治神话,从古至今的婴儿都吸取着这些神话。事实上,米勒也发现,父母总是偏向最聪明、反应最积极的婴儿,好像他/她是一位满足婴儿受挫需要的父母,而根本不需要许多的养育。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利用古老的想象夸大性的资源,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被利用的儿童的夸大性,又遭遇到成年人的嘲弄,而不得不用精致的自我克制加以掩饰,我们的术语称之为受虐狂。

受虐狂是如此普遍而又难以治疗,我们无法理解它,除非把它看作对未经释放的、指向自己的自恋性暴怒的绝望阻拦,以防止自己陷入自杀念头。通过满足他人的要求可以获得一些虚假的自我价值感,如果连这也没有,我们的“被剥削者”至少还可以陷入惰性中,然后就是陷入深度的抑郁,或许是自杀。他们是活生生的证明,一个健康的、内聚性的自体需要早期来自母亲般的照料者的“镜映”,这可以给予健康的抱负心以及自尊以至关重要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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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8 12:23 | 显示全部楼层
对赞誉的需要
科胡特是第一个指出赞誉对儿童的重要性的精神分析师,并且他认为每一个成年人毕生都有从某个自体客体处获得欣赏性反应的需要。在1972 年,他强调“现在,人们要克服对待自恋的虚伪态度,就像一百年前的人要克服对待性的虚伪态度一样”。他还说“我们不应该否认自己的抱负心……我们想要闪光的愿望”,而是要认可这些自恋需要的合理性。只有那样才能使婴儿期的夸大性与自我表现的源泉得以发展成为稳定的自尊。

科胡特(1971)维持了他早期的观点,夸大性自体和退化性防御构成了一个正常的发展阶段,退化性防御来自于对全能的双亲影像太早或太突然的失望。这与科恩伯格的立场形成了对比,他认为自恋性的夸大是一种退化固着。然而,马勒等人对普通母亲与孩子的大量观察研究结果证实,(作为更大的分离-个体化阶段的) “练习性”亚阶段有规律的出现。在这个阶段,学步期儿童从爬行到获得人类独有的直立行走姿势,同时也获得了全能与得意的感受以及自信的期待,认为世界现在是、并且永远都将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科胡特还强调,胜利的感觉以及健康的、充满抱负的志向的基础,都是获得直立姿势后所固有的,他说道:
……“直立的姿势”作为发展阶段顺序中最新的收获,是不是最恰当地成为了表达胜利自豪感的象征行为?

他继续暗示“飞行的梦和对飞行的幻想”可以被视为表达人类对自己作为一种头部向上、直立姿态的物种的喜悦感受-——“这被每一代的学步期儿童一再体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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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8 14:08 | 显示全部楼层
自我感觉良好的权利
我们强调夸大性自体,如科胡特所描述的,过去是、现在依然是被看作一个正常的发展阶段。不仅科胡特持有此立场,精神分析发展模式的杰出代表,以及更为传统的弗洛伊德模式的使用者都持有这一立场。这反映出一个观点,即,认为发展过程中的阴茎阶段是重要的,在这个阶段具有表现的需要(3-4 岁的生殖器期)。

就我们自己作为分析师和督导师的经验,以及来自其他分析师的口头及书面描述,我们发现,对夸大性自体的出现表示共情,尤其是在移情过程中时,会遇到情绪上的阻碍。如果治疗师能提醒自己,这个施虐狂的、不知满足的、超级敏感的、反复无常的、毁灭自体的、同时也是毁灭客体的病人,从基本的层面来说,是一个孩子,可悲地被人剥夺了其本不应被剥夺的权利,他需要对自己有好的感觉,那么治疗师就可能更容易理解他。

一位接受督导的治疗师有一个非常棘手的女病人,在每一次面谈中,治疗师都要提醒自己,这位病人经历了怎样的无反应环境、羞辱以及惩罚,只有这样,治疗师才能鼓起勇气面对病人指向她的自恋性暴怒,并对其做出共情。治疗师有时候想朝这位病人吼回去,告诉病人她没有权利如此傲慢地对她,或是为自己辩护,反驳她扭曲的观点,纠正这些错误。每当治疗师尝试后者,病人的暴怒都会上升到发狂的高度,尖叫声会使治疗师担心自己可能被赶出去。一天,治疗师鼓起勇气向她宣布自己的圣诞假期,而这在以往每次都会引起病人的语言中伤,这次病人表现出不详的沉默,然后她突然冲向关着的窗户,用手击打玻璃。

治疗师吓坏了,仍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她没有真的打破玻璃。然后她看见窗子附近的地板上有一块玻璃。治疗师害怕病人会试图用这块玻璃伤害自己或者治疗师。治疗师想知道,病人已经划破自己的手了吗?因为她背对治疗师站在窗前,她不可能看到她的手怎么样了。治疗师试图找出一些共情的话来说,这是唯一能够使病人冷静下来的方法,治疗师问道:“你伤到手了吗?”这立刻让病人感觉到,比起对她的害怕,治疗师更关心她的感受和健康。病人转过身,一言不发,把手伸了出来。双手没有划破,因为玻璃本来有个裂痕,病人一用力,它就掉了出去。

治疗师说:“我真高兴你没有割伤自己。”然后快速地弯腰捡起碎玻璃,在病人的情绪转回暴怒之前把它扔到垃圾箱里。病人看着治疗师,真心地关切道:“小心玻璃,不要伤到你自己。”这是她对治疗师个人第一次表达关怀,并且,感觉上是病人第一次试探性地从消耗人的自恋性暴怒转向一种意识,意识到治疗师是一个分离的个体,也有感受,需要得到别人的关照。

当然,病人之后也经常退化为暴怒的、乱发脾气的婴儿。但是治疗师从此再也没有感受到病人的冷酷无情和自恋性暴怒,再也没有感受到病人那种因为没有得到共情的反应而产生的对惩罚性自体客体作出谋杀性报复的愿望,以前正是那些无共情的环境让病人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人却如此得不到关怀。

关于处在移情的夸大性自体阶段的病人所具有的躯体化问题,科胡特给过我们一些重要的指导,那些就像儿童的发展,夹杂着对治疗师的理想化。科胡特回顾关于上位自体的概念,及其与身体各部位的生理与心理功能关系的意义时,他说过“一个人对自己整个身体-心灵自体的组织图式提供了一种安全感,它加强了个人体验自身某部分的愉悦感及执行某个单一功能的能力。”包括“强大核心自体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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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8 14:21 | 显示全部楼层
躯体化的可怕之处
固着于夸大性自体并且处于自恋性暴怒状态的病人沉浸于恐惧之中,害怕任何暗示他对于自己的身体-心灵自体没有完全控制的迹象。比如,头痛、恶心、便秘或性无能,更不用说一种不知名的疾病,都能令病人陷入看起来像是要自杀般的绝望中。对于一个10 个月大的学步期儿童而言,当他患上某种婴儿时期常见的小病时,他会真的感到很困惑、很害怕:“为什么妈妈不能让我好起来,如果不是妈妈,为什么我自己不能让自己好起来?”早期与严重的疾病、尤其是手术有关的恐惧,常常会被归因到两种情况,一是与母亲般的照料者分离的焦虑,一是儿童对自身攻击性的恐惧,那种朝向(母亲般的)照料者未能保护他免受如此致命体验之苦的攻击。治疗师在病人身上花费了许多小时的精神分析,就是为了帮助这些依旧在与早期恐惧作搏斗的、已经成年的病人“接受”这样一个必要的现实,这些可怕的经验——带来这些创伤的既不是妈妈的过错,也不是孩子的过错,而是不可避免的人生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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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8 14:34 | 显示全部楼层
对自体的暴怒
这里所忽视的一点是,学步期儿童将指向夸大性自体的自恋性暴怒作为最后的希望(并且,在无意识中,也是成年人固着的最后的希望),以此来克服生活对他的身体和心灵施加的可怕冲击。
科胡特(1972)认为某种自我伤害和自杀可以被视为一种表达,病人将自恋性暴怒指向自体的不完美以及随之而来的羞耻感。他认为在自我伤害的案例中,身体-自体( body-self) 中无法接受的部分被体验为一个痛苦的负担,必须要去除(比如,被拒绝的,因而被视为邪恶之物的阴茎)。源于自恋性暴怒的自杀表达的是对自体进行原欲投注的失败。科胡特认为从特征上讲,这种自杀并非由罪恶感触发,而是被空虚感以及死一般的状态或是深层的羞耻感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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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8 14:46 | 显示全部楼层
因生理上的不完美而产生的自体-暴怒

自体心理学对这种无意识夸大性期待的认可,使得治疗师能够以更多的共情来处理病人这令人疲惫且倍感挫折的抱怨,他们因自身的躯体症状无止尽的责备自己。然而,他们对于传统的解释日益感到愤怒和轻视,那些认为他们以躯体的形式体验自己受压抑的、引起负罪感的冲动;或是移情性的解释,认为他们放大自己的不适感是为了从治疗师那里得到同情,正如他们儿时曾寻求母亲的同情一样;或者认为他们需要发展出更多成年人拥有的容忍力,忍受人生的坎坷,包括身体上的疾病。

当然,如果病人是因为自己身体上有问题而产生的不完美感,并因此而对自己产生无意识暴怒,那么这些解释中没有一个触碰到了问题的核心。然而,根据以下几句话的线索而做出的解释,多少可以帮助来访者感到自己被理解了:“似乎在你还很小的时候开始,你就感到自己的身体必须是完美的,这样才能感到足够的安全。所以,难怪你会对自己的身体产生暴怒,因为它用所有这些痛苦让你感到害怕。”

病人对这样的解释可能会显得非常惊讶,尤其是如果治疗师还没有使用自体心理学的模式。他可能会对此不屑一顾,好像没听到一样,然后转向其他的话题。他甚至可能否认这种解释,尽管在前一刻,他还在因自己的抑郁症而谴责自己。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会表示同意,声音中显出轻松的声调,终于有人开始理解这个可怕的情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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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8 15:06 | 显示全部楼层
父母对疾病的愤怒
通常,当病人生病或受伤时,会产生这样的联想:父母会因为自己生病或受伤而生气,好像病人原本可以不让那些情况发生一样。有的时候,在病人的记忆中,母亲或是祖母会在见到他弄伤手指或胃痛时惊慌失措,病人发现自己不得不安慰她们,让她们冷静下来,却忘记了自己的问题。或者,身体柔弱的名声会带来一些让他尴尬的情况,如给他穿得太多,或者不让他参加某些活动,因为那对他来说“太过了,他柔弱的身体受不了”。这样的羞辱不仅会让他对自己感到生气,还会让他对自己以及其他人隐藏致命疾病的征兆,同时还强迫性地忍受身体上的痛苦,并对疼痛持坚忍的态度。

对自体完美性无意识的期待已经支配了他对于自己身体和心灵的态度,病人可能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意识到这点,并且让治疗师也开始意识到其程度。如果治疗师共情地接受这些感受,不认为它荒唐可笑,而是视其为早期发展的自然部分,鉴于其父母对他各种身体问题的无情反应,后来成为了一种不可或缺的保护,那么病人将逐渐开始接受它们,并且视其为不必要的并且是一种危险而不成熟的表现而放弃它们。

病人对自己的身体与心灵不会损伤的夸大性期待常会导致危险的自我忽略,甚至死亡,比如,滥用毒品、酒精,或者进行危险的性行为,如身在早先寻求了适当的治疗,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在治疗师的帮助下,病人逐渐接受自己因身体与心灵难免会出问题而产生自恋性暴怒,这会减轻暴怒的程度,他也将逐渐内化共情的治疗师,让治疗师成为其有反应的自体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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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8 15:22 | 显示全部楼层
病人对治疗师的暴怒
然而,在修通病人对自己身体与心灵脆弱性的自恋性暴怒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是不可避免的,病人会开始对治疗师表达一些暴怒,以及对于治疗师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缺点产生失望。这可能表现为一次突然出现的攻击,比如,在一次面谈开始前,治疗师让病人在门外多等了几分钟,这暗示了前一位病人得到了更多的时间,因而也就得到了更多的关照。

如果治疗师感到比较自信,就会理解病人正积极地将自己转换性内化为一个关爱的自体客体,治疗师也可能会对病人突然的批评感到措手不及,并且可能会失误地进入自我防御状态。治疗师申明自己刚才在面谈过程中接了个电话,或者只是表示疑惑,问病人为什么他会觉得治疗师给予了另一个病人更多的关照,就足以激起病人之前所描述的自恋性暴怒。

如果治疗师多少有些意识,如科胡特所言,意识到一个看似微小的事件也会触动自恋性暴怒,那么他就能意识到,即使只是多等了两分钟,也足以引起病人自恋性暴怒的爆发。对这一冒犯表达出理解就足以令病人冷静下来,病人就能感到,终于有人能够意识到他的过度敏感而产生的体验,以及随后不可避免的暴怒。

但是,如果治疗师坚持自己的防御,即他自己“合理的”解释,那么病人有可能会变得更加暴怒,因为那本不存在的怠慢而感到自己的敏感被治疗师误解甚至是嘲笑了。于是面谈可能转变为僵持的沉默,或是病人提前离开。在治疗师这一方面,在开始被病人内化时就出现这样一个共情缺口,已经足以将病人弹回刚开始接受治疗时的不信任感,这是在病人多年来感到被父母、朋友、爱人,以及其他治疗师所误解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不信任已经很难被克服,即使他遇到一个更为共情的治疗师。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极小的误解,却可能转变为危险的信任撤销,并且可能成为提前结案的序曲,除非治疗师能够发现裂缝何时出现、是如何出现的,去理解它,公开致歉,并且加以运用,用来探索更早期的、深远的失败的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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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8 15:38 | 显示全部楼层
案例简述
举例来说,病人查尔斯因为等待了治疗师两分钟而感到心烦意乱,他过去关于等待一定有过一些特殊的感受。也许查尔斯这次面谈提早了几分钟到达,因此让这额外等待的两分钟显得更长了。当治疗师在面谈中探讨这些内容,发现病人的感受是积极的,几乎是令人兴奋的,因为病人对于自己失眠和偏头痛的关注减退了,与之前的矛盾情绪相比,他对于治疗师的技能产生了新的信心,尤其是对治疗师的敏感性更有信心了。

产生新的信心的感觉让查尔斯想起了自己13岁时看牙医的痛苦经历。他的牙医是一位前海军陆战队员,言谈举止中都显示出强悍的个性,他出人意料地赞扬了病人的坚忍和自我控制。病人回家后,不仅急切地把这件事告诉他易受影响的母亲,还提醒她曾经承诺过的,要带他去霍洛维兹演奏会作为对他去看牙医的奖励。当时,病人拥有作为钢琴家的音乐天赋,以及他致力于成为一个音乐会演奏家的心愿,已经预示了他美好的未来,而这一切都不知怎么,滑入了“要像每个人一样做人们期望你做的事”的阴影中去了。

然而,就在那个下午,当他从牙医那里回到家,为他痛苦的看牙过程终于结束了而松了口气,甚至还感到有些兴奋,因为“那个可怜而邋遢的牙医拍了他的背表示赞许”,查尔斯特别期待两天之后的霍洛维兹演奏会。但是当他回到家时却一直没有见到他的母亲,直到她从妹妹的房间里出来,告诉他极为简短的消息:他的妹妹滑倒在冰面上,扭伤了脚踝。

“嗯,我感到很遗憾,但是扭伤脚也没有那么糟糕,”他结结巴巴地说道。“她只得要休息几天就好了。你知道吗,我今天看过牙医了,他说我真的很能忍耐。你答应过后天要带我去听霍洛维兹演奏会的……”

母亲叹了口气,好像这个提醒是压在她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她马上就要崩溃了。她带着悲剧性的表情看着病人,说道:“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当你妹妹在经历着可怕时光的时候,还想着你的演奏会和拔掉的旧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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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8 15:54 | 显示全部楼层
镜映失败与失去事业
在当时,查尔斯没有理会因其母亲没能理解他而产生的失望感。他走了很长一段路,无意识地想通过强迫性体育锻炼来努力制止自己的自尊退化性地瓦解,这种强迫性地锻炼目前仍是他在治疗中不断挣扎的症状。回顾过去,也许他13 岁时没能得到母亲足够的镜映的经历,是导致他最终不再以音乐作为职业目标的开端,而自从有了比他小一岁半的妹妹,母亲就再也没有满足过他的需要。治疗师(正在接受督导)想知道,病人对于音乐的喜爱是否主要是为了打动他的母亲,而不是一种天生的才能——也许是一个防御性的结构,以此掩盖母亲的镜映不足带给他的深深的自体-缺陷。

因为查尔斯还是继续地玩耍、学习,所以很难了解到他的变化,尽管他玩耍和学习时的注意力集中程度都大不如前了。但是他不再去听演奏会,并最终决定成为一名脊椎指压按摩师,以运动性损伤作为其专长。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以自己为代价,通过从事一种想象中可以帮助那一天受伤的妹妹的职业,来取悦每亲的绝望努力。

当治疗师探索查尔斯对等待产生暴怒背后的原因时,病人和治疗师都找到了一个新的视角。他们发现,病人早期的充分镜映以及对他艺术抱负与理想的尊重都被剥夺了,每当他的妹妹发生任何事,他的需要都会被弃置一边,包括在他遭受痛苦后本应得到奖赏的承诺也被打破。自然,在他看来,治疗师对他刚刚得到缓解的身体问题共情太多,简直让他难以相信。所以他已经对治疗师的延迟,以及似乎更偏向于前一位病人做好了准备。然而,如果治疗师没有共情地探究这道裂痕,病人与作为一个好的自体客体的治疗师那脆弱的联络可能就此被打破并被忽略。这可能会加大治疗师触及病人的夸大性、自恋性暴怒、以及他不成熟的内聚性自体的难度,病人会以受虐式的纵向分裂来加以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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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8 16:15 | 显示全部楼层

纵向分裂
科胡特将纵向分裂(the vertical split)视为对夸大性自体的否认。就如同这个案例中的病人,将自己表现为命运的受害者,并且暗示如果他曾更努力地尝试,说不定已经真的实现了,可惜那些激励措施没能引导他实现自己的目标。治疗师可能会感觉到有聚焦于现实的压力,即,世上并没有命运的受害者一说,并且也许就他的才能而言,他定的期望太高了。当然,这会被病人体验为批评,并会增加他的自恋性暴怒。

治疗师往往很难相信,那个总是将自己表现为受虐者的人,即使他总是无止境地贬低自己,还是真的会对任何批评都非常敏感。传统的治疗模式将病人的抱怨与自我责备视为对于关注的要求,希望他人为他感到难过的感觉作出令人满意的共情反应。这种释义模式确实将目标对准了受虐式自我贬低中潜在的自恋成分。然而,这自恋成分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展示阴茎的愿望,无意识地防御俄狄浦斯挫败造成的绝望与暴怒。但是,正如我们在之前查尔斯的案例中所看到的,在面对一个不作共情、也没有镜映的母亲时,受虐式的自我放弃被证明是唯一有效的姿态。

查尔斯的父亲太过疏远,无法补偿他从孤寂的童年起就已累积起来的自体缺陷。对“妈妈似乎想要的东西”强迫性地顺从,刺激了查尔斯的夸大性愿望,希望或许某天他也能够分享妹妹的中心地位,尤其是通过他真正的音乐天赋。这样一来,他就不必总是遵从母亲所认为的、他的小妹妹应当有的东西。在治疗的过程中,有一点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就是查尔斯的母亲无意识地认同了她的女儿,并且以儿子作为代价来满足女儿,以此来清偿自己小时候的旧账。不幸的是,查尔斯也刺激了他母亲对于她的兄长以及她疏离的父亲的憎恶,查尔斯只是太像她的丈夫了。所以查尔斯的夸大性自体-期待,希望自己能以某种神奇的方式赢得母亲的心,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样的失败就会向查尔斯证明,他是完全不惹人爱的、应当去死,也就是说,表明他将自恋性暴怒转向了自己,而不是指向挫败他的母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受虐式的生活方式——他的抑郁症、他被贬低的职业以及他因未能成为一个音乐家而作的自我鞭挞——都是他针对自己的自恋性暴怒的出口,并且有可能是保护他免于自杀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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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8 16:57 | 显示全部楼层
将治疗师内化
查尔斯害怕重新体验他儿时就已经知道的无助感,那种被一个自己如此绝望地需要着的人忽视或是不公平地批评的无助感。治疗师逐渐清楚,查尔斯无法克制自己仍旧怀有的指向自体的自恋性暴怒,因为那是抵御其母亲施虐的防御机制,除非他将治疗师内化为一个可靠而共情的自体客体,以此提升并巩固自己的自尊。
这种内化必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分析师共情性地接纳查尔斯对自己的受虐式的自恋性暴怒,以及对分析师的夸大的自恋性暴怒;第二个方面是,内化过程还应当包括查尔斯对于分析师是一个可信的、关怀的自体客体具有持久的信念。尽管治疗师作为一个人有其毫不可避免的缺点,同时治疗师有他自己的问题以及除了查尔斯以外的自己的生活。

这个信念伴随着治疗师的关心不断发展,使得查尔斯有可能发展出可靠的自尊与自体恒常感(self-constancy)。意识到治疗师关心自己,包括自己的核心自体,使得查尔斯随后能够接受其他人的需要,将其看作人生中的现实,而非对于查尔斯的存在构成的侮辱。通过将治疗师内化为他从未拥有过的、关心他的父母,查尔斯可以释放锁在他婴儿期夸大自体中的能量,将其用于自身的成长,过一种更加自体实现的生活,包括去爱其他人,尽管他们有自己的缺点。查尔斯也有能力回归自己的音乐梦想,既为了个人的自体实现,也是一座可以接受的通向他人的展示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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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8 17:10 | 显示全部楼层
处理自恋性暴怒
查尔斯这个案例的积极结果,渴望鼓励治疗师们运用自体心理学的模式来处理自恋性暴怒,无论它是隐藏在受虑的自体姿态中,还是外显地聚焦于治疗师,不屈不挠地攻击其所有令他失望之处。尤其是,自体破碎的病人因治疗师是一个独立的人,而且拥有自己的生活这一“暴行”而责备治疗师。

即使是这样,对治疗师来说,要去共情地接受病人的暴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就是说,要试图去理解为什么在那么多的失望之中,这一个失望现在出现,它在起源上有什么重要意义。然而,要去处理倾泻而出的爱和尖酸刻薄的恨都不是容易的事,而在我们聚焦于病理性的俄狄浦斯问题的过程中,却已经开始习惯这些情况。治疗师需要始终如一地记住自恋性暴怒的婴儿化背景,以及对病人对于体验到治疗师是一个分离的人的早期恐惧,这意味着治疗师不可避免地不能完全成为一个触手可及的好的自体客体。这样治疗师就不会太过频繁地跌入愤怒中,感到病人就像一个孩子般不断提出要求。相反,治疗师会深深地意识到,病人需要镜映来支持他健康的抱负心,而这个需求在最恰当的阶段却没有得到接纳。

如科胡特所言,不难想象,正如我们毕生渴望全能的父母的影像,希望它有幸能被修正成为一个滋养性的自体客体,我们也倾向于寻找无所不能的喜悦感受,在那种感受下,我们能够再次控制宇宙。希望这种全能的喜悦感也有幸能被修正为健康的抱负心,成为我们健康的双极自体中必要的部分。假设我们听从了弗洛伊德的建议去探索人类的神话,以此获得对人类无意识的洞察。科胡特这样做了,他提出了奥德修斯的神话,在那个故事中他救了自己儿子的命,而不是俄狄浦斯的神话,出于对别人所声称的天生对手的恐惧,差点在儿子出生时亲手杀了他。从探索神话的立场,我们可以质问,人类的抱负心得以健康发展的存在基础,是如何被毁灭自体的宗教和政府所施加的可怕威胁所侵蚀的,他们的目标就是毁灭“危险的”个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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