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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抗自己——自杀心理研究(连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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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5 09: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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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赵康 于 2018-8-19 07:36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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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人对抗自己(自杀心理研究)
作    者 (美)门林格尔 译    者冯川
ISBN 10位[7221012237]13位[9787221012234]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4-5-1

在《人对抗自己》中,门林格尔对死亡本能和自我毁灭倾向作了全面的考察和分析。他认为:人性中固有的破坏冲动总是要竭力寻求宣泄,如果这种破坏冲动不能施之于外界,其必然结果就是转而施之于自己。这就是各种形式的自杀的根源。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以他自己所选定的方式,或快或慢、或迟或早、或直接或间接地在杀死他自己。要想与这种自杀倾向相对抗,首要的一步乃是真正认识到:自我毁灭确实根植于人们的天性,人们必须熟悉它的各种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才能作出相应的努力来与这种根深蒂固的死亡本能抗衡。


 楼主| 发表于 2018-7-5 09:2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赵康 于 2018-7-5 09:39 编辑

                  『人对抗自己-自杀心理研究』                                                       
   [美]卡尔•门林格尔/著   冯川译 苏克 校译

绪  言


世界到处充满仇恨,人们自相残杀,我们的文明就建立在被掠夺的民族和被破坏的自然资源的灰烬之上。所有这些,都已经丝毫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然而把这种破坏性,把我们内心中这种精神毒素的证据与一种本能联系起来,并拿这种本能与一种关联着爱的仁慈有益的本能相对应,却是弗洛伊德天才的又一朵花朵。我们终于知道,正像儿童必须学会明智地爱一样,他也必须学会正确地恨,学会把种种破坏性倾向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实际威胁着他的敌人身上,而不是转移到那些友好的、没有自卫能力的、更经常成为破坏性能量的牺牲品的人们身上。

然而事实却是:每个人最终仍以他自己选择的方式,或快或慢、或迟或早地杀死他自己。我们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这一点;我们眼前有这样多的例证证明了这一点。自杀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正是这些方法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有些方法吸引了外科医生,有些方法吸引了律师和牧师,有些方法吸引了心脏病专家,有些方法吸引了社会学家(,而所有这些方法,一定会使那些把人格视为整体、把医学视为民族药方的人发生兴趣。

我相信:我们对抗自我毁灭最好的防御措施,乃是勇敢地运用理智于人性现象学。如果自我毁灭出自我们的天性,那么最好让我们认识这种天性,认识其所有变化多端的表现形式。从根本原理的角度去透视自我毁灭的所有不同形式,似将合乎逻辑地导向自我保存,导向医学科学观点的统一。

本书试图沿着这一方向,综合和推进由费伦齐、格罗代克、杰利弗、怀特、亚历山大、席美尔等人开创的事业,这些人不断地应用上述原理去理解人的疾病,以及所有那些我们认为应视为变相自杀形成的放异和屈服。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要把握这些证据是多么艰难,也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一理论在某些方面具有推论的性质;但是我恳请读者认真研究这一理论。我认为:有一个理论,哪怕是一个错误的理论,也胜过把种种摩件归因于纯粹的偶然性。“偶然性”(Chance)的解释把我们置于黑暗之中,而理论却可以导致我们对它的确信或推翻。

卡尔•门林格尔


第一部 破坏

第一章爱与死

无论我们如何尝试,也难以用和谐一词来想象我们的宇宙;相反,我们到处面对着冲突的证据。爱与恨、生产与浪费、创造与破坏……种种对立倾向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反倒显得是这个世界的动力中心。人在自己匆忙的一生中,经历了多少疾病与事故、猛兽和细菌的磨难,遭遇过多少自然界恶势力的威胁,面对过多少同胞复仇的危险。为了避免人类的毁灭,凭借科学知识的薄弱防线,人类不断地反抗着难以数计的破坏性力量。无怪乎惊恐的人类为了寻求庇护,宁可更多地把目光转向巫术和迷信,而不是转向医学。

过去几年中,俄亥俄河、密西西比河以及其他河流上涨的洪水,不断地吞没着田野和人口众多的城市,扫荡了房舍、家园、书箱和宝藏,卷走了成千上万人的食品和工厂。与此同时,在同一个国度内,树木死于干旱,草场在热浪中枯萎,牛群在饥渴中消亡。到处都听不见鸟儿的叫声,到处都看不见野兽的踪迹,昔日一片青翠的景致,如今代之以层灰褐色的痂皮。而且,最近太平洋海岸一连串的地赛,摧毁了人们多年来辛勤劳动的成果,与此同时,大西洋海岸也受到飓风和暴雨的横扫。

大自然以其狂暴的愤怒把毁灭发泄给成千上万毫无防御能力的人们,与此同时,更多的人则躺在医院里,或快或慢地死于细菌、毒素和癌症的侵袭。除了这些痛苦之外,每天的生活追求中更有无数散在的意外事件发生,不时把死亡和破坏突然地、出人意料地带来人间。

有人也许以为:面对命运和自然的强大打击,人们会团结起来,以兄弟之情坚定不移地反抗死亡和破坏。然而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任何人只要研究过人的行为,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自身内部的敌人。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使大地蒙受灾难的某些破坏活动乃是出自人的自我毁灭;而联合外部力量以攻击自身的存在,这一人类的非凡嗜好,实属最令人瞠目的生物现象之一。

人翱翔在古老而美丽的城市上空,将炸弹倾泻于博物馆、教堂,倾泻于伟大的建筑物和幼小的儿童们身上。他们因此竟受到官方的嘉奖,而官方所代表的两亿人民,每天都以纳税的方式将金钱用于狂热地制造杀人武器,去毁灭那些和他们一样的人;这些人也和他们一样,具有同样的本能、同样的感觉、同样的一点小小的欢乐,而且也同样意识到,一旦死神来临,所有这一切立刻不复存在。

如果有谁匆匆地浏览一下我们这个星球,他所看见的就将是以上情形;而如果他更仔细地观察个人和集体的生活,他所看见的情形,则会使他更加困惑。他会看见争吵、仇恨、斗殴、无谓的浪费、随意的破坏。他会看见人们牺牲自己去损害他人,而且处心积虑地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缩短大限来临之前那可怜而又短暂的停留,即我们所说的生命。最奇怪的是,他会看见有些人仿佛再也找不到别的东西来毁坏,于是索性掉转枪口对准自己的胸膛。

我想,这种情形不管是否会使火星上的来访者感到困惑,至少它肯定会使有些人大惑不解,这些人也跟我们有时候一样,总是假定人所追求的就是他们口头上所说的生命、自由和幸福。

例如,医生每天都怀着坚定的信念从事他的工作,他相信他是在响应他人的呼唤去延长他人的生命和减轻他人的痛苦。他赋予生命以巨大的价值,并且认为他对待生命的态度乃是人们普遍的态度。他煞费精神、身心交瘁地去抢救一个弃儿或一个老人的生命。他天真地赞同这样一个绝对真理,即自我保存乃是生命的第一要义。他觉得自己是人类的救星,是反抗接踵而来的死神之堡垒。

突然或渐渐有一天,他的信念幻灭了。他发现病人往往并不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希望恢复健康。他发现那些热心守候在病人身旁的亲属,往往也并不希望病人恢复健康。他发现他的种种努力不仅要与自然、细菌、病毒较量,而且还得与病人心中某些反常任性的魔鬼较量。一位老教授曾对我说:内科医生必须竭尽全力防止病人家属杀死病人,其余的一切就只有听凭上帝(偶尔也听凭外科医生)了。但事实上,老练的内科医生所做的比这还多。他不仅要防止病人亲属,而且还得防止病人本人做出那些有利于疾病而不利于健康的事情。

正是基于这样的发现,弗洛伊德才形成了他关于死亡本能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我们每个人身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强烈的自我毁灭倾向,这种倾向在许多环境因素汇合起来的特殊情况下,就会导致实际发生的自杀行为。

但有人会问:如果有某种巨大的死亡冲动支配着我们大家,如果我们内心都希望去死,那么为什么我们许多人还要拼命地去反抗死亡呢?为什么我们大家并没有像某些哲学家建议的那样去自杀呢?在某种意义上,去研究人为什么尽管面临外部和内部的重重困难却仍然愿意活下去,不是比去证明人为什么要死更合乎逻辑吗?因为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长生不老,而是所有的人最终都也、有一死。换句话说,为什么希望长生不老或哪怕是暂时不死的愿望,往往能够战胜死的愿望呢?

对此,弗洛伊德进一步假设说: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让我们称它们是人格中的建设性倾向和破坏性倾向——就像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中的那些力一样,始终处在不断的冲突和相互作用之中。创造与毁灭、建设与破坏,正像细胞与血球的合成和分解一样,乃是人格的合成和分析。同样的能量就表现在这两个不同的方向上。

这些力量初是指向内部并与自身的内在问题相关联,但最后却转向指向外部,指向其他对象。这一过程与身体发育和人格发展的过程是一致的。根据这一观点,所谓得不到正常发展,即意味着不能够把这种指向自身的、从理论上说是与生俱来的破坏性和建设性完全转向外界。这种人不是去打击自己的敌人,而是打击(毁灭)自己;他们不是去爱自己的朋友,去爱音乐或建筑,而是只爱自己(恨和爱是破坏性倾向和建设性倾向的情感表现)。但是,没有一个人发展得如此充分以致完全摆脱了自我毁灭的倾向;事实上,生命现象,即不同的个人所特有行为表现,可以说表现了这些冲突因素的合成。在这一过程中建立并维持的平衡状态,往往是极不稳定的。一旦周围环境有了新的发展,平衡就会受到干扰,并导致新的组合和完全不同的表现。

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即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迅速地杀死了自己,有些人则是缓慢地杀死自己,有些人则根本不杀死自己;为什么有的人努力赴死,有的人则英勇抵抗对其生命的外来伤害,有的人则迅速屈服于这些外来伤害。但是,所有这一切,绝大多数都是自发的和无意识的,以致粗略一看就会认为,要想对生命本能与死亡本能之间某种特殊的妥协方式作细致的解剖,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正因为这一缘故,引进精神分析的研究技术,就能使我们通过对细节的阐述,对这一过程获得全新的理解。它使我们能够认识到,死亡的延缓有时是生命本能以巨大代价换来的。

为延缓死亡所付出的这一代价,其性质在程度和种类上都是多变的。在有些情况下,其条件是极其狭窄严格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较为自由。正是这些代价,即生命本能与死亡本能之间的这些妥协,构成了本书的主题。可以说,这本书是对生存代价的一种研究,就像我的一位同事所说的那样,是对“生存之高昂代价”的一项研究。

在我们能够判断的范围内,当黄鼠狼或貂为逃离捕鼠机而咬断自己的脚时,它这样做是自觉自愿的,而且可以说,它为这种旨在自我保存的自我毁灭行为承担了全部责任有些为保存自己生命而被迫作出同样牺牲的人,也为此承担了责任并能为自己的行为作出种种合乎逻辑的辩解。这些辩解,有时是正确的,但往往是错误的,不过一般都能言之成理。这当中包括那些表面上相当合情合理的自杀行为,例如一个身患癌症的老人在疼痛中平静地吞下毒药,但它同样也包括那些淡化了的自杀行为,如我们从苦行、殉道以及许多外科手术中看见的那样。

在另一些情况下,个人往往不愿意为这种自我毁灭承担责任,即使承担也只承担一部分责任。他们并不打算为此辩护解释,从而其行为似乎是无目的的。例如通过慢性酒精中毒或吗啡中毒来缓慢地毁灭自己一生的人就是这样。

还可以发现另外一些人,这些人根本不承担自我毁灭的责任;他们把责任投射到命运、环境或他人的敌意上去。我们可以从所谓的意外事故中发现这种人,而这些意外事故往往在无意识中是故意造成的。

最后还在第四种人,这些人既不为自我毁灭的行为承担责任,也不为此作任何解释和辩护。从理论上讲,某些身体疾患即代表了这种情形。

在所有这些情形中,自我毁灭的冲动或者是隐晦的,或者是明显的。经过系统地观察后,我们注意到这一事实并确信有必要对人们用以自杀(往往并未自觉意识到这一点)的这些不同方式加以分析研究。我所作出的尝试,就正是这样一种分析研究。

本书的计划

本书的计划如下:首先,我们将讨论由于不能达到生命本能与死亡本能的妥协而立刻导致或多或少是自愿的死亡即自杀行为。我们旨在揭示决定这一选择的潜在动机,说明为什么有些人身上,死的愿望完全战胜了生的愿望,并且与自觉的理智携手合作完成了这一任务。与此同时,我们将力图说明: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我们可以先于灾难性的后果而察觉这些倾向。

然后,我们将考察各种较为成功的妥协形式,在这些妥协中,毁灭自己的冲动似乎被冲淡和分散了,从而,虽然以痛苦、失败、被剥夺的形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至少死亡是被推迟了。为什么这些人不干脆自杀了事?为什么他们被如此强大的驱力逼迫到自我伤害和自我限制的方向上?对这两个问题,我们都同样有兴趣加以探讨。

这就会引导我们去考察自我毁灭的多种形式(流产型、歪曲型、慢性型),考察生活中所有那些失败。这些失败似乎是直接关联于个人方面明显的错误观念和错误处理,而并非出自命运或现实的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这当中包括许多表明了自己不能忍受成功的人,这些人除了不能承受成功以外事事都能成功;同时也包括了更多除了失败以外事事都必失败的人。

最后,我们将考察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凭借什么样的方法,我们能够偏转这种恶性的自我毁灭倾向,避免灾祸和牺牲,自我毁灭倾向正是通过灾祸和牺牲而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自发的控制的。这就需要我们去考察那些可以用来强化我们的生命本能,借以抵抗破坏倾向的技术,这样做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避免直截了当的自杀形式,同时也是为了解决更为广泛的问题,即减少被扭曲了的生活方式,降低生死冲突的高昂的妥协代价。

因此,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分析通常意义上的自杀之深层动机。第二部分将考察慢性自杀的形式及其广泛的效果。第三部分将考察自我毁灭的较为局部化的类型。第四部分则将自我毁灭的理论推广到身体疾病的问题上,目前,这种必须加以考虑的推论在极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假说。最后一部分则涉及可以用来与自我毁灭相抗衡的技术,因此这一部分的题目是“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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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5 09:4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章 禁忌

有些问题,我们往往以开玩笑的方式来谈论,仿佛是要事先阻止对它们作严肃认真的讨论似的。自杀就是这些问题之一。对自杀的禁忌是如此之大,以致有些人根本不提这个词,有些报纸也对此加以避讳,甚至许多科学家也把它视为研究的禁区。

因此无怪乎我的一位朋友兼顾问,对本书手稿建议采用的若干书名大为惊讶。所有这些书名都涉及这一阴暗的主题,而这一主题势必吓退读者,使他们不能欣赏最后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我已经暗示过,我们终将得出这样的最后结论,即生存意志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战胜死亡愿望,自我毁灭倾向也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加以分散转移。但是,在我们能够这样做之前,我们必须考察人杀死自己这一阴暗的事实,采取驼鸟战术丝毫也无助于改变这一现实。

在刚刚过去的二十四分钟内,在美国的某个地方有一个人自杀了。这种事每天发生六十次,一年要发生二万—千万次。这还仅仅是美国;在欧洲某些国家,其数目往往高达两倍。无论在什么地方,自杀总是多于凶杀。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原以为社会对这个问题会有广泛的兴趣,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研究会日益取得进展,我们的医学杂志会登载这方面的文章,我们的图书馆会容纳这方面的书刊。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固然有大量小说、剧本、传奇描写了自杀-想象中的自杀,然而涉及这个问题的科学文献却惊人地少。我认为,这不过是再一次证明了与这个问题有关的禁忌,这种禁忌与一种受到强烈压抑的情绪有关。人们不喜欢严肃地、如实地思考自杀问题。

事实上,我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兴趣,是始于对这个禁忌在病人家属方面所起作用的惊讶和好奇。事情是这样的:那些暂时处于极度抑郁状态中的病人威胁说要自杀,他们被交给我们照料后情况会开始好转,这时病人亲属就坚决要求带他们回家,尽管我们一再警告说现在回家还为时太早,自杀的危险仍然存在。这些家属往往嘲笑认为这种事可能由家属造成的想法,坚持认为病人不过是在进行恐吓或一时的绝望,他并不是真的要自杀,也绝不会自杀,如此等等。于是,几天或几周后,报纸就会登载出我们的病人上吊、溺水、开枪自杀的通知。我有一大卷宗这样的剪报,在每一剪报上都附有先前对性急的亲属所作的文字警告。

例如,我有一位很好的朋友,在抑郁症发作时入院由我们照料,但半夜却被一位亲属唤醒,从床上扶起来带出医院。病人对这位亲属怀有敌意,但又不得不服从她。我们警告这位亲属说:她把病人带出院是极不明智的,在极度抑郁的状态中他很可能自杀。病人本人也不愿离开医院并恳求让他留下,但他还是被这位亲属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最后被带回家去由她好心照料,以期恢复健康。此后不久,他自杀了。他一度是一位科学家,一个人才,一个很有前途的人。


我经常看见这种事情发生,以致很想知道:为什么人们不愿接受自杀这一事实呢?而阻止自杀究竟又是谁的责任呢?我们医生既然竭尽全力地抢救那些有时似乎并不值得抢救的生命,自然也有责任抢救这些常常是前程似锦的生命。这些生命之所以遭到毁灭,可以说往往是出自一瞬间的冲动和错误判断,出自一瞬间阴差阳错的误会,就像罗密欧发现沉睡的朱丽叶而认为她已死去时那样。但是,单靠我们医生并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竭力争取病人亲属的合作以防止潜在的自杀倾向付诸实现,而病人亲属也应该——如果他们有人性的话——认真对待这种警告并采取相应的行为。但事实仍然是:自杀问题的严重性和广泛性仍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由于这个问题太大,不可能在一本书中广泛地展开,故我不打算涉及自杀问题的历史学、统计学、社会学和临床治疗学方面,而仅仅把重点放在考察种种无意识心理因素上(因为是无意识,所以往往被人们忽略)。《大英百科全书》、《哈斯丁宗教与伦理百科全书》以及其他类似的参考书中,对自杀的各种技巧、心态、后果和解释都有许多有趣的说明。其中许多随时代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或因国家不同而有极大的差异。统计学研究已吸引了许多作者,特别是人寿保险的权威。尽管大多数统计数字都承认自己可能有极大的误差,但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它们还是指出:在文明人中间,尽管女性比男性更经常想到自杀,但实际自杀者在男性中还是要多得多。在男人身上,自杀率与年龄成正比:四十岁男人的自杀率是二十岁男人自杀率的两倍;而在女性中则没有这种变化。自杀在春季比其他季节更为普遍,在单身者中比已婚者更为普遍,在城市比乡村更为普遍,在和平时期比战争年代更为普遍,在新教徒中比天主教徒中更为普遍。

路易斯•达布林(Louis I Dublin)和贝西•邦泽尔(Bessie Bunzel)在这个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概览,其中包括一些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和统计学资料。对自杀问题的临床考察迄今极少而且总的说来很不令人满意。鲁思•卡万(Ruth Shonle Cavan)写过一本最早的现代心理学研究。偶尔医学杂志上也会出现这样的文章,如《自杀类型的鉴别诊断》、《自杀与精神病》、《自杀——通过早期发现某些危险症象来加以防止的可能性》。然而总的说来,自杀极少吸引医生们的注意。

人们或许会以为,精神分析学家既然深知心理压抑的力量,并由此而对禁忌发生了兴趣,他们一定会给我们提供某些东西。但即使精神分析学家对此也贡献甚少。不过平心而论,我们不能不承认,尽管精神分析学家并未对自杀行为本身作彻底的研究,自杀的意向倒早已是弗洛伊德、亚伯拉罕、亚历山大和其他人作过许多研究的课题。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追随他们的引导,打破掩盖这一问题的禁忌以及甚至更为强有力的压抑,这种压抑保护了那些在迫使人们采取自杀行动的隐秘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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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5 09:5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 动机1

首先,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对自杀再作解释。在一般人心中自杀并不是什么难解之谜。我们在每天的报纸上,在人寿保险报告上,在死亡证书上,在统计调查报告上,都可以千篇一律地读到那种油腔滑调的解释。按照这些解释,自杀乃是健康欠佳、消沉萎靡、经济拮据、卑贱屈辱以及挫折与失恋的简单而又合乎逻辑的结果。最使人奇怪的倒不是这些简单的解释被不断地提出来,而是人们竟如此轻易地和不加怀疑地接受了这些解释。其实,科学和日常经验都能证明明显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东西。例如,对于凶杀之动机,人们就不会像这样容易轻信和缺乏好奇心。奇案、谋杀和侦探小说成千上万地生产出来,在这些小说中,明显的解释总是被大侦探主角精明地加以戳穿。有意思的是:这些小说几乎从不去探求对自杀的解释,而总是去探求对谋杀的解释。

只要稍加反省便足以使任何人确信,以上这些简单的解释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当前流行的自杀观念可以总结为以下公式:“自杀是对不可忍受的生活境遇的一种逃避。如果这种境遇是外在的,看得见的,则自杀是勇敢的;如果冲突是内在的,看不见的,则自杀是疯狂的。”这种把自我毁灭解释为逃避现实、逃避疾病、逃避屈辱和贫穷的思想,由于十分简单因而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它使人联想到其他的逃避行为,如请假、过节、睡觉、谵妄、滥醉等等。

但在这些逃避行为和自杀行为之间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所有这些逃避行为都是暂时的替换品,①而自杀却不是暂时的。正像哈姆雷特其著名的独白中所说的那样,人不可能用无(nothing)换有(something)。人的心灵不可能容纳非存在,这或许可以视为自明的公理;因此,一个企图自杀的人,不管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不可知论者和怀疑论者,他们行为却表明他相信有某种未来生活比当前的生活更容易忍受。这本身并不能证明自杀者已开始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接受非现实以代替现实,因为对未来生活的信仰已为亿万人所接受并且构成了许多宗教的基本特征。尽管在理智上它遭到科学家和其他人的抵制,但在情感上,对未来生活,或毋宁说生命连续性的期待却是每个人无意识中所固有的倾向。在无意识中我们仍然是动物,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动物会怕死;对人类说来,使我们变得胆小怕死的乃是我们的理智。【①替换品:精神分析学术语,指用来变相满足不能实现的愿望的东西。例如梦、幻想、妄念等等。——译注】


因此,上面勾画的流行观念如果改为这样可能更接近正确,这就是:“自杀是试图逃避一种不能忍受的生活境遇。”这就会促使我们更敏锐地去注意其非理性和那种用幻想支配个人的力量。但这仍然未能纠正隐藏在这种假定中的谬论,即迫使人们采取逃避行为的力量完全来自外部。人的行为决不是仅仅取决于外部力量,事实上存在着内在冲动,内在冲动对外部现实所作的适应性调整必然导致紧张和压力,这种紧张和压力可能是十分痛苦的,但除了极少数人以外,大多数人均能忍受。来自历史和科学的临床记录的无数例证都可以证明,对某些人说来,没有什么现实是不能忍受的,无论这现实有多么可怕。

因为我们知道,在某种程度上,个人始终在创造他自己的环境,因而自杀者也定以某种方式在创造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他通过自杀而获得逃避。因此,如果我们从动力学上解释这一行为,我们就不得不解释是什么样的愿望把个人置于一种不自杀即无以逃避的困境之中。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用显而易见的外部理由来解释自我毁灭,借以取代其无意识目的,那么,为了理解自杀,无意识目的倒是比明显、简单而又不可避免的外部环境更有意义。

许多小说家都清楚地说明过这一点,他们描写了人在最后自杀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了自我毁灭。这些作品中有一个取材于著名的传奇,译文之一如下:一个仆人惊恐地跑到他的主人面前,说他在市场上受到死神的推挤和威胁,因而希望尽快地到撒玛拉去,只有在那里,死神才不可能找到他。主人答应仆人去撒玛拉,而他自己则去市场上找到死神,问他为什么要威胁他的仆人。死神回答说,那不是威胁而是惊讶,他没想到竟会在巴格达见到那个原来约好当晚在撒玛拉和他见面的人。

按亚历山大•伍尔科特的说法,这故事至少有五十个不同的来源,其中包括朗费罗、伏尔泰和柯克托。伍尔科特相信,它无疑有更为古老的来源。这就表明:人始终信守他和死神的约会,尽管表面上看来他是打算逃避死神。人类早已直觉地认识到这是人类经验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不管奔向死神的内在驱力是被投射给了命运,还是被承认为一种自主的冲动。

现在我们都知道:不能依靠人的自觉动机来解释人的行为。在许多情况下,动机既得不到承认,也得不到解释,最重要的是它完全不能被当事者本人所发现。精神分析使我们能够克服这些障碍,因为它找到了通向无意识动机的道路。从这一研究出发,我们就能改变自杀行为表面上的无意义的外观和不充分的解释,使它变得可以理解。

从积累的大量观察资料看,我们完全可以勾画出上述结论,尽管这些结论还肯定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我的目的,正是要系统地把这些结论摆在读者面前。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放弃认为自杀是一种简单行为的天真观念,承认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不论其外表如何,自杀始终是十分复杂的。事实上,研究自杀的最大障碍就是按流行的看法假定其简单的因果关系。如果它真是这么简单,本书就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而另一方面,自杀也就会更加普遍。

一个富翁有一天自杀了。人们发现他的投资失败了,然而他的死却可以给他的家庭提供一大笔保险金,否则他的家庭就会贫穷困顿。这样,问题及其解决似乎既简单又明显。此人以一种有利于其家属的方式,勇敢地面对了死亡。

但为什么我们的解释要从这人一生中后来的这一点,即他失去了财产这一点上开始呢?难道我们就不应追问他是如何失去财产的?更重要的是,难道我们就不应追问他是如何获得财产的?为什么他如此不能自制地聚敛金钱?他通过什么方式满足了他这种强迫性冲动?这种强迫性冲动中混合着什么样的自觉和不自觉的罪孽感?为什么由此导致的牺牲和惩罚需要他和他的家庭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

即使是那些有钱又破产的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并不自杀,因此我们仍然不明白这人的深层动机究竟是什么。从这一事例中我们实际上看到的乃是:一旦我们稍微认真地观察这些事情,问题便立刻变得困难和复杂起来。

或者更进一步,把这个有代表性的例证换成一个小镇银行的出纳员,此人文静、友好,值得信任,几乎为小镇上的每个人所认识。一天下午银行下班以后,他携带一只手枪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翌日清晨,人们发现他死了。此后,人们在他的帐目中发现了一笔短缺,结果证明他已秘密挪用了几千美元的银行基金。有一段时间,他的朋友们不相信这样一个受人信赖、名声很好的人会做出这种事情。但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他突然变得失去理智,屈服于强有力的诱惑,而最终又屈服于悔恨,为此自杀尽管悲惨,但却是最适当的结局。

但几个星期以后,又有了新的发现。有人揭发他和一个女人有私通关系。原来对自杀的简单解释现在被推翻了;问题必须重新考虑而由此也找到了新的答案。“这才是真正的答案,”镇上的人说,“一个稳重、受人尊敬、已经结婚并有了孩子的男人,一旦卷入这种不道德的事情,就会立刻把名誉忘到九霄云外。”还有一种说法则是:“他不得不弄到钱来养活那女人。是她杀死了他。”

然而,更有头脑的观察者必然会研究这种复杂的性关系在一个外表正常的男人生活中所具有的真实意义,至少他会追问,为什么这种魅惑会使得他无力抵抗金钱的诱惑。事实上,只有极少数最亲密的朋友知道,他和他妻子的关系一直很不愉快;而只有他的医生才知道:婚后二十年来,由于妻子性冷淡,他的欲望一直得不到满足。

“事实上是他妻子的过错,”这些人说,“她对他总是冷冰冰的,缺乏同情心。”

但这仍然未能解释整个问题即悲剧的全过程。他为什么要娶这样一个女人?难道他就不能设法改变妻子对他的态度?为什么他继续和她生活了二十年?

这时候,一个从小就认识他的人会大声说道:“说到底,你们并不了解他的母亲!她也是一个心肠冷酷的女人,爱金钱胜过了爱子女。怪不得他在婚姻问题上既不能作出明智的选择,又不能以一种胜任的、完满的方式与妻子相处。是的,你们不了解他的母亲。”

我们现在把人们认为明显而又简单的解释从因果关系上作了深远的追溯。我们看到最初的解释是多么谬误和肤浅。但我们却不应由此假定,仅仅从因果关系上作进一步追溯就可以更充分地说明其动机。实际上它所做到的不过是证明了:每当新加上一条证据,整个行为就显示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但我们仍然只占有最明显的外部资料。我们的病历虽然比报纸上的指导更充分,但仍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此人的生活会失败到非自杀不可的地步。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一切是:早在他手持手枪之前,甚至早在他盗用银行公款之前,他就已经开始自杀了。但我们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他就不能更成功地动用生命本能去对抗那吞没了他的破坏性倾向。

但我们却有理由假定:这种对待生命的方式或者取决于个人身上某些天生的构造差异、变态或衰弱,或者取决于生活形成期间人格中破坏性倾向的强化。不管是哪种情况,自我挫败的倾向显然发生在个人生活的早期并且强烈地影响了人格发展的整个进程,以致遮盖并最后战胜了有益于健康的生命本能。

这种自杀观完全放弃了认为它“勇敢”或“非理性”的天真判断,也放弃了一般统计学总结中的因果性解释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再说一遍,从心理学观点看,自杀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行为,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偶然的、孤立的、要么符合逻辑要么莫名其妙的冲动行为。对自杀动机的分析之所以特别困难,不仅因为自觉的、明显的动机全不足信,而且特别因为,成功的自杀不可能进行研究;而失败的自杀(正如我们以后将要看见的那样),则往往精确地表现了作为向量而发挥作用的各种愿望——自觉的愿望和不自觉的愿望——的数学结果。如果上面说到的那个人不死,并且愿意作为研究的对象,我们就可以分析各种早期的影响和经验,并指出是哪一些特殊的倾向导致了他的毁灭。

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人们完全可以合乎逻辑地问:一个人死了,并因而不可能接受分析时,人们怎能谈论其自杀动机呢。然而答案也十分简单:精神分析研究过许多企图自杀的人,这些人用来自杀的方式都是决定性的和十分现实的;这些人之所以获救,只是由于朋友、亲属或警察赶在煤气或毒药充分发挥作用之前偶然地发现了他们。而且,在住院治疗期间,如果不是医生和护士采取了某些防护性措施,有些病人也是会自杀的。这说明我们在经验上已熟悉了这些人的动机。最后,我们在对许多病人的精神分析治疗进程中也经常发现不安全的、但却是明显的自杀倾向。构成本书基础的,不仅是作者,而且也是许多前辈和同时代人在所有这些研究机会中,通过精神病学的观察和精神分析的观察所得来的全部结果之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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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5 09:5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 动机2

一 杀人愿望

几乎从刚出生的那一刻开始,沉睡在婴儿心中的破坏本能,就伴随着愤怒而表现为外向的攻击性。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的实验和儿童分析学家的观察不容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在最小的婴儿身上,阻挠或威胁也会引起强烈的反感和抗议。无须实验证明,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成人。

第一个这样的挫折,是婴儿在子宫中的安宁受到出生这一暴行的干扰。

表现得更具体的,是儿童对竞争对手的逼近作出的反应,以及对不再能得到满足的威胁所作出的反应。这些必须通过攻击才能得到有效防御的威胁,迅速唤起了(先前被自我吸收了的)攻击冲动。本质上,攻击的目标旨在消灭入侵者,连同随之而产生的憎恨感和恐惧感(对报复的恐惧和对其他后果的恐惧)。其最后的结果是希望消灭威胁的来源和恐惧的对象。


消灭、驱散、解决、毁灭都是破坏的同义词。在文明人专门化了的实际语言中,这些愿望也就是杀人愿望——不是能令人愉快的、虐待狂的杀人愿望,而是原始的、自我防御的杀人愿望。当然,除了在未开化的野蛮人社会,在罪犯和精神病患者身上,这愿望通常是被抑制了的。抑制的因素有多种,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对此我们稍后再作详细讨论。这些抑制因素中最强有力的一个,是一种中和冲动(neutralizing impulse),它同样迸发于个体的本能。攻击性由于混合了这些正面情感而变得软化。正像我们看见的那样,恨或多或少地转变成了爱。入侵者毕竟并不像所想象的那么坏,而是值得与之打交道的,尔后则甚至是值得与之携手合作的。读者不难想出许多例证:希腊人和罗马人、撒克逊人和诺曼人、美洲印第安人和殖民者,以及许多原来不共戴天的敌人,后来都变成了热情的朋友。当然,事情并非总是如此,有时候敌意太大不能克服,有时候则如昙花一现,以致我们不可能记得曾经有过什么敌意,而只记得从一开始就对他人怀着最仁慈的感情。弗洛伊德指出的原则是:敌意往往引导人们去接触新的对象,随后,温暖的爱逐渐覆盖其上,就像光秃的石壁上逐渐长出了青绿的苔藓。

破坏冲动即杀人愿望,无论是向外还是向内,只要经过充分的中和而完全消逝在建设性的积极情感后面,其结果就不再是破坏和谋杀,而是建设和创造,是制造生命而不是夺去生命。在这一意义上,生殖即性交行为,乃是与谋杀完全相反的一极。当然,建设性和创造性也可以指向其他方面而不一定采取这种直接的生物形式。根据那种认为越是原始的东西就越是“低下”的旧道德,人们把这些“向上的转移”称之为升华。但严格地说,一种转移和移置——例如杀一头鹿以代替杀一个家庭成员——并不是升华,尽管我们有时这样称呼它。

如果爱欲要素即“生命本能”的输入不够强大,不能中和破坏性倾向,它仍然可以极大地改变其性质,从而,尽管它仍以破坏为目的,但却难以圆满完成和直接实现。这时可能出现目标的变更;人们可以在爱人、朋友和敌人彼此之间感觉和心情上的变化上看到这一点,也可以在描对待抓住的老鼠以及某些父母对待子女那种时而残酷时而怜悯的交替变化中观察到这一点。但是人们最熟悉的形式,是残酷经不完全的爱欲化(erotization)以后转变为虐待狂——在破坏的行为中得到极大的快乐。

这种现象在其赤裸裸的表现形式中是如此令人不愉快,以致人们乍一想来竟难以相信它是一种改善。人们倾向于认为:把残酷爱欲化只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它的毒害。一个人用鞭子抽打一匹马并显示出从中得到感官的快乐,比个人仅仅出于愤怒而没有任何好的理由而枪杀一匹马,更容易引起我们的憎恶。我们会认为前者受到其性反常或性变态的刺激而更加残忍。这种看法,只有部分正确性。他的性欲之所以反常,是因为它不完全;如果它是完全的,它就会不仅阻止他杀死这匹马而且根本不让他鞭打这匹马。直截了当杀死马的人可能显得更富于人性,但从逻辑上讲,我们却不能不认为他比那鞭打马的虐待狂更不文明和更具破坏性。

如果把马换成小孩,这一点立刻就会变得十分明显。个人由于激怒或由于任何理由而杀死他的孩子,会被社会认为该判死刑。这种不可遏制的攻击性经部分地爱欲化以后,便可能变杀戮为鞭挞,此人可能因此而被送进监狱或疯人院,但肯定不会判死刑。

轻微的爱欲化以及我们所说的虐待狂往往出现在学校教师、法官和其他权威者那种表面仁慈的严厉行为中。他们向他们的受害者保证说,这种事“对我的伤害更甚于对你的伤害”。这并不一定是惩罚,也可能是以法律、教育、宗教或性格塑造等高尚理想的名义,强制性地坚持某些规则或仪式。除受害者外,当事者往往根本不能发现其虚伪。

转而攻击自身的破坏性也可能被部分地或完全地爱欲化。有时候这种在折磨自己中获得的快乐——关于它我们在下一节中还要再次讲到——似乎加强了自我毁灭的动机,但实际上我们应记住它始终代表一种拯救的仁慈。虽然它肯定不充分,还不足以实际阻止整个行为的破坏性,但它已足够改变其性质和表现。

人们经常发现,在爱欲被激发起来以后,向后倒流的攻击性是如何受到爱欲冲动的英勇顽强的抵抗而防止立即自杀的。有时候在一连串插曲中,后者终于失利,而自杀也终于实际发生。这种情况我在上面已讲到过(那个失职的银行出纳员)。而在另一些情况下,生命本能似乎对破坏性倾向略占上风,接着发生的一连串插曲则是恶性程度的减弱。例如,我认识这样一个人,他对他的兄弟如此愤怒以致总是想到杀死他;但他克制了自己,不仅因为法律和其他后果的缘故,而且也因为由于母亲的缘故,他深深感到有保护这弟弟的义务。他对他这种罪恶的愿望万分后悔,以致几次企图自杀,但都失败了。出于他自己并不完全清楚的原因,他开始不顾一切地驾车狂奔以求必不可免的灾难性后果。但尽管出了几次严重事故,他却并没有杀死自己。后来他又想故意生病来杀死自己。他故意反复与妓女接触希望患梅毒,但只得了淋病,而他全然不加治疗。

后来他又转而大肆酗酒。尽管如此,迄今为止他仍然得到他妻子和老板的喜欢,他们对他的美德都十分了解,不至于被他这些费解的行为所蒙蔽。但现在他开始与他们断绝关系,先是故意与老板争吵,激怒老板解雇了他,后来又宣布他根本不爱他的妻子,激怒他妻子与他离婚。

这一连串自我指向的攻击行为可谓既长久又变化多端,我们不妨认为它代表了一连串日益减弱的自我毁灭倾向。实际的自杀被免除了。后果虽然严重,但他很快就找到了另一个工作,他的妻子也回到了他身边。

建设性冲动与破坏性冲动的更完整的融合,导致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并建立起正常的爱情生活,人于是能够区分真正的朋友和真正的敌人,能够区分从个人和公众的利益出发,哪些事情应该憎恨和消除,哪些事情应该热爱。只有当这些攻击性不断地指向外部而不是指向内部,从而聚集在正确的攻击对象上(如果对象是值得追求的对象,则攻击性应完全地被爱中和),才可能谈得上人格的成长、教育、社会性能、创造力等等。这样,自恋和自恨(原初的纳喀索斯倾向和原初的自我毁灭倾向)就挣脱了其原始的自我占据而卓有成效地投注到外部世界中。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令人满意的能量分配会形成断裂。原来投注得很好的爱与恨,会脱离其附着的对象而要求重新投注。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事情会不断地发生,特别是在年轻活跃的岁月。但在许多情况下,大量的能量却突然需要重新投注,例如出现创伤性的情境而使先前的适应被有力地打断;或者,要维持表面上令人满意的适应已变得日益困难。不难想象,突然的事变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重新适应的需要。例如:心爱者死了,或者,仇恨者死了;就业机会突然失去;被人解雇;错误的指责或控告——简而言之,由于突然中断或有可能突然中断已建立起来的投注关系,而突然需要重新投注爱与恨的一切事情。后面我将较为详细地讨论这些导发事件的特殊性质,现在我们只讨论:当爱与恨被突然而有力地剥夺了其外在落脚点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

在正常人身上,也就是说在大多数人身上,经过短暂的悲哀和焦虑以后,就会重新开始向新对象的投注。然而在某些人身上——对这些人的气质特性我们后面将要讨论——却并不(不能)发生这种情况。相反,先前融混在一起的爱与恨现在由于被夺走了对象而开始分离,最后双双返回其起点——个体自身。于是,就像开始时那样,攻击性冲动或破坏性冲动再次在前开路,而爱欲冲动则或多或少地紧随其后。如果其中的间隔太大,破坏性冲动就会实现其破坏的目的。建设性倾向能够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追上和中和其倾向于死亡的先驱,自杀的后果就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能够被偏移、延缓或完全消除。

换句话说,自杀的理论是:当杀人的愿望意外地被剥夺了其赖以获得无意识满足的对象时,就可能返回“愿望者”自身而实现为自杀。这一理论是符合事实的,只要:(1)能证明实际存在着破坏倾向向个人自身的反射,从而自我被当作仿佛是一个外部对象那样来对待;(2)如果倾向于自杀的人确实对外部对象依附着大量的矛盾心理,也就是说其自觉的积极态度掩盖着大量的和几乎不能控制的无意识敌意(杀人愿望);(3)如果个人自杀的前奏确实是上面所说的那种对象性投注的突然中断。

我们将依次考察这三个问题,首先考察个人如何可能把自己作为一个外部对象,如何可能把自己等同于他的爱和恨,特别是他无意识中的杀人愿望所指向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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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5 09:56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 动机3

我说过我们应弄清有自杀倾向的人在其人格构成特征中是否有强烈的矛盾心理。我现在已经指出这样一种经验事实,这一事实既是一般常识又是职业经验,这就是忧郁症患者总是强烈地倾向于自杀。但是,我还没有证明忧郁症患者的矛盾心理。我不打算做这种工作,因为这在精神分析学家的著作中早已反复证明过了(读者可参看上述作者的著作,也可参考我的著作《人的心灵》的修订版,该书在讨论了循环人格后曾对这些理论加以总结)。目前,精神分析学家已普遍认为:从最早的子宫中的自我满足阶段到最后成熟的、正常的对象爱阶段,性心理发展的一切中间阶段都是混合着矛盾心理的;这就是说,这些阶段是不稳定的过渡期,其间爱与恨的成分始终是活跃的、不完全调和的。忧郁症患者是这样一种人格类型,这种类型强烈地受到创伤性事件(挫折)的影响,而这些事件又发生在他人格发展的口腔阶段。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会如此强烈地受这些口腔挫折的影响。有些观察者相信所谓体质构造或遗传因素,而另一些观察者则认为这是在用一些模糊的概念来掩盖其无知。然而我们的确知道:那些在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不断受到这种口腔阶段强烈影响的人,往往并不用成熟的模式来取代这一模式,却明显地具有矛盾心理,而这种矛盾心理则往往采取循环交替的方式来压抑情感关系中的一种或另一种成分。有些人表现其矛盾心理的方式是:一方面十分仁慈慷慨,另一方面又十分吝啬;或者是一只手给你一巴掌,另一只手又对你加以抚慰。另一些人可能长时间显得慷慨、仁慈、感情外露,但却突然一下转向完全相反的行为和心态。这种周期可以长达一周、一年或十年。如果人们仔细考察这些人对其对象的爱,他就会发现无意识敌意的种种证据,这些敌意是在其爱的方式或后果上微妙地表现出来的,往往只需要极其轻微的诱因,敌意就会出现。通常,敌意仅仅出现在梦中、思想中和冲动中;良心很快就把它赶回去指向自己。一个属于这种类型的慈爱的母亲,会突然恐惧地发现她竟产生了想伤害她孩子的想法;紧接着她会立刻想到她自己的罪恶并想到自我惩罚(正常人则会视这种伤害念头为一种荒谬的事情而加以拒斥、“忘却”和压抑)。


我可以以一位女性为例来说明这种矛盾心理及其对口腔型人格特征的典型依赖性。这个女人的早期生活中曾有过严重的口腔性挫折。她的童年生活是如此缺乏欢乐,又是如此强硬地被断绝了对母亲的依赖,以致她的一生竟为一本流行的现实主义小说提供了蓝本。尽管如此,她仍然成了一位令人倾慕、精明强干、十分风趣的女性。然而她始终不满足。实际上不满足这个词还显得太温和,事实上她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显得十分贪婪。她十分令人喜欢,而人们也不可能不喜欢她。但人们很快就意识到:她是在用她的爱去网罗他们——就像有一个人所说的那样,是在像章鱼那样去闷死他们。

她的妹妹最好地表达了这一点。有一次她写信给她说:

亲爱的姐姐,你应该意识到,你已用你那过分的爱吓跑了你所有的恋人。你强烈地爱他们,你希望他们更强烈地爱你。

但是你的爱简直可以把人吞噬。你要知道,你不可能像吃一块点心那样吃掉你的恋人。至少,如果你坚持这样,你就不可能再有任何恋人。

就像这种人通常的情形一样,这女人也喜欢专门挑选那些事实上不可能长期被她占有的人做情人。在她进行治疗的这段时间,她深深爱着一个叫艾伦(Allen)并常常被她叫做“艾尔”(A1)的人。就在他们彼此分手后不久(是艾伦提出分手的),这位病人企图服过量的阿罗纳(Allonal)自杀。她做了这样一个梦,梦中她和一群男人(分别代表精神分析师、恋人艾伦、她父亲、她十分嫉妒的哥哥和其他一些人)坐在一辆汽车中,汽车失事后除她之外所有的人都死了。她自言自语地说:“是的,他们都死了,艾尔和所有的人都死了。”“艾尔和所有的人”(A1 and all)联读起来的发音就像阿罗纳(Allonal)。这一线索使我们立刻明白:在企图服阿罗纳自杀的过程中,她也呑吃了她的爱人和其他那些令她失望的男人。在她所有的行为中,这种吞吃倾向是如此明显,以致她妹妹都发现了这一点。这样,尽管艾尔已脱身,她却通过口腔的摄入得到了艾尔,并且用同一种方法即通过对自己作毁灭性的攻击而杀死了艾尔(因为艾尔就是在她心中)。事实上,正像她清楚地知道的那样,她的死对艾尔将是一次悲剧性的打击,这个精神不稳定的人将被这一情形彻底压跨。同样,这对精神分析医师也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病人的分析治疗过程对许多观察家和批评家均无密可保。不过这些现实因素并非主要因素,而只是一些过渡决定①因素。【①过渡决定(over-determine):精神分析学术语,指既为主要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或条件所决定,又加上一些非主要的、不一定非有不可的因素或条件。——译注】

因此,具有这种未得到发展的幼儿或“口腔”型性格的人,一旦遭遇到某种对他们说来是无法忍受的挫折或失望,就很容易以这种本能倾向的分裂和反弹作出反应。这是矛盾心理迅速向相反方向转化的最为人熟悉的类型,它往往表现为自杀或忧郁症。

但在这同一种人格类型中也往往出现另一种情形(还有其他倾向于自杀的人格类型,对此我们后面再作讨论)。的确,能够激发起同一种反应的恰恰是另一种相反的事件。有些人不是因为不幸而自杀,而是因突然降临的好运而自杀。他们无法忍受太大的成功。我认识一些男人和女人,他们在提职、加薪、突然获得了地位和声望之后,却立刻变得消沉抑郁并企图自杀或真的自杀身死。我记得有一个人,一方面由于他准确的判断,一方面由于他交上了好运,能够在他的竞争者和其他许多银行纷纷倒闭的时候使自己的银行红极一时。但就在他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不久,他变得抑郁消沉,最后竟开枪自杀。我还记得另一个人,他在生意上的精明使他能够在全国经济困顿之时,让自己的大批企业获得成功,但他也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上面说过的那位女人,在失去了情人艾尔之后曾变得抑郁消沉,此后一连好几年倒还能够在相当寂寞清贫的环境中过一种不受干扰的清静生活。后来她遇上一位很有钱的年轻人,他向她求婚;而她虽然也爱这位青年并愿意与他结婚,但突然而来的好运却再次使她变得抑郁消沉并陷入自杀的冥想。

对此我们将作任何解释呢?事实上并不像看上去那么难以理解。正像我们看见的那样,有些人基本上处在一种矛盾心理中,无论他们怎样标榜他们情感上的独立性,标榜他们的客观判断力,在内心深处他们却非常渴望放弃这种野心勃勃的努力而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并被人所爱。的确,他们往往非常痛恨自己不能承认和实现他们想过简单生活的愿望和想被动地、接受性地获得满足的愿望。人们不妨说这些人是成熟的、有成就的、仁慈的,其能力远远超过其实际成就的人。亚历山大曾恰当地说这是“生活在一个人的情感需要之外”。但这仍不足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面对成功而变得抑郁消沉和作出自杀的反应。弗洛伊德首先指出:这是对过分发达、“过分肥大”的良心抗议作出的反应。这种人的整个生活都处在良心的独裁之下。良心对他说:“你必须工作;你必须放弃;你必须牺牲;你必须挣钱;你必须给予;你必须成功;你必须反抗你对于馈赠、对于爱、对于轻松生活的期望。你的确希望得到这些东西,但是你不可能得到这些东西。得到这咋东西对你说来意味着偷盗或取代别人,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失败,意味着由你篡夺一度被你的兄弟或你家族中的某个成员占据的位置。即使要你死,你也不可以拥有这一切。”

因而,当现实与良心发生冲突,当幸运和努力给人带来恰如其分的报酬时,良心就会作出反应,以一种禁令来干扰本能的投注。后面将要讨论的希望被杀的愿望,就会响应这暴君似的良心而发展起来。这种人失去了他们升华恨的对象和方法,他们对良心干扰作出的反应,与那些在爱的过程中受到干扰和挫折的人作出的反应完全一样。那些在中年时期从紧张工作中引退,期望过十年二十年轻松舒适生活的人,往往很快就败在疾病手中。这一情形告诉我们:这种引退虽然不会造成自觉的蓄意的自杀,但却无意识地在生理过程中造成同样的后果。不过这是后话,在本书的后面我们将讨论这一问题。

我们还必须最后说一说其他可能导致自杀的人格类型。有些人的幼儿倾向(infantilism)表现在除了“渴望立即得到他们渴望得到的东西”之外什么也不会做。这种人的满足过程不容有任何推迟。他们可能不属于上面描述过的具有矛盾心理的口腔类型,而可能属于较晚甚至更原始的心理类型,不过矛盾心理仍为其一大特征。还有一些人,他们的早期生活经历是如此可怕,如此令人灰心丧气,而他们又是如此早熟地相信现实的冷酷和爱的缺乏,以致他们在生活中总是不断地预先想到必须放弃一切企图从生活中赢得爱情与幸福的努力。这种情形见之于精神分裂型(schizoid)人格类型。这些人对于对象的执着极其淡漠,从而对象的剥夺并不会使他们感到意外和展动,而更容易使他们的兴趣完全转向自己,并以精神病(psychosis)的形式放弃其对于现实的忠诚。但偶尔也有人诉诸自杀而并不采取精神病的形式。

扼要地说,我们已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理论,我们证明了内投作用是一种心理现实,在现实的程度上,内投作用的发生导致了那些人格不成熟的人在遭遇巨大的挫折或飞黄腾达的时候自杀。据此我们可以想见,自杀在原始社会中可能比在文明社会中更为频繁。对此,有些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已宣称其为不容怀疑的事实(但据此我们同样也可以想见:淡化了的自杀形式在文明人中间一定更为常见)。原始人和那些在人格发展中不成熟的人,由于不大可能使其对象性执着摆脱高度的矛盾心理,所以完全听凭那从他们手中夺走其不稳定的所爱对象的环境摆布。

对象性执着的中断,既可能是剧烈的也可能是和缓的,但都导致杀人愿望的内化,导致自杀行动的实现,这一点已为上述大量导发原因所证实。如果拿这些导发原因与野蛮人的自杀导因作比较,其差别是微乎其微的。韦斯特马克曾说:“在野蛮人中间,导致自杀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爱情上的挫折或嫉妒,疾病和衰老,因子女、丈夫或妻子之死所产生的悲痛,对惩罚的恐惧,丈夫的奴役或施暴,悔恨,羞耻,骄傲受到挫折,愤怒或复仇等等。在多种多样的情形中,受伤害者杀死自己以表现其对于伤害者的报复。在黄金海岸的西斯比京人(Tshispeaking people)中间,如果一个人自杀了并在自杀之前将这一行动归咎于他人,则那人将按土著的法律加以处死。这种情形被称之为‘在他人的头上自杀’,而那个据信因其行为使自杀者遭到横死的人也要遭到同样的下场,除非他以金钱作为赔偿而取得自杀者家人的宽恕。

“在库瓦希人(Chuvashes)中间,从前的风俗是在仇人的门前上吊自杀;而在特林克人(Thinkets)中间,受侮辱假若不能以其他方式进行报复,就以自杀的方式指出其仇人,以求其亲人和朋友为他复仇。

“中国人也是这样,不仅因为法律要把责任加在那个导致自杀的人头上,而且也因为人们相信鬼魂比活人更能惩罚仇人。布拉曼人(Brahmans)也相信这一点。”

许多人都直觉地觉察到自杀行为中这些无意识心理机制,1934年11月17日的《纽约人》上有一组漫画就直接涉及这一问题。第一张画面上,有一个男人沮丧地坐在一个女人的像前,手中握着一支手枪。接下去的画面上,他先是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神情显得无可奈何。接着,他好像突然产生了什么念头,便放下手枪,最后再看了一眼那女人的像片。最后一幅画面是他转过头去,瞄准那女人的像片开枪,把镜框打得粉碎;与此同时,他脸上愤怒的神情中混和着胜利和满足的神情。

所有这些都符合我们根据经验获得的对自杀的认识——它如何发生在情绪不稳定的年轻人和性格死板的中年人身上;爱情、经济、家庭生活的突然转折如何成为导火线。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杀人的愿望都是隐蔽的,往往被最热烈的爱、最温柔的母性、最审慎的正直所掩盖。那些自杀者往往是一些出类拔萃之辈,他们非常慷慨、非常正直、非常理智。这种情形对我似乎是一种打击,因为我把它们和所有的自杀一起,都归因于种种人格结构上的缺陷、情感上的不成熟或心理上的原始倾向。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这些自杀者不管怎样毕竟是杀了人,就此而言,他们一定已经被一种冲动,即心理学所说的杀人愿望所主宰。我们大家有这种冲动、这种愿望;这并非心理不正常。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够抵制这种冲动和愿望。不管人们乞灵于什么样的诡辩来为自杀涂脂抹粉,事实仍然是:自杀是一种谋杀,是破坏性达到的高潮,并且有与此相关的目的、动机和后果。

因此,来自原始破坏性的杀人愿望是经微弱的中和后被投入到—个或几个对象中,一旦剥夺这些对象或当事人信念崩溃,就会导致中断这种对象性执着,从情感纽带中分解出其构成成分并使得谋杀冲动自由驰骋,把自己当作对象的替换物,从而完成一种变换了对象的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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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5 09:5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 动机4

二 被杀的愿望

现在我们讨论自杀行为中的第二个成分,杀人动机的反面——被杀的愿望。为什么有人不是希望死、希望杀人,而是希望被杀呢?

正像杀人是攻击性的极端形式一样,被杀乃是屈服的极端形式。从屈服、痛苦、失败乃至最后的死亡中得到享受,这是受虐待(masochism)的实质,是人对“乐苦原则”(pleasure-pain principle)作出的反向反应。但如果就此为止,则未免过分简单。我们必须懂得:为什么人可以通过惩罚而获得种种满足。这种不同寻常的现象,我们从那些渴望患病的人和那些故意使自己处在痛苦境遇中的人身上看得十分清楚。

这种被动地寻找一种自杀方式而又不必为此承担任何责任的做法,有时候竟达到荒谬的极端。一个心中极其痛苦的病人,按照一般人关于感冒的错误见解,故意在刚洗过热水澡后站在风窗口,希望患上肺炎来除掉自己。另一个病人不断地说自己渴望自杀,而且也确实企图在自己的汽车棚里用一氧化碳自杀,被救过来以后,他发誓说绝不再以任何公开的方式自杀;但由于他被确诊患有严重心脏病,他便参加剧烈的体育运动,希望因心力衰竭而休克。这样做对他有双重好处:一是实现其自我毁灭,二是反映出医生的错误判断(因为医生允许他参加这些运动)。然而不幸的是:他并没有休克,而且,出乎他本人和其他所有人的意料,他竟在网球竞赛中取胜,包括战胜好几个很有经验的技艺精湛的对手。由于这些运动不能达到他先前的目的,他后来竟完全放弃了所有的体育运动。


这种渴望受苦、愿意对痛苦和死亡屈服的原因隐藏在良心的本性之中。每个人都知道良心的实际用途是什么。我们对此有一种直觉的认识;我们知道,它就像我们在一个城市里,虽然没有看见任何警察,却仍然知道有一个警察系统存在一样。但这种认识并不科学。现在,人们已经公认,良心是权威的一种内在的心理代表;它最初主要来源于父亲的权威,但在往后的生活中却与普遍的伦理、宗教和社会标准混合在一起。它主要形成于幼儿和童年时代,很少与外部环境的变化相适应、我们都知道,它有时会促使我们去做一些我们明知没有意义的事情,而有时候又会禁止我们去做那些我们想做而且没有理由加以禁止的事情。良心往往是一位好向导,但有时它又是位坏向导;不管是好是坏,你始终不能不考虑到它。正像大家都知道的那样,它可以被贿赂收买,但却不可以弃之不顾。大家不那么清楚的是:良心中有一部分是无意识的;我们对有些事情感到内疚而自己却并不知道。许多人自认为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良心,他们坚持认为他们从未因内疚而感到痛苦,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证明这些话并不真实。我们都熟悉这样一些例子,例如:牧师的女儿怀着对清教生活的反抗心理去格林威治村①。她竭力做出种种显然是神经质的举动来反抗习俗、传统和道德;然而就在这样做的时候她仍然显得愤激和不快乐,以致她典型地表现出幻灭和对良心暴君的不成功的反抗。【①格林威治村:在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百老汇西面,号称“自由、叛逆的艺术之区”。许多反抗现实或逃避现实的男女青年常聚集在此地,或奇装异服,或高谈阔论,或寻欢作乐,或袖手旁观。但也有人在这里认真讨论艺术和哲学。——译注】

良心的力量据信来自攻击本能的一部分,这部分攻击本能不是指向外界并施之以破坏性影响,而是转变为内在的法官或国王。设想有—部落的人想把自己的部落建立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其中大多数男子将被派去做猎人和士兵以便与外来敌人作战。然而还有少数男子将被留下来做警察以便维持内部秩序。如果我们再设想这些警察中有些是便衣警察,因此很难认出来,我们就有了一个很好的譬喻,可以拿来与心灵的内部组织相比较。

有一些法则制约着良心的活动。我们通过临床经验已经熟悉了这些规律。其中一条规律是:自我遭受的痛苦与其外在指向的破坏性成正比。这种情形就好像留在自我中的那部分破坏性本能不得不在人格的小宇宙中,执行它指向外界大宇宙的同样的活动。如果某人将某种攻击指向他人,良心或超我就会把同样的攻击指向自我。在社会组织中,这一公式以“报复法”(lex talionis)的形式而为我们所熟悉,它是一切惩罚制度的直觉基础。

其次,自我也还面临这样一项困难任务,即力图调整人格中强大的本能需要。它不仅使之适应于由外部世界提供的可能性,而且使之适应于良心的独裁。例如,它不仅要应付一个人的饥饿,要对付食物难以找到这一事实,它还必须对付内心的规定:某些食物即使找得到也不能吃。面对调整本能需要、良心需要、现实需要的任务,自我发现有些现实是不可逾越的,也就是说愿望不能改变这一现实。同样,本能也至少是相对如此。好在良心是可以进行交易的,自我因而设计出种种方式,以求简化其任务的难度,缓和其自身的痛苦。

然而有时候,良心的要求是如此巨大如此不可通融,以致根本不可能与之和解。良心力量的大小以及它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是可以收买的,这一点不仅因人而异,而且就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因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在忧郁症,我们前面讨论过的精神疾病之中,就表现出良心的过分发达,所以一位英国精神病学家[格洛弗]建议称这种病为“超我(良心)慢性增殖”。在良心问题上,社会的一般观点与精神病学家的观点往往大相径庭。社会认为大有良心的人是强者、是值得敬佩的人。因而人们一旦知道精神病学家把这种人的良心视为一种神经症缺陷,总不免大为惊奇。“何以如此?”他们问,而我们的回答是:“因为它对一个本来已经负担过重的人提出严厉无情的要求。这虽然可以造就许多好事,但这些好事却出于一种内在的强迫,这种内在强迫剥夺了这些事情对做事者所带来的乐趣。”“那么你们要干什么?”他们问你们是要人抛弃良心吗?难道‘丧尽天良’这个词还不足以表现其情形之可怕吗?”

“不,”我们会这样回答,“首先,没有人能够抛弃其良心。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只能丧失其过度膨胀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拒绝接受教育并向人提出毫无道理的要求。其次,在我们能够消除良心的范围内,我们可以用理智来取代它。这将使它本身在大家心目中显得更为道德——在这个词的最好的意义上。因为卑鄙勾当或杀人行径会伤害自己的良心而不去干这种事情,这种理由是最软弱无力的理由。因为有更策略、更明智、更富于人性的行为方式而不去干卑鄙勾当或杀人行径,才意味着一个人已经达到了对自己的自觉控制,而这乃是人的最高成就。最后,有许多罪恶都是在良心的名义下干出来的,其原因正是由于良心本身的迟钝、残酷和腐败——试看有良心的柯顿•马瑟(Cotton Mather)、约翰•布朗•托奎马达、‘血腥的玛丽’和其他许多人所干的野蛮行径。”【柯顿•马瑟(Cotton Mather,1663-1728):美国牧师、神学家、作家、最著名的清教徒之一。有人认为他曾残酷迫害无辜者,但对这一说法有不同意见。约翰•布朗•托奎马达,生平不详。疑为约翰•布胡(John Brown,1800-1859)与托奎马达之误排。约翰•布朗是美国废奴主义领袖,曾领导奴隶对迫害奴隶者复仇。托马斯•德•托克马达是西班牙宗教总裁判官,在任期间以火刑处死的人达2000人。血腥的玛丽,即英国女王玛面一世(在位期1553-1558),因残酷迫害新教徒(在位期间烧死“异端”达300人)而得名。——译注】

还有一个与良心有关的事实或“规律”:罪孽感甚至无须从实际攻击中产生;在无意识中,毁灭他人的愿望与实际的毁灭行动是同等的,它们都能使自我遭受惩罚。天主教深知这一点,所以在忏悔中甚至要求人说出罪恶的念头。

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对此作了非常著名的描写,人们会从中想到德米特里,他并没有杀死他的父亲,却仍然要求受到惩罚,好像他真的杀了他父亲一样。他搜集和亮出了一切有关的证据,他使自己承受了可怕的审判和折磨,他允许自己被判终生监禁,而在法庭上只要他策略得当,他本来可以轻易地使自己免于刑罚。他的弟弟伊凡被所发生的一切气得发疯,愤怒地指责法庭说:这样过分的判决简直荒谬,因为法庭上的每个人都像德米特里一样有罪。“你们每个人都曾经希望过自己的父亲死去!”他向他们喊道,“你们为什么迫害我的哥哥?他所做的一切并不比你们过分!”但是德米特里知道:杀死父亲的愿望(他甚至计划过此事)所产生的罪孽感,与实际杀死父亲的罪孽感似乎是同样沉重。

弗洛伊德曾指出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巧合:陀斯妥耶夫斯基自己的父亲就是被一个不知名的凶手所谋杀,后来,当陀斯妥耶夫斯基本人因一个完全无辜的罪名被判监禁时,他忍受了可怕的惩罚而不反抗。这很可能就是因为,像德米特里一样,他也在无意识中因自己父亲之死而有一种罪孽感,并相应地有一种受惩罚的需要。他不仅并没有杀死自己的父亲,而且他爱自己的父亲,从来没有自觉地希望过他死;然而在无意识中,情形却正如伊凡所说的那样。这也正是《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等著名悲剧的主题,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和其他许多作家的主题。

因此,凡怀有谋杀愿望的人,必然会感到,至少在无意识中会感到,自己有一种受到同样惩罚的需要。多年以前弗洛伊德就说过:许多自杀乃是变相的谋杀。这句话中之所以包含着真理,不仅因为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内投作用,而且还因为:只有谋杀才会在无意识中要求死的惩罚,即使两者同时作用于自己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忧郁症患者除了杀死自己外很难得杀死他人,尽管如此,其内在动机却是希望杀死他人。

读者务必记住:这种杀人愿望往往是无意识的;它也可能偶尔被人意识到,但很快就又被爱、保护和服从等自觉态度所压抑和伪装。这一点,以及罪孽感附着在被压抑情感上的方式,就产生了死亡愿望。下面这个两次自杀未遂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A夫人是一位出身很好的瑞典女人,其父是一位著名的律师和法官,非常专制,他把女儿送进一所收费昂贵的学校受最后的教育,毕业后在欧洲逗留了一年。当她从国外回来后,他坚持要她嫁给家族的一位世交,此人比她大好多岁,甚至那时就已经身患癌症。跟往常一样,女儿默默地服从了父亲。

一年零三个月以后,她丈夫死了,给她留下了一小笔家产。尽管她从未真正爱过她丈夫,她此时却变得异常消沉抑郁。她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认为自己病得很厉害,需要开刀,后来真的动了手术!此后她又企图自杀,在厨房中打开煤气,中毒后被人发现送住医院,经抢救而幸存下来。

她痊愈以后爱上了父亲的另一位朋友,同样是一位律师,同样比她大很多岁。她要求与他结婚,他最后娶了她。婚后不久,她父亲去世,她再次变得消沉抑郁并且再次企图自杀。

对不熟悉精神病史的人来说,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似乎是一位情绪不稳定的女人,她由于失去所爱的人而过分悲伤。然而仔细的研究却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解释她的自杀冲动。她确信她与第一个丈夫的婚姻加速了他的死亡,但即使如此,她又何必对此产生责任感和罪孽感呢?众所周知,她和他结婚并非出于她本人的意愿,而是服从其父亲的安排。我们能否假设,她之所以感到是自己杀死了他,乃是由于她怀着一种愿望。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任何人都可能产生这样的愿望;而在这一例子中,这种愿望无疑被一种更深更古老的愿望所强化——这就是希望父亲死去的愿望。她对她的父亲既爱又恨。之所以恨是因为他的专制竟达到强迫她陷入悲惨婚姻的地步(就良心的反应而言,希望别人死和实际杀死这人,在无意识中是同等的)。因愿望满足而产生的罪孽感,又因为她继承了丈夫的财产而加强,这种罪孽感先是使她变得抑郁,接着是蒙受手术痛苦的冲动,最后则是更为直接的自我惩罚——自杀。自杀未遂,她被迫采取另一种方式(技术上称之为“抵消作用”——undoing)来缓和她的罪孽感。她去接近另一位象征其父亲的人,她要求他娶她,好像是说:“请把我拿去,再试一遍!我要再重复一次我与男人的关系而不至杀死他。我并非索命鬼;我不希望你死,我希望我服从你。你髙兴拿我怎么样就怎么样。”

碰巧这第二个丈夫是一个相当来历的家伙,他无意中竟以一种虽略嫌温和但已足够严厉的方式,满足了她的受惩罚需要;跟他在一起她非常幸福,直到她真正的父亲突然死去——他是她的爱的最初对象,同时也是她无意识中深深憎恨的对象。父亲之死再次唤醒了她的失落感,与此同时也唤醒了她渴望他死的罪孽感;正是后者迫使她故伎重演,企图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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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5 10:0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 动机5

一个抑郁沮丧的病人第一次坦然表白了她长期隐藏的对其母亲的敌意,在这种敌意中她强烈渴望母亲死去。就在坦白之后的第二天,她自杀身亡。另一个病人则在接到父母写来的信一这封信使他十分气愤——后企图自杀。从技术上讲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对那些具有强烈行动倾向的精神病人,每当他们在临床上有所好转,能够表现出其长期压抑的敌意时,则应该仔细加以监护。

对这种情形,任何一个精神病医生都可以举出各式各样的例证。也许,每天报纸上简明生动的自杀报导(虽然没有结论但却富于启发性)就有某些意想不到的价值。当然,这些报道缺乏有关无意识因素的明确观点。但另一方面它们也没有分析情境本身所面对的复杂情形,因而有时候竟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正确的方向。试看下面这则富于启发性的报道:一个以杀人为职业的人最终用他的职业技术来对付他自己。这个人身上沉重的罪孽感在这里是表现得再生动不过的了。

验尸官说刽子手杀了他自己

纽约州奥本2月23日电:验尸官今天的简明报告,澄清了有关xxx之死的疑团。xxx现年五十五岁,是州法院前任死刑执行人,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奥本地方的“神秘人物”。

xxx医生的报告验尸发现时作出的结论是“因自杀而死”。这位退休的死刑执行人昨天被发现死在家中的地窖里。

铁一样坚韧的神经使他能够在其刽子手生涯中冷静地把一百四十一名犯人置于电椅中处死,医生的报告表明,这种坚韧的神经到最后也没有崩溃。在他的尸体上发现了两处伤痕,一个在左胸,但未能立即致死,于是才有右太阳穴上的另一伤痕。

——摘自《托皮卡每日要闻》,1929年2月24日


奥索金(Ossorgin)在他的小说《静谧的街道》中也表现了类似的情景。书中那位冷酷无情的剑子手在面对他自己的死亡时变得恐慌,他终于在手术后屈服于死神,他的身体似乎再也不能帮助他从手术中得到痊愈。

自杀中的遗传问題

报纸和日常谈论常常涉及自杀的一个缘由,这里必须对此加以讨论。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重蹈其父覆辙

堪萨斯1月30日电:这里今天获悉xx自杀身亡的消息。xx今年二十九岁,系内布拉斯加师范学校的农学教授。他毕业于州立大学,长期以来一直居住在本城,直到前几年才离开这里。六年前,其父也因自杀身亡。

——摘自《托皮卡每日要闻》,1932年1月21日

自杀的家族关系问题,迄今几乎没有什么科学的研究。这种新闻报道表明:在一般人心中,自杀倾向是遗传的。在我个人的研究中,我曾接触到好几个家族的成员,其情形也是如此。例如,有一个病人在六十一岁时被送到我们这里,她有强烈的自杀倾向,好几次企图满足自己的这种嗜好。病人的三个姊妹皆以同样的方式自杀身亡;病人的母亲、病人的外祖母也曾以同样的方式自杀身亡。何况,病人的母亲系孪生子,她的孪生兄弟也已自杀身亡!

另一个例子是:一个受人嘱目的家庭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最大的儿子在三十五岁时自杀;最小的儿子变得抑郁消沉,好几次企图自杀,最后在三十岁时死于其他原因;三儿子自杀的方式与大儿子相似;另一个兄弟则用手枪自杀;大女儿也在一次聚会中服毒身亡。整个家庭中只有两个子女幸存下来。

我的档案中还有许多同胞姊妹或同胞兄弟自杀的例子。其中一例是三姊妹同时自杀。

这些例子虽然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却没有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足以证明自杀冲动来自遗传:相反,精神分析倒有大量证据证明:同一家庭中多起自杀事例可以从心理学角度作出解释。说得肤浅一点这是由于暗示(suggestion)作用,比这更深刻的原因则是无意识中的死亡愿望在同一家族的成员中达到了最高的发展。一旦家庭的某一成员死亡或自杀,家庭的其他成员在无意识中渴望他死的愿望即出其不意地得到了满足,由此而导致突然发生的强烈的罪孽感,它像强大的浪潮一样地取代了业已得到满足的谋杀愿望。这一浪潮是如此巨大如此压倒一切,它足以使“被告”以死亡来惩罚自己。精神分析学家知道,这种惩罚有时候是通过做梦来实现的,梦中“被告”被处决、被绞死或以其他方式被杀,再不然就是被判终生监禁。在另一些情形下,暗示作用已足以解释这种自我伤害。

何况,即使对同胞兄弟的自杀,我们也只能猜测说,有可能存在某种来自共同背景的相同的心理结构,以此来解释同一行为。当然,没有两个人(即使是孪生子)完全一样的事情,其生活环境也不可能完全一样。但即使是分隔天涯的兄弟姊妹,也能显示出一个病态父亲对他们的相同影响。

因此,由于这些缘故,我们认为解释多发性家族自杀,不一定要求助于遗传。

自杀方法的意义

联系到受罚需要和被杀愿望通过自杀而得以满足的方式,我们必须对自杀采用的方法稍加考虑。从统计数字看,人们普遍认为:男性更喜欢开枪自杀,女性则经常服毒、跳水或用煤气自杀。这些方式显然与男性和女性在生活中的角色有关:男性在生活中扮演了积极主动的进攻者角色,女性则扮演了消极被动的接受者角色。

考察某些不常见的自杀方法,往往更具有启发意义。这些方式清楚地说明了受惩罚的需要,而且往往以受惩罚的形式暗示出附着在某些象征性行为上的特殊的爱欲价值。下面这段文字,摘自三十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它最好不过地对这些现象作了清楚的展示。

在自杀记录中,最令人惊奇的是自杀方法的多样和新奇,人们正是借助这些方法来逃避人生的痛苦和不幸。人们会自然而然地以为:一个下决心自杀的人会选择最容易、最方便、最少痛苦的方式;然而此类文献的结论表明:每年成百上千的自杀者却采取了最困难、最痛苦、最不同寻常的方式;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自杀方式不曾被试验过。当我第一次从报纸上剪下一例用汽油和火柴自焚的报道时,我认为这是相当不同寻常的自杀方式;但是我很快就发现:比较而言自焚还算是普通的方式。……我有非常真实可靠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男人和女人以各种方式自杀:上吊,服毒,从高树上往下跳,扑向飞快旋转的圆锯,点燃含在口中的炸药,把烧红的铁棒插入喉管,拥抱烧红的火炉,全身脱得精光在冬天的风雪中冻死或在冷藏车的冰堆中冻死,在带刺的铁丝网上撕破自己的喉管,头朝下地淹死在大桶中,头朝下地在烟囱中呛死,跳进白热的烤箱,跳进火山口,把来福枪和缝纫机结合起来向自己开火,用自己的头发把自己绞死,吞吃毒蜘蛛,用螺丝锥或缝衣针刺心脏,用手锯或羊毛剪割喉管,用葡萄藤上吊,吞吃内衣衣带或吊裤带的钮扣,用马群撕裂自己,跳进溶化的肥皂桶,跳进熔化玻璃的炉里,跳进屠宰场的贮血桶,用自制的断头台斩首,或者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些不同寻常的自杀方式在过去只会被认为标志着自杀行为的疯狂性质,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所谓的疯狂行为也是有意义的。弗洛伊德的丄作以及荣格[在这个特殊方向上]的工作,早就使精神病学家更能敏锐地观察和理解精神病人的一言一行所包含的意义和性质。精神病行为之所以使门外汉感到难以理解,部分原因恰恰是由于它如此坦率、如此清楚、如此不加掩饰地揭示出无意识的心理内容。当然,也还有别的一些原因,例如所使用的象征属于更古老的类型。人类的交流建立在使用象征的基础上,但这些象征大部分都是随意使用并机械地加以标准化了的。与此相反,精神病患者的语言和行为却使用了更为原始的象征,这些象征虽然具有普遍性,但却不为一般人所熟悉。

因此,我们无权随便打发任何一种特殊的自杀方式,仅仅说它没有意义就算了事。根据临床经验,我们确切地知道:这些象征和这些方法,有一些是有意义的。让我们以上面说到的拥抱烧红的火炉为例。这一行为除了自我毁灭的动机之外,还暗示出一种病态的、渴望被爱的强烈愿望。一种内心如此寒冷以致竟需要拥抱烧红的火炉的感觉,就像是破坏性满足最后的高潮,它仿佛是说:“我的心毕竟是温暖的。”人们只消想想瑟维思(Sendee)的幽默打油诗《山姆•麦吉的火焚》,以及几年前的一首流行歌曲《打开暖气》。那些同神经症病人打交道的临床医生,都十分熟悉病人的痛苦抱怨——“这世界太冷了”,所以他们比一般医生更容易相信这一点;而一般医生对外在痛苦倒是比对内在痛苦更为敏感。

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显然是在以耶稣自居,这种救世渴望如果不是表现得这么极端,往往并不被视为病态。许多教会就这样教导大家:一个人应该尽可能做到像耶稣一样。而在有些宗教崇拜形式中这一要求竟被付诸实施,例如在新墨西哥洛斯赫莫洛斯的悔罪者中间,就曾把该区最虔诚的信徒作为假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升高。由此而到同一类型的自我伤残和自愿殉道,不过是一步之遥。

投身于溶化的玻璃、肥皂或火山口之中,显然是跳进水中淹死的更痛苦更富于戏剧性的形式。淹死这种幻想所具有的意义,是精神分析最早的发现之一,这不仅因为它作为一种自杀形式是如此常见,而且因为它是许多人在精神生活中以伪装和不加伪装形式出现的共同幻想。经过精神分析的研究,这种幻想似乎确实与希望回到子宫中的幸福安宁愿望有关。在我的《人类心灵》一书中,我引用了《圣经》、诗歌作品、人们路边的谈话、教堂的赞美诗、报纸上报道的事件、疗养院的病例以及雪莱和弗洛伊德的著作,对这一幻想作了大量论证。

如果有人问,自杀者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可怕的地方来淹死呢?那么我们只须记住:这种幻想可能伴随着强烈的罪孽感。何况,关于子宫或子宫的入口,本来就存在着可怕的概念。这一点我们是从象征进入来世生活的神话描述中发现的,那里有恶狗刻耳柏洛斯,有可怕的冥河斯堤克斯,①有炼狱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①刻耳柏洛斯:希腊抻话中把守地狱入口的三头恶狗。斯堤克斯河:希腊神话中环绕冥土的冥河。——译注】

与此相关,人们自然会想到哈里•胡迪尼②(埃里克•韦斯)的非凡生涯,他特别喜欢从种种不可逃脱的条件下脱身而出,包括“紧身衣、各式手拷、脚镣、囚室、木箱、绳索、玻璃盒、锅炉等。他双手紧缚从桥上跳入河中;他倒挂金钩从紧身装置中脱颖而出;他让人家把他铐起来埋在六呎深的地下,或者锁在保险箱中,或者钉死在大货箱中。一次,经过整整一小时的努力他才得以脱身,这之后他说:‘这种挣扎的痛苦、磨难、烦恼和悲惨,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他用以脱身的方式变化多端,任何用来束缚的办法都不在他的话下”。他的拿手好戏是从埋在地底的棺材中逃出来,或在水底挣脱镣铐。与此相关的事实是:他无意识中对自己的母亲有深深的依恋,这种依恋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整个生涯。人们在此可以看见,上面说过的那种解释还是适用的。1925年,在他母亲去世的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他在他的日记中插进了曼斯菲尔德写给他母亲的一首诗:【②哈里•胡迪尼(Hany Houdini,1874-1926):美国著名魔术大师,胡迪尼是他的艺名,本名为埃里克•韦斯(Ehrich Weiss)。——校注】

在黑沉沉子宫中我的生命发端,

母亲的血肉将我铸成男子汉。

人的出生须经历漫长的日月,

母亲的美哺育我,使我身躯伟岸。

若不是母亲为我牺牲了自己,

我怎能观看,怎能呼吸,怎能动弹。

——摘自约翰•曼斯菲尔德《诗歌与戏剧》,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18年版,第111页

布拉格曼(Btagman)正确地指出:“胡迪尼表演的每一绝技,几乎都象征着一种假自杀。”

至于其他自杀方式的意义,例如让卡车、火车从自己身上辗过,即非常类似于以一种消极被动的方式屈服于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它可以被用来作为进一步的证据,以证明上面讨论过的自杀行为中的第二种成分即被杀的愿望。

最后,由于类似于服毒和开枪自杀,我们应该考察一下用烧红的铁棍插入喉管这种自杀方式的意义。许多医生都感到奇怪:为什么有些希望服毒自杀的病人,往往吞吃并不一定能够致命但是肯定会带来巨大痛苦的石炭酸(Phenol)。有一个病人平静地喝下纯盐酸;当然立刻就呕吐了;此后他又企图再次用这种东西自杀,这次是用姜啤酒将它稀释。由此而导致长期的手术治疗,因为盐酸烧伤造成了食管狭窄。只要痛苦的(口腔内的)手术仍在继续,他就显得十分高兴,精神振作,并拒绝任何必要的精神分析。最后他出院了,重建了家庭和事业,但大约一年以后,他吞下爆竹自杀身亡!

这些方式很可能跟强烈的口腔欲望有关,我们已经讨论这种口腔欲望的起源,即口腔性爱机能的强化以及一种经过病态夸张的对爱的需要,这种爱是以幼稚的方式即通过口来接受的。那些熟悉弗洛伊德《性学三论》的人会发现这些方式与儿童吮吸拇指和成人口交(fellatio)之间有心理上的关联。如此可怕而又强烈地渴望那被禁止的快感,这同一张嘴也相应地成为体验巨大惩罚的焦点爱说脏话的儿童,他的母亲会用肥皂使劲擦洗他的嘴巴。当他长大以后,他很自然地会想到:如果他沉溺在更为可怕的口腔性幻想或口腔性行为中,一旦被人发现,惩罚会更加可怕,不下于用火或酸来烧灼他的喉管。

这种以口来获得性快感的心理定势(preoccupation),对那些不熟悉神经症病人幻想生活的人来说,往往是令人震惊和难以置信的。即使那些对其病人了如指掌的医生也难以相信,这些病人竟会沉溺在这些令人厌恶的想法中。值得提醒的是:就是病人本人,一旦发现这一点后,也会万分粟惊。正是这种可怕的厌恶感以及与之俱来的对惩罚的恐惧,才会给病人带来如此巨大的情绪紧张。这些病人的早期口腔教育在某些方面有缺陷或受到过度制约,从而使他不自觉地倾向于这些愿望。当这种内心冲突变得难以忍受,就可能像上面说过的那样,表现为这样可怕的富于戏剧性的满足和惩罚。

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这些自杀方式对这些不同的特殊个性说来究竞在全部细节上意味着什么,但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我们却十分熟悉它们与神经症幻想和梦极其相似,从而在其一般意义是无可怀疑的,而且也巩固了我们关于自杀动机所作的结论,即它在同一行为中既表现了谋杀又表现了赎罪。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在这种谋杀中,在这种赎罪式的屈服中,还存在着某种新的东西,这是一种较少暴力较多浪漫色彩的因素。这种奇怪的因素在分析过程中会显示出极大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最初的估计。这就是爱欲因素(the erotic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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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5 10:0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 动机6

爱欲因素

正像指向他人的破坏性活动经爱而软化或甚至完全被爱所遮蔽一样,被动地屈服于暴力也可以爱欲化(erotized),即是说,可以为建设性倾向或爱的倾向提供某些机会以得到发展,并且部分地或整个地与攻击性倾向融合在一起。如前所见,爱欲化意味着这些给予快感的建设性性质是附加的。它们可以达到部分的融合,从而表现为在痛苦中得到性满足。从痛苦中获得快感,这在治疗中被称之为“受虐狂”(masochism),这一临床现象曾是许多心理学研究的课题。众所周知,有些人喜欢被人鞭打,而且在挨打时明显地伴随着性享受。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很难想象这些人会愿意把他们这种带来愉快的痛苦推向被人鞭打至死的极端。但是,《奥利佛•特威斯特》中的南茜就这样做过,而且我们都知道还有其他人也像她那样做过。过去的一些殉道者在面对死亡——甚至是以最痛苦的方式死亡时,也曾表现出最大的欢乐和快感。

要理解这一点就得记住这一原理:无论破坏性倾向走到哪里,以爱和性欲感为特征的建设性倾向都会接踵而至。


我们称之为“暴露癖”(exhibitionism)倾向,就是这样一种通过使自己屈服于他人的攻击或屈服于自我伤害来增加快感满足的方式。暴露癖患者当众显露自己以获得一种病态的满足,这一行为通常被解释为一种针对他人的攻击行为并因此而受到憎恨,但深入分析却会发现,它事实上是一种被动的快感。它仿佛象征着戏剧性地屈服于旁观者的眼光——不是攻击性的,而是受虐性的。“为了使你获得因我的死而能产生的激动与满足,我以这种方式来牺牲自己。”受惩罚的需要因此而戏剧性地获得满足,并且伴随着由显露自己和影响他人的情感而获得自恋快感,并被这种快感所软化。

的确,很难找到像下面这样一个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原理的例子:

他“说明”了一种自杀

宴会上的客人与人赌胜,喝下了毒死少女的毒药。

宾夕法尼亚州T城1930年1月1日电:二十六岁的XX,昨天晚上在新年晚会上与人打赌,喝下了一瓶毒药,今天死去。当时客人们正在议论十九岁的x小姐最近的自杀,xx独自到厨房取来一瓶同样的毒药回到客人们中间,他问有没有人敢赌他喝下这瓶毒药。大家以为他是在开玩笑,瓶中装的毒药已换成了水,于是有一位客人与他打赌,而xx则喝干了这瓶毒药。

奥斯卡•王尔德在《主人》中清楚地懂得这一点:

当夜幕低垂笼罩大地,约瑟夫手提点燃的松明,从山顶走下山谷。他在自己家中还有事要办。

他看见荒谷中有一位少年,赤身裸体地跪在燧石上哭泣。他有蜜一样的黄发,花一般的白肤;然而他用荆棘刺伤自己的身体,在头发上洒满灰土作他的冠冕。

富有的约瑟夫对这位赤身裸体的少年说:“你这样悲痛我并不奇怪,因为耶稣无疑是一位正直的人。”

少年回答说:“我并非为他而哭,而是为我自己哭泣。我也曾经把水变成酒,我也曾经治好过麻疯病人,曾经使盲人重见光明。我也曾经在水面上行走,为坟墓中的死人驱走过恶魔。我也曾经在没有任何食物的荒漠中赈济过饥饿的人,曾经使死者起死回生,曾经当着许多人的面命令一棵无花果树枯萎消逝。这人做过的一切我都做过。但他们还是不肯把我钉死心在十字架上。”

与自杀中的“暴露”动机紧密相关,自杀往往也与手淫有联系。人们曾经观察到:自杀往往发生在习惯性自淫活动中断以后。这种中断可能来自外部力量的禁止,也可能来自个人自己良心的禁止。不管是哪种情形,导致自杀的机制都是同样的:手淫导致沉重的罪孽感,因为在无意识中它始终表现了一种针对他人的攻击性。这种罪孽感需要惩罚,只要自淫活动仍在继续,这种惩罚就与满足相依为命,因为许多人都以为手淫对健康、对一个人今生和来世的生活有巨大的危害。这种危险感和不顾一切的冒险感增了受虐的快感。然而一旦中断这一过程,自罚的满足和自淫的满足也就突然中止;与此同时,由强加的禁令刺激起的攻击性却正在高涨。于是,自我毁灭的倾向便转向自己,剥夺了淫欲的缓和作用,自杀遂得以发生。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它代表了性占有的一种更为暴烈的形式,而且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方式来惩罚那些剥夺其乐趣的人。就像童年时代自己的乐趣遭到父母干涉时那样,现在他也可以这样说:“你看,你的狠心,你的禁止,你的无情把我逼到了什么地步。”因此,在担于此事者身上实现的惩罚,同时也被视为对干涉他担于此事者的惩罚。这种自己对自己采取一种攻击性的性关注,乃是手淫满足的本质。而正像我们看见的那样,这也正是自杀的实质,所以我们不妨认为:这两者有时候是可以互换的。

精神分析关于手淫的观点是:手淫是一种自我毁灭,这并不是在通常人们所假定的那种意义上,而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即它建立在针对他人的攻击性情感上,并且表现为对自己的占有。

格罗代克的一个富于创见的启示,把我引导到有关创世故事与生死本能的关系上。“正是为了把他的爱从自我中心的投注中引开,正是为了使他不致仅仅寻求自己的快乐,他(男人)才被给予了一个配偶……一个帮助他的人……帮助他在别的地方而不是在他自己身上找到快乐。”

当然,格罗代克并不是说夏娃的创造是为了帮助亚当。但是他确实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上要有两性存在。对这一问题,生物学家有他们的解释,心理学家也是如此。从我们的本能理论的角度,两性差别的存在,很可能是为了使生命本能经由对象投注的培养而得到发展,这个对象与自己有足够的相同之处,从而能够为自己所接受,但又与自己有足够的不同之处从而能够互补。这意味着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我们要爱他人而不是爱自己——这完全符合耶稣和柏拉图的种种说法。

与作为一种自杀因素的手淫相关,我们不能不提到那些与恐惧检查(examination)直接有关的自杀。众所周知,许多人对检查有一种过分夸张的神经质的恐惧。这种恐惧在青春期和在校儿童身上,正像萨德格尔(Sadger)最初提出的那样,可以在许多情况下追溯到害怕被问到某些个人习惯。萨德格尔指出:在校儿童出于检查恐惧而发生的自杀,有一些无疑是害怕他们的手淫习惯会被发现。他还举出一例很有代表性的例证。

费解的是,生命本能还以另一种方式在死亡中得到满足。这种方式体现在自恋这种最大的爱欲投注中。自己杀死自己而不是被别人处死或被命运毁灭,能够给自己留下一种全能的幻觉,因为甚至在自杀时,我也仍然掌握着我的生死。这种全能的幻觉,尽管受到诗人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赞美,实际上却应被视为一种幼稚的遗风。他们预先假定存在着一种未来的生命并以复活为前提,从而在自杀者心目中,这种自杀并非真正的死亡。当自杀是为了避免死于他人之手,为了展示勇气、忠诚、刚直的时候,也有同样的幻想在发挥作用。前面在暴露癖自杀中讨论过的自恋,现在是受到虚幻观念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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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5 10:0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 动机7

三 死的愿望

任何人只要曾经坐在因自杀而濒临死亡的病人床边,听见过了怎样恳求医生救活他——而仅仅几小时甚至几分钟之前他还企图自杀——他就一定会注意到这样一个悖论:希望杀自己的人却并不希望死!

流行的说法是:在屈服于突然的死亡冲动之后,病人现在“改变了主意”。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回答为什么这一行动会促使病人改变主意。要说痛苦,这痛苦一般并不很大。要说看见了死神,实际上此时还不如企图自杀时更接近死神,因为,“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人们得到的印象是:这些人的自杀有时是一种装模作样的表演,他们应付现实的能力如此不发达,以致他们的所作所为竟仿佛是他们能够在实际上杀了自己而又并不真正死去。我们有理由相信,小孩子对死亡的想法是一这不过是暂时“走开”,走了以后又可以回来。的确,来生观念对许多人说来是如此现实,它很可能就建立在这种把死亡等同于走开的想法上。同样,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那样,它也类似于小孩在玩“藏猫”的(peek-a-boo)游戏时所表现出来的欢乐。


人们必须区分自觉地希望死(或希望不死)与不自觉地希望死。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前者是无数协同作用或相互冲突的向量的结果。在频繁地企图自杀但最终又总是因为技术上的错误而不能成功的人身上,我们怀疑有一种不想死的无意识愿望;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此时并不存在想死的愿望。报纸上报道过许多这样的情形,例如:

洛杉矶的X先生,先是企图“在吊灯上上吊自杀,吊灯坍塌下来。他又割自己的喉管,但还是没有死。他又砍自己的手腕,结果也没有死。最后他切开肘部的脉管。当两位侦探同一名医生来到现场,宣布他已死去的时候,他突然跳起来与这三人厮打”。

——摘自《时报》,1930年11月17日

在新译西州的福特利(FortLee),xx写完两封告别信后,爬上二百五十英尺高的桥栏杆准备跳下去。就在他跃跃欲试的时候,警察向他高喊:“下来!否则我就要开枪了!”xx于是从桥上下来了。

——摘自《时报》,1934年7月16日

在丹佛(Denver),XX买了一支价值一美元的手枪企图自杀,他狂笑着用手枪向自已胸膛开火,结果子弹毫无威力地从他胸膛上弹回来。在警察的安抚下,他表示他愿意继续活下去。

——摘自《时报》,1936年12月7日

带有明显攻击成分和惩罚成分的强烈自杀倾向,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受到阻碍,都似乎是由于死的愿望比较微弱。诗人考珀(William Cowper)的这段文字说明了这一点(转引自温斯洛1840年出版的《自杀之解剖》)。我大段引用这段文字,因为它与精神病医生从病人身上观察到的某些行为类型是如此吻合。

一位朋友把他推荐到国会上院任朗读官,完全忘了他那种神经质的羞怯像“致命的毒药”一样使他不敢抛头露面,无法履行其职责。这种困境占据了诗人的心灵,他的才能暗淡下来。在他的请求下,他的职位变成了期刊部官员;然而任职之前的当众考核却威胁着他。这使得他痛苦不堪;他又下不了决心拒绝他无力去做的事情;他朋友的利益、他自己的名誉以及希望得到支持的需要,迫使他不得不尝试他一开始就知道非失败不可的事情。在这种不幸的状况中,就像哥尔斯密(Goldsmith)的游客“害怕得停不下来,晕眩得无法前进”一样,他一连六个月每天去办公室检查期刊,准备考核。每次走进办公室的门,他的心情就像犯人来到行刑的地方一样;他机械地翻阅书本,却不能从中摘取任何有用的段落。随着考试日期的临近,他的痛苦也日甚一日、愈演愈烈;他相信他就要发疯,也只有疯狂才能拯救他;他也试图鼓足勇气自杀,然而他的良心却坚决反对他这样做;无论他怎样坚持,他也无法劝说自己相信这样做是对的;然而他的绝望终于占了上风,他从一个药剂师那儿找到了一种自杀的方式。就在他必须当众亮相的前一天,他偶然从报纸上看见一封信,这封信对他这失灵的脑瓜来说不啻是对自己的恶毒诽谤。他立刻扔下报纸,冲到野外,决心跳到沟里淹死;但他突然心生一念,想到他或许应该逃出国去。以同样的狂热,他又为逃走作匆促的准备;然而正当他打点行李的时候,他又改变了主意,他跳上马车,命令车夫立即开到码头,打算跳河自杀,丝毫没想到在那种热闹场合,这一目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直到走近水边,他才发现有一个脚夫高高地坐在货堆上;于是他只好又坐上马车驰回寓所。途中,他曾试图饮下鸦片酊,但每次举起药瓶,他就全身痉挛,激动得无法将它送到嘴边;这样,既悔恨自己坐失了良机,又没有力量战胜自己,他回到寝室已筋疲力尽。他关上门,倒在床上,把鸦片酊放在身边,企图等鼓足勇气时一口吞下;然而一个内在的声音却仿佛在不断地警告他;每当他伸手去拿毒药,他的手指都会痉挛地缩回来。这时正好有几个房客过来拜访,他于是又强作镇静;等人走后,他的心情发生了变化,这种事在他看来是如此令人厌恶,他把鸦片酊药瓶摔得粉碎。这之后他一直在一种无感觉状态中度过,晚上他睡得跟平时一样,但在凌晨三点钟就醒了。他拿起铅笔刀,用尽全身力气刺向自己的心脏。然而刀断了,没有刺进去。天亮后他起床,把一条结实的袜带一头系在自己脖子上,另一头系在床架上。床架承受不了他的重量,但后来他把袜带系在门上就比较成功,他被挂在那里一直到失去知觉。但过了一会儿袜带还是断了,他掉到地板上,终于没有死,然而内心的冲突已大到理智无法忍受的地步。他对自己无比轻蔑。无论什么时候他走到街上,都好像有无数双眼睛在愤怒地谴责他。他觉得他已深深亵渎了神明,他的罪孽将永远得不到宽恕,他的整个心都充满了绝望的创痛。

有些人像诗人和哲学家那样,一方面相信死是一件好事,然而要叫他们自杀或被杀又不干。例如“现代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利奥帕蒂(Leopanli)“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在华美的韵律中表现了对死的渴望,然而当那不勒斯爆发霍乱时,他却在可耻的恐怖中第一个乘飞机逃跑。甚至伟大的蒙田,他对死所作的宁静沉思已足以使他的不朽,然而当瘟疫在波尔多爆发的时候,他却像兔子一样逃之夭夭”。从叔本华以来的所有悲观主义者都相信死是一件好事,然而却仍然不能不照样活着。

科学研究已表明:渴望死去的意识极其普遍。这在精神疾病中,特別在弗洛伊德称之为“受苦者”的病人身上尤其明显:

……他对其理有敏锐的眼光……但当自我剖析走得过了头,他往往把自己说得渺小、自私、虚伪、缺乏独立性,他还说他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掩盖他自己本性的软弱。据我们所知,他很可能已经非常接近于自我认识;我们惟一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人在发现这类真情之后必然患病。

这种病人,特别是其中具有很高的智力和较为缓和的痛苦的病人,往往能举出种种几乎无可反驳的理由来证明死是值得向往的。他们会雄辩地、无懈可击地指出:人生是艰难、痛苦、徒劳、无望的;生活中痛苦多于欢乐;活着并没有什么好处,也没有任何目的,而且,根本就想不出有任何值得活下去的正当理由。我的一个病人在忧郁症发作的时期写下了这样一些痛苦的想法,我把它摘录如下:

不要问我为什么想死。如果我心情好,我会驳斥你认为我应该活下去的理由;但是当我对死有如此根深蒂固的偏好时,我现在只对你的理由感到惊奇,甚至连惊奇也懒得惊奇。

客观而言,或至少是试着这样做,我知道我是被妄想所蛊惑。然而这种妄想是这样地折磨着我,我竟茫然不知何为妄想何为现实。在我生活的世界中,我戴着令人讨厌的面具,面具下藏着妄想,它向我谄媚,它掩盖了现实。

再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能使我继续努力。我宁可告别这世界复归于尘土,再也不为那些妖魔鬼怪承担任何责任。

那曾经使我感到满足的自我,此时却令人不屑一顾,我因为曾经上当受骗而轻视自己。一个像我这样无用的人,对自己对他人都没有任何价值,最好还是滚出这个世界,最好还是让它在河面的漩涡和涟漪上作最后的优美表演,然后沉入水中作精彩的了结。

这种对死的自觉渴望,是否就是死亡本能的直接表现呢?我认为不是。琼斯(Emest Jones)说过:“从轻型的躁狂抑郁症(cyclothymia)患者身上,我们往往可以观察到这种有趣的现象:病人在抑郁期往往能生动地感觉到自己现在更正常,他感到自己更能真实地感受生活,认识到在他的兴奋期他完全是在受种种幻想的影响,这些幻想歪曲了他对现实的感受。尽管如此,深刻的分析仍不断地表明:即使哲学上的生命悲观主义,也与对享乐和自我满足的内在抑制相依为命,这些内在抑制,若从起源和归宿上分析,只能被视为个体进化过程中人为产生的东西。”

很可能,死亡本能在冒失鬼的活动中比在忧郁症患者和哲学家的悲观沉思中更为明显。正像亚历山大指出的那样,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东西能够更好地解释登山者、赛车者在毫无必要地使自己处在巨大危险中时所获得的乐趣。有时候这种蔑视死亡的冲动已变成一种显著的性格特征。“从成功的力量中获得的自恋满足在此的确也可能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是任何人都可以看见一种与此全然无关的冲动……一种与死神嬉戏,使生命处在巨大的危险中……一种最终使死亡本能得以满足的冲动。”

我个人的看法是:生理过程能够以赞成或反对的方式作用于整个人格。这种由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可以解释为死亡本能活动的证据。弗洛伊德称之为“肉体妥协”(somatic compliance)的现象,可以视为人对受心理限制和支配的本能倾向所作的生理服从。人们常常看见类似芝加哥的凯瑟琳•培根医生(Dr.Catherine Bacon)在病例研究中报告的现象。这位病人的自我毁灭活动仅限于抓破皮肤,有意引起皮肤感染,然而却说他希望死。这在装病者中也十分常见。我的一位病人故意坐在通风口以期患肺炎死去。但是,真正决定这些感染能否致命的因素是什么呢?我们能否像细菌学家那样假定,这个问题完全取决于毒素与抵抗力之间量的关系,或者换一种说法,完全取决于运气呢?很可能,这些感染只在那些有强烈而活跃的自我毁灭倾向的病人身上才变得严重——这种自我毁灭倾向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可发现的证据。很可能正是死亡本能决定了生物体接受这一外来的机会,以达到自我毁灭的目的。

还有一种现象也值得一提。有人提出:死的愿望也许只是另一种常见现象的表象,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之为出生幻想,或者更准确地被称之为返回子宫的欲望。正像我说过的那样,跳水自杀很可能特别近似于这种倾向的象征性表现。但是我认为这种解释很可能恰恰是一种本末倒置;种种出生幻想,种种渴望返回子宫中宁静状态的现象,在最深的层面上,很可能不过是无意识中死亡愿望的生动表象。

与证明其他两种因素(指杀人愿望和被杀愿望。——译者)存在的明显事实相比,死亡本能的理论和自杀行为中“死的愿望”仅仅是一种假说。然而思考和推测其与自杀现象的确切关系,却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为了解释临床上的种种事实,我们不得不假定:在自我毁灭能量(死亡本能)中的一个尚未分化的部分独立于已经转化的部分之外——已经转化的部分或者转化为外向性的攻击性以服务于自我保存,或者转化为良心。然后我们可以进一步假定:自我毁灭能量中这种未分化的残余物,最终将缓慢地突破生命本能将它暂时限制在其中的潜伏状态,而表现为正常人的死亡。但是在自杀者身上,它却突然挣脱了原有的束搏,爆发为巨大的力量,并立刻结束个人的生命。这种情形应视为例外,它只在生命本能相对微弱的人身上发生。也就是说,这些人有某些缺陷而不能发展其爱的功能,而只有爱的功能(爱欲本能)才能将破坏性倾向转变为自我防御,转变为对社会有益的适应或转变为良心。当然,所有这些手段最终仍将失败而死亡终将获胜;然而有时候死亡却胜得太早,特别是当爱的中和功能不全或功能不足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正像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要看见的那样,人很可能以牺牲来获得暂时的免疫。

人们可以从植物身上看到某些类似的情形(这可能取决于某些深刻的生物对应),植物也以这种方式生长繁衍,它把无机土壤这种坚硬的、无生命的物质转变为柔软美丽的组织,与此同时又保护土壤不受冲蚀(如果没有它,水土流失是注定要发生的)。在生长繁荣的过程中,植物能够吸收和利用土壤、空气、水分等成分,把它们转变为暂时的果实。然而或迟或早,无机物终于取胜。风吹蚀,水泛滥,生命的滋养者成了生命的破坏者。这些无机物质不仅毁灭植物,而且正如每个农夫悲哀地懂得的那样,它们还要毁灭自己;土壤被冲走了,水分也蒸发了,剩下来的只有空气和荒芜的沙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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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5 10:0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章 论点

在这一部分中,我旨在阐明以下论点;

一、世界的破坏不能完全归咎于命运和自然力,而必须部分地归咎于人自己。

二、人的破坏性中包含大量自我毁灭的成分,这与自我保存是生命第一规律的公式大相径庭。

三、能够解释所有已知事实的最好理论,是弗洛伊德关于死亡本能(原始的破坏性冲动)与生命本能(原始的创造性冲动)相抗衡的假说;正是这两极之间相互作用的若干阶段,构成了生命的心理现象和生物现象。

四、按照弗洛伊德的设想,破坏性倾向和建设性倾向最初都是自我指向的,但随着出生、成长和人生经验的外向而逐渐外向。在与他人的接触中,个人首先以攻击性倾向向外作出反应,随后则以爱欲倾向或建设性倾向向外作出反应。后者与前者的融合,有可能对破坏性实现不同程度的中和(neutralization)。

五、一旦这种外部投注(investments)被强行中断,或遇上巨大的困难而不能继续维持,破坏冲动和建设冲动就都转向其所由来的个人,也就是说转向自己。


六、如果分离作用发生,破坏倾向领先或持续占压倒优势,自我毁灭就会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发生;在此人们即可发现渴望杀人的证据与渴望被杀的证据,同样也能发现这两种愿望的爱欲化了的形式(the eroticized forms)。

七、如果自我毁灭的冲动被追上被中和(部分地而不是全部地被中和),它就演变为各种形式的局部自我毁灭和慢性自我毁灭,这在后面的章节中将要加以讨论。

八、如果自我毁灭冲动遥遥领先于建设冲动的中和作用,其结果就是立刻发生的戏剧性自我毁灭,即通常所说的自杀。

九、对自杀的深层动机作仔细的考察就会证实这样一个假说,即存在着来自至少两个,有可能是三个不同来源的因素。它们是:(1)来自原始攻击性并凝结为杀人愿望的冲动;(2)来自对原始攻击性的限制和矫饰——良心——并凝结为被杀愿望的冲动;(3)我相信能证实有一部分原初的自我指问的攻击性——死亡愿望——也假手于各种复杂玄妙的动机,参加到迫使自我毀灭发生的向量与合力之中。

十、这种情形无疑因各种外来因素(社会态度、家庭模式、集体习俗)而变得复杂,也会因人格发展不完全的人对现实的歪曲而复杂化。一个人童年时代的经验如果严重地压抑了其情感的发展,从而难以建立并维持合适的外在对象来吸收他的爱与恨,他就很可能无力应付现实,从而自杀不过是另一种“去耶路撒冷”的把戏。

十一、我们确信自杀不能被说成是遗传、暗示的结果,也不能视为往往在先就有的适应失调(maladjustment)的结局。毋宁说,我们早在自杀完成之前很久,就能发现自我毁灭倾向稳步发展的最初征象。

十二、像这样考察了破坏倾向和建设倾向导致直接自杀的作用和程序后,我们就可以着手考察较为成功的中和作用,这种中和作用表现为慢性的自我毁灭和淡化了的自我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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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5 11:1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赵康 于 2018-7-5 11:16 编辑

第三部 慢性自杀

第五章禁欲与殉道1


引言

自杀行为是自我毁灭突然的、急性的表现形式;与此相对照,自我毁灭还有另外一些表现形式,在这些形式中,个人仿佛是在缓慢地、一点一滴地自杀。我想,这些形式可以称之为慢性自系或慢性自我毁灭。

例如,以种种巧妙的方式来延长生命,以达到忍受更多痛苦目的的禁欲主义,就算得上是一种精致的慢性死亡。许多慢性神经性虚弱也属于这种类型,即属于受抑制的自杀形式,此时病人往往显得仿佛是要紧抓住他那似乎不值得享受的生命。酒精瘾虽然是一种较为剧烈的方式,但无疑也同样是在以受抑制的方式成就自我毁灭。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种种更富于戏剧性的慢性自杀方式,例如殉道和所谓“长期倒霉”。此时个人往往借助于某些富于刺激性的方式,放纵其对于自身的毁灭并高贵地忍受这种毁灭。这里,微妙之处在于,受害者往往极其巧妙地利用自己的处境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

我们主张对这些慢性形式的和淡化形式的自我毁灭作心理学的研究,把从中发现的动机与前面已经讨论过的直接的不加掩饰的自杀行为的动机关联起来。前面讨论过的动机是:外向性攻击成分、受惩罚的需要即因某种罪孽感而屈服于惩罚、性爱动机(获得快感,其基本的性欲性质往往为精致的伪装所掩盖),以及旨在消灭个体的自我毁灭冲动。

慢性自杀与“急性”自杀有根本的不同。在慢性自杀中,个人无休无止地拖延死期,其代价是活受罪和功能损害——它相当于局部自杀。这的确是“虽生犹死”。虽然人并没有死,但在这些人身上,破坏冲动往往具有进行性。它要你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直到最后有一天,个人仿佛突然“破产”而不得不以真正的死亡来收场。自然,这种逐渐放弃的过程也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用穆索琉斯的话说:正像地主收不到地租就拆下门窗、拆走房梁、填满水井一样,自然一旦从我身上一点一点地拿走他租借给我的眼、耳、手、脚,我也就被赶出了这小小的躯体。

但是在有些人身上,这种自然过程却通过人格积极的配合而得以加速。

尼采说过,基督教仅仅允许两种形式的自杀——殉道和禁欲,它用最高的庄严和无上的渴望来装饰这两种自杀,而把所有其他形式的自杀斥之为可怕的异端。

根据早期僧侣和中世纪僧侣苦行生活的记载,他们中许多人确乎以这两种方式缩短了他们的生命。阿西西的圣弗兰西斯[天主教托钵修士,方济各会的创始人。生于意大利的阿西西,曾麻衣赤足,手托乞食钵,劝人加入方济各会过清贫、禁欲的生活。]据说在临死时曾认识到:他让肉体蒙受被剥夺权利的痛苦是对肉体的罪过。当晚祈祷时,他仿佛听见有一个声音在说:“弗兰西斯呀,只要幡然悔悟,世界上没有任何罪人上帝不能宽恕;但那以严厉苦行杀死自己的人,却永远得不到上帝的怜悯。”遗憾的是,他认为这声音是魔鬼的声音!


显然,禁欲主义者或多或少是以自我强加的严厉方式来毁灭自己的;但要识别殉道也是一种自我毁灭,却比较困难,因为殉道往往是被动完成的。禁欲主义者是自愿挨饿、受鞭挞、过艰苦生活的;而殉道者则与之不同,他是在追求某种理想时受到他人的虐待。从而,惩罚仿佛是偶然的、意外的,并不是自己追求的;也许,在许多情况下的确是这样。殉道,正如其他形式的伟大举动一样,有时候的确是他人强加的,但在有些情况下它却显得是自愿(尽管往往是无意识地)追求的。

科学家为了进行研究而甘冒致命的风险,爱国者为自由而宁愿牺牲其生命,教会使徒或其他人为了社会、为了他们所爱的人而献出生命,这种英勇牺牲,通常并不被视为自杀。因为其社会效益表明,取得胜利的并非他们天性中的破坏性因素,而是他们天性中的建设性因素。此时不管个人是否希望毁灭自己,只要他们所作的牺牲,其社会价值和现实价值十分明显,就足以证明自我毁灭的力量并没有取胜。狄更斯描写的锡德尼•卡尔登[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所著长篇小说《双城记》中的主人公之一,他为了他所爱慕的女人而冒名顶替其丈夫,被送上断头台处死。是为爱而甘愿自我牺牲的典型。],尽管显得罗曼蒂克,与现实及其各种可能性脱节,但从心理学角度讲却是健全的。那些完全驯服了自己的攻击性而献身于拯救他人事业的殉道者,尽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却赢得了爱的最后胜利。

因此,为了揭示自我毁灭,我所选择的是这样一些自我牺牲的例证。在这些例证中,自我毁灭的愿望比较明显地显示出来并与中和性的生命冲动和爱的冲动相分离;我们也可以从中举出证据说明受害者不仅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而且还引以为荣,以此服务于他自己的目的;或者,在这些例证中,个人是在蓄意追求自我毁灭,而且从其牺牲的功用性来看,并不存在社会的价值因素,即使有也是明显地从属于个人满足。

同样,禁欲在某些时候也可能是建设性的,这要看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自觉地追求什么样的目标。为了某些根本目标而约束自己的身体需要(例如运动员在训练期中的禁欲,某些必须暂时放弃其习惯性嗜好的病人等),实际上与那种摧残身体、完全忽视其正当要求的禁欲是截然不同的。

一、对殉道与禁欲的临床研究

历史上有许多禁欲和殉道的例子,对此我们大家都十分熟悉;与此同时,临床上也有许多禁欲和殉道的例子,对此惟有精神病医生才特别熟悉。前者往往被公众引以为荣,而后者却被人们看不起,往往对之采取轻蔑、取笑甚至憎恶的态度。在我们这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殉道者或多或少必须以社会功用为他的殉道作出解释。但是曾经有过一个时期,那时殉道者并不需要用社会功用为自己的殉道辩解,那时殉道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对此,“临床上的殉道者”将为我们提供最有用的材料来研究本章将要研究的问题。

精神病学既不为这些人辩护也不对这些人进行谴责,而仅仅考察其人格结构和心理机制,弄清为什么其主要的人生满足来源于受苦受难这一事实。从痛苦中获得欢乐,这一悖论或许是生理学最大的难解之谜之一,由此已导致许多理论和哲学。一旦我们自觉地辨认出这种快乐具有性的性质,我们就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公开的受虐狂,而按照精神分析的观点,即使没有辨认出这一点,性爱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渗透到所有这些现象之中。因此,许多精神分析学文献,特别是早期的文献,都立足于这样一种假定:受虐倾向乃是殉道的主要特征。然而,新发现的无意识动机却并不支持这一假设。

神经症虚弱使精神分析有机会反复研究禁欲与询道的临床例证,这种病的特征是无力接受或享受人生的欢乐,它有一种老是想陷入可怜处境并以此获得他人同情的强制冲动。我将以几个典型的病例来说明其主要特点。

第一个是一位女性,在她的身上,禁欲和殉道作为种种性格症兆是十分明显的。尽管她在许多方面都十分幸运,然而在大多数朋友眼中,她却是可怜和同情的对象,因为她总是不得不忍受他人和上帝要她忍受的苦难。在小圈子中她更似乎扮演着禁欲者的角色,因为她完全不能利用种种享乐的机会,而又似乎是故意地和毫无意义地放弃这些机会。

由于父母方面的牺牲,她年纪轻轻地就被送进一所学院。在这所学院中,她老是让她的学术机会与社交渴望相冲突。要么以她必须以学习为理由而断绝其社交生活,要么她必须以一个女孩子有权享受社交生活而放弃其学习。她没有毕业就退学了,尽管很有才华、美艳惊人,她却坚持要从事一种卑微的、单调的商业性事务工作。在工作中她苛刻地要求自己直到终于生病。此后不久,她的才能之一得到发展,成为一个技艺娴熟的音乐家。但由于她一直拒绝并放弃了一切教授和学习音乐的机会,十年后她竟把她已经学得的音乐知识和技巧忘得一干二净。这一点与中世纪那些禁欲者何其相似,他们也放弃了能够给自己带来欢乐的才能。例如,一位天才的语言学家,精通二十种语言,却强令自己沉默三十年之久。

几年以后好运来临,她有机会居住在纽约,这正是她长期以来的梦想。然而到那里以后,她却不断地放弃任何大都市的享受,像艺术展览、图书馆、音乐会、博物馆这些能给人以快乐的地方,尽管她完全有才能欣赏,有机会领略,她却完全加以回避。此外更不要指望她会在种种轻浮的娱乐中消磨时光。她辛勤地做她所不适合的工作,希望对她的丈夫有所帮助,而她的丈夫事实上并不需要这种帮助。她们居住在贫民区,这即使不是由于她的选择,至少也是由于她的同意;她没有任何朋友,日子过得单调、枯燥、没有色彩。她惟一的安慰,是当她想到自己多么不幸时对自己产生的大量自怜。当然,在这一点上,她似乎与禁欲者有所不同;禁欲者把自我牺牲和苦行生活引以为骄傲,仅仅暗中对自己有所怜悯。

此后这女人生活中又有了更多的机会去获得愉快和社会教育。她在欧洲的某一首都居住了好几年,悠闲地漫游了欧洲大陆、英伦三岛和远东地区。然而她又再次重演其古怪的自我特征,至少在涉及真正的欢愉时是这样。她有许多熟人但却没有朋友,她到处赴宴、纵酒豪饮,然而却并不欣赏这一切。她丈夫在美国政府中的官阶使她能够进入最高层的社交圈,她丈夫的金钱和服装趣味加在一起(正如我有一次听一位朋友描述的那样),足以使她成为全欧衣着最豪华最漂亮的女人。有一段时间她有无数的追求者,但由于她奇怪地不能受用这—切,遂使她的朋友自觉徒劳没趣,一个个相继而去。

她的禁欲倾向也影响到她的婚姻关系。她不仅性冷淡(尽管在自觉意识中她希望不是这样),而且出于一种良知而不许自己享受任何别的婚姻生活乐趣。例如,尽管她很想有一个孩子,她却不能相信她应该有一个孩子。她结婚十年才怀孕,一旦怀孕,她就完全冷落了她的丈夫,好像她感到自己只能有权拥有一个人似的。她带着孩子到了英格兰,孤独地在那里隐居了几年,拒绝或至少是冷落了她在那里新认识的人给她的友情。她丈夫给了她许多钱,但她省吃俭用,不事炫耀。她衣着平常,不引人注目,居住在狭小寒伧的房舍中;由于她不注意保护自己的容貌,昔日的风彩也暗淡了;她不接待任何人,甚至偶尔接受了别人的邀请也不回请别人。总而言之,她过着禁欲隐士的生活。

还可以举许多别的例子来说明她的禁欲倾向,但是我现在要说说她用以扮演殉道者角色的方式。我区分了禁欲者角色和殉道者角色,其依据是上面描述的自我剥夺与自我限制大多数都是她自己强加给自己的,她本人也坦率地承担这些责任。而在殉道行为中,个人往往实际上把自己视为环境或他人残酷摆布下的牺牲品。在这一意义上,禁欲者比殉道者稍微头脑清醒一点。殉道者尽管也成功地使自己受苦受难,却意识不到这在极大的程度上是自作自受,而将责任归咎于命运或他人。这个女人对她所受的某些痛苦,往往倾向于责怪他人。当然,她更多地是以间接的方式而不是以直接的方式来谴责他人。例如,尽管她并没有指控她丈夫把她送到这英格兰的穷乡僻壤,她却使事情显得好像是这样,她甚至还承认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因为她是如此不讨人喜欢,如此冷淡麻木,如此吹毛求疵。在孤身独处的这段时间她不断地生病,有一次竟病得很厉害并持续了好几个月。此时她的确是一个可怜的人儿,独自一人带着孩子,远离其丈夫,远离所有的熟人,又自己把自己排除在当地人的同情和帮助之外。她病体羸弱、形单影只、楚楚可怜。惟一从外界得到的满足,乃是因这种处境从她的亲戚和她丈夫的亲戚那里唤起的同情,而在这种同情中始终混合着他们的困惑不解。

在此后的精神分析治疗中,她像许多精神分析病人一样总是喜欢故伎重演,这种把戏在童年时代能够使她取得成功,但在后来的生活中却如此悲惨地使她遭到失败。这就是;一方面通过使自己陷入悲痛的境遇而唤起他人的怜悯;另一方面又试图让精神分析医生或其他什么人来为她遭受的痛苦承担责任。例如,她喉头有一点轻微的炎症,由于这一缘故她拒绝了一位熟人的多次邀请。她希望精神分析医生给她检查喉头并开出处方。精神分析医生告诉她说,这种治疗不应由精神分析医生承担,她应该去请教一位耳鼻喉科大夫,并且告诉了她姓名和地址。她去找了这位医生,但却坚持说他的治疗使她病情恶化。于是喉炎果然变得严重,竟使她卧床休息一星期。当她充分恢复,能够继续进行分析治疗时,她竟指责精神分析医生不关心她,没有给她作喉头检查,没有给她开处方,而是把她打发给一个使她病情严重的医生,从而幸灾乐祸地摆脱了她一星期……随后,她突然收回所说的一切,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仿佛是甘愿听天由命,并坚持说她把这一切都看作是她命中注定。

这种殉道可能与读者心目中欣然蒙难的殉道观念不尽相同,正像她的禁欲也缺乏自我满足的成分而与某些著名的禁欲者的行径不尽相同一样。但是必须记住:这女人是一位失败和殉道者和一位失败的禁欲者,也就是说,她的殉道和禁欲并不能充分满足她。如果不是这样,她就根本不会上门治疗。真正的殉道者根本不认为自己需要治疗。精神病学家把极端的殉道者和禁欲者视为个人在这方面走得过了头,业已接受了对人生所作的一种虚幻的解释,是一种为社会所认可的精神病。神经症之所以介乎正常人与精神病之间,是因为他仍然执着于现实。这女人的禁欲倾向和殉道倾向固然使得她神经质,但同时却也遭到失败,从而使她不致成为“纯粹”的精神病并且保留了回到正常的可能。经过治疗,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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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5 11:1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章 禁欲与殉道2

由于认识到这种成人的行为很可能来源于童年时代的经验,我们将考察这女人的童年经历,特别要涉及促使她采用殉道禁欲伎俩的环境因素。

在她的梦中,她经常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黑种姑娘,一个令人生厌的老妇,一个肥胖的、毫无魅力的女人,或其他毫不可爱的角色。我们发现,这差不多正是她希望成为的角色。然而她小时候却非常漂亮,因此她那贫穷而又有所向往的父母就利用了这一点。她们作出种种牺牲以便能从她身上得到好处。为了给她买漂亮衣服,使她能够享受他们居住的小城所能提供的一切社交机会,他们不惜牺牲自己和其他子女的基本需要。她的一位姐姐格拉迪丝,无论从主观上讲还是客观上讲都可能是最大的受害者。我们的病人从来不学习做家务也从来不需要做家务,父母只让她过漂亮而懒惰的生活。与此同时,格拉迪丝却被认为是不够漂亮,不大可能缔结美满姻缘而强令其学习烹饪,并为了妹妹的前程而放弃其对于服装的要求。病人名符其实地成了家庭的皇后,为此母亲、父亲、姐姐和幼小的弟妹都得受罪。

她这种不光彩的满足伴随着强烈的内疚感,以致她竟终于不能品尝由此而来的成果。这正是她为什么在此后的生活中不得不不断地证明她并不幸福、并不走运、并不值得羡慕的原因之一。人们只消看看那些为她的成功作出了牺牲的人后来结果如何,就不难明白她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内疚感。姐姐格拉迪丝在年迈的父母家中成了一个忙碌劳累的老处女。父亲破产后离家出走,流浪外乡。母亲过着贫穷郁闷的生活,靠其他子女的救济维持生计。

这就说明了罪孽感和自我惩罚的因素往往是殉道的内在动机之一;但除此之外往往还有其他动机,从病人身上我们也找到了这些动机。


让我们考察一下她把自己的殉道和禁欲用作一种攻击,一种触犯的武器的方式。问题的这一面对她丈夫说来无疑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她几乎毁了他的一生,不断地使他不能享受和充分利用自己的机会;使事情显得仿佛是他在可耻地对待她,他应该为她的不幸承担全部责任。由于他的能力和他的慷慨,她才能够随心所欲地旅游和生活;他供给她许多人生的享受,而她没有能够享受这些东西并不是由于他的过错。然而,作为回报,她不仅不遗余力地使他在他人眼中显得是一个卑鄙之徒,而且因为自己的痛苦而如此无情如此不公平地责骂他,以致使他的家庭生活变得难以忍受。为了医治她这自己强加的痛苦,她花费的医疗费用髙达几万美元。

既然我们看清了她的殉道生活中包含的攻击性因素,我们就必须从她的童年生活中为这一因素找到一个解释。这部分地来源于上面说过的生活背景,只有一点需要补充。不妨设想,病人在童年时代享受到全城美女的声誉,惟一例外的是由此而导致的良心的刺痛。家庭无疑承担了这一切,但事实却是,甚至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就充分意识到家庭为她作出的牺牲背后隐藏着物质的目的;她意识到他们是希望利用她的美貌来达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补报。由此而产生的憎恶和创痛在精神分析治疗中表露无遗,并且最后竟表现为这样一种奇怪的方式:有一段时间她顽固地拒绝恢复正常人的生活,理由是那样只有利于精神分析师的名声。她曾经被家庭所利用,表面上让世人们看到的是为了她的未来,而实际上却是为了达到家庭的目的。现在她感到,精神分析师之所以希望她痊愈,主要并非出于对她的关心,而更多地是出于想让世人知道他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分析师。由于这一缘故,她很长一段时间都拒绝恢复其音乐生涯,尽管这正是她自己的愿望,而且她的音乐会也很受欢迎。她企图以这种方式对她自认为不够真诚的精神分析医师进行报复,正如她要对她那确实不够真诚的家庭进行报复一样。她是如此痛苦地意识到她家庭的不真诚,以致她绝不能相信那些口头上说爱她的人是真心爱她。这一点也部分地由于她本人从来就不真诚,但她却认为这是外界强加给她的。

最后,我们还得考虑到这女人的殉道中包含有爱欲的动机,这在分析过程中生动地表现出来,这就是她企图用自己的痛苦来贏得医生的爱,正如以前他对其他人也曾做过却并不自知的那样。我们已经讲过她喉头发炎的事例,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类似的插曲。在分析过程中她回忆起下面这样的事情:在青春期到来之前,她在一所学校读书。她记得她曾发现,她可以借书本或书桌的掩护,用手击鼻子使自己流鼻血。而这既能成为不做功课的借口,又能赢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同情。

在分析过程中她逐渐明白:在她的悔恨后面隐藏着一种功利的动机。用她自己的话说:“在假装因我造成姐姐的不幸而深感内疚的时候,在表面上是在惩罚我自己的时候,我实际上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同样的目的;我同样是在吸引他人的注意,只不过我现在是靠展示我的痛苦,展示我那可怜的样子,而过去却是靠展示我的漂亮衣裙,展示我的漂亮卷发。”我们已经讨论过“展示”(暴露狂)在性生活中的用途,然而它在殉道中还有更深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在对她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最后发现之一。在种种矫饰、撒谎、披露、浅薄的伪装和轻浮的调笑下面,病人深深地渴望着被爱并深感自己受到了伤害。尽管家人全力“抬举”她,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贏得外界的爱慕,然而他们(特别是父亲)真正怜爱的却是大女儿格拉迪丝。母亲固然对病人有一些偏爱,但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这种偏爱却令病人感到是不真诚的,从而也是不能接受的。尽管拒绝了这种爱,但这种拒绝却不可能是全心全意的,因为这将使得她孤零零地不被任何人所爱。由于这一缘故,她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于这位她既不感到亲切也从不对她亲切的母亲。母亲否弃了自己,扮演了殉道者的角色以抬举病人。病人对此虽然觉得是一种不真诚的爱的表现,但这却是她惟一拥有的爱,所以尽管憎恶,她却不能不抓住它。人们对此可以简单地总结说,她只有通过自己的不幸来认同于她的母亲,才能得到爱的满足。

说了这么多不得不说的话,我们现在看见:一个女人的禁欲和殉道是如何关联着深藏的罪孽感、报复心和被扭曲了的爱;所有这一切都发端于童年时代,并以潜伏的形式继续存在,直到在中年时代开花结果。撇开其生活和人格的其他材料,这一切几乎最明显不过;然而这对她自己和她的朋友来说却并不明显。像所有神经症患者一样,她在她朋友眼中是一个难解之谜,他们只能困感不解地给她以同情和怜悯,仿佛这就是她所需要的。

神经症殉道的另一个典型病例,在此也可以简略地考察一下,因为它表明了在这些临床殉道者身上有着基本的共同模式。这个病例来自斯特克尔的报告。一位二十三岁的少妇前来治疗,表面上是由于她结婚三年后仍然性冷淡,然而却有许多别的症状。她的生活中完全没有欢乐,她对任何事情也都不感兴趣——对任何事情都不能发生愉快的兴趣,乃是许多家庭妇女生活中的共同特征,迈尔森曾认为这应该称之为“失乐症”——她经常头痛,经常处于抑郁状态,不停地哭泣,有时候一连好几周都是如此。她是家庭忠心耿耿的奴仆,从不离开家庭圈子。每当需要作决定,事无巨细,她必请教她母亲和姐姐。家务、育儿、挑选衣物,所有一切事情都要征求她们的意见。她抱怨她丈夫没有每天给她布置任务,没有能让她一直不停地做她该做的事情。

尽管信仰新教,她从小却被送进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一直到十八岁,因为在她居住的地区没有好的公共学校。她非常虔诚,在忏悔时,往往只用一条床单睡在地板上。她曾希望当修女,但又不愿说出她从前的性行为(包括曾与许多伙伴和一个哥哥有过性游戏,以及曾被一个叔父诱奸过)。为了弥补这些罪过,她曾发誓绝不再委身于任何男人,而且自认无权享受性生活。

治疗时发现,尽管她忠心服侍家庭,骨子里她却仇恨家中每一成员。她恨她的姐姐,因为她一度被树立为她的楷模;她强烈渴望母亲死去,因为她既嫉妒母亲又怨恨母亲使她婚姻不幸福;她愤恨她父亲则是因为他不信教。

她的攻击性在她丈夫身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尽管她平时十分俭省,她却周期性地陷入一种“购买狂”。在这种时候,她会花大量的钱去买各种无价值不必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当时她觉得非买不可,事后却被扔在一边。丈夫谴责她这种挥霍,她也下决心再不干这种蠢事,但很快就又故态复萌。有许多间接的证据均表明她对丈夫怀有敌意——极端的依赖、缺乏主动、热衷于幻想和被他人所爱、性冷淡、不满足等。她不能照料孩子,孩子总是使得她神经质。在治疗过程中她承认,她往往想打孩子,有时候甚至想卡死孩子。

精神分析揭示了她这种极端的委弃和服从,是对其内在仇恨和不满的一种幼稚的补偿方式;她的性冷淡则是一种自我惩罚和对丈夫的攻击。这些症状经分析而治愈,她的殉道态度也被充分发掘出来,现在她已能离开其父母独立生活。

此刻,在我们这个国家,即使没有几百万,至少也有几十万家务受难者在过着枯燥沉闷的生活。如果这些我选来说明这种情形具有基本的相似性的极端例子,被读者错误地以为只是一些偶然的、怪诞的事例,那么我将会十分遗憾。事情很可能恰恰相反,我们大家都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在殉道的伪装下沉溺于自我毁灭,并以种种文饰来保护自己不受指责不受怀疑。的确,我们不妨拿出一定的时间,来考察一下周围朋友生活中那种明显的慢性自杀。这些朋友既不认为自己是神经症患者或精神病患者,而且显然也并不是什么宗教殉道者。一个职员,平时一直成功地获得提拔,后来却突然放弃他一直为之努力的最后晋升机会,而他所采取的手段则似乎是一种故意的、精心设计的疏忽大意;另一个人一直平步青云,有种种迹象表明其前程无量,然而却突然改变策略,转而从事人人皆认为希望渺茫的工作;有的人没有任何充分理由就突然变得萎靡不振、撒手不干,令所有对他抱希望的人大失所望;有的人眼看已成功在望,最后却通过一连串仿佛精心算计过的行动使周围的人对他产生反感,从而一笔勾销其先前的表现和成绩。这些例子,以及其他许多例子会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一位读过本书早期手稿的读者写信来说:“我最近亲眼看见一位前程似锦的人怎样以一种明显类似于自杀的方式断送了自己的生涯。这就完全证实了你的主要论题。我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试图对他指出,虽然他这些感觉也有某些现实根据,然而总的说来,这些最后导致他辞职不干的感觉却与现实大相径庭,因而是神经质的。我向他指出:他应该做的事情是使自己顺应外界而不是企图让世界来顺应自己……这些情形是普遍的;其机制很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为所有人所具备,而且往往不被自己、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医生所发现。”

然而尽管不能被自己发现,有时候却能被朋友们发现。我曾认识一位妇女,她有很大的社交野心,但除了明显的野心外,她也有许多优点为人们所称道。有一次她应邀参加一个小型宴会。由于她并不认为这次宴会对她社会地位的上升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在宴会上表现得十分放肆。这样做的结果是她断送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场的人当中有一些是该区的头面人物,而另一些则是专事蜚短流长的长舌妇。夹在这两种人之间,这可怜女人的命运遂被其行为后果所注定。这不能视为纯粹出于偶然,而是隐藏在她平时甜蜜外表下面的攻击性和敌对性的表现。那些熟人和目击者都看得十分清楚:这一特别的插曲实属自我毁灭,它表现了她人格中的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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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5 11:2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章 禁欲与殉道3

这种事实际发生得比我们想到的还多。每个读者都不难回忆起许多情形,例如他主动放弃了应得的报酬或应有的成功,而这些报酬和成功本来无疑可以使他免于种种自我毁灭活动。

然而,只有当这种自我背叛超过了忍耐限度,我们才惊醒过来并寻求帮助——有时竟直到这时仍不觉悟。人们有时能发现自己生活中自我挫败的波动往往遵循一定的模式。我记得有一个人在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证明了这一点。他深得女人们的欢心,最后从她们中赢得了一位漂亮的新娘,然而紧接着却与之疏远并离了婚。他成了一名技艺精湛的高尔夫球手,赢了无数场球,然而正值成功的顶点却开始急剧地走下坡路,而且无论怎样练习也难逃厄运。他对我说,他注意到他打髙尔夫球有一个奇怪的特点,他往往一开始就遥遥领先,但最后却莫名其妙地以失败告终。当然,在生活中每一桩事情上他都正是这样,也就是说,尽管一度稳操胜券,但最终却总是放弃了成功的机会。他因此属于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性格类型,即由于成功中隐含的罪孽感而不能忍受成功。

此人后来的情形进一步说明,这一性格模式,在走进商界以后的短短几年中,他赚了大量的钱,但最后却不仅把自己的钱,而且把许多合伙人的钱统统输得一文不名。

日常生活中的禁欲和殉道,其背后隐藏的种种动机很可能与我们讨论过的神经症病例中的潜在动机一样。无疑,每时每刻,当我们自认为是在取得成功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在企求失败,企求毁灭自己,而且实际上也正是在毁灭自己。


精神病殉道者

殉道[以及禁欲]的无意识动机在那些献身于信念[或冲动]甚于忠实于现实的人身上,往往变得更加明显,更富于戏剧效果。我指的是在精神病患者身上可以观察到的禁欲和殉道。每一个精神病诊所,每一所精神病医院都十分熟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人所周知的弥赛亚妄想①就往往导致企图把自己打在十字架上。【①即救世主妄想。弥赛亚一词来源于希伯来文,意为“受膏者”;犹太人相信,上帝终将派一名受膏者前来复兴犹太国。后基督徒宣称,他们信奉的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不是复国救主,而是所有信徒的救世主。】

在此插入两例有代表性的病例并加以简短说明,这对我们的目的可能是有价值的。在这两个病例中,攻击性、爱欲因素和自我惩罚的成分清晰可辨。我们将进而考察那些更著名的人物,他们生活的年代距今已十分遥远,因而不可能对他们作精神病学诊断,但是他们的行为却无疑可以作同样的分析。

病人K是八个子女中的老二,母亲是一位理想主义者,父亲则严厉、嗜酒。病人早在童年时代就深受来自母亲方面的宗教教育,印象特别深的是耶稣的受难和地狱的烈火。

尽管如此,他还是具有某些靑年人的反叛行为,例如渎神、撒谎、偶尔偷窃。十六岁那年他正式受洗并决心过一种“好基督徒”的生活。他开始积极参加所有定期举行的宗教活动和不定期举行的宗教复兴会。

病人的父亲创办了一个小型工厂,以后在病人的领导下被儿子们大大扩展,从而使家庭变得相当富裕。有几个兄弟后来转而从事其他活动,于是病人实际上拥有了一份很大的产业,这份产业凭借他天才的规划和温和的人格而获得极大的成功。

在他事业上取得成功这段积极活跃的时期中,他越来越笃信宗教;到了三十五岁,他认定他已赚够了钱,应该将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上帝而不是继续奉献给他自己的“私利”。他焕发出极大的热情来支持某些公共事业,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钱财,包括数十万美元的费用。他相信这是他“作为一个好基督徒对一切上帝子民的福利”应尽的责任。尽管如此,他的慷慨行为却使得他的事业更为兴隆,这一出乎意料的结果使他决心以更大的努力来为社会服务,而这次的确需要他付出极大的代价。

就在这时候,他卷入了一场战斗,去反对一次对宗教的恶意诽谤。他为此十分激动,在亲戚们来不及制止之前,他已花费了几千美元对他的对手们提出调查起诉。亲戚们一度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因为,虽然他显然愚蠢地花费了大量金钱,但与此同时他却始终以一种极谦卑极富于自我牺牲的方式生活,而且他的活动确实间接地使家族的事业更加兴旺发达,但毫无问题,现在他这种牺牲自己、服务他人的观念已达到病态的程度,何况精神病学报告也证明他确实患有精神疾病。他认为他不配进私人精神病医院,因而去了州立医院。在那里他多次企图逃跑,“以便被抓住、被鞭打”(引用他的原话)。有一次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由于他对自己的伤害,家人把他绑在床上达好几个星期。

当他最后缓解出院后,他住进一家旅店,在那里独自花了二天时间来折磨自己。他故意在散热器上烧烤自己的手和足,在脚板和手掌上凿洞,在自己前额上刻十字架。他不吃也不睡,只是不停地热烈地祈祷。

他患了坏疸和败血症,有好几个脚趾头必须切掉,此后好几个月他一直病得很厉害。对这段插曲,他自己的解释是:他觉得要做一个好基督徒,就得惩罚自己,以便让上帝相信他的真诚。以这种方式,他相信他可能会最后贏得他所需要的报答,贏得一个纯洁美丽的女人的爱。而这又导致他不断地为自己的手淫行为和对淫荡妇女的幻想而忏悔。无疑,正是这种自卑自贱、自罪自责的感觉,以及由此而来的受惩罚需要,以其强大的力量促使他采取种种自我戕害的行为。

在这个病人身上,禁欲倾向也以种种方式表现出来。他完全忽视并放弃了他的事业,即使当他需要钱的时候,他也拒绝接受家人给他的钱。有一天,他把自己的好衣服统统给了一个流浪汉并从他那里得到一身破烂衣服。他不穿鞋子在雪地上长途跋涉,冻坏了仅剩的脚趾头。他沿途搭车,以便去芝加哥帮助推动一项公共事业(他一度积极参与此事),最终却饿倒在路途上。他一次又一次地拒绝别人给他的帮助,坚持要像他的基督徒同胞一样过贫穷匮乏的生活。

在一次驾车旅行的途中,他扔掉了最后一张汽油票。当汽车燃料耗尽时,他平静地放弃了汽车,步行走完剩下的路程。他衣着褴褛,没有食物也没有钱,走到中途的时候,他检到一张两美元纸币。他把这视为奇迹,相信这是上帝在从天上关注他。但既然这是上帝的礼物,他也必须把它归还上帝。所以他珍藏着这钱,直到最后把它送给教堂。

如前所说,病人的爱情生活与其宗教观念紧相关联。他声言他自五岁开始,就一直是世界上最为热情澎湃的人。整个一生他都渴望得到一位纯洁少女的伟大的爱和激情,就像《圣经》中描绘的那样,为了得到这种爱他宁愿忍受任何痛苦与考验。他说他的一生代表了痛苦、和平与爱。在结婚前的岁月中,他好几次堕入了情网;但每当关系临近亲昵,病人即向自己敲起警种。他害怕他所谓的“通奸”会带来可怕的后果。他热烈追求的往往是那些连碰也不准他碰一碰的少女,他尊崇她们的纯洁无暇。

一次,他梦见自己与一女人发生性关系,醒来后被强烈的罪孽感所压迫,立刻跳下床,跳进滚烫的浴盆,严重地烫伤了自己。在追忆这件事时他说:“我越是受苦,就越富激情。”他说他从未体验过激情的顶点,但是,“上帝知道,我期待有这么一天,如果不在今生,那么,就在来世;或者,我希望上帝把这种事免了,因为这种悬念不断地折磨我,其痛苦无人能知,从我儿童时代开始到现在一直这样”。

这病人自愿殉道的心理动力,或许可以部分地从其背景加以推论。他对母亲的热爱,对父亲的恐惧,使他把扮演“好孩子”的温顺角色视为获得爱的满足的惟一安全途径。这一角色意味着要否弃一切性欲和正常的攻击性,把它们视为“坏事”。由于他既爱又怕他那威严的父亲,他很早就认同于他那圣徒般的母亲(他本人的“激情”从五岁时开始,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此时正是孩子被两种感情所撕扯的时候,即一方面想从父亲手中夺走母亲自己独占,另一方面又害怕父亲优胜的力量而想与之和解)。这种对母亲的认同本身就具有殉道的性质,因为其母本身就是其父的受难者。尔后,作为一个强有力、受惩罚、不允许他有任何性表现的父亲的儿子,他的殉道理想在对耶稣的认同中变得越来越明显。由于与自己的认同理想相距甚远,病人不得不通过许多过度的补偿来抵消他对性幻想的沉溺,在这些补偿中他再度把自己等同于耶穌,并从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中获得受虐待的快感。他这样做不同于真正的受虐狂。他并不要求这种折磨来自一个人格的父亲形象,而且,像古代的殉道者和禁欲者一样,他甚至对自己也隐瞒从苦行中获得的性爱满足。病人殉道活动中的攻击性成分在他对家人对朋友的行为中十分明显,表现为对他们的忽视,拿他们需要的基金去作过分的冒险,以及他自己承认的好斗性。他追求那些不欢迎他的女性,这也表现了他的攻击性,因为他往往把这做到使女人感到受了侮辱的地步。他也经常与自己妻子争吵,虽然他经常自愿挨她的打而从不企图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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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5 11:2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章 禁欲与殉道4

Y先生的病例更富戏剧性。他是一位富有而有教养的古巴绅士,年四十岁。两年前发生的一个小小插曲,他认为意义重大。他在哈瓦那的大街上看见一个女人,这女人不可抗拒地吸引了他,他尾随她直到她的寓所,看见她进门消逝在屋内。就在这时,他突然看见这幢房屋的庭院中坐着一个卖花的小贩,长长的棍子上排列着许多花圈。由这位神秘美丽的姑娘和这个卖花小贩所产生的联想,使他突然觉得仿佛有某种象征意义:他必须在生(由少女象征)与死(由小贩和花圈象征)之间作出选择。他决心选择生,并大胆地上去敲这姑娘的房门。仿佛是个吉兆,这女人亲自来开门并非常优雅地邀请他进去。但他只耽搁了一会儿就告辞回家。

午后这场经历使他十分疲倦,他躺下来休息。在沉思中他想到他对“生”的选择是一个幸福的选择,它的确是这样幸福,以致他似乎应该为此作出某种牺牲以预防上帝的报复。他认定他应该与自己的妻子脱离关系,尽管她在一切方面都是他所能找到的最多情最称职的妻子,尽管她除了尽量使他幸福之外再没有别的愿望。由于没有生育能力,她没有能够给他生孩子,但他并没有提出这条理由作为反对她的借口。在这样沉思默想的时候他睡着了,没有按原订计划与妻子见面共进晚餐。他把这件事看作是上帝支持他下决心作出牺牲的信号。


就在这段时间,他注意到人们开始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看他,在他的办公室中也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他的信件被人拆看了,人们对他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所有这一切都使他坚信,他已被一种力量以某种方式将他与他人分开。他无力驾驭这种力量,也不知道它的性质。就在这段时间,他看见了电影《十字架的象征》的广告,他立刻认定:这正是那为了某些伟大使命而特意选中了他的力量或组织的象征。接着,病人开始对那些他认为“女人气”的男人非常恼怒,为了证明他本人并不“女人气”,而是一个强壮的男子汉,他决定接管全部业务。他解雇了所有的职员,只留下他的一个密友。他召集公司的所有理事,告诉他们他已决定将例行会议延期,直到条件成熟时再召开。此后的几天中,他变得越来越躁动不安、纠纠好斗,对自己妻子充满了敌意。他命令她离他远些,并威胁说如果她走进他的房间,他就立刻杀死她。

当病人事后回顾上述这段时期时,他相信他的所作所为乃是一种尝试,最终是为了保证他离开古巴到美国。当他被送到美国接受精神病治疗时,他认为他是被他的政府所选中,来美国和成千上万的姑娘发生关系,生下几十万孩子使美国人口暴涨。起初,他异常固执地坚持要立即开始这一行动,但遭到挫折后,他认为这挫折意味着他还没有作出巨大的牺牲来配得上这一伟大的使命。

为了使自己作好准备,他用燃烧的烟头烫伤自己的皮肉,并苦苦央求给他一把小刀好在自己身上划伤口。尽管他处在一名特别护士的日夜看护下,他却假装睡觉,偷偷把手放在蒸汽管道上严重地烫伤了自己而面不改色。他有时会一连几天拒绝进食,尽管他平时喜欢美食,而人们也用尽各种方式,用他最喜欢的美食来诱惑他。但即使强迫他吃,他也只吃用牛奶、鸡蛋、桔子汁、鱼肝油、糖和盐混在一起的大杂烩。在一次长达三个月的拒食中,他同时放弃了吸烟、读书、跳舞(平时他十分喜欢跳舞)、看电影、户外活动,而独自一人身着破旧衣服坐在房间里,不与任何人说话。当人们告诉他,他的一个姐姐很可能患了不治之症时,他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他实际上已放弃了一切,现在似乎也必须放弃这位姐姐。他对他事业上的责任丝毫不再感兴趣,说这些都是世俗事务,而他早就戒绝了一切世俗事务。

尔后,Y先生变得越来越反感他所谓“女人气”的男人,他说他们是想“软化”他,使他成为在这个世界上过平庸生活的样板;说他们无力面对他现在加诸自己身上的种种艰辛;说他们所做的一切都缺乏创造性。他认为他与这些人形成了一个截然相反的对照,因为他已被选中来完成一项使命,这使命对世界的利益不可估量,因而需要一个“铁一样”坚强的人。

当人们进一步了解Y先生以后,人们就会明白,他的病是对同性恋冲动的反抗。在他的病史中,他从卖花的小贩(他有许多花圈穿在一根棍子上,这对病人来说很可能是一种性象征)转向陌生的姑娘这一选择,乃是从同性恋诱惑逃向异性恋。在这一事件中,倒错的性诱惑很可能已接近意识,但在此之后,他又加强了他的防御机制,突然一下从一个脾气随和、被动顺从、最大的乐趣乃是在家中踱步的人,转变成一个攻击成性、好酒嗜饮的人,并开始不断嫖妓和与朋友争斗。此后,在精神病疗养院,人们注意到,每当企图把女护士换成男护十来照料他时,他就变得骚动不安。他不断强调自己的性力,也正如他对“女人气”男人的仇恨一样,乃是一种防御机制。这在梦中发现的材料中进一步得到证实。他梦见他结婚了,然而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他不是新郎而是新娘,新郎是他的一个朋友,新郎手持一根长棍,不断地想要刺进他的身体。

在这一病例中,造成殉道禁欲之生动情景的各种因素皆清晰可见。性的因素也明白无误;它具有被混淆的性质,即以异性爱的面具来否认同性恋的冲动。自我惩罚的因素也为病人所坦率承认并且明确无误地表现出来。谁要是只读了上述文字而没有亲见其人,他也许会不大相信病人的确具有攻击意向和攻击行动。但如果他清楚地看见此人如何顽固地拒绝为其家庭和事业承担任何责任,如何愤怒地蔑视和反对某些人,如何难以看护和照料,这些怀疑就会烟消云散。他不折不扣地是一个殉道者和禁欲者,有着明显凸现出来的攻击性、性混乱和自我惩罚的罪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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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5 11:26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章 禁欲与殉道4

Y先生的病例更富戏剧性。他是一位富有而有教养的古巴绅士,年四十岁。两年前发生的一个小小插曲,他认为意义重大。他在哈瓦那的大街上看见一个女人,这女人不可抗拒地吸引了他,他尾随她直到她的寓所,看见她进门消逝在屋内。就在这时,他突然看见这幢房屋的庭院中坐着一个卖花的小贩,长长的棍子上排列着许多花圈。由这位神秘美丽的姑娘和这个卖花小贩所产生的联想,使他突然觉得仿佛有某种象征意义:他必须在生(由少女象征)与死(由小贩和花圈象征)之间作出选择。他决心选择生,并大胆地上去敲这姑娘的房门。仿佛是个吉兆,这女人亲自来开门并非常优雅地邀请他进去。但他只耽搁了一会儿就告辞回家。

午后这场经历使他十分疲倦,他躺下来休息。在沉思中他想到他对“生”的选择是一个幸福的选择,它的确是这样幸福,以致他似乎应该为此作出某种牺牲以预防上帝的报复。他认定他应该与自己的妻子脱离关系,尽管她在一切方面都是他所能找到的最多情最称职的妻子,尽管她除了尽量使他幸福之外再没有别的愿望。由于没有生育能力,她没有能够给他生孩子,但他并没有提出这条理由作为反对她的借口。在这样沉思默想的时候他睡着了,没有按原订计划与妻子见面共进晚餐。他把这件事看作是上帝支持他下决心作出牺牲的信号。


就在这段时间,他注意到人们开始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看他,在他的办公室中也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他的信件被人拆看了,人们对他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所有这一切都使他坚信,他已被一种力量以某种方式将他与他人分开。他无力驾驭这种力量,也不知道它的性质。就在这段时间,他看见了电影《十字架的象征》的广告,他立刻认定:这正是那为了某些伟大使命而特意选中了他的力量或组织的象征。接着,病人开始对那些他认为“女人气”的男人非常恼怒,为了证明他本人并不“女人气”,而是一个强壮的男子汉,他决定接管全部业务。他解雇了所有的职员,只留下他的一个密友。他召集公司的所有理事,告诉他们他已决定将例行会议延期,直到条件成熟时再召开。此后的几天中,他变得越来越躁动不安、纠纠好斗,对自己妻子充满了敌意。他命令她离他远些,并威胁说如果她走进他的房间,他就立刻杀死她。

当病人事后回顾上述这段时期时,他相信他的所作所为乃是一种尝试,最终是为了保证他离开古巴到美国。当他被送到美国接受精神病治疗时,他认为他是被他的政府所选中,来美国和成千上万的姑娘发生关系,生下几十万孩子使美国人口暴涨。起初,他异常固执地坚持要立即开始这一行动,但遭到挫折后,他认为这挫折意味着他还没有作出巨大的牺牲来配得上这一伟大的使命。

为了使自己作好准备,他用燃烧的烟头烫伤自己的皮肉,并苦苦央求给他一把小刀好在自己身上划伤口。尽管他处在一名特别护士的日夜看护下,他却假装睡觉,偷偷把手放在蒸汽管道上严重地烫伤了自己而面不改色。他有时会一连几天拒绝进食,尽管他平时喜欢美食,而人们也用尽各种方式,用他最喜欢的美食来诱惑他。但即使强迫他吃,他也只吃用牛奶、鸡蛋、桔子汁、鱼肝油、糖和盐混在一起的大杂烩。在一次长达三个月的拒食中,他同时放弃了吸烟、读书、跳舞(平时他十分喜欢跳舞)、看电影、户外活动,而独自一人身着破旧衣服坐在房间里,不与任何人说话。当人们告诉他,他的一个姐姐很可能患了不治之症时,他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他实际上已放弃了一切,现在似乎也必须放弃这位姐姐。他对他事业上的责任丝毫不再感兴趣,说这些都是世俗事务,而他早就戒绝了一切世俗事务。

尔后,Y先生变得越来越反感他所谓“女人气”的男人,他说他们是想“软化”他,使他成为在这个世界上过平庸生活的样板;说他们无力面对他现在加诸自己身上的种种艰辛;说他们所做的一切都缺乏创造性。他认为他与这些人形成了一个截然相反的对照,因为他已被选中来完成一项使命,这使命对世界的利益不可估量,因而需要一个“铁一样”坚强的人。

当人们进一步了解Y先生以后,人们就会明白,他的病是对同性恋冲动的反抗。在他的病史中,他从卖花的小贩(他有许多花圈穿在一根棍子上,这对病人来说很可能是一种性象征)转向陌生的姑娘这一选择,乃是从同性恋诱惑逃向异性恋。在这一事件中,倒错的性诱惑很可能已接近意识,但在此之后,他又加强了他的防御机制,突然一下从一个脾气随和、被动顺从、最大的乐趣乃是在家中踱步的人,转变成一个攻击成性、好酒嗜饮的人,并开始不断嫖妓和与朋友争斗。此后,在精神病疗养院,人们注意到,每当企图把女护士换成男护十来照料他时,他就变得骚动不安。他不断强调自己的性力,也正如他对“女人气”男人的仇恨一样,乃是一种防御机制。这在梦中发现的材料中进一步得到证实。他梦见他结婚了,然而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他不是新郎而是新娘,新郎是他的一个朋友,新郎手持一根长棍,不断地想要刺进他的身体。

在这一病例中,造成殉道禁欲之生动情景的各种因素皆清晰可见。性的因素也明白无误;它具有被混淆的性质,即以异性爱的面具来否认同性恋的冲动。自我惩罚的因素也为病人所坦率承认并且明确无误地表现出来。谁要是只读了上述文字而没有亲见其人,他也许会不大相信病人的确具有攻击意向和攻击行动。但如果他清楚地看见此人如何顽固地拒绝为其家庭和事业承担任何责任,如何愤怒地蔑视和反对某些人,如何难以看护和照料,这些怀疑就会烟消云散。他不折不扣地是一个殉道者和禁欲者,有着明显凸现出来的攻击性、性混乱和自我惩罚的罪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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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5 11:2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赵康 于 2018-7-6 07:52 编辑

第五章 禁欲与殉道5

二、历史上的殉道者和禁欲者

对一般读者说来,上面引用的这些例子似乎过于极端。他们会说:“或许的确有这些不同寻常的人,出于这些不同寻常的理由而做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但这并不是我们知道的殉道。我们知道的殉道,乃是一种严肃的事情,其间并未掺杂任何疯狂的缘由。”然而在精神病学家眼中“疯狂”和正常之间并没有巨大的差异,而只有程度和重心的不同。精神病患者(“疯狂的”殉道者)更容易全然无视社会价值,或仅仅将社会价值从属于他自己的本能冲动;他更直接地表现了他的行为动机,而正常人则往往用苦心经营的伪装来掩盖这些动机。

人们一旦认真思考有关殉道者和禁欲者的历史记载,就不难发现,殉道的潜在因素是怎样经文饰而被完全遮掩(例如以“伟大的事业”、“不可逃避的处境”来文饰)。为了充分明了被社会所认可的自我毁灭已经达到何种程度,我们有必要回顾这些历史记载。当然,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方法也变化无穷,从个人为了达到精神上的完善而不结婚、放弃人生的乐趣、持斋、把财产给穷人、居住在陋室但并不能脱离人世,一直到个人为了追求神圣而完全脱离其同胞,过着隐士的生活,忍受巨大的匮乏和孤独,往往还额外给自己加上种种折磨如饥饿、鞭打、暴晒、疲劳等等。


圣·杰罗姆[古代著名拉丁教父]曾极其钦佩地宣称他看见过一位僧侣,三十年来毎天只靠一小块大麦面包和一小口泥浆水为生;另一个憎侣则居住在山洞中,每天最多吃五个无花果;还有一个僧侣一年中只在复活节的星期日这一天才理发,他从不洗衣服,长袍要到烂成布片时才换,他让自己忍饥挨饿一直到两眼昏花。他的皮肤“就像鳞状的岩石”……据说,亚历山大里亚的圣•马卡留斯[埃及隐修士]赤身裸体睡在沼泽地里,任凭有毒的蚊虫叮咬达六个月之久。他一贯在身体上綁缚重达八磅的铁块。他的弟子圣•优西比乌[古代基督教教会史家]负着一块一百五十磅的铁在一口枯井中生活了三年。圣•萨比努斯只吃玉米,而且是在水中泡了一个月后发霉的玉米。圣·比萨利翁在刺丛中呆了四十个昼夜,而且四十年来一直站着睡觉,这种忏悔方式,圣•帕科米乌[古代基督教集体隐修制的创始人]也实践过十五年。有些圣徒(例如圣•马西安)限制自己每天只吃一顿饭,饭量之少竟使得他们终日饥肠辘辘。据载,其中的一位每天的食物量是六盎司面包和一点草药;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他在垫子上或床上休息,哪怕只是稍稍舒展一下手脚。只是有时候,由于过度疲倦,人们看见他在吃饭时闭上眼睛,任凭食物从他口中掉出来。另一位著名的使徒约翰,据说曾背靠岩石站着祈祷了整整三年;这期间他从未坐下或躺下,而其惟一的养料乃是星期天送来的圣餐。有些隐士住在野兽住过的洞穴中,另一些则住在枯井里,起有一些则在坟地中找到自己满意的栖身所。有些人赤身露体,散发披身,像野兽一样在地上爬行。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一部分,有一个地区因所谓“食草者”(Grezers)而得名。这些食草者从不住在室内,他们既不吃肉食也不吃面包,而是始终生活在山边,像牛一样在草场上吃草。肉体的洁净被视为灵魂的污染,而那些最受崇敬的圣徒已变成浑身凝结着污垢的可怕的怪物(W.E.H.莱基,著作引文,第2卷,第107〜109页)。

威拉•卡瑟(Willa Cather)曾非常优美地描写过一位新大陆的禁欲者。珍妮•李•彼尔是蒙特利尔最富有的商人的独生女儿,她在童年时代备受溺爱。她的父亲喜欢社交,招待过蒙特利尔所有著名的来访者。他喜欢炫耀他这位迷人的女儿,而她也贏得了他们的礼物和好感。

尽管热情友善,这孩子早年即表现出一种禁欲倾向。在学校中,她总是把家中送来的高级糖果分给大家。在父亲为她买的华贵漂亮的外衣下,她总是穿着粗布的贴身衬衣。

当她到了结婚的年龄,其父希望为她找到一个好夫婿,竟为她准备了一大笔陪嫁,引得无数追求者上门求婚,其中一位还是她童年时代青梅竹马的好朋友。然而珍妮却恳求父母准许她进修道院。父母及其精神导师都恳求她不要发此宏愿。她答应了,但却获准在家修行,发誓五年不嫁,而且在这五年期间不与家中任何人说话。她父母之所以同意这一安排,是因为心想十八岁的姑娘决心很快就会改变的。但从她开始修行的那一天起,他们却再也无法与她说话,甚至难以看见她,除非是她偷偷溜过他们去上教堂。这一沉重的打击使父亲的心破碎了,他再也不参加社交甚至避开家人。母亲在临终前派人告诉女儿,恳求她来她身边,然而珍妮拒绝了。

五年结束后,珍妮又发誓五年不嫁;这样在父母家中过了十年孤独的隐居生活后,她拿走了她的陪嫁,用这笔钱建了一座小礼拜堂。在这礼拜堂中,她为自己在祭坛后建了一间斗室。这斗室共有三层:第一层装有铁栅栏,是她出席弥撒而又不致被人看见的地方。人们把她那一点既简单又少得可怜的食物从一个小窗口递进去。第二层是她睡觉的地方,大小只能容纳一张窄床,在加拿大最寒冷的冬夜,她睡在这张床上,只有一床被单,所幸的是她的枕头距隔墙另一面的祝福圣餐只有几英寸之遥。第三层是她刺绣美丽的圣坛桌布或为穷人纺纱织袜的地方。

这座狭小的石头塔楼即是她的活坟墓。从此她足不出户,哪怕是出来换换空气、活动筋骨。只在每天半夜,她要走进教堂祈祷一小时。冬天,她的斗室中有一个小小的火炉,但只有在天气极其寒冷、手指头僵硬得不能工作的时候她才生火。据说,尽管她自我否弃一切生活享受,却生活得非常高兴,以致她喜爱自己的斗室胜过世界上任何地方。

我将让读者自己评判:这一了不起的禁欲榜样和自我选择的殉道生活与上面讨论过的临床例证在细节上有何不同。显然,从痛苦中获得欢乐的成分,从痛苦中获得爱的满足的成分、自我否弃(如果说不上自我惩罚的话)的成分、针对父母和情人的攻击性成分——表现为使他们失望、碰壁都是十分明显的。

同一作者还描述过另一位历史人物,一位早期加拿大传教士殉道的事迹。这位名叫诺埃尔•沙巴奈尔的传教士死于印第安人的一次袭击。他从法国的图鲁斯来到美洲。在法国他原是一位修辞学教授,天性优雅,不适于在野蛮地方过传教士的艰苦生活。尽管如此,他仍然自愿居住在野蛮人中间,以期学会他们的语言并说服他们成为信徒。在印第安人烟雾弥漫的树皮屋中,他和狗、和野蛮人睡在—起,吃在一起,饱受蚊叮虫咬,被各种秽物臭气熏得恶心,吃着肮脏的、半生不熟的狗肉一类的东西,忍受着无穷无尽的折磨。但奇怪的是,尽管他除了自己的母语法语外,还会说希腊语、希伯来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但经过五年的学习,他仍然无法掌握这帮他深深厌恶的人的语言。印第安人轻蔑地对待这位年轻的温文尔雅的学者,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来伤害他,惊吓他;据书中记载,有一次,他们诱骗他吃肉,事后才告诉他那是人肉,接着便因他的痛苦而开怀大笑。他始终未能像其他传教士那样习惯这种贫穷艰苦的生活,而是生活得痛苦不堪,往往为了逃避印第安人肮脏的木屋而宁愿睡在雪地,吃的是没有煮过的玉米,还伴随着各种粗俗的玩笑。他因为没有开展好工作而感到羞愧,同时又厌恶这帮野蛮人的暴行和猥亵,并且不断地思念自己的法国故乡。

他的上司眼看他完全绝望,根本不适合从事这一工作,曾建议他返回法国。但沙巴奈尔神父凭借着现成的信念,彻底放弃了昔日宁静优雅的生活,发誓在有生之年不离开呼伦地区,不放弃其传教使命。两年后他死在荒野,尽管无人知道他究竟死于冻饿,抑或死于印第安人的谋杀。

甚至直至今日,苦行仍然是许多教派奉行的宗教崇拜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许,在这方面最负盛名的(至少在美国)要算那些居住在新墨西哥北部和科罗拉多南部的墨西哥籍鞭笞悔罪者,人们称他们为洛赫玛诺斯苦修士,通常就简称为“苦修士”。据教会典籍记载,这一教派于13至14世纪在欧洲形成并盛极一时,其成员为平息神怒,常常当众鞭笞自己。

属于此类的另一教派,是巴林(Baring)描写过的非利波夫茨(Filipovtsi)教派。据巴林所说,18世纪时,属于这一教派的俄罗斯人,曾全家甚至全村设置栅栏把自己禁闭起来以求饿死在里面。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时,一农民劝说了二十人跟他一道隐居山林,最终饿死在那儿。

斯特普尼亚克(Setpniak)叙述过另一俄罗斯教派,这一教派称自己的成员为“基督们”(Christs),而屈外人则嘲讽地称他们为“Chlists”,意思是“鞭苔”,因为在他们的宗教仪式中,自我鞭笞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反对家庭生活,宣传要绝对地禁欲。后面要讨论的斯柯普茨或卡斯特拉蒂(Skcptsi or Castrati)就属于这一教派。

必须强调的是,这些严厉的方式并不仅仅为基督教各教派所采用。大多数宗教也有同样的现象。据载,伊斯兰教徒、佛教徒、婆罗门教徒以及其他教徒都有过禁欲实践。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和其他许多人都相信:牺牲可以防止神的嫉妒。朱文纳尔(Juvenal)曾描述过在罗马,伊西斯[古埃及最重要的女神,司生命和健康,能保佑丰产]崇拜的赎罪仪式怎样唤起人们的狂热。妇女们在冬天的早晨,敲开台伯河上的冰层跳进水中三次,或用流血的膝盖跪行在塔昆郊外,或千里迢迢前往埃及去向女神赎罪。

禁欲理想并不局限在宗教思想中。许多非基督教哲学家(包括柏拉图和西塞罗)都曾教诲说:肉体应通过自我否弃而隶属于精神。

尽管这些广泛传播的禁欲实践是如此有趣,我们却不能仅仅以个人的心理动机来解释所有这一切。我们不应该忽视那些能够为历史上的禁欲与殉道作出合乎逻辑的辩护的理由,这些理由有赖于当时的社会状况。人否弃自己的日常安乐甚至否弃自己的生命需要,人把自己暴露在毫无要甚至是愚蠢鲁莽的危险之中,这种情形,固然可以解释为意味着人们的态度为指向自我毁灭的个人的强烈的无意识倾向所决定,但与此同时,这些冲动无疑也受到时代或文化所鼓励的流行风气的刺激。通过这些方式,生命在另一较大的意义上又因此而获得拯救而不是遭到毁灭。每一种文化都包含着许多鼓励个人自我毁灭的因素。这些影响可以是机械的、经济的、哲学的、教育的、社会学的或道德的。我们不可能对我们今天的文明中所包含的毁灭性倾向作出客观的评价,因为我们与它的距离太近,不可能对它作出正确的透视。我们现在把上面所说的这些自愿殉道视为自我毁灭,但我们很可能忽略了我们今日文化中的许多自杀因素,或许甚至把这些自杀因素视为自我保存的因素。在未来的岁月中,我们这个时代甚至有可能被看作是自毁倾向臻于最大限度的一个时代。例如,我们不妨想一想我们大量的交通事故、频繁的军事活动、对自然资源的大肆浪费,以及我们对人的价值的忽视。

因此,如果我挑选出来并加以引用的这些明显的例证,即这些古怪的、有自我毁灭倾向的宗教狂热分了,在他们当时的文化背景中,并不比任何团结一致,为捍卫一种理想而反对自己敌人的其他组织做得过分,那么,我应该公正地受到批评。我并不是有意要挑选这些例子,毋宁说,是由于这些与早期殉道者有关的详细的、学术性的并往往是十分精彩的记载,使我感到它比其他社会组织更便于研究而已。此外,也因为在搜集禁欲与殉道的例证以说明种种消耗、攻击和爱欲要素(这些要素也已经显现在另一些慢性自毁的形式中)的过程中,我已经大量地借助于宗教编年史和各种历史记载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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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6 07:5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章 禁欲与殉道6

自我惩罚的成分

据报道,一个名叫因尼皮戈特,在犹他州怀特洛克斯印第安代办所工作的印第安人,在喝醉酒后杀了他的母亲。典后,他离开了自己的部落,在整整三十年的余生中,像一个自我拯救的罪人那样忏悔,像一个隐士那样,靠一些可怜他的人所施舍一点食物为生。虽然暴露在严寒酷暑之中,但无论冬夏,他始终不穿任何衣服,也不住在任何能够庇荫的茅屋中。这样,当他睡在雪地中的时候,他的头发往往冻成冰块而不得不把它们敲开。

如此简单地显现在这一故事中的自我惩罚动机,在历史上和传说中的禁欲者与殉道者的生活中通常却并不如此明显。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悔罪方式不那么严厉,而是说他们用来惩罚自己的行为不那么明显。圣人们往往自称自己是罪人,说他们的受难是赎罪。然而一般人却倾向于把这种说法看作是出于极其敏感软弱的良心而不是出于内心的罪孽感。这些人忘记了自我惩罚的需要并不一定与凶恶的罪行和痛苦的罪过联系在一起。以不同寻常的努力把种种痛苦和耻辱加诸己身,乃是个人受到罪孽感的折磨,渴望以惩罚来拯救自己的明证。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一般人的良心并不与其对待外部世界的标准相吻合,它比理智更严厉更不可通融。在无意识领域中,犯罪的想象所导致的罪孽感与实际犯罪所导致的罪孽感是同样的沉重,而且同样渴望惩罚。甚至种种本能冲动,尽管其本身是无辜的,也仍然可以成为痛苦和悔恨的来源。


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论,自我谴责和自我批评反映了儿童在早期生活中内化在自身中的父母的态度和职能,其作用是指导儿童未来的行为。无疑,文明的种种限制和宗教教义所要求的种种放弃,意在强化这些来自父母的态度,而它们本身却与罪孽感全然无关。所以原始人尽管对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教义和各种哲学一无所知,罪孽感却仍然要在他们身上发挥作用。

历史上有大量的证据足以说明禁欲者身上罪孽感的存在。据载,他们的精神痛苦是如此巨大,以致尽管有种种自我折磨,他们仍然得不到安宁而只能不断地与各种诱惑进行斗争(这些诱惑往往表现为想象中的魔鬼和邪恶的精灵)。与此同时,他们还受到种种并不神圣的念头的折磨,深信自己正受到魔鬼的勾引,这些魔鬼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化装成美女在深更半夜来到他们可怜的斗室。显然,尽管有种种赎罪,他们仍然屈服于沉重的绝望和恐惧。关于这些罪过和悲哀,记载中曾说到有一位圣徒自皈依宗教后终日以泪洗面,而另一位圣徒则因为不断哭泣而掉光了所有的眼睫毛。

有的人则把这些罪孽感投射到自己身体的某一部位,并通过虐待它使自己的良心得到满足。这些人坚信肉体是邪恶的,是与精神生活相悖逆的。肉体以自己的要求使人不能达到完美的神圣。如果加诸肉体的残酷行为使肉体的要求不能得逞,那该有多好。读者不妨拿这种态度与上面描述的精神病人以种种方式向自己的肉体复仇的态度进行比较。

这种自我惩罚之所以必要,不仅是为了使良心得到安宁,而且也是为了缓和恐惧即害怕受到来自更高权威的更大惩罚和毁灭。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思想即认为受苦可以取悦于上帝,这一点是很难理解的。除非是我们预先接受这样一种理论,即设想它能够平息和消除报复的力量。但接着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对惩罚的恐惧会与吃、喝、性行为的乐趣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人们认为放弃这些行为就能避免报复?关于这一点,精神分析的解释是:最初,在个人的生活中必须求得谅解的权威力量乃是父母,禁欲行为就取决于父母的态度。儿童对父母干涉他们的愿望往往怀有极大的不满,但他们往往竭力掩饰这一点,因为他们害怕父母会不高兴。有时候他会沉溺于某些被禁止的行为,而正因为如此,同时也由于他怀有隐蔽的反抗心理,他会感到罪孽和恐惧;为了使良心得到安宁,为了避免来自父母的严厉惩罚,他可能以某种方式自我惩罚、自我否弃。既然性行为被这样多的禁忌所包围并且对儿童来说是绝对禁止的,那么它会落人如此严厉的禁忌范畴以致一直持续到成年期也就不足为怪了。

使自己忍饥挨饿的倾向在起源上更难理解,人们只能对此作出这样的解释,即:禁食不过是一种有效的受难方式,而且正因为如此它才吸引了那些希望惩罚自己的人的注意。然而我们已经知道,在无意识中,惩罚通常与罪恶紧相关联。因此,要对这种倾向作进一步的特殊解释,我们就必须再次回到儿童时期的处境。禁欲倾向常见于那些拒绝营养品的儿童身上。当然,在这一行为中往往存在着多种动机,这些动机的混杂只会混淆我们的视线。幼小的儿童不吃东西,可能是希望得到照料,唤起同情和关心,希望对其父母行使权力,试图反抗或激怒父母。然而比所有这些更深的动机,则是因想象中与吃东西有关的危险所产生的焦虑。对孩子说来,吃东西有一种与吃人的幼稚的幻想相关联的奇特的心理含义。精神分析学家和其他研究者均已发现这样的证据:在无意识中,吃人倾向并未像在社会风俗中那样被废除。在讨论口腔性格时我已经涉及过这一问题。如果吃东西的整个行为过分沉重地受到吃人幻觉或被吃恐惧的牵连,儿童的恐惧不安和罪孽感就会导致一种抑制。这一点不妨设定为一条公式:只要有与某个东西有关的恐惧感和罪孽感,就必然会形成一种抑制。

无论从种族发生史或个体发生史上讲,吃掉自己的敌人都是一种基本的童年幻想。但是不要忘记,许多童年思维模式会始终不变地存在于无意识中并支配成人的种种行为,虽然正像克莱因指出的那样,正常的成人能够以种种方式把他们的厌恶合理化;而在儿童身上,这种厌恶则会被说成是淘气或怪癖。因此,成人可以把自己对肉类的厌恶说成是水果和蔬菜更卫生,吃肉是口味不高的表现,或者说成是自己的胃不适宜对肉的消化,不吃肉是对上帝的虔敬等等。

特殊的厌食,有时候竟会发展到拒绝吃任何东西的地步,这种情形常见于忧郁病(躁狂抑郁性综合症),在这种疾病中拒食症状往往有极大的重要性。罪孽感、无价值感和自我惩罚是这一疾病的又特征。幼儿的吃人幻想在这种疾病中也有重要的作用,而这往往因对所爱对象的失望而诱发。病人对这种失望的反应,不是对该对象发起实际的攻击,而是在无意识复仇幻想中吞吃该对象。他以这种方式既杀死了那令他失望的人,与此同时又将他珍爱地保存在自身之中。正是由于这种巨大的“罪恶”,忧郁症患者才怀着特殊的痛苦谴责自己,而厌食则既是对这种幻想行为的反抗又是对它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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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7 09:5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章 禁欲与殉道7

无限笔迹  今天
攻击性的成分

除了殉道者和禁欲者不得不加以满足的这些较为隐蔽的罪孽感因素之外,在殉道中也还有某些正面的满足值得我们予以分析。其中之一即是趋向破坏和攻击的本能冲动。这在分析自杀的潜在动机时已经揭示过。的确,由于文明要求我们控制和隐藏这种冲动,我们也就只能将它很好地隐藏起來。当然,在公众心目中,通常是不会把这种冲动与那些为伟大事业服务的人联系起来的。而在殉道者身上,尽管人们注意到了这种冲动,但这种冲动本身却由于其付出的极大代价而被批评家和崇拜者打了折扣。然而在对行为的心理动机作科学考察中,我们却不能因为个人为满足某种冲动付出了代价,就将这种重要的决定因素轻易放过。何况,惩罚的需要中隐含的巨大罪孽感(如前所说,这在禁欲者和殉道者身上十分明显),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意向性的或完成了的攻击与破坏。对这种攻击和破坏我们必须予以系统的研究。

有时候这种攻击性十分明显,例如,绝食就具有一种公开的攻击意向。这看起来似乎与人性相悖:一个人只需迫使他的对手目睹其受苦的情景,就能迫使他人屈服于自己的意志,迫使他为此承担道德的责任。这虽然不合逻辑,但在较为直接的攻击遭到失败的场合,这种方式却往往能够奏效。据说,墨西哥和秘鲁的西班牙征服者就常常遭到这种方式的反抗。绝食的匈牙利矿工也以集体自杀的企图证明了这一点。有些债主往往坐在负债者家门前,威胁说如果不还钱,就要饿死在他门口。有一个印度传奇说:有一次,拉贾[拉贾(Raja):古印度的王公、首领]命令把一个婆罗门[婆罗门(Brahman):古印度的最高种姓,是一切知识的垄断者]的房舍毀掉,把他的土地充公。这婆罗门的报复方式是坐在宫门上一直到死,死后化为厉鬼摧毁了拉贾及其宫殿。这一传奇与孩子的行为极其相似,孩子在和父母赌气时会对自己说:“要是我死,他们一定会悲哀。”


从这种有自觉指向的、带攻击性的受苦,到那种受苦者本人并不知道自己有伤害他人之心的受苦,这之间不过是一步之遥。人们常说,对本能冲动的人为遏制会导致人格的萎缩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削弱。所以禁欲者最后往往成为隐士,与其家人和同胞割断一切情感纽带。人们普遍相信,对正常的肉体快感实行严厉的限制会破坏人的幽默、慷慨、坦诚和活力。在一定程度上这的确是事实。但精神分析理论却更多地强调起因,认为带有软化性质,能够中和敌对冲动,发展宽容、仁慈、慷慨的爱本能如果一开始得不到发展,就会导致人格的严厉与苛刻。禁欲者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严格控制,并不足以驾驭那在爱的发展受到阻遏和窒息的人身上变得异常强大的攻击性,而只能改变这种攻击性的外观和方向。例如,其外观往往是消极被动的、对他人的伤害是附属于受难者本人的更大痛苦的、给他人造成的损害不是人为的而是由禁欲者或殉道者所崇奉的事业造成的——这样,良心就不必为攻击性承担任何责任了。

禁欲者所具有的攻击性的性质,克拉伦斯•戴(Clarence Day)在其四行诗中说得最为明确:

当可爱的女人嫁给凶悍的男人,

最终知道爱不过是残忍时,

她会小心翼翼地扮演一个受难者,

与此同时使丈夫也成为受难者。

——《纽约人》,1935年3月2日

对殉道者身上典型的攻击性加以研究后会发现:这些攻击性通常是指向那些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人,--般是其家庭成员。据说有一位圣徒是如此仁慈,他对任何人都从未表现得严厉和不近人情,唯独其亲属须除外。这并不奇怪,因为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倾向。恨的需要与爱的需要都是人的基本需要,而这两种情绪在我们对他人的感情中是结合在一起的。通常,爱的需要与被爱的需要十分发达,能够主宰个人与其家庭的关系,但这种亲密关系的不断破裂却证明了一种潜在的恨。在殉道者身上,正像我们指出过的那样,爱的本能极不发达,从而恨的冲动就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

我们州的一位英雄约翰•布朗,曾经领导过反对奴隶制的著名战斗;二十年来,他一直在贫穷中八方奔走、宣传、呼吁、战斗、杀人、放火,直到自己最后以叛逆和谋杀被判处绞刑。他具有真正的殉道者精神;在被处死之前他曾多次说道:“我现在认为绞刑比其他任何死法都更有价值。”仿佛他的愿望从一开始就是要为他以其鹰一样凶狠的精神所献身的事业而死。他的律师对他这样写道:“……他的回答是:即使监狱的门大敞开,他也绝不出去……是的,我相信最好的办法是放弃营救我们这位老朋友。因为他渴望绞刑!上帝拯救他的灵魂吧,他真正渴望的是绞刑!”

当布朗到处奔波,以其勇猛而盲目的热情追求其幻想时,他那耐心的妻子却在荒凉的艾蒂隆达克农场上与饥寒和贫穷搏斗。家中十三个孩子死了九个。全家住在一所漏雨的、没有糊墙纸的房舍中,在一个个漫长而严峻的冬天中忍饥挨饿,既没有钱又没有食物。当这些儿子成年,对父亲有用的时候,他写信给他们,要他们献身于他那神圣的战争。孩子们的母亲不愿交出那个以男子汉气概顶替了父亲的位置而成为一家之主的儿子,她向丈夫诉说,战争的责任对他(儿子)那稚嫩的双肩过于沉重。但这种温和的抗议,在布朗自认为有权作出的要求面前却遭到无情的拒绝。这儿子写信给他父亲说:他的哥哥们都各自忙于自己的家务,不愿意再参加这场血腥的、无望的战争。都知道在堪萨斯州被人追捕、被他们自己严厉可怕的父亲所呵斥、为他们父亲那令他们作呕的杀人行径而下狱是什么滋味。有一个儿子疯了,另一个儿子被枪杀了,然而他们的父亲仍然无情地要他们为他战斗。他这样写道:“告诉我的儿子们,尽管他们强烈反对我,但我绝不放过他们。”他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的两个儿子在哈帕斯渡口的围剿中惨死。当时有一千人包围了这座小镇,众寡悬殊,布朗的一小批人马显然取胜无望。但布朗拒绝投降,他派他手下的一个年轻人去与敌军谈判停火,此人立即做了阶下囚。于是布朗又派出他自己的儿子(即母亲希望留在她身边的那个儿子)去与敌军谈判。他在父亲眼皮下中弹倒下,受了致命伤,痛苦地挣扎着爬回军械库慢慢死去。但这老头仍然拒绝投降,最后被用武力活捉。在他身上,似乎没有对他儿子们的怜悯,当他们苦苦哀求让他们回家过宁静生活时,竟不能软化他那铁石心肠。

在殉道者的历史中,人们一再发现这种无视所爱者所受痛苦的冷漠无情。伟大的探险家和科学家都曾抛弃其家庭与应尽的责任,独自承担起冒险的使命。我们都熟悉那种“事业奴”,他们为了自己的野心而牺牲其家庭的幸福甚至牺牲自己。有无数的例证能证明那些自我牺牲的人身上有着无意识的攻击性:为了艺术而放弃自己的生活(甚至像高更[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那样抛弃自己的家庭)的艺术家;为了理想而献身、不仅危及自己的生命而且将家庭和朋友置于危险之中的革命者;使自己成为家庭的殉道者、把自己埋藏于家务事中并以此弄得全家人不幸福的家庭主妇等都不例外。我们的心理学研究不允许我们得出这样一种天真的结论,即对他人幸福安宁的冷漠完全是附带的、偶然的和不可避免的。

许多与圣徒们有关的早期记载都叙述了他们如何逃离其母亲,他们不仅是离开她,还实际地拒绝她、冷落她。据记载,母亲(或姊妹)往往尾随禁欲者到他的隐居地,乞求见他一面,而这位圣徒却铁石心肠地拒绝了她们的任何请求。在这些记述中,在挫败母亲的行动中获得快感的因素十分明显。有时候母亲说服其上司命令她儿子出来见她一面,儿子却想出这样巧妙办法,如化装后与母亲见面,并且闭上双眼,这样,母亲就认不出他,而他也不曾看见母亲。

圣•波曼(Sl.Poeman)及其六个兄弟都抛弃了他们的母亲去过禁欲的生活。这位老妇人在临死前不久再次去沙漠中看她的儿子们。就在他们离开洞穴去教堂的时候,她看见了他们,但他们立刻就又跑回洞穴,当着她的面砰地一声关上门。她在门外痛苦地哭泣,求他们让她见一面。他们拒绝开门,却告诉她死后自会见到他们。

著名的西米恩•斯泰利茨的经历更清楚地表现出他对他母亲的攻击性态度。莱基(Lecky)曾这样说到他:“他的父亲热烈地爱着他,而他,如果我们可以相信他的赞颂者和传记家的话,他开始其圣徒生涯之日,就是他父亲为之断肠之时。他父亲在他远走高飞的时候悲痛地死去,然而他的母亲却幸存下来。他失踪二十七年后,当他的严谨使他远近闻名之时,他母亲才第一次知道他的住处,便急忙去看望他。然而她费尽心机也是徒劳,他的居住地根本不容许任何女人入内,他也不许她哪怕是看上他一眼。她痛苦的恳求混合着伤心的眼泪和有力的谴责。据载她这样说道:‘我的儿,你何以如此?我为你十月怀胎,你却用痛苦摧我肝肠。我用奶汁把你养大,你却让我终日以泪洗面。我吻你疼你,你却让我伤心痛苦;我为你含心茹苦,你回报我的竟是最残酷的虐待。’最后这位圣徒传话告诉她很快就可以见到他。但整整三天三夜她一直徒劳无益地哭泣恳求现在,悲伤和年迈终于使她衰竭,她软弱无力地倒在地上,在那紧闭不开的门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直到这时,这位圣徒才由其门徒陪同第一次走出门来。他在被他杀害了的母亲尸体面前洒下几滴虔诚的眼泪,并为她祈祷,愿她的灵魂进入天堂……然后,在其弟子们的赞叹声中,这位轼母的圣徒又回到其信仰之中。”

就是这位圣徒,其忏悔在痛苦和创见上都胜过其同时代的所有禁欲者。“他的身体发出一股可怕的、旁观者难以忍受的恶臭。只要他一动弹,蛆虫就从他的身上掉下来。他的床上也满是蛆虫。有时候他离开寺院,睡在据说是魔鬼住过的枯井中。他相继建了三根台柱,最后一根高六十英尺,周长不足两腕尺[古代的一种量度单位,自肘至中指端之长,约合二十英寸]。三十年来,就在这根柱子上,他不管刮风下雨,酷暑严寒,始终不停地一边祈祷,一边飞快地弯曲身体一直到脚尖。一位旁观者试图记下他屈身的次数,但数到1244就累得数不下去了。据记载,圣•西米恩曾用一只脚站立了整整一年,另一只脚则满是溃疡。与此同时,他的传记者奉命站在他的身旁,把从他身上掉下来的蛆虫捡起来放回伤口,而这位圣徒就对蛆虫说:‘吃吧,吃上帝赠你的食物。’”

殉道者在蔑视和伤害亲爱者的过程中能获得无意识的骄傲和满足,这一点在著名的殉道者珀皮图阿(Peipetua)的日记中十分明显。珀皮图阿是一个出身良好、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人,是溺爱她的父母的独生女儿。尽管她只有二十二岁,但在一同被监禁的那一帮早期基督徒中,她却以其信念的坚定而显得与众不同。她记下了她与年迈的父亲的斗争,讲他如何抵抗住了父亲的劝说而坚持他认为是危险的信念。有一次她的父亲被她的蔑视深深激怒,跳起来扑向她要挖掉她的双眼,但正像她得意地记载的那样,“最后却灰溜溜地走了”。她接着写道:“于是,感谢上帝,有好几天我都不再被父亲搅扰,我为之而心旷神怡。”

这部日记被认为写于她殉道前不久,正当她被囚禁之时。日记中描写了若干令其父亲痛心的场面。他父亲满怀忧伤来到她面前,要她可怜可怜他满头白发,告诉她他喜欢她胜过喜欢所有她的兄弟,央求她不要毁了家庭,使家人被人骂被人怀疑,“因为如果你出了事,我们家便没有一个人能够像自由人那样说话”。他抱着她幼小的儿子去探监,哀求她可怜这孩子,“你走了这孩子是没法活的”。主持这次审讯的地方官希拉利安(Hilarian)被这种场面所感动,敦促珀皮图阿可怜她父亲的满头白发和她儿子幼小的生命,但是她听不进去。最后,就在她父亲不停地劝说她的时候,希拉利安命令他退下,有人用杖打这可怜的老人。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就在临刑的日子即将到来之际,他又再次去看她,开始扯自己的胡须,并呼天抢地地说了许多“可以感动所有人的话”,然而珀皮图阿仍然毫不动心。

特图利安(Tertullian)记述了珀皮图阿之死,他报道说她一直到最后仍不泄气,还和护民官就某些具体安排争执。此后,她以她在斗兽场中的勇敢表现贏得了人们的崇敬;最后,就在她被一头野牛掀倒之后,她还能抓住一个年轻斗牛士发抖的手,把他手中的剑尖指向自己的咽喉。她的编年史作者说:“很可能,像这种女人,若不是自己愿意,别人是根本杀不了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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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8 17:4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赵康 于 2018-7-18 07:48 编辑

第五章 禁欲与殉道8

快欲的因素

我们已说过殉道中另一种情形的满足,即缓和凄楚的痛苦,并将痛苦转化为快感的具有正面性质的满足。我们的临床经验和我们对历史记载的研究给我们以这样的印象:有时候,甚至在这种受苦中也有生理上的快感存在。这种快感即使并非直接表现了与性本能满足有关的那种快感,至少也是类似于那种快感。许多男人和女人都难以置信地寻求苛待以获得自觉的性满足,这一点已经广为人知。但人们或许并不知道,受虐狂现象也同样可以表现在(虽然未被认识和承认)受苦的热情中,表现在为事业服务而遭受剥夺、贬抑和肉体折磨的神秘的销魂体验中。这些体验在历史记载中常常被描述为感官体验。

除了这种满足,还存在着别的满足。这些满足尽管也来自同样的本能因素,却更有利于使命运变得可以忍受。这些满足在当时的著作中往往有富于表现性的描写,包括利用痛苦在今生和来世获得权力的声望,也包括展示自己(暴露癖),这两者都明显地表现在有关殉道者生活的记载中。

无论从受苦中获得快欲满足是原发的(动因)还是继发的(利用),我们往往都不能分辨,因为利用某种处境的可能性往往表现为一种决定性的动机,虽然与更为直接的本能衍生物相比可能不那么有力(快欲因素对攻击性的中和作用)。从痛苦中获得快感的悖论存在并影响了殉道者,这一点不难从历史记载中证明;我试图更进一步,选择一些例证来说明这种满足在某些处境所可能具有的性质。


许多殉道者能够忍受自己的痛苦,是因为期待以此获得权力和相信他们的祈祷会比一般人的祈祷更有效。有记录的梦和幻觉证明了有一种对显赫和特殊声望的孩子似的关注,人们以为经由殉道就可以获得这种显赫和声望。在这种非人间的但却仍然是迫切的权力饥渴中,受苦的程度被认为至关重要,它能决定一个人飞黄腾达的程度。正如西普里安[早期基督教的迦太基主教]写信给4个在罗马监狱中囚禁了很久的基督徒时所说的那样:“你们受难愈久,你们的地位就越高,时间的流逝远不能减损你们的荣耀而只能增加这种荣耀……每一天都会给你们增添新的荣耀,你们功能会逐日增涨。受苦一时的人,得到的只是一时的胜利;不断受苦的人,不断地遭遇痛苦却并没有被征服的人,每天都要戴上胜利的桂冠。”(这种主张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往往选择慢性的自我毁灭而不是较为直接的自我毁灭)

与权力饥渴有几分相同的是从展示个人在残酷待遇下的坚忍精神中获得满足的。自我展示的快欲根源较易辨认。未加掩饰的虚荣心(自恋)往往为社会所不齿,这或许是因为它具有反社会的性质,但同样也是因为它具有快欲意义。自我展示的古典的、未加掩饰的方式(即暴露裸体)要受到法律的禁止,臭名昭著的自我中心的炫耀也为人们所普遍反感。一个演员或供人娱乐者,一旦其自恋倾向突破了艺术的掩饰,就会立刻不受人欢迎。但是,间接的、为社会所接受的自我展示方式,只要其主观动机经过充分掩饰,就会受到人们的崇拜。禁欲和殉道(特别是殉道)就是一切伪装掩饰中最有效的掩饰方式,因为其中往往包含着巨大的、不相称的受苦因素。

这种满足并不一定伴随着任何自觉的快感。事实上历史记载往往使我们相信:禁欲者通常是十分阴郁地在做他们的“虔诚的健美操”——一位作者这样称呼他们那种倦怠的强迫性仪式。这些活动似乎是强迫性的而不是自觉的愉快的,虽然有些圣人曾经证明过种种与苦行相关的神秘的狂喜。但是,当殉道者以其强迫性冲动抛弃其生命时,人们却往往把他们描写成欢快的甚至是愉悦的。

有一例子似乎明显地显示出自我展示的因素,这是一个年轻的基督徒,他由于自己的信念而被判处死刑并宣布立即投入河中。这个年轻人相当失望,据记载他曾这样说:“我以为我会受到你们曾经用来威胁我的所有那些折磨,然后才最终死于刀剑之下;然而你们竟不肯用任何一种折磨来对待我。我求你们履行你们的诺言,这样你们才会知道:基督徒们通过他们的信念,是怎样地懂得蔑视死亡。”据说罗马总督竟大发慈悲,恩准在原判基础上外加刀劈剑刺,这位年轻人感谢他使他能够经受更多的痛苦。

有人或许会反驳说,殉道者自我漠视的欲望在许多情况下似乎剥夺了自己获得自我展示的满足的机会;但这种说法是假定他需要大量的观众。事实上,他遭受的痛苦往往只展示给一个人看,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他往往满足于他本人的自我关注,正如希腊神话中的那喀索斯样(从技术上讲,这是纯粹的自恋,而不是继发的自恋或自我展示)。在宗教的自我牺牲中,自我展示可能是直接指向一位神衹。在神明面前委屈自己(一种用来褒扬神明并当众贬低自己的做法)作为一种风俗是广泛而普遍的。威斯特马克提到过摩尔人把祭司们捆起来丢进池塘,希望他们的可怜处境能使神明降雨。因此人们不妨设想,殉道者受难的动机之一是为了唤起神的怜悯与关怀,同时也唤起旁观者的怜倘与关注。我们已经提到过这种态度起源于儿童希望唤起父母关心的欲望。怜悯类似于爱并往往被用来代替爱,因而受到人们的渴求。

但撇开自我展示,殉道者和禁欲者的受苦既显得与快欲冲动的满足无关,而且确实关联着对性兴趣的放弃。放弃性欲(sex)的倾向在早期教会人士身上如同在上述临床病例中一样明显。让我们略举几例以说明这种倾向:圣•尼鲁斯本有一妻二子,后来却渴望成为禁欲者并最终说服其妻同意与他分居;圣•安蒙在新婚之夜竟对他的新娘大谈婚姻生活的罪恶,最后他们同意立刻分居;圣•美拉尼亚经过长期热烈的论辩,终于说服了她的丈夫同意她献身于禁欲理想;圣•亚伯拉罕则在新婚之夜逃离其妻。

有鉴于这种教条的弊病,尽管不那么狂热的教会领袖规定已婚者非经双方同意不得进入禁欲生活,但放弃性生活仍然被普遍地视为圣洁的证明。

人们或许会问:像这样明显地逃避性欲,怎么能给人带来快欲满足?在这些事例中,令人们惊讶的毋宁说是良心的严厉——它不仅禁止个人的欢愉,而且禁止人生的所有其他乐趣。但正像人们所评论的那样,这一因素乃是殉道者个人所感知到的惟一因素,与此同时他从这种处境中获得的受虐待快感则往往被完全忽略了。这种快感,只能由对受苦者的行为作更仔细的观察才能加以推论。

在有关圣徒们逃避婚姻生活的传说中有圣•阿历克西斯的传奇。他在新婚之夜离开新娘,许多年之后他回到父亲家中,此时他的妻子仍在那里为自己被遗弃而悲哀。圣•阿历克西斯乞求他们发慈悲让他寄宿家中,但一直到死都不让他们知道他是谁。在这一情形中所可能有的快欲满足十分明显;这种情形使这位孤独无爱的人能够生活在他所爱的人中间;能够没有家室又生活在家人中间;能够像他在婴儿时期和童年时代那样被自己的父亲照料供养;能够被人爱戴崇敬而又没有成熟与婚姻的负担;这样,由于他放弃了被家人认出自己的乐趣,他也就在巨大损失的假象下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波利尤克塔斯和尼尔宙斯的故事——这个故事曾被高乃依用作他的一个戏剧的主题——揭示了殉道选择中一个几乎未加掩饰的快欲动机。不管其全部细节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它都是十分有趣的,因为它表明作者对个人在为一种抽象事业受苦的过程中所能寻求和得到的强烈的个人快欲满足有着直观的感知。

大多数不同形式的受虐狂都要求惩罚和虐待由一个所爱的人施行或至少是经他认可,虽然在宗教受虐汪身上这种倾向为精神的神秘快感所掩盖。例如威廉•多伊尔神父(耶稣会会员、现代殉道者,死于1917年)就曾以种种方式折磨自己,包括穿麻衣、带镣铐、披荆戴棘、半夜把自己浸在冰水中;他睡在寒冷的石头上;他鞭打自己;除了最基本的需要外,他摒弃了一切食欲的满足。他的笔记本中详细地记载了糖、蛋糕、蜂蜜、果酱和其他美食对他的诱惑:“好几次抵抗住吃蛋糕的强烈诱惑。不顾一切地想吃果酱、蜂蜜和糖。受到吃蛋糕、喝凉茶、吃甜食的可怕诱惑。”

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些话,足以证明这些牺牲乃是为了上帝:“在这段时期,上帝一直敦促我完全放弃奶油。”“临近结束的时候我看见了一道亮光,由于我现在已在食物问题上为耶稣作出了我可能作出的牺牲,他现在开始要求我在量上有所减少。”与一位严厉而又亲切的神的这种个人关系也表现在这些话中:“夜里,我渴望回到我的小房间里,回到宁静之中,但是我还是怕,因为在那里他是那样慈爱……这是一种无望的感觉,就仿佛是在爱的波浪上颠簸,感觉到,内心那热烈的、灼人的爱,知道他渴望爱并最终意识到一个人的心是如此渺小。”“我时时感到在上帝的爱中变得半疯狂。”“他的神圣天性中的每一根纤维都因为对我的爱而颤抖……他温和的心的每一次跳动都是对我的强烈的爱的一次悸动……”这种神秘体验中强烈的快欲满足是不容置疑的。

但还有另一种形式的受虐,此时痛苦本身即是满足的全部来源而与施加这种痛苦的人全然无关。弗洛伊德把这种受虐称之为“道德形式的受虐”。在这种受虐中受苦是头等重要的事情,不管这痛苦来自朋友、敌人还是非人格的命运。这种受虐提供的满足表现为人急切地寻找受苦的处境,以及受苦总是能使他解除紧张。人们意味深长地称这为“对痛苦的渴望”,这种渴望可以主宰一个人并给他的道德涂上一层“不道德”的色彩。这一点,早已被许多严肃的观察者注意到。正因为如此,禁欲者才“禁不住”要犯罪以便能够有更大的赎罪行为,而殉道者也才以超出正义热忱的疯狂去“激怒”自己的迫害者。

早期的教会神父们已认识到这一点并以此为遗憾,他们对那些过度耽溺于受苦的人附加了一些惩罚。那些志愿殉道的人即使免于审判也往往要遭到谴责。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曾说:“自动地把我们自己交给那些魔鬼的随从和武士,借此使他们有更多的罪孽,迫使他们比平时更残酷,这并不是基督的意愿。”他并不谴责那些以交纳金钱保证自己宗教信仰不受干涉的人;他敦促他的弟子在受到危险威胁的时候躲藏起来保护自己,哪怕他人因为自己而被逮捕;他也不责备那些受到暴力胁迫但同时也无意识寻求牺牲的基督徒。

尽管如此,殉道的热情仍在殉道者心中燃烧。在流行性的殉道热席卷早期基督教会的时期,“人们似乎的确是酷爱死亡”。叙利亚安提奥琪(Antioch)的主教伊格内修斯(Ignatius)在殉道前就曾处在一种无比兴奋的状态中。他被判处在罗马与野兽搏斗的刑罚,在离开安提奥琪去罗马的路上,他写了七封书信。他惟一的恐惧是怕罗马一些有势力的基督徒会使他得到赦免。他给他们写信说,“我害怕你们的爱,怕它会对我有害……啊,我会享受到那为我准备好的野兽。我会设法使它们快快结束我的生命……如果它们不愿自动地做这种事情,我会使它们这样做。来吧,烈火、十字架、野兽的撕扯、骨碎身裂、魔鬼残酷的折磨,只要让我去见耶稣基督。”据说,没有任何事情曾像这种精神的陶醉那样增加其殉道的光荣,“这种精神的陶醉使他像流星一样飞快地从东方赶到西方去赴死”。

宗教史上有无数这样的热情殉道者。据说在早期基督教徒之后很多年,曾有一位英国殉道者在其被囚禁的三个月中显得无比兴奋,以致人们都十分惊讶,因为他过去在家中总是十分害羞。行刑的那天,他居然比刽子手更先登上断头台,“就像是新郎去参加婚礼一样”。爱德华•伯登,另一位英国殉道者,因患肺结核卧病在监牢中,但当传讯他到法庭去的时候,由于受到即将来临的殉道所鼓舞,他竟精力充沛地冲上法庭,害得说他有病的狱卒被法官臭骂一顿。

总结

在本章中,我们考察了这样一个事实:许多殉道者和禁欲者的行为本质上是自我毁灭的行为,无论牺牲者本人被人们视为圣徒、英雄、精神病患者还是愚蠢的朋友。据考察,禁欲和殉道中自我毁灭的冲动明显地相当于实际自杀中的自我毁灭动因——自我惩罚、攻击性和爱欲。但是显然,它们各自的比重不同。死的推迟证明了破坏性因素受到性爱因素较大程度的中和,这种中和作用在不同的情况下极不相同。这些向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其精确性质可以以少数例证来研究,

然而在数量上却不足以超出我们业已暗示的范围而加以一般化:在慢性自杀中性爱因素比在直接的自杀中较强,而破坏性的因素却相对微弱。但这场战斗却是可怕的血腥的战斗,即使在那些凭借巨大的牺牲而使其生命之微弱火花燃烧得较久的人身上也是如此。

具有哲学头脑的人或许会争辩说:每个顺应文明的需要,限制其欲望并控制其攻击性冲动的人,都已养成了一种禁欲倾向。按照这一思想,教育即是训练人们禁欲——这种禁欲的最后成果即是不自私,每天为孩子为集体的社会福利牺牲自己。但是,个人为共同利益所作的牺牲不能与我们上面描述的现象相提并论,这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在正常的个人身上,他所作出的放弃和牺牲是基于外部现实的需要——健康律、社会律、经济需要律——并且旨在获得现实的奖赏。换言之,这些放弃和牺牲是被作为生活条件而接受的。相反,在慢性自杀的受害者身上,这些放弃和牺牲却更多地基于内在的需要而不是外在现实的需要。而且,尽管当事者本人把这些放弃和牺牲视为使生命不朽的手段,在旁观者眼中它们却显然是一种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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