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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心理治疗』第一章导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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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11 10: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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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心理治疗』第一章导论3

人本心理学家——耀眼的美国亲戚

欧洲存在精神分析风潮一方面是想把哲学概念应用到临床关于人的研究,另一方面则是对佛洛伊德关于人的模式的反动。美国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开始酝酿类似的运动,到一九六〇年代正式浮现并结合起来,到一九七〇年代全面引领风骚。

学术心理学在一九五〇年代之前,一直由两个主要意识型态的学派所主导,第一个(到目前为止,也是支配最久的)是科学的实证行为主义,第二个则是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一九三〇年代末期到一九四〇年代,病态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首度发出微弱的不同声音,他们不自在地共存于实验心理学堡垒中。逐渐地,一些人格理论家(例如艾波特、穆瑞、墨菲,以及稍后的凯利、马斯洛、罗杰斯和罗洛•梅)越来越不愿受限于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派的范畴,他们认为这两个关于人类的思想体系,都把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些重要特质排除在外,例如:选择、价值、爱、创造力、自我觉察、人类潜能。到一九五〇年,他们正式建立一个新的学派,称之为人本心理学。有时人本心理学被称为心理学的“第三势力”(另外两个就是行为主义和佛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心理学),这个学派逐渐成为茁壮的组织,会员越来越多,每年的大会都有数千名心理卫生专业人士参加。一九六一年,美国人本心理学会创办《人本心理学期刊》,编辑委员包括了知名人物如罗杰斯、罗洛•梅、芒福德、葛德斯登、布勒、马斯洛、赫胥黎和布金妥。

逐渐茁壮的组织企图为自己定位,而在一九六二年发表正式声明:

人本心理学主要是关心人类的能力和潜能,不论是实证哲学家或行为学家的理论,或是古典精神分析理论,都一直缺乏这方面的系统性研究,例如爱、创造力、自我、成长、有机体、基本需要的满足、自我实现、高等价值、存在、逐渐变化、自发、玩乐、幽默、情感、自然状态、温暖、自我超越、客观性、自主性、责任、意义、公平竞争、超越的经验、心理健康,以及种种相关的概念。

一九六三年,当时的学会主席布金妥提出五个基本假设:

一、人不等于其部分的总合(也就是说,不能透过科学对人部分功能的研究来了解人)。
二、人之所以为人,有其人性的脉络(也就是说,部分功能的研究忽略了人际经验的影响)。
三、人有觉察的能力(心理学如果不认识人连贯而多层次的自我觉察,就无法了解人)。
四、人有选择的能力(人并不是其存在的旁观者,他能创造自己的经验)。
五、人是有意向的(人指向未来,人有其目的、价值和意义)。①【这里的意向不同于哲学对“意向性”的专业用法,后者是指意识总是朝向某个对象的现象,也就是说,意识是指对某件事物的意识。】

在这些反对决定论的早期宣言中,强调自由、选择、目的、价值、责任,致力于肯定每一个人独特的经验世界,对本书的存在参考架构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美国人本心理学的领域绝不等同于欧陆的存在传统,两者所强调的重点有个基本差异。欧洲的存在传统一直强调人类的限制和存在的悲剧面,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欧洲人比较受到地理和种族的限制,较常面临战争、死亡和存在的不确定性。美国(及其孕育的人本心理学)则浸浴在开阔、乐观、无限的视野和实用主义的时代精神中。因此,存在思潮引进美国后,也发生系统性的改变,每个基本信条都有明确的新世界特色。欧洲的重点放在限制,以及面临并接受自己对不确定性和失去生命的焦虑感,相反的,人本心理学家较少谈到限制和偶发事故,而较常谈到潜能的发展;较少谈接受,而较常谈觉察;较少谈焦虑,而较常谈高峰经验与海洋经验;较少谈生命的意义,而是谈自我实现;较少谈分离和根本的孤独,而是谈我与你的相会。

一九六〇年代,反文化运动及其伴随的社会现象卷入人本心理学的运动,比如言论自由运动、花派嬉皮(flowerchildren)②、药物文化、人类潜能运动、性爱革命,整个学会倏地发展出各种面向,人本心理学的大伞非常慷慨,很快就涵盖了各种彼此间很少对话的学派,令人眼花撩乱,有完形治疗、超个人治疗、会心团体、全人医学、心理综合学、苏菲神秘传统,还有许许多多学派都生气抖擞地走进舞台。新的风潮对心理治疗的意含造成重大的影响,强调快乐主义(“只要喜欢,就去做”)、反智主义(认为任何认知取向都是在“强暴心灵”)、个人的满足(“做自己的事”、“高峰经验”)以及自我实现(除了出身存在哲学传统的罗洛•梅之外,大部分人本心理学家都相信人类变成完美的可能性)。【②因其常佩花或手持鲜花宣扬和平与爱而得名。】

这些绽放的风潮,特别是反智主义,很快就造成人本心理学和学术圈的分裂,具有学术地位的人本心理学家对这些同伴感到不安而逐渐脱离。波尔斯(Fritz Peris〉本身并不是纪律的拥护者,但也对“到处是专家”、“任何事都可以”、“立即的感官觉察”等取向表达高度的担心,最后,三位最初领导人本心理学的重要人物——罗洛•梅、罗杰斯、马斯洛,都对这种非理性的风潮感到越来越无所适从,而逐渐退出积极领导的地位。

所以,存在心理治疗和人本心理学有一份模糊的关系,两者共有相同的宗旨,而许多人本心理学家也是以存在为导向,其中包括马斯洛、波尔斯、布金妥、布勒,特别是罗洛•梅,本书会常常提到他们。

 楼主| 发表于 2018-3-11 10:18 | 显示全部楼层
人本精神分析师——家族的朋友

还有一群相关的人,我称之为“人本精神分析师”,是从我所描述的谱系早期分裂出去的人,虽然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相关的族群,可是他们的工作却非常接近,这群人的重要喉舌有兰克、荷妮、佛洛姆和凯泽尔(Helmuth Kaiser),他们都接受过欧洲佛洛伊德式精神分析传统的训练,后来移民美国,除了兰克,都是在美国知识分子圏中完成他们的主要贡献。他们都反对佛洛伊德关于人类行为的本能支配模式,各自提出不同的重要修正。虽然每一位的工作范围都很广泛,可是各自都有一段时间把重心放在存在治疗的某个面向。兰克的贡献被日后的诠释者贝克(Ernest Becker)发扬光大,他强调意志和死亡焦虑的重要;荷妮认为未来是影响行为的重要角色(个体的动机来自意图、理想和目标,而不是由过去的事件所形塑和决定);佛洛姆生动地阐明自由在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造成的恐惧;而凯泽尔则处理责任和孤独的议题。

除了这些主要的哲学家、人本心理学家和人本取向的精神分析师之外,存在治疗的谱系还包括另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伟大的作家,他们探索并阐述存在的议题,不输上述的专业同道,这些人包括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托尔斯泰(Tolstoy)、卡夫卡(Kafka)、沙特、卡缪,还有许多其他著名的导师,都会在本书中常常提到。佛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讨论伊底帕斯情结时,指出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留存下来,是因为读者心中会有某种东西一跃而出,拥抱真理。虚构人物中的真理使我们感动,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真理。此外,伟大的文学作品还教导我们认识自己,因为这些作品真实得令人感到刺痛,就像任何临床数据一样真实:伟大的小说家,不论其人格与各种小说中的角色如何不同,终究是高度坦露自我的人。怀尔德(Thornton Wilder,1897-1975,美国小说家、剧作家)曾写道:“如果伊莉沙白女王(Queen Elizabeth)或绯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或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阅读自己的传记,他们会宣称:‘啊!并没有泄露我的秘密!’可是,如果娜塔莎•罗斯托夫(Natasha Rostov)阅读《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她会用双手遮住脸,惊呼:‘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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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3-11 11:24 | 显示全部楼层
存在治疗与学术圏

我先前把存在治疗比拟成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无法进入学术圈。缺少精神医学和心理学界的学术支持,对存在治疗这个领域有很重大的影响,因为主流学术机构掌控所有重要的资源管道,可以影响临床训练的发展,如医师和学者的训练、研究基金、证照制度,以及学术期刊的出版。

我觉得值得花一点时间想一想为什么存在取向会这么受到学术体制的孤立,答案主要在于知识的根据,亦即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知道了什么?学术的精神医学和心理学是根据实证主义的传统,重视实证的研究,视之为证实知识的方法。想一想典型的学者生涯(我所说的不只是出于观察,也是出于我自己二十年来的学术生涯):年轻的讲师或助理教授是因为实证研究的倾向和动机而被雇用,之后因为周密有条理的进行研究,而得到回报和升迁。最重要的终身职教授主要也是根据刊登在科学期刊上的实证研究数量,其他因素如教学技巧或与实证无关的书籍、选文、论文,都被列为次要的考量。

学者要想在存在议题上进行实证的探究,以开拓学术生涯,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存在治疗的基本宗旨很难或不适于应用到实证研究。例如实证研究的方法需要研究者复杂的有机体切割开来,研究组成的各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必须单纯到足以接受实证的研究,可是这种原则无法应用到基本的存在原则。法兰克说了一个故事,可以说明这种情形。

两个邻居发生严重的争执,一位宣称对方的猫吃了他的奶油,所以要求赔偿,由于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两人把猫带去找村里的智者,请他评判。智者问控告者:“猫吃了多少奶油?”他回答:“十磅。”智者把这只猫放到秤盘上,天啊!牠的重量刚好十磅。智者宣布:“太奇妙了!我们知道奶油在这里,可是猫在哪儿呢?”

猫在哪儿呢?把所有部分聚合起来,并不能重新建构出生命。基本的人本信条就是“人大于部分的总合”,不论我们再怎么周密地了解心灵的各个组成部分,例如意识和潜意识,超我、“自我”和本我,还是无法了解最重要的核心作用,就是拥有潜意识(或超我、本我、“自我”)的这个人本身。此外,实证取向无法帮助人学习各个心理结构对人的意义为何,我们永远无法从组成部分的研究得到意义,因为意义并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而是由掌管所有部分的这个人所创造出来的。

可是,存在取向对实证研究还有一个比“猫在哪儿?”更基本的问题。罗洛•梅在界定存在主义时,曾间接暗示过这个问题,他的界定是:“在主体和客体间的裂缝之下,致力于认识人,这个裂缝使文艺复兴之后不久兴起的西方思潮和科学感到迷惑。”让我们仔细看一下“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裂缝”,存在的立场挑战了传统的笛卡儿式世界观,他的世界观充满了客体和感知这些客体的主体,显然的,这正是科学方法的基本前提——许多客体具备有限的性质,可以透过客观的研究来了解。存在的立场则切入主体一客体裂缝之下,不只把人看成可以在适当环境下感知外在现实的主体,也将人视为参与现实建构的意识。为了强调这一点,海德格不断谈到人类是“此在”(dasein),da意为“那里”,是指人在那里的事实,是一个组成的客体(一种“经验的‘自我’”),可是,同时也组成了世界(也就是一个“超越的‘自我’”),“此在”同时指给予者和被认识者,所以每一个“此在”组成了自己的世界。要以相同的标准工具来研究所有人类,好像他们居住在相同的客观世界,无异于在观察中犯下严重的错误。

可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心理治疗的实证研究的限制,并不仅止于存在取向的治疗,只是在存在取向中可以更明显地看见这些限制。只要是深入个人经验的治疗,任何意识型态的心理治疗实证研究都会造成错误,只能得到有限的价值。大家都知道,三十年来关于心理治疗的研究,对心理治疗实务并没有什么影响,事实上,建立实证心理治疗研究的罗杰斯悲哀地提到,研究心理治疗的人并没有认真把研究结果用来改变他们的心理治疗方法。

大家也都知道,大部分临床工作者一旦结束论文或是得到终身职,就不再做实证研究。如果实证研究是寻找真理、认识真理的有效方法,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师在完成学术的必要条件后,为什么不再继续研究呢?我相信是因为当临床工作者真正成熟后,开始逐渐体会在心理治疗实证研究中有许多非常巨大的问题。

我个人的经验或可加以说明。几年前,我和两位同仁进行一项关于会心团体的过程与结果的大型研究计划,我们把结果出版成一本书《会心团体:最初的事实》(Encounter Groups: First Facts),立刻获得好评,被誉为精确临床工作的基准,同时也受到许多人本心理学家的大肆抨击,事实上,前述的《人本心理学期刊》还有一篇特别猛力批评我们工作的文章。两位同仁对这些批评回复了丰富有力的答辩,可是我没有这么做,一方面我完全沉浸于现在这本书的写作,另一方面,在我内心深处也怀疑这项研究的意义,但不是出于公众所批评的理由,而是另有原因:我无法相信高度技术性、计算机化的统计方法足以如实描绘参与者的真实经验。这项研究的主要方法学的一项发现,特别令我感到困扰,我们运用了大量心理学工具来评估每一位会心团体成员有多少改变,以好几种不同的观点来测量结果:一、参与者本身的观点;二、团体领导者的观点;三、其他参与成员的观点;四、参与者社交网络的观点。这四种关于改变的观点,彼此的相关性是零!换句话说,关于某人改变多少的不同资料来源完全没有交集。

当然了,有许多统计方法可以“处理”这种研究结果,可是,事实是结果的评估与资料的来源有很大的关系。这个研究计划的问题还不只这一点,它还连带使我们怀疑每一个心理治疗的研究结果,因为我们运用越多的方法来评估结果时,就会发现越不能肯定研究的结果!

研究者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一个方法是借着提出较少的问题,以提高信度,而且只依据单一的数据来源;另一个常见的方法就是避开“不稳定”或主观的标准,只测量客观的标准,比如酒精的消耗量、配偶在特定期间中插嘴的次数、食物的咀嚼次数、皮肤的电流反应,或是观看裸体少女时阴茎胀大的程度。可是当研究者试图测量重要的因素,比如爱人或照顾别人的能力、对生活的热情、决断力、慷慨的程度、生气勃勃的程度、自主性、自发性、幽默感、勇气或是对生活的投入时,就无可奈何了。一次又一次,心理治疗的研究会面临生命的基本事实——结果的精确度与研究变量的琐碎程度成正比。多么奇怪的科学!

还有什么不同的选择呢?要了解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最适当的就是“现象学”的方法。直接去看现象本身,不以“标准化”的工具和假设的前提来与他人相会,这样才可能“限制住”自己的世界观,而进入他人的经验世界。这种认识另一个人的方式才是最恰当的心理治疗——每一位好的治疗师都试图以这种方式与病人产生关系,这就是同理心、在场感、真诚倾听、不批判的接纳,以罗洛•梅的措辞来说,就是“受过训练的天真”态度。存在治疗师总是鼓励治疗师要了解病人的私密世界,而不是把焦点放在病人以什么方式偏离“常态”。可是根据其定义,这种现象学的取向是无法实证的,这会使努力得到高度科学准则的研究者感到彷徨,觉得仍有迄今无法解决的问题。

虽然有上述异议存在,可是我的专业训练却驱使我深入研究这四项基本的存在关怀——死亡、自由、孤独、无意义。当然,细心的研究可以照亮好几个重要的探索领域,例如,硏究可以告诉我们病人常常是多么明显地关心存在议题,以及治疗师有多常意识到这些关切。

由于许多存在的主题不曾被科学家清楚研究过,所以我也检视其他不同的硏究领域,试图找到与这个主题相关的研究,比如第六章讨论到“控制观”的研究,因为这个硏究和责任与意志有关。

有些主题无法进行实证研究,却有讨论的必要,研究者因此抽取出部分问题,以便于研究。例如,有许多“死亡焦虑”的量表用来研究恐惧的现象,可是因为过于肤浅又抱持以常态做依据的态度,所以无法有所启发。我想到一个关于人在黑夜寻找钥匙的故事,他不在遗失钥匙的暗巷搜寻,却到较亮的街灯下寻找。我在引用这些只处理部分问题的研究时,会加上适当的警语。

还有一些范畴的知识是必须以直觉去获取的,某些存在的真理是如此清晰可靠,根本就不需要逻辑论据或实证研究证明。神经心理学家赖胥里(Karl Lashley)曾说:“如果你教会一只狗拉小提琴,就不需要以弦乐四重奏才能证明。”

我试图以清楚易懂、避免专业术语的方式来写这本书,好使一般读者也能了解。可是,我设定的基本读者群是学生和心理治疗师。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虽然我假定读者并没有受过正式的哲学教育,但仍假定读者具有一些临床背景,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把这本书当成“首要”或完善的心理治疗教科书,而是期望读者能熟悉一般的临床解释体系。所以,当我以存在的参考架构来描述临床现象时,不会再说明其他的解释模式。我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基于存在的关怀,来描述一种条理清楚的心理治疗方式,使大部分治疗师暗中采用的做法能得到明确的地位。

我不想妄称自己是在谈精神病理和心理治疗的理论,而是提出一种典范,一种心理学的建构,向临床工作者提供解释的体系——使治疗师能从一大堆临床数据中跳出来,规划系统化心理治疗策略的体系。这个典范拥有相当大的解释力量,它非常俭省(只根据少数几个基本假设),却非常好用(基于经验而有的假设,是每一个内省的人都可以凭直觉了解的)。此外,它也是基于人本的典范,符合治疗工作中深刻的人性。

但它只是一个典范,而不是唯一的典范,对某些病人有用,却不是对所有病人都有用;某些治疗师会采用,却不是所有治疗师都必须采用。存在导向只是众多临床取向中的一种,它可以重新解读临床数据,但就像其他典范一样,并没有绝对的领导权,也不能解释所有行为。人类太过复杂,不可能以一种典范来完全涵盖。

存在注定是自由的,所以也是不确定的。文化习俗和心理学概念常常使我们看不清这种事态,可是当面临一个人的存在处境时,却会提醒我们,诸多典范只是对抗不确定性的痛苦时,能有一层自己创造的薄薄屛障罢了。成熟的治疗师不论是采用存在理论的取向或是其他取向时,必须能承受这个根本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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