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赵康

人对抗自己——自杀心理研究(连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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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9 08:0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六章 神经症疾病

有些形式的受难并不像我们上面描述的那些传统形式那样受到普遍的赞许,它们显得缺少自愿的成分;但又很难准确地把它们说成是不自愿的牺牲,因为这些受难并非为了任何理想而毋宁说纯粹是个人的甚至是自私的事情。由于这一缘故,它们不像牺牲自己献身一种事业的受难那样受到人们的赞许。

我所说的这些受难者在说出自己的意向上也并不那么坦率。正统的殉道者面对自己的命运,对牺牲的必然性有着充分的认识;而我现在要描述的慢性自我毁灭者,直到最后仍矢口否认这些毁灭是自找的。我指的是那种慢性病受难。

当然,我要把那些来源于意外或外因的慢性疾病排除在外;癌症患者、因他人汽车肇事而受害的人、遗传性疾病患者,显然不能视为自己甘愿的受难者。我现在指的是这样一些病例,这些病例通常被医生们称之为神经症疾病和臆想性疾病(hypochondriacs),但我却并不排除肉体症状和实际的生理病灶的发生。我们知道有些人惯于利用疾病并歪曲其重要性和严重性;我们也深知这些人对疾病有较大的敏感性。正如福赛思曾经指出过的那样,这些病人曾接受过不必要的医药或手术治疗,从而强化了其神经症状况;要不然就是被告之说,医生并不认为他有什么毛病,只是有些器官或系统需要检查;再不然就是被告之说,他们并没有任何器质性疾病,全部问题都是“机能性的”,是“想象的”、“毛病就在头脑中”,并暗示他们是一些说谎者、装病者,是“该死的神经病”。所有这些正好迎合了这些病人的无意识需要,要使他们感觉到自己被误解、被冷落、被亏待——一句话,备受磨难。


这些慢性病受难者至少对医生们说来是十分熟悉的,再继续描述其症状或病史似乎纯属多余。很可能,所有为了宽慰而去找医生的病人,大多数都属于这种类型。因此我认为我们有责任从心理学的角度详细地研究一些有代表性的病例,以便说明这些病例与前一章中讨论的传统的、较少掩饰的慢性自我毁灭在心理动机上的相似性。

我将援引两个病例,其中一个十分极端并且十分根深蒂固,以致虽然能够从精神病学的角度去观察和理解,但病人本人却完全不受任何治疗的影响;另一个病例一度也被认为无可救药,但最终却被治愈。这个病例之所以在这里特别重要,主要并不是因为这一结果,而是因为治疗的方法有助于我们判断疾病的动机。这两个病人碰巧都是女性;也许女人比男人更容易沉溺于这种形式的自我毁灭吧。

第一个病人六十岁,已婚,尽管有无数痛苦但仍然保养得很好。她一直很担心自己的身体,除了夸大每一种身体疾病的严重性以外,她还总是害怕各种疾病,多次想象自己正在遭受种种恶性疾病的折磨。

尽管患有神经症,她仍然能够成功地从事种种工作。然而每一个位置她都自动放弃了,只因为一种真正的或假想的疾病。除了一般的童年期疾病,她能够记得的第一次疾病是她二十四岁时患的流行性感冒。在往后的岁月中,她总是把自己的各种痛苦和不适归咎于这次流行性感冒。她的特点就是把一切都归因于她的疾病,总是说她一直生活得很好,直到疾病发生使她陷于“逆境”。

她的全部病史是一连串的事件:前次疾病缓慢恢复以后,她总是设法找一个工作,强迫性地工作但又伴随着许多神经性障碍,多年来一直生活得极不幸福,直到下一次疾病发作——无论多么轻微,例如耳疮或流行性感冒。此时她总是辞去工作,无限夸张其症状,不断地抱怨、诉苦和担心,要求关心和照料,把亲属、医生和护士弄得心烦意乱;然后病情改善,找到另一个工作,如此又重复其全部过程。

她放弃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去跟一个贫穷的倒霉蛋结婚。对方的智力和文化程度均比她低得多。这种神经质的婚姻一开始就是一个失败。结婚不到一年她就开始不断地、周而复始地难过、争吵并诉说种种身体症状。这些症状渐渐集中为一种假想的“慢性阑尾炎”。今天大多数医生都把这种状况视为虚构。她最后去动了手术,但是强烈的臆想性疾病和衰弱此时开始加剧,最后使她住进州立医院。和往常—样,她把一切都归咎于这次手术。她说:她不应该在先前那所医院动手术;医生过早地让她出院回家;她应该到别的医院而不是那家医院。她总是说:“如果不发生那种事情,如果我不那样做,所有这一切烦恼和疾病就全都可以避免。”

有一段时期,她认为自己已十分衰弱和虚脱,以致不可能再恢复。她每天要摸几十次脉搏,对脉率的任何一点变化都忧心忡忡;她对心前区的每一种新感觉都不放过,把它视为恶性心脏病的迹象;有一段时间她十分关心自己的甲状腺,认为它越来越大,不得不做手术,而这次手术必定会要她的命;她一直十分关心自己的肠胃,饮食极其讲究以避免肠胃蠕动,并由于害怕这种蠕动即将发生而担心不已;当这种蠕动终于发生时,她立刻变得衰弱不堪,不得不卧床几小时才能恢复。当偶然有水溅到她头上或耳上的时候,她总是不断地抱怨,整天担心会迸发耳道感染;如果她撞在别人身上碰痛了眼睛,她就会一连几天呻吟不已,说她的眼睛已经瞎了;而当她发现自己并没有瞎时,她几乎感到失望。当她被带到牙科医生那里去拔掉一颗坏牙时,她一连好几天呻吟悲伤,用一块毛巾或手帕捂着嘴团团打转,拒绝让医生检查口腔,声称这一次她再也好不了,而在此之前她一直都很好,她根本不该做这次手术等等。有一次寒潮来临,她患了一点轻微的感冒而卧床不起,其痛苦和不幸的样子直到寒潮过后才消失。以后这小毛病又变成另一种不可治愈的损伤。当她能够到外面去作短暂的散步,或在阳光中坐上一会儿,或到楼下去做水疗时,回来后她总是痛苦地抱怨,说她过分地劳累,伤害了自己,而那些鼓励敦促她这样做的人总会受到她的谴责。

现在让我们更进一步考察这些症状的起源和发展。这个病人是三姊妹中的老二,比大姐小三岁比小妹大九岁。她的父亲是一个偏执狂,毫无责任心,在小妹出生之前一直偏爱大姐,此后又偏爱小妹。他对病人十分鄙视,经常因为种种过错打她,但从不打大姐和小妹。病人在大约六岁之前一直睡在父母床上,置身于父母之间,她回忆说如果不用手摸着父亲的耳垂或母亲的脸颊,她就不能入睡。此后,当她独自睡觉时,她总是半夜醒来,发现周围一片寂静而尖起耳朵听家人的呼吸声。如果听不见,她就害怕得很,不得不起来巡视,证实每个人都还活着,只有这样她才能够再入睡。她有希望小妹死的自觉愿望,甚至有用刀子戳她的冲动。这使她十分恐惧。与此同时她也害怕她会伤害自己的身体,害怕祈祷也不足以避免她对自己和家人的伤害。于此我们看见她是如何害怕她原希望降诸他人的疾病或损伤成为对她的惩罚。

整个童年时代,病人在性问题上十分拘谨,但在十三岁却开始手淫,同时伴随着对伤害自己身体的强烈恐惧。她经常对着镜子仔细检查自己,特别是自己的面部和生殖器,看看有无损害的迹象。她害怕自己会瞎,或者会受到某种内部损伤。她的手淫常常伴随着受到暴力攻击的幻想,以及家庭其他成员受到伤害死去的幻想。她觉得她从父母那儿从未得到过任何爱而只有谴责和惩罚,特别是来自父亲的谴责和惩罚;而她无疑也通过激起父母对她的惩罚来至少获得那种方式的关注。

十八岁的时候,她战胜了自己的性快欲,此后有五年时间她感到自己是纯洁的。但后来她发现,每当她做错了什么事,她就会有一种焦虑感,紧接着就是一种不需要任何性器官南汽的性高潮。于此可见她的手淫和性欲之缓和已与焦虑和惩罚联系在一起。她直到三十七岁才结婚,婚后不久即产生强烈的梅毒恐惧,并且感觉到自己正在被这种可怕的疾病摧毁。

在医院中,她多次声称她要自杀,以作为惟一的解脱;每当焦虑不安,她就会幻想她用一片玻璃或一把小刀割断了自己的喉管或手腕,然后走进浴室,坐进浴缸死在自己的血泊中。她常常幻想自己悬梁上吊或用毒药塞入自己的直肠,但事后她又往往恐惧这些幻想已无可挽回地损害了自己——损害了自己的心脏、甲状腺,损害了自己的健康。最后则使她非常焦虑不安地再次感到她惟一的出路乃是自杀。这样,病人便无数次地在幻想中毁灭了自己,而这些幻想都具有她既渴望又害怕的性攻击的象征意义。医生或护士对她有些许轻视或仅仅是假想的亏待,就会使她因愤怒而产生这些自我毁灭的幻想。显然,这种情形反复重演了她童年时代的境遇。

她经常出现的那种短暂的病情改善,往往由于医生方面表现出某种爱,特别是当她能够从中体会到性的成分的时候。例如,当她与医生讨论性问题,医生对她就性问题作了某些解释说明之后,她就会整个下午都感到精神舒畅;接着她又会以往常的方式开始其性攻击的幻想,然后又感到害怕,特别是当她体验到性快感时更是这样。有一次,医生查房完毕,站起来准备离开她的房间时拉了拉自己的裤子,并调整了一下背心,她就认为医生这样做是为了激发她的性欲,因此而产生一阵温暖的快感和满足且持续了几小时。这样一直到别的事情发生而使她感觉到拒斥和冷落,她才再次变得烦躁不安、充满敌意、沉浸在受虐的幻想中。自始至终,治疗对她不起任何作用。

人们从这个病例中看到了所有那些在分析自杀的深层动机时揭示的自我毁灭的要素,只是附带了一种拯救的因素,这种因素就隐藏在“慢性”过程之中。这个可怜的女人死了上千次,尽管她针对他人的死亡愿望并没有实际杀死任何人,但这些愿望却的确使得许多人极不偷快。所有的医生都知道这种病人但又无可奈何。

严格地说,这些人是一些受难者,而与此同时他们又使他人成为受难者。和上一章中讨论过的历史上的殉道者一样,他们的受难也具有同样的无意识动机——即经过爱欲化的攻击性和自我惩罚。但是,在这些疾病的受难者身上,自觉的动机显然极不相同;他们不是为了一种伟大的事业,一种宗教的或浪漫的目标,他们的注意力似乎只在自己身上。如果他们的受难除此之外确实成就了某种事情,他们也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或只是事后把它解释为一种附带关系。人们会记得约伯①的朋友们是如何沾沾自喜地自以为能够解释约伯受痛苦的原因。我记得有一位现代圣徒备受风湿病的折磨,却勇敢地摒除自己的怀疑说:“上帝并不将痛苦信托给无论什么人。”而其他人则并不考虑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取悦于上帝,而是从自己在医生和朋友身上产生的影响中获得极大的满足。[①约伯(Job):圣经人物,曾受上帝考验而历尽灾难。约伯的朋友夸夸其谈地自以为知道约伯受罚的原因,实际却违背上帝的本意。后约伯反而备受上帝恩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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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7:4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六章 神经症疾病2

下面我将较为详细地介绍另一个同样的病人的病史。这个病人较年轻,但同样病得很重,同样显得毫无希望,同样任何治疗都不起作用。这个病人是加利福尼亚一个本地贵族的女儿,她父亲的马群、果园和财产均不足以平息他因女儿生病所产生的焦虑。最初看见她的时候,她卧病在床,十分虚弱,不能走路,也几乎不能说话。她不断地身受剧烈痛苦的折磨。除了从身体的一个部位转移到另一个部位的疼痛外,她还经常头痛,不能吃东西,消化不良,月经失调,只有服大剂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所有这些症状都是十六年前突然发生的,自那以后就经常急性发作,然后又局部缓解。成年后她的全部生活就是不断地找医生、住医院,以求能治疗她的虚弱病。然而这种奔波总是徒劳无益,她的病情始终未见好转。许多医生也认为她将终生残废、卧病在床。另一些医生却寄希望于这种或那种治疗。她动过十余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更不消说其他种类的治疗——药物治疗和食疗等等。她本人已放弃了任何希望,不再寄期待于任何治疗。她被送上救护车,用担架抬上病床,然后整天整天地躺在床上不动。当不得不移动她的时候,她的脸会痛苦得扭曲,身体翻来覆去,弓着背,用手压着腹部或背部轻声呻呤,就像在竭力控制自己不要表现得更加痛苦的样子。她形容她身体的疼痛就像是有某种“柔软而又肿胀”的东西在体内,就像是有灼热的刀子戳进她的身体。

身体的检查、神经系统的检查和化验报告均不足以说明这种痛苦有任何解剖与生理的原因。她身上倒是有许多手术伤症,但却没有任何器官疾病足以说明她的痛苦。这样一个慢性病患者,这样一个“受难者”,十六年来任何医疗(和宗教)的努力都对她全然无效,甚至病痛还往往加剧到不能说话,显然不能认为还有什么治愈的希望。但是,两年以后,这个女人竟然在临床上和社会上均成为一个健康人。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证明了所采用的精神分析方法的价值,而是因为它证明了在一定的条件下,即使是顽固的受难也可以被征服。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导致这种现象的动机可以被揭示出来与我们先前考察过的那些动机作比较。


当然,由于职业与篇幅的缘故,我不可能在此交代她病史中的许多因素。我也不打算详细引证她是如何逐渐意识到在她的病例中精神因素是值得考虑的因素。一开始,她的确坚决认为她的症状是肉体症状,认为那些说它们起源于心理原因的人误解了她,说他们暗示了她的痛苦是想象出来的,因而是在怀疑她的动机和诚实。我们只须说她确信她的症状不是想象性的,而且确信她会因此而遭到误解。我们并没有向她指出她从她的疾病中获得的满足(这只会引起她的反感),而是向她建议,既然她并不知道她患病的原因,或许我们通过精神分析从无意识中找到某种解释。最后她接受了精神分析,但并不是出于任何个人的希望,而是如她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她母亲”。

任何时候,只要病人以这种显然做作的方式(但却是无意识地)谈到为某人而恢复健康,我们就怀疑他对那人怀有强烈的敌意,以致竟忽视了这样一个常识,即没有任何人是为了他人而求健康的。相反,我们知道,人倒是经常为了伤害某个人而患病。因此,上面那句话就是一个线索,它部分地承认了病人是在用她的病作为武器去对抗那个她现在说要为她恢复健康的人。换言之,对这句话有着部分的真实,它的意思是:“我现在想部分地放弃我对某人的敌意。”

在这一病例中,我们的这种怀疑得到了证实;此后不久,病人即相当坦率地说:最初她希望她母亲从小以另一种方式对待她,后来她感到自己对母亲怀有反感和憎恨,最后她回忆起童年时代曾幻想她母亲死去。

她这样说有充分的理由。首先,她母亲一直以一种极其压抑和限制的方式把她养大;她从未对女儿讲过任何有关性的事情,只是说她不幸是个女孩子,不得不承担起这种命运的后果。像所有的女人一样,她必须长期痛苦而耐心地忍受男人的残酷和专制。病人对男人怀有极大的恐惧和憎恨,因为她是家庭中惟一的女孩子。父母给四个男孩子以种种特权,而她却被拒之门外。更为严重的是:十二岁的那年,就在她月经初潮的时候(这件事吓坏了她),父母却把她送到瑞士一所非常严厉的女子学校,从此有六年时间她断绝了和男孩子的任何接触。

病人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圣徒般长期受苦的虚伪面具——这种面具使她的病显得仿佛是不自愿的受难。由于频繁而反复地重演,她开始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她的病的起伏是她的仇恨的表现方式。由于感觉到这种憎恨是针对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她便以她所精通的惟一攻击方式即消极的听天由命来进行报复(在疗养院中,她连最起码的事也不自理而完全依赖护士)。然后,由于其攻击性意向,这种消极的抗拒又会导致一种内疚感;为了平息这种内疚感,她又会进一步加剧其宗教倾向特别是加剧其痛苦症状。为了向自己和世人证明她已因自己的内疚而作了实际的赎罪,她又不得不说服医生和护士相信她确实在受苦。这样就又强化了她那种消极怠惰的攻击性效果。反过来这又使她产生沮丧感、绝望感、自责感和罪孽感,于是又重复整个循环过程,并且每一次都像滚雪球一样越变越大。她完全颠倒了女性吸引他人注意的方式,不再是“看我多漂亮、多迷人、多有才华”,而是“看我多么病弱,多么不幸,多么痛苦”。精神分析的经验已经证明,这种以“怜”代替“爱”的转变,取决于一种因强大而受到抑制的攻击性而产生的罪孽感。

我们不可能详细地深入到对这病人所作的分析之中,但却有必要清楚地说明病人何以会出现那些可怕的肉体症状和反复地接受手术治疗。关于这一点,第一个线索出现在梦中:

她和另一个人同在一间屋里。那个人似乎是她自己的一部分但又似乎是一个男人。她害怕有人看见这个人:因此跳上床去用被单蒙着头,但又仿佛是对那个是她自己一部分的人说:“即使他们看见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还要再继续隐瞒这件事呢?”

这个梦预示了她正越来越意识到她对自己作为女性的憎恨和对男人的嫉妒。在梦中她承认她视自己的一半为男人,一半为女人,但又企图隐藏这个“男人”。事实上我们不妨说,她整个一生都希望成为像她兄弟们那样的男孩,并因为想盗取他们的男性性质成为一个男孩而深感罪孽。这正是她屡次接受外科手术的无意识动机。她常常强制性地去教堂赎罪,有一天在那里她突然想到:或许她长期以来的所作所为是希望像基督一样的受难,甚至使自己的痛苦达到基督的程度。而理由则是:基督是一个男人;因此,像基督那样受难,就可以成为一个男人。

这种“非宗教”的想法(用她的说法)严重地困扰着她,但后来她却反过来意识到这正是她大部分宗教热忱的基础。它解释了她何以相信奇迹,何以对献身充满了信心,何以感觉到有一天她会得到报偿,上帝会允诺她的祈祷。她相信只要她受苦越多,她就能得到变成一个男人的权利。在分析过程中这一点日益明显。她不断地抱怨她有一种失落感。她希望从分析中得到什么,这一点尚不清楚,但她显然期待某种奇迹发生。她希望精神分析能满足她成为男性的终生渴望。为此她向精神分析师断言她相信奇迹并暗示她期待着在分析过程中出现奇迹。她以种种方式表明,在无意识中她的态度是:只要精神分析能使她成为一个男人,那么无论为此受多少痛苦都值得。

我们于此可以看出:这个姑娘的症状与兄弟仇恨和男性嫉妒以及与此相关的罪孽感有着直接的联系。如她所感觉的那样,由于父母应对她的歧视负责(因为她是一个女孩而不是一个男孩),那么她对他们采取间接的憎恨就是合情合理的。而这种间接的憎恨则是利用疾病来实现的。这样,她的症候就既被用来满足她的幻想,又被用来惩罚她的幻想,以使她能够获得一种取代或补充幻想的现实价值。家庭为她花费了数千美元,而她也博得了成百名医生和护士的关心和照料。她不断地奉献她的身体器官,而且常常都有明显的正当理由。但事情却常常是:这种牺牲自己身体部件的方法,并不足以缓和那种导致她这样做的情绪。

在精神分析治疗的最后几个月中,她开始进入恢复过程。她不仅开始在梦、幻想、自由联想和自觉意识中拒斥她那种男性野心和她对其兄弟(特别是他们的身体)的嫉妒,而且有了明确的给予而不是获取的倾向。例如,她梦见送礼物给她的兄弟,而不是像先前经常梦见的那样从他们那里拿走什么东西;她不再在梦中吃掉她的小弟弟或吃掉他们身上的某一部分并把那一部分安装在自己身上,而是开始梦见自己像母亲那样喂她的弟弟和其他人。在进行分析的早期阶段,分析医师、她的父母和其他人在她的梦和幻想中常显现为暴君、黑奴、国王,但现在她开始以较为自然的色彩,把他们描绘为朋友,并感觉到彼此之间是平等的。这种客观性的增加也反映在她得到改善的社会适应力上。

虽然与我们的理论并不特别相关,但读者或许对她往后的生活感兴趣。通过精神分析治疗,患者获得了对这些恐惧和冲动的洞察,最初的状况缓解到足以纠正其失望和憎恨的程度。至于肉体症状则完全消逝无踪。疼痛没有了,生理功能也与正常人一样了。在外部行为上,她简直成了另一个人。她的体质和外表好转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她不再关注自己的病痛和关于治疗的新建议,她的注意力渐渐转移到正常女性应有的兴趣和快乐上。她重返学院,选修了几门感兴趣的课程;她有了活跃的社交生活,举行并且参加聚会。此后不久,她遇上一位煤矿工程师,不久他们订婚、结婚,现在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我援引这一结局并非成心褒扬医学的成果。精神分析在治疗上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不是我们此刻要讨论的问题。事实上,这个女人出于某些完全可以免除的理由,将近二十年来一直把自己钉在疾病的十字架上,反复地重演其好心的但却徒劳无益的尝试,企图以手术和医药来拯救自己。这并不是对那些治疗技术和那些施行治疗的人的反省,这个病人的自我毁灭就部分地表现在她固执地投向这些医生,要求他们给她施行这种治疗。拯救的第一步是由这些医生中的一个做出来的,他以暂时牺牲她的友谊为代价,向她指出她希望的治疗方式对她并不适合,坚持劝她好好考虑一下精神病检查与治疗的可能性。

总结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发现:攻击性嫉妒以及相应而来的爱欲化了的自我惩罚,是造成这些疾病受难者的慢性自我毁灭的主要原因。这两个病人对疾病的继发性利用都含有攻击性、自我惩罚和爱欲利用(erotic capitalization)的因素。值得提醒的是,这正是我们在殉道者和禁欲者身上发现的同一种公式。实际结果的不同之处在于:殉道者和禁欲者通过献身于某种有广泛社会同情的事业,较为成功地获得了普遍的赞赏。而神经症患者则较为自私(每个与之打交道的人都会立刻感觉到这一点),或者用精神分析的术语说,较为自恋。至少可以说他们的自恋是更紧地包裹在身体感觉中,而不像殉道者那样可以由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赞誉所满足。实际的差异也许更小,因为有些神经症患者成功地博得了许多人(且不说医生和护士)的同情和关注,而另一些神经症患者却激怒了所有的人,包括医生和护士。

在慢性疾病中我们发现生与死的愿望有着明显的冲突。有时候病人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坦率地说他们“宁愿死也不愿像这样继续受罪”;他们也把自己这种状况说成是“虽生犹死”。有时候则是病人的亲属或朋友意识到这种折磨并不比死好多少,因而死倒可能是一种解脱。然而事实上,这种类型的慢性病却很少年纪轻轻地就死去,而且尽管他们常威胁说要自杀,实际却极少付诸实施。

那么我们将如何从心理学和精神动力学来解释这一点呢?当然,我们可以像病人本人那样天真地假定他是残酷命运的不幸的受害者。然而我们刚才提出的材料(更不用说每个临床医生的经验)却使我们坚信:这种“命运”在极大程度上是自找的。这样一来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受虐倾向来解释所有这一切。但受虐倾向却根本不是什么单纯的条件,而是多种因素组成的一种异常复杂的合力。一个人情愿受苦或喜欢痛苦胜于喜欢快乐,这种不同寻常的事实是不容易解释清楚的。要理解这一点,除非是当人们发现此人身上可见的痛苦与不可见的痛苦相比轻微得多,或毋宁说与不可见的恐惧相比轻微得多。说得简单一点,对有些人说来,被人怜悯要比被人忽视好得多;被弃置在黑暗中(无论是被孤独无爱地遗弃,抑或是被阉割被扼杀)要比忍受任何可想象的痛苦更可怕。因此,对这些人说来,爱只能以怜悯的方式获得,但这总比死比被人遗弃好一些。

但这些还只是一般的原则,它低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与命运(或想象的命运)的交易和妥协要付出可怕的代价和昂贵的牺牲——牺牲相当一部分人格。在这一意义上,以慢性病作为生存的代价是如此巨大以致几乎成了--种自我毁灭。为生命付出过分昂贵代价的主题远比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著名故事要古老得多。不管怎样,我们必须明白,这种关于命运的观念或毋宁说错误观念,这种对整个人生情境的错误解释,如果不是基于超越个人经验或错误理解的东内,那就不可能持续下去。它似乎是基于其中涉及的某种满足。而我相信,这种满足部分取决于执行本能的自我毁灭的机会。

换句话说,我认为我们可以把慢性疾病解释为毁灭力量和爱欲力量(即生存愿望与毁灭愿望)之间的一场拉锯战。如果死亡本能过强或防御力量较弱,病人就会死于他的疾病。如果爱欲能力较大,就会战胜毁灭倾向,而病人就会找到另外的生存方式和爱的方式,不必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以疾病作为其人生的惟一满足,从而不由自主地受难于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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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1 14:4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七章 酒精瘾1

仅仅几年以前,如果一个精神病医生要研究酒精问题,人们立刻会认为他将主要与震颤性谵妄这一著名的综合症打交道。二十年前,作为哈佛医学院的学生,我和我的同学们曾在如何鉴别诊断、把震颤性谵妄与另外一些心理症状区分开方面受到过详细的指导;而这也就是我学到的有关酒精及其危害精神健康之作用的全部知识。

今天,在精神病学的积极实践中,每天亲眼看见各种病人,包括许多已经被酒精毁掉的和即将被酒精毁掉的病人,而多年以来我所见到的震颤性谵妄却不超过三例。这并不是说这种病业已从地球上消逝,因为我敢肯定,在公共医院的病房中,在市立监狱的铁栏后,每天都在接纳新的病例。但是今天它们已不像另一些病例那样令精神病医生感兴趣,这些病例提供了更好的机会去揭示病人喝酒的原因而不是病人喝酒的结果。

我并不认为这表明酒精对人体的影响有什么改变,毋宁说,这很好地说明了精神病学重心、兴趣和观念的转变。我们曾经好奇地——当然也是温和地和人道地——观察过那些其大脑最终以戏剧性的表现对这种逐渐累积过量的毒药作出反应的人。然而还有难以数计的人由于其自我毒害所制造的症状不那么生动地富干幻觉和恐怖色彩,遂被视为社会学问题而不是心理学问题。人们以自我毒害的方式自发地毁灭着自己,全然不顾灾难的降临、终生的悔恨和戒酒的决心,这种心理或多或少未受到精神病学家的注意,从而被留给牧师、社会工作者、禁酒主义者或索性留给魔鬼。

早在诺亚时代,人们就懂得酩酊大醉。但酒醉却并非酒瘾,许多人常常喝醉但却从未上瘾。更何况,我们也看见过酒精上瘾的人从未或极少在一般意义上“喝醉”(因为他随时都处在微醉的状态,而酒精的影响又因为缺乏可作比较的背景而不易发现)。我无意讨论酒精在正常人生活中的作用和在交际场合饮酒的愉快。有大量的事实证明:在我们的文明中,酒精发挥着非常有用的作用,很可能是增加快乐减少敌意的武器。


然而,仍然存在着反复过量地饮酒成瘾并造成自我毁灭的现象。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例子:人们由于喝得烂醉而放弃一切责任和机会,一心只在头脑中胡思乱想。每个社会工作者都知道这样的家庭,这些家庭由于父亲、丈夫、儿子或者甚至是母亲的酒精瘾而充满痛苦与绝望。每个精神病医生都能和作者一起列举一个又一个的病例,说明许多先前杰出而成功的人(以及许多有可能成功的人)是如何以这种奇怪的方式毁掉了自己。我说“奇怪”,是因为一种千百年来一直给人以快乐、轻松和刺激的东西,居然对少数人说来会成为一种自我毁灭的工具。

说到这里,有人或许会开玩笑地说:不错,这可能是自我毁灭,但至少它总是自我毁灭的一种愉快的形式。对这种说法,任何一个熟悉酒精瘾患者及其家庭的不幸的人都不会同意。对旁观者说来这也许是可笑的,但对酒鬼的家庭以及对酒鬼本人,这却是一场悲剧。

但与此同时,这种笑话中也包含着一定的真理。这是所谓“绞架幽默”的一个例子——就像那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在走上绞架时说的那样:“这的确将是对我的一个教训。”

既然酒精确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以解脱,使人摆脱面对现实的痛苦和由种种情感冲突造成的痛苦,那么,就其是为了缓和痛苦而言,酒精的使用确乎可以视为一种自我拯救的尝试。一些酒精上瘾者承认这一点,但另外许多人却坚持认为:他们的周期性发作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尽管结局也许不那么美妙,却没有人会以此反对他们。这种希望被人像孩子般对待,希望放过人的最严重的攻击性的愿望,乃是典型的陷在酒精瘾中不能自拔的人格特征。

这就使我们想要知道,究竟什么类型的人格或者什么样的经历会导致选择这种自杀。为了得出某些结论,且让我们描述某些典型的情境。

在追溯那些后来成为受害者的人的饮酒史时,我们往往发现很难确定社交式的和相对无害的饮酒从何时起演变为恶性的、无法控制的狂饮。事实上,这正是酒精对那些性格不稳定的人的一种潜在的危险。早期的典型过程大致如下:乔治是一个显赫家庭的长子,中学时代在社交和体育运动两方面均十分出色。他虽然说不上十分辉煌,但他的老师和所有的同学都喜欢他。他被送进州立大学。直到此时他还几乎是滴酒不沾;他的父母也以各种方式反对他喝酒。在大学里,起初他见识过别人喝酒但自己却很少参加。后来,他渐渐发现和某些同伴在一起可以打发一个夜晚或一个周末,于是酒也越喝越多。他的父母风闻此事,家中免不了大闹一场。他表现得十分谦恭、悔恨,答应绝不再干这种事情。三个月之后,有人报告说他又开始喝酒,父母遂威胁要停止供应他的学费,于是家中又免不了大闹一场,而他也作了更多的认错和允诺。

在这种时候,父母偶尔(但实际上却很少)会请教精神病医生,如果他们说的话和当时的姿式、表情、态度及举动可以加以综合的话,那么其意思大致如下:“你们知道,我们是相当重要的人物。我们的儿子也很不错,而且事实上可说得上出类拔萃。他现在正在念大学。但最近他有一点小毛病,喜欢喝酒。当然,我们知道把这种事看得十分严重,或竟以为精神病医生会对此感兴趣,这未免有些荒谬,因为我们的孩子并没有疯。事实他什么事也没有,只不过有一些坏同伴。我们并不认为他需要任何治疗,但或许可以稍微吓唬他一下,或者威胁说他再不戒酒就把他锁起来一两天。你告诉他他会得震颇性谵妄。他不过是在大学里被太多的坏同伴教坏了。”

虽然有一些例外,但一般说来,嗜酒者的父母由于我们后面将要说明的理由,往往奇怪地对他们子女的痛苦视而不见。他们认为只要他们的子女在中学里十分出众,或者只要他们的子女在大学里组建了一个联谊会或运动队,他们便一切皆好,内心充满了宁静与满足。这种父母极少意识到那些外表出众、颇受看重的孩子内心却往往无意识地隐藏着痛苦。一旦这些孩子发现酒精具有暂时的消解力时,再要阻止他们就不是家庭争端、指责威胁所能办到的了。我们精神病医生根据大量经验深知这一点,但我们却发现,根本不可能使这些父母相信:我们并非杞人忧天,并非想吓唬他们使他们在自己认为不必要的情况下去严厉地对待他们的子女。他们往往把我们等同于最狂暴的禁酒主义者,而这些禁酒主义者对酒精的声讨很可能在阻止人们继续使用酒精方面害处大于好处。

通常这些父母并不请教我们;他们也不向任何人请教。他们的孩子很快就混到了文凭并找到了工作。父母有时会听到谣传说他们的孩子周末聚众狂饮,但他们对此并不太相信。直到知道他们的儿子因酗酒而被开除了职务,他们这才如梦方醒。

于是他们的儿子很可能沮丧地回到家中。父母大发雷霆,痛斥这种行为,明确地表示他不受欢迎。母亲则伤心地哭泣。儿子受到这样大的屈辱,显然十分悔恨,其模样像是个大孩子。于是他再一次承认错误,痛下决心,允诺保证。这样过了几个月,家人们都相信他们的好孩子已经改掉坏习惯,今后会永远幸福地生活。

但自然他并没有改掉坏习惯。我可以举出一个又一个的病例以说明酗酒生涯正是像这样一个插曲接一个插曲——再次工作,再次饮酒,再次被开除,再次家庭争端,再次允诺保证,再次令人失望。无疑,存在着许多不同情形。这些人往往结婚较早并且需要父母的经济帮助;一旦生了孩子情况也会有所改变;有时候妻子会对他有所帮助,但更多情形却往往不能有所帮助;甚至妻子本人也参加进来酗酒。我记得这样一个病例,一个酗酒病人正在接受治疗的同时,他的妻子却在继续酗酒;她带着两个吓坏了的小女孩,驱车五百里来到她丈夫接受治疗的疗养院,要求他放弃治疗跟她一起酗酒。

还有一种复杂情形需要提到,这就是尽管他们会不时地沉迷于酒精,但有时候他们却的确是相当不错甚至是十分出色。他们中有一些人仅仅是在功成名就之后才开始狂饮烂醉的。读者会记得这种情形类似我们在自杀者身上观察到的情形:有些人自杀或企图自杀乃是在他们获得成功之后。我们不拟重复解释这一行为,这里只须指出它们的类似。

但或迟或早,大多数酒徒都会走人绝境,弄得众叛亲离、妻离子散、触犯法律一例如因酒后驾车肇事后发生性丑闻,伪造支票、暴露下体等等。海明威、菲兹杰拉德、约翰•奥哈拉、约翰•多斯•帕索斯等小说家都描写过这种情形。

我不知道此后的情形会演变成什么样的局面。精神病医生所看见的不过是他们之中少数人的情形。我们知道其中一些人身陷囹圄,另一些人栖身收容所,还有一些人则索性自杀。我们还知道另外许多人从一所疗养院转移到另一所疗养院去作所谓的治疗。我们确实看见的只是那些由于其家人或朋友再也不能忍耐而被送上门来的人。的确,极少有酗酒者自动来找医生的,通常都是由于医生、法律或道德——有时是身体——的外来强制。那种阵发性的想拯救自己、想放弃周期性的无节制狂饮的企图,通常都是一些假话;他们是言不由衷、虚情假意的。其所以如此,原因倒不在于某些邪恶的禀性,而在于每个酗酒者都私下里身受其苦的深深绝望。对他说来,任何人任何机构想要使他摆脱酗酒习惯的努力,都仿佛是要夺走他从难以忍受的痛苦中获得解脱的惟一手段。由于这一缘故,这些病人往往躲避精神病医生和精神病医院(在那里酗酒的潜在原因或许能得到研究),而以出外钓鱼、到牧场游览、回家照料孩子,以及所谓的“治疗”或“休息”来骗人。

一旦酗酒者确实来到精神病医院,随之而来的则往往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首先,他们总是渴望烂醉,尽管他们刚刚从先前的狂饮中清醒过来,正决定进行精神治疗。瞻望戒酒的痛苦、“再喝最后一次”的想法以及对那些“好心办错事的朋友”的一阵阵憎恨,都驱使他孤注一掷;而这往往又伴随着一段时间的羞愧和悔恨。在这种羞愧悔恨中,病人一方面具有严厉的宗教态度,视饮酒为一种罪过,而另一方面又分担着他亲人朋友的憎恶、失望和怜悯。

在这种时候病人会允诺一切,答应任何要求和规定。但渐渐地这种情形就会让位于越来越强的偏执和蛮横——医院的一切都是“可怕的”,病人已“完全治愈”,随时准备回到工作岗位上(即使并没有任何工作等待他也是如此,因为病人已完全失去了任何工作机会)。

与此相关联,我必须提到另一种奇特而经常出现的现象。这就是病人和病人家属都经常“身受”的那种特有的病态乐观。我有意选用“身受”这个词,因为一般说来,这种乐观态度乃是成功地治疗这种病患的最严重的障碍。无论病人一开始多么绝望,而其病史又是如何令人沮丧,但这种事持续不了几周或几月,病人以及(最奇怪的是)病人的亲属就坚信他现在已经完好如初,心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再不会重蹈覆辙,相应地也就应该信任他期待他去承担他的生活责任。甚至当这种把戏,当这种保证和失望的公式一再重演,人们仍然一如既往。其原因就在于病人的家庭需要相信这一点。这正是病人和家庭双方攻击性交互作用的恶性循环。

十分明显,这种乐观,这种虚假的安全感不过是自我欺骗,其目的在于逃避深层心理的彻底改变。酗酒者暗自忍受着难以言喻的恐惧而不敢正视。他只知道一种办法,那就是借饮酒来淹没这种恐惧。而这种“治疗”(饮酒)接着就变得比疾病更坏,至少外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当他的手法败露以后,他宁可暂时放弃这种自我治疗的企图,也不愿正视和承认其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并接受更有希望的、科学的治疗方式。所以如上所述,他总是很快就逃之夭夭。

但只要方法得当,有些酗酒者还是能够接受分析以期发现究竟是什么东西驱使他们拼命饮酒,是什么样的大烦恼逼迫他们寻求这种自杀式的安乐。说这种烦恼来自外部生活的种种困难,这不过是一种遁词。没有一个酗酒的病人会对已经赢得他信任的医生这样说。生活中的确有种种烦恼,而有些不能解决的问题甚至能烦扰最健全的心灵。但问题却不在这里,至少不仅仅是这些因素迫使人们在酒精中找出路(如果是这样,则我们都将成为酗酒者)。酒精瘾的受害者知道他们的批评者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知道,酒精瘾并不是他们罹患的疾病,至少并不是他们罹患的主要疾病;更进一步说,他知道自己并不清楚他心中那种可怕的痛苦和恐惧是怎么回事,而只是盲目地被它驱向用酒精自我毁灭。这就像有些可怜的野兽吃了毒药或被火烧伤,因而不顾一切地冲入海中,为逃避一种死亡而招致另一种死亡一样。

的确,我们经常发现病人以自觉的自杀意向开始,即以饮酒浇愁告终(或者他们第一次烂醉就是为了作自杀的尝试),仿佛这种死法不像开枪自杀那么实在。许多来治疗酒精瘾的病人,在他们清醒的时候都沉溺于自我毁灭的想法,有时并伴随着自觉一文不值、罪孽深重的意识。一些病人尽管已经喝醉,但仍然部分地实施了这些自杀意图。例如其中一个曾用剃刀在脸上乱砍,另一个则用小刀戳自己的身体。一些人从髙处往下跳或试图从高处往下跳,更不用说还有成千上万的人酒后开车以寻找一种死的方式。

因此,酒精瘾不能被视为一种疾病,而应被视为一种逃避疾病的自杀,一种对看不见的内在冲突作自我治疗的可怕企图。这种内在冲突可以由外部冲突加剧,但主要并不是[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由外在冲突所引发。严格说来,酗酒者确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喝酒。

然而我们现在却的确从大量精神分析工作者对无数酗酒者的无意识精神生活所作的研究,知道了他们中有些人究竟为什么饮酒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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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2 09:5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七章 酒精瘾2

让我们首先从较浅的层面开始。酗酒者几乎无例外地都是些快乐、人缘好、健谈、受人欢迎的人。他们似乎确有义务使自己为人们所喜爱并且非常精于此道。然而不难发现,这种过分渴望被爱的愿望(这种愿望迫使他们以这些痛苦去博得人们的好感)却预示着潜在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必须不断地得到补偿和麻醉。

从临床经验我们也知道:这些不安全感和自卑感也很少来源于现实的比较,而更多地来源于无意识的、“非理性的”缘由——通常是巨大的挫折感和愤怒,以及由愤怒招致的恐惧和内疚。当然,所有这一切现在都是无意识的,但一度却是意识到的,是过分自觉的。事实上,酗酒的一个附带作用就是进一步压抑这些威胁着要重新进入意识的情感和记忆。这些人就像孩子一样忍受着痛苦的失望,难忘的失望,难以饶恕的失望!他们有充分理由地感觉到他们是被出卖了,而他们今后的全部生活都是以延缓的、乔装的方式对这种感觉作出反应。

的确,每个孩子都会遭遇失望和挫折;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降生到这个世界,不得不把我们从按快乐原则生活转变到按现实原则生活,这是我们从痛苦的考验中逐步发现的。我们都不得不断奶,不得不放弃对父母的依赖,不得不放弃对圣诞老人的信念。在这方面,酗酒者童年时代所受的痛苦,在质上与其他人所受的痛苦并无区别,但显然在量上却大相径庭。在酗酒者身上,这种失望实际上已大得难以忍受。它是如此之大,以致确实影响了他的人格发展,从而在某些方面他的整个生命始终停留于我们所说的“口腔性格”。在讨论忧郁症的时候我们已涉及过这一问题;这里我只拟重复:口腔性格的特征是明显地滞留于这样一种心理发展阶段,在这一心理发展阶段上,孩子对待世界的态度取决于他希望通过口腔摄入来获得世界的愿望,以及用嘴来毁灭一切阻挠他的需要的东西的愿望。


饮酒——在我们此刻使用这个字的意义上——乃是典型的幼儿报复行为。首先,它是用嘴来进行的;其次,它给所欲望的这种东西的神奇力量以一种虚幻的最高价值;更重要的是,它的实际攻击性价值是间接的。成年人的报复行为更具有直接的攻击性。例如,一个成熟的人因为某些正当的理由而生父亲的气,就会把问题摆到桌面上,设法中止这种待遇,而不是以纵酒的方式去使他父亲痛苦伤心。然而酗酒者不管有多么气愤和憎恨,都绝不敢冒险放弃他紧紧依赖的所爱对象。更何况,他也像所有神经症患者那样,混淆了他的朋友和他[理论上的]敌人,他对待那些他爱的人的方式,就像他们就是那些他恨或曾经恨过的人一样。于是酗酒者同时既希望毁灭其所爱对象,又害怕失去这些对象。同时,他也害怕这种攻击性的后果,尽管这种攻击性不断驱使他去反对他们,而他也只有以严厉的内在限制来阻止自己。一旦这种内在限制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就会去寻找一种麻醉方式,这种麻醉方式就间接地成就了他如此恐惧的攻击性及其后果。

在酗酒者这种强烈的矛盾情感中,在这种爱与恨相互冲突相互混淆的态度中,人们会发现他一度经历的巨大失望的缩影和对这种失望性质的部分解释。让我们依靠经验的观察而不是根据逻辑的推论。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在那些接受深入的既往调查和心理分析的病人身上注意到:酗酒者的父母往往以人为的、尽管是无意的方式,极大地增加孩子不可避免的失望。他们往往引导孩子期待更多的满足,而他们又并没有准备这么多来给予,或者现实不可能有这么多来给予。举一例子就可以说明我的意思。一个酗酒者的母亲给孩子喂奶一直喂到三岁,因为母亲本人如此欣赏这种喂奶体验。但后来由于在断奶时遇到种种困难,遂不得不用炉灰把自己乳房涂黑以便吓退孩子。另一个酗酒者的母亲十分宠爱她的这个孩子而几乎忘掉了其他的孩子,但当他稍大以后,她自然而然地就只能放弃原来那种宠爱的方式。还有一个酗酒者的父亲经常派他的儿子去街角的杂货店为他买雪茄,并告诉他只需对老板说这句神奇的话——“记账”。有一天儿子用这种方式得到了一盒糖果却发现没有给自己招来任何麻烦;而当父亲知道此事后,对孩子一顿痛打,此举令孩子既惊讶又憎恨。还有一个父亲先是鼓励他儿子工作和储蓄,但后来这位父亲却把这笔钱据为己有。

这种前后不符的对待孩子的态度,揭示了父母方面的矛盾情感,并且说明了为什么朋友和亲戚往往称这些病人是“惯了”的孩子,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这些类似的说法暗含着对“孩子”及其父母两方面的谴责。这些说法有正确的地方,但却错误地假定这些孩子之所以被“惯坏”是由于给予了太多的爱。究竟是否有孩子是被太多的爱惯坏的,我对此表示怀疑。父母方面过度的“爱”往往不过是恨或内疚的极其单薄的伪装。如果说邻居察觉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孩子是能察觉到这一点的。过分关心、过分保护孩子的父母,往往给孩子大量礼物以避免在孩子身上花费时间和精力;另一些父母则以自己的人格去影响、鼓励、利用自己的孩子以满足自己的自恋倾向。这些人,不管他们自己怎么想,是说不上爱孩子的。对于所有这些攻击性,孩子总有一天(也许会付出极大的代价)会进行全面报复的。

在下面这个特殊的病例中,所有这些会变得十分明白易懂:

乔纳逊•理查森的父亲在美国是他们这一代人和他这一特殊领域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我们第一次看到病人——乔纳逊的时候,是在他三十五岁的时候。在此之前的十五年中,他遭到了一连串悲惨的失败,丧失了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获得的事业机会。他的失败,表面上的原因是酗酒;的确,他生活的悲剧恰恰是那些反对售酒反对饮酒的人的最好的例子。

在外表和身段上他极为英俊。他风度翩翩智力良好(如果说不上超群的话)。这一切连同他家庭的声望和金钱,使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十分受人欢迎。他是社交场合的风头人物、杰出的运动员,是东部一所著名大学学生团体的知名领袖。他从未沾染上任何坏名声;他不骄傲,不势利,不虚伪。的确,他早期生活中的惟一过错,就是消极地接受了他的好运而没有靠自己的努力去赢得它。在大学第一年他并没有喝酒。

由于他父亲认为他并没有努力学习,他被迫离开大学到另一所学院去受训学习他父亲的专业,以便实现他父亲的野心,即有能力胜任那将要移交给他的公司最高职位。但对这种机会,他作出的是—种奇怪的令人费解的反应。最先是缺乏热情,后来则是彻底厌恶。最后,不管他如何努力,凡与专业课程有关的一切科目他都不能及格。

与此同时他开始饮酒。经常在晚上,在他应该学习的时候,他总要到外面去“轻松”几小时,而回来则已烂醉如泥,于是误了第二天的功课。他的父亲在绝望中坚持说他应转入另一所学校,一旦紧接着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直到此时他才明白他并不想继承他父亲的事业。他对此毫无兴趣,这种伟大的机会对他说来一钱不值。他父亲能够说服他,而他也总是承认他父亲很可能是正确的,但接着就又陷入沉默,并且一有机会就又开始醉饮。

他在绘画方面有一些才能并坚决要求让他尝试绘画。但他的父亲却认为,一个像他这样在实业界有远大前程的人去涉足绘画乃是一件荒唐的事情,更何况他在绘画上最多也只具有中等的天赋。

接着,几乎同时发生了几件事件:大战爆发了,他不顾他父亲的名望可能给他带来的晋升机会,自愿登记为列兵,并一步步跻身于军方官员的行列。他娶了一个漂亮的女人,而且事后证明她的才能、头脑和耐心均不亚于她的美丽。但在那段时间,她却经常成为他受处分的原因,因为他总是不请假就跑去看她。他继续大量饮酒,而在他被撤职以后喝得更厉害。

此时,父亲已完全承认事实,相信他儿子不可能继承他的事业,而仅仅急于使他不再喝酒,并找到一个能够自立的工作。以后的十年中,他赞助了一个又一个的计划,在儿子身上花费了大量金钱,使他得以从事一个又一个的事业,但最终却遭致一个又一个的失败。在每种情形中,失败均具有同样的特点。先是热情迸发,努力工作,建立起许多关系,有了很好的信誉和成功的希望,但接着就因为经常不在店中(喝酒所致)而令顾主日益失望。然后是越来越多地喝酒,生意越来越清淡,由此而导致消沉沮丧。于是他喝酒喝得更厉害,最后以破产、被拘捕或下狱、突然消失无踪等作为富于戏剧性的结局。尽管如此,他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和蔼、谦虚、诚恳的态度,以致使每个人都相信他肯定已经悔悟,今后一定会重新做人。

“我已经糟蹋了一切,”他总是说,“我伤透了我母亲的心,糟蹋了最好的机会,虚度了青春岁月,放过了受教育的机会,不能供养妻儿却又为家室所拖累。我从中究竟得到什么好处?什么也没得到!只有我自己也不希望发生的酒后吵闹。”

现在再看看他喝酒的心理。他具有我们认为适合酗酒的典型条件。他有一个法力无边、挥金如土然而摇摆不定的父亲;他有一个过分溺爱、是非不分的母亲;他还有一个父母明显偏爱的妹妹。

总之,在这个例子中父亲具有很高的地位,而这是每个儿子无意识中都想超越的。但这只会徒然给儿子带来困难,因为父亲的伟大对他说来是达不到的。除此之外的另一个事实是他父亲残酷地使用他的特权。他高高在上、全知全能,有时候十分粗暴,有时候又居然伤感得流泪。一个始终严厉的父亲会激起孩子的反抗,而一个有时在饭桌上挖苦讽刺孩子直到孩子下桌哭泣、有时又在人面前当着孩子的面夸耀孩子并用无数礼物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父亲,则会在孩子身上激起可怕的敌对和敌对的压抑。孩子不仅被严厉所刺伤,而且由于偶尔的仁慈而不能有正常的反抗。

这孩子对父亲的另一反感是父亲对妹妹的偏爱。这在父亲方面可能是正常的,但在儿子身上却往往激发起无意识的对女性地位的羡慕(因为父亲对妹妹的态度始终是温和的)。这种情感冲突的正常解决途径是孩子转向母亲以寻求在他成长岁月中需要的帮助,然后再离开家庭走向更友好更少冲突的生活领域。但这在本例中却有某些困难。像这孩子的父亲那种地位优越的男人,他们的妻子—般都有自己特有的神经症,最通常的就是把爱从丈夫身上转移到儿子身上。而这又进一步使问题变复杂:过多的爱使孩子透不过气,既使他成为一个惯坏了的孩子,不需要作任何男性的努力就能贏得爱,又增加了他对父亲的恐惧——因为在父亲的领地中他是一个入侵者。我们不妨说,这种孩子被父亲的蔑视及其对姊妹(或他人)的偏爱所激怒,从而过度地向母亲寻求爱;但出于对全能的父亲的畏惧,他又只能以婴儿的方式,停留在口腔阶段去获得这种爱。

这种情形恰恰发生在我所说的这个病人身上。从上面关于他的简要介绍,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怎样反映在他后来的生活中。这孩子对父亲有自卑感,对妹妹有嫉妒心,对母亲则有口腔的依赖。这些因素迫使他在生活中接受一种极其消极被动的角色。我在上面描述过的所有酗酒者,其典型的特点都与这种基本的消极性有关。他们希望以过分的友谊和卑屈而不是以其男子汉的成就去贏得人们的爱。然而尽管在方法上是消极被动的,酗酒者却丝毫不乏攻击性。的确,他们是最富攻击性地用他们的消极被动去对付那些挫败了他们的人。正因为如此,所以酗酒往注在婚后不久即发展到一种病态的程度。这些人企图从妻子那儿得到比正常女性所能给予的更多的母爱,其特征则是控诉她不够温情,而自己又不愿对妻子承担自己的男性责任。这种挫败感的结果乃是拿起酒杯重操旧业,而酗酒则既是对自己的满足又是对妻子的攻击。

在乔纳逊•理查森的病例中,人们会记得饮酒始于婚前,当他父亲坚持要他转学之时。父亲希望儿子继承他的事业,而儿子由于种种原因做不到这一点。这意味着对父亲的一种不情愿的认同。何况,这会使他处在随时拿他惧怕的父亲同自己进行比较和竞争的难以忍受的位置上(这正是口腔性格的特征:既不能做胜利者又不能做失败者,因而通常只有退出一切竞争)。乔纳逊更希望做一个艺术家,而这乃是一种女性认同(我无意中伤艺术家,这里所说的艺术乃是乔纳逊心目中的艺术,而这乃是摹仿他的母亲)。在这方面他父亲试图挫败他的计划,而他也反过来挫败了他父亲对他的野心。不管怎样,他以酗酒的典型方式挫败了他父亲的野心。他做了他父亲要求他做的一切,试图满足他父亲的愿望,表面上他不过是失败在经不住酒精的诱惑上(作为象征,这一点相当于童年时代退却到母亲的怀抱中)。

在这一病例中还有个因素虽然不是所有酗酒者都有的但却很具普遍性。这就是病人的父亲喝酒也喝得很厉害。旧时的精神病学家把这看得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认为酗酒是一种遗传缺陷。今天,虽然这仍然是一种流行的理论,但几乎没有任何科学家相信它。酗酒不可能是一种遗传缺陷,但如果父亲是酗酒者,则儿子很容易学会如何用这种方式去进行报复,而以后则不能自拔。如所周知,许多酗酒者,其父母都很有自制力并且滴酒不沾。在这种家庭中,儿子的酗酒作为—种武器则有更大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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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3 08:2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七章酒精瘾3

这一病例也像任何病例一样能够说明酒精瘾的一些心理作用。在这些病例中,对有些人说来最明显不过的是自卑感似乎经酗酒而得到缓和;许多人曾以内省的方式观察到这一点,而上面的例子则似乎是最好的例证。但是人们却应该记住:这种巨大的自卑感通常有赖于由嫉妒和故意产生的罪孽感。少量饮酒后所产生的意气洋洋和压抑解除状态,不能直接拿来与酒精上瘾者的感觉作比较。酗酒者绝不会在这种轻松感恰到好处的时候点到为止,而是要一醉方休,直到这种感觉被一笔勾销,直到其行为实际上加剧而不是减轻了其社交和智力的低能与自卑。这一点,加上平时对这种人行为的观察,足以使任何人相信饮酒所具有的潜在的攻击作用。几乎无须证明,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醉鬼在宴会、公众聚会、私人生活中的出丑现象有多么讨厌。酗酒病人给精神病医院带来的麻烦比任何人都多。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始终令人不快或好斗不休,而是因为他们一会儿做出和蔼谦卑、彬彬有礼的样子,一会儿又琐碎无聊、喋喋不休,一会儿又因其胡搅蛮缠遭到拒绝而表现出突然的暴躁冲动。他们简直不能忍受现实生活中(或甚至是疗养院生活中)常有的剝夺和限制。的确,酗酒者一旦发现喝醉酒并不是他招人讨厌的惟一原因,人们就可以认为他已经开始“好转”。威廉•西布鲁克在他对自己接受酗酒治疗的体验所作的自白中,对此有忠实而准确的描述。对任何有兴趣的人说来,这本书是一本不可缺少的资料来源,尽管事实上作者所谓对他作的深层精神分析研究还在十分肤浅的阶段就明显地中断了。


我曾说酗酒者的自卑往往来源于一种罪孽感。在有些人身上,这种罪孽感自觉地先于饮酒,但在大多数病例中却往往被错误地[由他们自己和某些医生]归咎于饮酒的生理效应(宿醉、卡森雅麦尔氏综合症等)。然而事实上这种罪孽感主要并非源于酒后产生的攻击性,而更多地来源于其背后隐藏的基本攻击性,即部分地受到压抑但从未完全成功地受到压抑的敌意。我相信,这种敌意乃是酗酒神经症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一点只有在作过大量病例的研究后才能明白,但在下面援引的这个病例中,却能令人立刻感觉到这一点。

这是一个有思想有才华的年轻人,他只有二十三岁但看上去却仿佛已三十岁。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大学预科后,却由于大量饮酒而在大学中被开除。此后,他由于醉酒和与女人鬼混而一次又一次地被解雇。他怀着严肃的心情来到诊所,决心得到医生的帮助,否则即只有堕落为一个不可救药的醉鬼。对此他经过思考且有诚意,因为他父亲新近去世,家庭的重担已落在他的肩头。与此同时他的悔恨也与日俱增,这种悔恨过去也有,但从未能够使他不再喝酒。

他反复梦见自己被关进监狱,这种梦使他坐卧不安。他回忆说,就在他父亲死后不久,他曾好几次被同一个疆梦惊醒,在梦中他看见他父亲的尸体站了起来,非常愤怒地威胁他。他父亲是一个有头脑、有远见、有成就的人,曾对这个儿子极其失望,并且严厉地谴责过他。病人承认,他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想法,即他因酗酒而使得父亲十分痛苦,以致实际上是导致父亲死亡的主要原因。这就是病人那些恶梦的起因。“我知道我杀死了我的父亲,”他说,“无怪乎我梦见自己进了监狱。”

病人继续做梦梦见自己被绞死或被囚禁,这使他心惊肉跳,以致不得不喝得烂醉然后又悔恨不已。“我不过是一个醉鬼,一个堕落之徒,”他说,“让我喝酒喝死算了,我根本不值得费力挺救。”

他中断治疗离开了医院,但对医院却保留着最大的好感。他决心去实现他自我毁灭的意念。他继续喝酒,酒后制造了一起车祸,在这次车祸中有一个人被害(应验了他的“有预见力的梦”),而他也确实因过失杀人而受到审判(又应验了他的梦),但最后却被释放。

他又到另一个精神分析医生那儿去接受了一段时期的治疗,但后来又再次中断了治疗跑去经商且获得一定的成功。与此同时他由于害怕再出车祸而中断了饮酒,但此刻却出现了一系列几乎使他动弹不得的神经症症候,如恐惧、焦虑、抑制、各种生理症状和病态观念。一种类型的神经症常由另一种神经症所取代,这在本例中最为明显。

这个病例也显示出酗酒倾向中相当典型的性模式,即攻击性和罪孽感关联着饮酒的性价值。与父亲有关的可怕的罪孽感、几乎是精心策划的对父亲的挑衅,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对父亲的深深倾慕,共同导致一种冲突,即既希望对父亲保持—种消极的性依赖,又拒斥这种希望。有一点几乎已成公理,即尽管酗酒者表现出大量异性爱活动,其内心深处却对女性对于异性爱怀着隐秘的恐惧,而且显然认为它充满危险。他们往往意识到自己并不具有正常的性能力或性兴趣,坦白地发誓说:他们从女性身上并非想得到性满足,而主要是得到温情、关心、爱——意思是他们是寻求母性的关心。而这乃是正常女性拒绝给予一个成熟的男子汉的(因为她希望他是她的保护人和主人)。其结果是不可避免的:病人接着就对她和所有的女性采取一种悲伤、轻蔑、功利或甚至是仇视的态度,并转而以一种混合着友谊和挑衅的态度转向男人。由此虽然表现出短暂的欢乐和随和,但最终却是痛苦和失落。就在他和他欢乐的同伴(那似乎是他父亲的替身)一起痛饮的时候,他是在反抗和刺痛他的真正的父亲,是在拒斥他的真正的母亲或母亲的替身;而这反过来又产生一种悔恨并导致自轻自贱。与此同时,被激怒的妻子开始考虑或正式提出离婚。于是这位娃娃丈夫又会立刻跑回妻子身边,一把眼泪一把誓言地向她保证,而妻子终于心软,于是整个过程又从头开始。

酗酒中如此明显的自我毁灭后果似乎部分属于意外,也就是说,它们是人以自我调节的种种努力去从内在威胁中获得解脱时不期然而导致的结果。只要这些内在威胁有可能以人自己的冲动毁灭个体,人就会选择酗酒作为一种较轻的自我毁灭以避免更大的自我毁灭。

我们已经指出:许多人(如果不是所有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其解决方式也大致相同。那么,是什么样的特殊问题伴随着潜在的酗酒者,为什么他们选择了这样一种特殊的解决方式呢?上面援引的病例说明了某些决定性的经验促进了酗酒者情感问题的发展,同样也促使他们选择这些解决方法。这些经验涉及病人早期口腔接受型欲望所受到的挫折。这就是他们对爱的需要、他们因受到挫折而产生的憎恨、由于沉溺甚至幻想进行报复而预感到惩罚,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恐惧。

酗酒干净利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它使个人能够实现这些报复和攻击,并且往往是针对报复心和攻击性的原发对象;但此外,它也招致一定的惩罚,而这种惩罚则不如在原发条件下所想象的那么可怕。

何况,它还提供了口腔爱——象征性地表现为用口喝下珍贵液体,即他如此渴望的“母亲的乳汁”,实际上则表现为社交宴饮中的欢乐和伤感。的确,这一点有时似乎已代替了异性的对象爱,但酗酒者也像所有口腔性格的人一样,并不注重性別的差异。的确,由于他将自己所受的挫折主要归咎于母亲,所以他恨女人胜于恨男人。但他对女人的歧视,主要并不是由于其性別,而是由于她与母亲的相似;换言之,主要并非由于性原因而是由于人格原因。许多酗酒者只在喝醉了以后才沉溺于同性恋(或异性恋)。但这些不同的事实却证实了我们的论断:自我毁灭的所有表现形式均已部分地[不完全地]性欲化,也就是说,被用来作为获得快感的源泉。

出于特別的考虑,我将一般的治疗问题放在最后一部分。但由于酒精瘾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病痛,而现行的治疗方式又完全不能见效,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插入一段简要的提示,即如上所述把它视为自我毁灭的一种形式,并在这种思想下考虑治疗方法。

以这种观点去看待酒精瘾问题,人们会发现:进行成功治疗的一般原则完全不同于建立在以往观念(酒精瘾是一种坏习惯,一种不幸的遗传禀賦)上的那些原则。有效的治疗当然应该是治疗那导致酒精瘾的内在原因。这意味着逐步消除对挫折发生过度反应的倾向,逐步缓和那些深藏的内在焦虑感、不安全感以及孩子似的期待和憎恨方式。

但由于这些十分顽固的特征代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性格变形,代表着童年创伤的变相结果,要成功地消除这些特征就意味着完全彻底地重建整个人格。

就我所知,只有一种治疗技术试图做到这一步,这就是精神分折。我并不是说酗酒不可能经任何其他方式治愈。我曾看见过一个有头脑有决心的人在一个孤寂的地方,通过好几年的长期祈祷而治好了这种疾病。我知道这种情形的发生是由于一种宗教上的皈依。我确信在不那么严重的病人身上,这种结果也能通过精神医学的商讨和咨询办到。我们都知道,所谓“痊愈”有时候不过是由酗酒转变成另一种神经症,例如,酗酒者有时不再是酗酒者而成为疑病者或成为宗教狂。最后,为尊重事实,我们还必须补充说,这种情形的发生有时紧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有时则紧跟在显然微不足道的事件后面;对这种变形该如何解释,至今仍是一个谜。

但另一方面,我从未见过酒精瘾单靠监禁就告治愈,哪怕在那段时期他已彻底戒酒。这里所说的既包括长期监禁也包括短期“治疗”。我曾与许多州的州医院负责人谈过此事。这些医院也治疗过酒精瘾患者并且也有过与我同样的观察发现。事实上,我的一位朋友,某一所州医院的负责人,最近已拒绝在他的医院中接收任何酒精瘾患者。这倒不是因为对他们失去了科学上的兴趣,而是因为他相信:在州医院住院是一种浪费,这种浪费对病人对州里都没有任何好处。

不难看出,为什么这种治疗不能改变酗酒者的性格,也不能缓和酗酒者潜在的欲望。酗酒者一旦被释放,他就立刻再次寻找机会缓和其内在痛苦。

为了造成能缓和内在痛苦所必需的性格改变,对酒精瘾患者必须作心理“手术”即精神分析。从理论上讲,这是惟一的治疗。从实际上讲,在治疗过程中却有许多困难存在。首先,精神分析治疗不可能在几个月内奏效。一种三十年才形成(或毋宁说扭曲)的性格,要想在三个月、六个月或十二个月中得以重建,这无异于喝醉酒说胡话。酒精瘾的治疗就像肺结核的治疗一样,乃是一种长期的工作。这意味着它既费钱又费时。这是不幸的但却是事实。要想安慰病人或病人家属,使他们相信几周或几月就能发生基本变化,最终只能以失败而令他们失望。

更何况,许多酒精上瘾的人都已“走得太远”,太远离现实原则,从而很难在一般情况下对他们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在一种特殊环境中,为着实际的目标而进行治疗。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被隔离起来,不能使他们有饮酒的机会。计划中还包括:一旦其一般行为有所改善,则准备逐步增加其自由。当他们的攻击性倾向变得越来越直接,越来越少受神经症抑制作用的阻遏的时候,就给予正确的指导以使它们有助于治疗的效果。体育运动和竞争倾向是受到鼓励的,而且只要可能,我们也鼓励他们从事商业或其他升华了的攻击性活动。

因此,隔离,加上精神分析,再加上正确的指导以增加其外向性攻击能力,就构成了我们认为治疗这种疾病的最佳方案。当然这种方案也并非总能获得成功。但经由这种治疗,有一些病人已被治愈而且没有复发。他们不仅革除了饮酒嗜好,而且摆脱了与之俱来的幼稚症以及导致幼稚症的性格变态。就我所知,对酒精瘾的其他治疗方法,今天还达不到这种效果。

总结

因此,酒精瘾可以被视为一种用来逃避更大的自我毁灭的自我毁灭方式,它来源于因挫折而激发的攻击性、未得到满足的性欲,以及由与攻击性相关的罪孽感所产生的受惩罚的需要。尽管受害者借这种方式来缓和其更大的痛苦,避免他所恐惧的毁灭,但实际上他仍然借这种方式完成了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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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4 08:0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八章 反社会行为1

大家早就知道,有许多人根本不尊重现实,不考虑自己的同胞,其所作所为如未达到“疯狂”的程度,至少已臻于自我毁灭或明显地需要精神病医生帮助的程度。例如,在所谓“性变态”中,受害者就被种种幼稚倾向所主宰,而一直不能使它们服从社会的限制,并以能为人们所接受的方式去满足这些倾向。相反,他被迫停留在性欲不成熟的阶段,并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把这种不成熟强加给他人,从而不是迫使社会怀着蔑视极不情愿地容忍他们,就是完全把他们放逐于社会之外。还有这样一些人,在这些人身上,难以控制的攻击性冲动胜过了爱的要求而突破理智、良心和社会禁忌的限制,以达到一时的满足而不顾最后的损失。我们把这称之为“犯罪”,对此社会有其传统的治疗方法,虽然这种治疗方法起源于惩罚和制止,更富于戏剧性而较少治疗效果。最后,还有这样一些人,这些人也像罪犯和性变态者那样受内在的冲动驱使,但另一方面却并不把他们的惩罚留给国家或社会来行使,而是设法(间接地)把惩罚加在自己身上。在精神病学的发展进程中,这些失调有过种种名称;我本人建议采用“变态人格”这一术语并在(人的心灵)—书中使用了这一术语。对这种性格障碍的最新称呼是“神经症性格”。神经症性格与神经症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症状表现在行为上,后者则往往表现在情感和身体自觉症状上。

这三种明显的攻击型行为,就像澳洲土人的“飞去来”一样作用于它们不幸的主人,起初是投向目标,最后却自食恶果,从而其最后结果乃是自我毁灭。

这里也许无需指出:并非所有的外向性攻击其结果都是自我毁灭;一个人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抵抗对他的家园、他的幸福、名誉和理想的入侵,这不能说是自我毁灭,自食其果;毋宁说恰恰相反,一个在这种情况下不进行战斗的人才是在消极地自我毁灭。而在我所描述过的临床病例中,攻击性乃是一把两刃刀,其对于自己的毁灭确实不下于并且往往更甚于对他人的毁灭,因而应该算作是一种自我毁灭。


我意识到有人可能会对这里所作的目的论假设——自我毀灭的结果乃出于个人的意向——提出逻辑的或哲学的反驳。如果一种正面的欲望其强度超过了其他所有的考虑(其中有一些可能导致死亡),人们就可以认为:自我毁灭实属偶然,或甚至是一种不情愿地加以接受的惩罚。我的立场是实用主义的临床观点,这种观点不是建立在演绎和假设之上(一切发生的都是经过选择的),而更多地是建立在我对这些人所作精神分析研究的经验上。病人几乎总是发现和承认:他的难以驾驭的欲望中包含着敌意的因素和罪孽感因素(后者需要惩罚并因而加剧了欲望的迫切性),同时也包含减少危险后果可能性的倾向。暂时地相信一种使人幸免的“运气”而不顾理智和判断,这正是自我毁灭的一种伎俩。

现在,我不拟专门讨论心理上的自我毁灭,而打算分别考察刚才提到的隐蔽的自我毁灭的三种临床表现形式——神经症性格、犯罪行为和性变态。我将依次援引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并指出在自我毁灭的因素尚未显现之前,就能在仔细考虑的基础上加以分辨的种种方法。

一、神经症性格

这种以攻击行为作伪装的慢性自我毁灭与酒精瘾十分类似,只是毁灭自己的方式不是靠酗酒,而是靠不聪明的行为。我指的不是一件欠考虑的行为,而是不断地沉溺于“坏行为”(攻击性行为),而其最后结果则是灾难性的。这种人可以扮演酗酒者、神经症患者、彻头彻尾的罪犯等角色,但他们却总是失败。可以说,在失败这一点上他们总是成功。例如,如果他们从事犯罪活动,他们的犯罪行为会十分笨拙愚蠢,他们似乎是不顾一切地要被逮捕而不是要逃脱,他们经常做种种可能的事来阻止律师为他们辩护,简言之,他们似乎是在寻求惩罚。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表面上是在寻求更高的、更有价值的目标或成就,他们就会不断地以熟练而灵巧的方式毁掉这一成就。

在旧的精神病学范围内,这些病人被称之为精神病人格。大多数精神病医生也根据这一名称接触过这类病人。对这些病人曾经有过许多精心的描述和研究,但直到引入精神分析学的概念以后,人们才开始以动态的方式理解他们。公正地说,由于他们的挑衅性、攻击性和不可理解的坏判断,他们很容易引起医生[以及他们所接触的所有人]的反感,所以很难对他们长期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去研究他们。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对大量病例作了研究,终于能够很好地理解他们的一般生活模式。不同于神经症疾病和酒精瘾患者,他们完全能够直接地表现其攻击性。但他们却不能巧妙地做到这一点,换句话说,不能以充分的鉴别免除良心的惩罚。他们可以短期地欺骗社会,但却绝不可能欺骗自己的良心。因此他们一方面受到本能的驱使去实施其攻击性(而这是神经症患者要加以压抑的),而另一方面,又被他们的良心驱使去行使惩罚(这也是较为正常的人要加以避免的)。由于这一缘故,其攻击性往往像小孩的攻击性那样具有挑衅的性质(小孩由于某些隐秘的触犯和逾越而感到愧疚,往往以一种明显的微不足道的攻击去激怒父亲以获得一种惩罚和报复)。

弗兰茨•亚历山大因为在许多著作中对神经症性格作了最彻底的剖析而应该受到赞誉。亚历山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罪犯身上,或如我们所说,主要集中在那些使自己作为罪犯被监禁的神经症性格者身上。但是不要忘记,许多神经症性格者,特别是那些其社会和经济地位保护了自己的神经症性格者,却长期逍遥于这种法律后果之外。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此人的父母是波士顿富有的贵族,他们是儿子攻击行为的主要受害者。这些攻击行为很早就已萌芽;他最早的记忆之一是放火烧掉了庄园中的建筑。七岁的时候他已做过许多小偷小摸的事情,如偷父母的钱、珠宝和其他东西,这些东西他有时加以毁坏,有时则拿到珠宝商那里换钱买糖吃。

他被送一所私立学校后,虽然一开始因为自己的卷发和女性面容而被别人叫做“女孩子”,后来却因为打人和欺负新来的同学而成为“霸王”名闻全校。在学校中他惯于残酷地捉弄和取笑那些生理有缺陷的同学。他多次被学校开除。他很早就有了性行为,经常勾引女孩子并以十分恶劣和轻蔑的方式与她们逢场作戏。他后来被送进维吉尼亚州的预备学校,但因触犯校规被除名,进入第二所预备学校后又因目无师长、反抗父母、拒绝学习而未能毕业。这并非由干任何智力上的缺陷,尔后所作的心理测验也表现他的智商相当高。

凭借他父亲的威望和在事业上的地位,在他的坚持下他获准进入一家银行工作,但后来却因经常酗酒、制造车祸、高速行车、逮捕拘留、声名狼藉而被解雇。他盗窃亲戚家中的珠宝、首饰、现金和酒,并且卷入费城的一伙匪徒之中。他开设了一家私人赌场,但损失惨重,以致为了弥补损失而伪造支票,最后被检举,但终因其家庭背景而幸免于被起诉。

他的生活中有一些主要事件足以说明他的行为模式。除此之外则是以无数小型的犯罪反抗其父母和反抗社会,这些细说起来需要大量篇幅。

然而他的外貌却完全不能使人相信这一切。他天真纯洁的表情、文雅高贵的风度使人一望而知他出身于上流社会家庭。他坦率地承认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不断地以其所作所为使自己陷入重重困境。他希望我们能够开导他,给他指引迷津。精神分析——对此他抱着一种“诚实的”怀疑,有时则讥诮地取笑——很快就发现了导致他这些行为的原因,这些原因使他大为惊讶。

从外表上看他出生成长的环境几乎是理想的。他的父亲和母亲是有名望受尊敬的人,惟一的姐姐又不可能对他构成竞争的威胁,再加上又没有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外在压力。但是,尽管外表不错,他童年时代的生活却充满不可逾越的障碍,妨害了他的正常发展。他很小的时候,心中就渐渐充满了自卑感,而他尔后的行为都是试图谋求一种补偿。这一点清楚地显现在他开始精神分析后不久所叙述的一个梦中。

我梦见我参加了新闻影片中经常看见的那种自行车比赛,我一路领先,紧跟在我后面的一个家伙则拼命加油,好像要赶上并超过我。我早就觉得电影中的领先者总是被人超过未免太不合理,于是我对自己说:“我要让他们看看。”我鼓足全身力气,始终遥遥领先。但是我暗自猜想,这会使我丢命的。的确,我骑得太快无法转弯,最后“轰”地一下撞在什么东西上,我被抛入空中。

这个梦形象生动地展示了这孩子的自我毁灭方式。他过去在所有事情上都名列前茅,而为了今后也一直领先,他徒费苦心、无视现实,最终落得粉身碎骨、希望破灭。

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此严重地威胁着这孩子的自信心,以致竟迫使他以这种毁灭性的努力去获得自我确证呢?

首先,其最早的竞争对手就是他的这个姐姐。她在弟弟出生给家中带来的喜悦淡薄之后,以精心的计划和努力夺走了他在家中的重要地位。她越来越惯于以撒谎、欺骗和种种诡计来保全自己受宠爱的地位。这表现她这些作法已超出了普通的孩子竞争的范围。很可能她也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因而不得不借助这些手段,但毕竟她不是我们这里要研究的对象。父母也坦率地承认:事实上她已越来越成为他们最喜爱的孩子,与此同时,她的弟弟却是一个给全家丢脸的人。他没有做过一件令父母高兴的事情,他所作的一切都徒然令父母痛心。

如果他的父母有幸具备现代儿童教育的知识,他们或许会认识到:这孩子的行为,大多数既出于报复又出于挑衅,也就是说,他不仅因感觉到被人小看而采取报复,而且试图以这种方式去获得他认为他未获得的爱。然而,他的父母没有看出这一点而中了他的圈套,他们只是严厉地惩罚他,而这种约束方式当然只会增加他受委屈的感觉并从而激起他更大的攻击性。

甚至父母用来惩罚他的方式也选用得十分不当。父亲有时会痛打这孩子,但更多地却是以一种戏剧性的但并不真诚的方式来威胁他。孩子很快就识破了这种空城计。例如,父亲多次把孩子送到警察局,而事先却与警察局串通只是吓唬吓唬孩子。母亲则总是在某些场合使劲捏他的手,弄得他又哭又叫,当众出丑。直到他已长大母亲仍逼迫他穿小孩的衣服并让他烫着卷发去上学。因此,早在孩提时代他就不得不保护自己,不使自己的自尊心和男性气概受到可怕的打击;与此同时,他又每天都面临着这样的事实——做一个女孩子即意味着接受一切宠爱,而人家也看不见女孩子耍的诡计和欺骗。根据精神分析的研究我们知道,每个男孩都因为女孩独享的那些好处而受到巨大的诱惑,并因此而痛苦地矛盾于两可之间——一方面是自己天生的男性努力,另一方面则是牺牲这些而发展女性被动接受的态度。而一旦其父母的残酷无情和缺乏诚意轻易地被孩子发觉,并极大地增加了他的无助感和不安全感,他就差不多只有屈服于因循苟且、消极被动或彻底的同性恋,否则即以与此相反的粗野姿态来否认这种倾向,与此同时又在这种富于攻击性的假面具后面偷偷地寻求这种消极被动的满足。

这孩子选择了后一种方式。无意识中他是这样一种态度:反正他做的一切都绝不会使父母高兴,反正他们对他既不公平也不仁慈,因此他也就没有理由要去使他们高兴。他生活的惟一目标就是以最方便的方式去获得他心血来潮时想获得的一切。而意识中这一点却表现为对父母希望他做的一切事都奇怪地感到厌恶,而对父母不希望他做的事情则非常渴望去做。不幸,父母的某些理想和标准恰恰与社会的理想和标准一致,因此病人对父母的攻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反社会行为。

到此为止,我还只说明了一个孩子是如何在童年时代因父母对待他的方式而受到伤害,以致先是变成一个“坏孩了”,后来则变成一个“坏人”。这一点足以解释他是怎样变成一个人们所说的罪犯,但却不足以解释他是怎样变成了我们所说的神经症性格。二者的区别在于:神经症性格不允许自己从自己的攻击行为中获得好处,而是恰恰相反,似乎旨在寻求惩罚。这一点正适合我所描述的这个病人。他所做的一切,如酗酒、偷窃、伪造支票、强奸、撞车、斗殴等,都未能使他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好处。他偷的钱丢了,伪造的支票被人检举了,酗酒徒然使他生病,他给女孩子带来的痛苦反过来使他痛苦得要死,他以慷慨、炫耀等方式交来的朋友最后都抛弃了他。他不断地陷入烦恼之中,实际上非常不幸。在我对他进行观察的期间,他一次又一次地刚刚趋于相对安宁,紧接着就又对某人进行攻击而破坏了这种安宁。人家对这种攻击的自然反应,又总是成为他采取更厉害的攻击行为的理由;而这种更厉害的攻击行为,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只会给他带来无穷的麻烦。这样,当打击降临他头上,惩罚充分满足了他之后,他又会从最初的狂暴怒吼和相互指责中安静下来,陷入一种绝望的情绪,并且毫无诚意地追问自己:如此无意义的愚蠢行径,为什么几天前竟使得他如此着迷。一旦人们向他指出,他是故意做这一切来惩罚自己,他又会竭力否认他对此有如此多的罪孽感。这正是典型的神经症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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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5 07:5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八章反社会行为2

亚历山大和希利(Healy)曾经描述过一例令人难忘的神经症性格,这个病例生动地体现了这种人是如何一方面屈服于他们的攻击性和敌对性,另一方面又需要假手于官方而获得自我惩罚。我将援引这一病例来说明这种情形。

这孩子是家中五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家庭相当富裕,什么都不欠缺。家庭成员中没有一个人有好逸恶劳的习惯,在他的童年教育中也看不出什么不好的地方。从八岁起他就开始偷东西,这种恶习使他三番五次地被送进教养院,在教养院中他因举止有礼和行为勤勉,很快就交上了许多朋友。他坦率地说有一种他不知道的力量驱使他去偷窃,他的所作所为令他自己感到十分费解。

当他十六岁的时候,有一次从教养院中获释后,偷了一个手提箱而被送上少年法庭。在庭上他告诉法官说,教养院未能治好他的毛病,他需要更严厉的惩罚,在他的要求下他被送进成人劳改营,在那里他表现很好而被释放。他很快又给自己找了许多麻烦,接着安分守己地过了一年多,工作不错,结了婚。但第一个孩子出世后他又故伎重演,经常驾着偷来的汽车长途旅行。他加入了海军,但很快就被开除,又继续偷东西直到被抓获,送进另一所监狱。他从那里逃出来,继续其犯罪生涯。在这段时期,他给他妻子写了许多情意绵绵的信,诉说他被一种他不明白的奇怪冲动驱使而做这些事情,请求她的宽恕。他的父亲和他妻子的父母由于他善于贏得人心而对他怀有真挚的感情,他们花了大置的钱帮助他脱离困境,结果却不过是帮助他投身于更严重的胡作非为。他后来因盗窃被逮捕,判了较长的徒刑。在监狱中他表现很好,后来竞在一次火灾中充当英雄而被提前释放。就在即将获释的前几天,在他妻子来看他并帮他计划以后如何重新开始生活后,他越狱逃跑了,很快就卷入另一个州的一连串盗窃事件。他又被逮捕判刑,又因为表现出色而贏得人们的好感。这段时间对他进行过观察的一位精神病医生说,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罪犯,他的犯罪活动毋宁说出于一种内在的强迫冲动。然而以精神分析方法对他进行的所有研究尝试均告失败。此后,这个年轻人逃到很远的城市,以別的名字重振旧业。他再次结婚,继续偷盗并干了不少坏事。他似乎是要存心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而最后他也果然因此而被捕获。这个年轻人的全部案情记录(这里所说的还不到一半)包括十至十二次下狱,无数次被捕;从他自己的父母开始,许多权威都对他作过仁慈的或严厉的处理,但直到最后,他对自己对他人仍是一个谜。这个聪明、健康、有天赋的年轻人始终“对自己的未来抱一种奇怪的乐观态度”。


消极的神经症攻击行为

有时候这种人不是以狂暴的争斗和寻衅生事,而是以一种消极的伎俩来实现自己的攻击行为和自我毁灭。消极的攻击行为也像积极的攻击行为一样具有挑衅性。事实上,那些以其懈怠、冷漠和无能而激怒其同僚的人,即使不如上面所说的人那么显著,至少是为数更多。在这种人身上,惩罚的效果可能更为隐蔽,他们更显得是命运或残酷力量的牺牲品而不是他们所伤害的人的报复的牺牲品。

由于缺乏更好的名称,我们不妨称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性格为“无助型”(helpless type)。一个孩子如果处处受到溺爱放任、有虐待倾向而又惯于把孩子作为玩物或陪衬的父母的干涉和侮辱,他就会整个一生都消极地屈限于这种加诸他的伤害,始终因循苟且地接受这一切,或者表现得好斗和充满敌意,总是寻衅生事寻求惩罚。后一种类型往往被说成是典型的神经症性格,但是我认为前一种消极类型也属于同—种类,而且很可能为数更多;虽然就我所知,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性格以前并未被人们所认识。其典型代表由于往往将他们的困境归诸盲目的命运,因而得以掩饰其攻击性和所受的惩罚。我知道得十分清楚的一个病人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性格,他总是做不好自己份内的工作,借以给他人给自己都制造了许多麻烦。

这个年轻人是由他所在大学的教务长介绍来的。他在大学里呆了六年也未能完成其必修课而获得学位。就像古代的圣人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进行悔罪一样,他也总是设法每年只完成所选课程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平时记录和我们的考核均证明这并非由于他确无能力完成学校的功课,但是每门课程他都剩下一部分指定必做的部分不做。在这门课程中他写不出论文,在那门课程中他又忘记了画图;在一门课程作业中他没有交上参考书目,在另一门课程作业中他又忘记了做实验而且多次缺课。他是一个谦和的年轻人,自己承认自己一事无成,无法完成功课,但却不知道自己何以如此。他就像一个渴望得表扬的孩子那样请求我们给他帮助或“建议”,并且就像孩子那样按时来看医生,但并非来汇报治疗的进展,而是带来更多他愚蠢无能、处处失败的事例。

有一天他带来他的活动计划。医生和他一道看了这份计划并向他指出,他是在毫无目的地浪费大量宝贵时间,这些时间本来是应该用于学习的。过了几天,他又骄傲地带来一篇论文,并说他只用了几小时就写出了这篇论文,而两年来,正是这篇论文使他一直得不到该课程的学分。与此同时,他坦白地说,那天早上他醒来后,发现外面在下雨,于是他翻了个身又继续睡了一上午,漏掉了他眼看就要不及格的一门课。这种想要使自己脱离其正在其中挣扎的困境的天真方式,正是这个病人的特色。

他是独子,父亲专横暴虐却又溺爱放纵孩子,母亲则十分严厉。比他小两岁的妹妹是个跛子,病人的早年生活即围绕着妹妹的疾病和他最好的一个男朋友的疾病展开,这个男朋友在八岁时死去。病人渐以其女孩子气而闻名,邻家的孩子经常欺侮他,取笑他,把他弄哭。他被迫用自己的玩具车载着这些孩子而自己拉车,或者让他们在自己背上“骑马马”,或者成为大家的嘲弄对象。在家中在学校他都经常受到严厉的处罚。他对任何体育运动都一窍不通,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母亲拒不让他自由地学习和参加这类活动。有一次别人送他一双旱冰鞋,他竟不知如何使用;而后来又羞于学习,因为他妹妹倒先学会了。直到十岁他仍睡在婴儿床上,而他偏偏又长得很高,两只脚经常伸在外面。他没有自己的房间,而和母亲、妹妹睡在同一间屋里。

十二岁那年,他母亲带着他和妹妹离开了他又爱又怕的父亲。此后不久,父亲拐走了这孩子,于是他变成父母之间相互争夺的一块骨头。父亲把他送进军校学习。在那里他受到其他男孩子的虐待,他们打他,把他倒吊在窗框上,还施以种种侮辱。这孩子逐渐长成一个笨拙、不安、浑浑噩噩、一事无成的人。他父亲要他念大学他就念大学,然而年复一年却总是换来令人沮丧的成绩。尽管父亲总是对他接二连三的失败大为不快,他还是默默地依附于他这精力充沛的父亲。他的全部兴趣都集中在父亲身上,并且明显地想要取悦于父亲,但实际上他却以其婴儿式的依赖和不肯长大成人而使父亲失望。

与这种接连失败十分类似的一个病例是一个中年农民,他带着一大堆生理病痛前来就诊。我们现在暂且撇开这些病痛,只援引其行为中自我毁灭的一些表现。

当他结婚后,他父亲和岳父每人给了他一块土地。在他婚后的最初几年里,他把这些土地都抵押出去,到了1917年(那时农产品价格很髙,农民生活很好),他这两块土地都已不再属于自己。他又带着父亲给他的资金去加利福尼亚投资经营一块葡萄园,但最后又破产变卖给他人。后来他又用不知从哪里弄来的资金经营一块果园,但最后又失败了。他到处打零工做杂活,挣来一笔钱买了些汽车,准备大规模地搞货运,但终因付不起工资而破产。他父亲又资助了他上千美元,他用它来经营一座加油站并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这时他又想扩大经营,建起了一个与加油站相傍的停车场。但这种冒险却遭到了失败,停车场和加油站都丢失了。

几年以后,他父亲又答应给他一块土地,只要他愿意重返东部定居。他答应了,但很快又将这块土地高价抵押出去。农忙季节,他本应拼命工作,但却突然决定回加利福尼亚。他计划把旅费开支开在其他一些希望和他同行的人身上。有十四人同意和他同行,但由于其中—些人最后未交钱,他反倒蒙受了损失。他在东部买了几辆车,把这些车开往加州,准备在那里卖掉后赚一笔钱。但最后这计划也遭到失败,不得不赔本将汽车卖出。他又回到东部,发现许多抵押已到期。为了支付这些钱,他卖掉了属于他妻子的牛群,拿到这笔钱后,他又心血来潮,决定再去加利福尼亚。

从加利福尼亚他又去新墨西哥,在那里租了一万四千英亩的土地准备作大面积耕种。但是他把钱全部花在了租金上,以致没有足够的钱来买种子,遂不得不放弃整个计划返回东部。回家后他发现银行和亲戚们都再也不能等待了,要他立刻偿付土地押金,而他却身无分文。此人身上原有巨大的攻击性并贯注于他的工作中,但他不同于那些用这种驱力来获得成功的人。他是以此来使自己的事业遭到失败,不仅输光了自己的钱,而且也输光了那些相信他的人的钱。

所有这些看上去是如此极端荒谬,以致这种人的所作所为,即使在达到顶点的时候,也难以被其朋友和邻居视为自我毁灭。人们可以说这是出于愚蠢、出于欺诈或出于运气太坏。但这些说法并不能掲示其潜在心理。少数人可能会觉察到:此人身上的自卑感造成了一种过度补偿,表现为事业上的志大才疏,而这预先注定了他的失败。但即使这样仍不足以说明他何以遭致一连串的失败,因为过度补偿在一定程度上往往导致成功。相反,明显的愚蠢倒是攻击性经常使用的武器。不管怎样,这种持续的失败与许多生理痛苦(这里没有讨论这些生理痛苦,但它们确是整个临床情形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起,共同表明了这是此人自我毁灭的一种戏剧性表现,而这种自我毁灭则化装为愚蠢无能和倒霉的命运。

这些例子也像前面的例子一样,不容置疑地说明了非理性和无意识动机的动力,这种动力支配着神经症性格那种反复重演的行为。其最后结果乃是更高意义上的自我毁灭,正如殉道、禁欲、神经症疾病和其他情形属于自我毁灭一样。的确,神经症性格拯救了他的生命——他甚至还保全了某些正常的乐趣,而且往往有种种粗野的、疯狂的满足。但尽管如此,他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遭受痛苦、限制剥夺、希望和欢乐的破灭。从现实的标准看这是一种愚蠢的交易,虚掷了自己的一生,换来的不过是些暂时的满足。

我们不应认为:神经症性格以其昂贵的代价所获得的这种粗野的欢乐满足了他内心的愿望,他的钱花得值得,因而应受到羡慕而不应受到怜悯。这种勇敢的豪言壮语,每个精神病医生都从上述受害者的口中听见过不下一千回。这些受害者动摇于反抗与绝望之间,却试图高高昂起自己碰得头破血流的头颅,但同时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些话骗不过自己。人们不可能藐视现实而不受惩罚。种种后患会累积起来直到有一天痛苦和忧伤取代了欢乐与傲慢。直到那时这种自我毁灭才能允许对它进行有效的治疗;不幸的是,到那时再想改弦易辙却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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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6 06:3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八章 反社会行为3

无限笔迹  今天
二、犯罪行为

对犯罪行为的科学研究日新月异,以致本书甚至不可也对这一主题作钩玄提要的介绍,因此我将仅仅考察犯罪行为中与我们论题有关的方面,即犯罪者心理中自我毁灭的动机。

人们曾试图在美国公众中传播“犯罪不划算”的口号。罪行侦破影片、对罪犯的公开惩罚,以及戴着手铐游街示众、自己大声宣称犯罪不划算的罪犯,其目的都在于告诫那些受诱惑的青年不要自蹈法网走上犯罪的道路。尽管如此,犯罪仍在继续,而这一口号不得不换着花样进行宣传这一事实,已足以表明犯罪动机并非那么简单。大批美国公民的行为表明:他们相信犯罪确实是划算的。但究竟划算在哪里,却是值得作一些精神分析的,因为显然,不同的人想得到不同的好处。但即使假定这种好处涉及物质收获,在美国公众眼前也早就有取得辉煌成功的榜样——从银行家、实业界巨头到啤酒店老板和妓院老板,都既能获得物质好处又能成功地免于被逮捕被定罪。

何况,就在预防犯罪的机构向公众保证说犯罪不值得的同时,各大城市的警察局却公开宣称他们准备用犯罪的方法去对付罪犯。例如,某个大城市的警察局长就曾宣布:“我要奖励那些严惩这帮匪徒和嫌疑犯的警察,我要提升那些痛打这帮家伙并将他们抓来的警察。”就在同一星期,南方的一位地方法院检察官还在为私刑辩护,而加利福尼亚州罗尔夫州长为私刑所作的著名辩护也不过是几年以前的事情。美国公众经常被这些显要人物的这种坦率说法惊得目瞪口呆,这无异于宣称:只要是好人就可以允许犯罪。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心理是美国人的典型心理现象。的确,我们只需稍稍反省一下即不难意识到:我们这个国家本来就是由一群反抗和侵犯英国法律的人创建的。何况,我们国家早期的财政收入和所谓的经济稳定,基本上依靠的是对自然资源进行犯罪式的破坏和浪费,只是现在我们才开始充分意识到由此而造成的不幸后果。尽管如此,今天仍有无数美国公民认为:滥伐森林、捕猎野生动物、污染水源、不顾其破坏性后果而肆意蹂躏大地是上帝给他们的天赋权利。


如果我多少有一些离题,那是因为我多少有一些疑虑,不知道是否能够使普通的美国读者相信,犯罪的确是一种自我毁灭。我们整个民族的意识形态都反驳这种说法。正像亚历山大和希利在他们新近的著作中,通过比较德国和美国犯罪心理调查所说的那样:

最引人注目的不同是:在美国对犯罪行为有一种英雄式的炫耀和估价;这一点在构成破坏法律的动机方面,其重要性远胜于欧洲。不管官方如何定罪,美国公众不仅本能地而且甚至是自觉地以一种青少年特有的英雄崇拜去看待犯罪行为。与此同时,机械文明以其机械化和平均化的倾向扼杀个性,迫使个人成为统一集合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犯罪则成了仅剩的几种宣泄方式之一。经由这种方式,个人可以表达他对这种压力的蔑视并突出其男性主权……美国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这种个人主义的人生哲学,业已人格化为一种理想的、自我塑造的人的形象,他不需要任何外来帮助,他在机会均等的自由竞争中总是成功。

换句话说,粗暴的个人主义本身即意味着个人有权无视社会公共权利,而这正是犯罪行为的实质。

事实上我们美国人相信:犯罪只有在被抓住的时候才是不划算的。这种道徳,以及许多美国人的行动指南实际上是:“做一个粗暴的个人主义者,尽你所能地与邻人友好相处,在需要的时候则不妨触犯他们,但触犯的方式却必须不至于被逮捕。”如果一个人精于此道,他可以游刃有余,既得到物质上的好处又得到公众的喝彩。而如果一个人笨手笨脚,不幸出错,那他就只能被罚出场外,作为罪犯接受官方的定罪,并在尚未开窍的青年面前证明犯罪的确不划算。

有关犯罪行为研究中包含的某些政治含义的这种题外话,不应该使我们偏离科学地考察犯罪行为如何能够导致自我毁灭。哪怕在美国犯罪行为往往也并不导致自我毁灭。显然,存在着这样一种正常的犯罪行为即某些人抛弃一切关于犯罪活动的定义,抛弃一切更髙的理想或更高的社会标准,而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攫取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并保护自己不受逮捕和惩罚。密苏里州的犯罪调查表明:在调查地区的犯罪活动中,只有千分之一犯罪者受到实际惩罚。因此,在我们这个国家,任何对犯罪者的研究均应区分为对被逮捕的犯罪者和对未被逮捕的犯罪者的研究。几乎所有已经有过的研究,其结论均建立在对那些被逮捕的犯罪者进行的研究上;而既然大家都知道还有绝大多数的犯罪者逍遥法外,那么在我看来,这种调查和研究就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正确“取样”。

格卢克曾经证明过:那些一度被捕的人仍然会继续犯罪继续被捕。显然,他们反社会的攻击行为是在以监禁、痛苦、剥夺自由等方式导致自我毁灭。

但是,正像我已经表示过的那样,如果我们准备用罪犯一词来称呼那些从未被捕的人的话,那么我以为我们就不应简单地称这些被捕的人为罪犯。或许,我们不妨称他们为神经症罪犯。他们中有些人无疑是愚蠢笨拙的,而且正因为此而被捕;另一些人则是不幸的;还有少数人则是正常的罪犯,只是在技术问题上出了点偏差。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可以归入精神分析作过认真研究的那种类型。在许多人身上,犯罪的冲动(我们可以肯定这是一种普遍倾向)是不可抗拒的,但另一方面,这些人却无法逃避自己良心的报复。因此,这些人既然屈服于自己的攻击冲动,到头来即使不屈服于法律的威胁也要屈服于自己良心的威胁。而这又会导致他们寻求惩罚,导致他们让人抓获,或故意寻衅生事甚至是“自投罗网”。

亚历山大和希利在新近对犯罪心理动机所作的研究中,曾以更大的篇幅讨论过这些动机。有大约十二名罪犯接受了精神分析。在所有这些病例中,深层心理研究均显示出同样的结果,即强烈渴望始终是一个孩子极端憎恨那些使他们的满足受到挫折和阻碍的社会、经济和其他压力,以及混合着报复心、自我确证和罪孽感的复杂心理。“他们卑鄙地对待我,我恨他们,我不需要他们,我要回敬他们,我要从他们身上索回我需要的东西;但是我因此而感到内疚和罪过,我将为此而受到惩罚……”

显然,这在总体上与其他方式的自我毁灭是吻合的。这一点不妨总结如下:某些犯罪活动乃是童年时代形成的强烈憎恨的结果,个人只有以受到自己良心威吓为代价,才能表现这种憎恨;而良心的威吓无意识中又使他不能顺利地完成其攻击行为,并使他宁愿被发现、被逮捕、被惩罚。

无论其是否疯狂,是否罪犯,在我所见过的那些最不同寻常的人中,有一个人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从关于他的上千页笔记中,我试图将他的全部生活浓缩成几页来说明他可怕的犯罪行为的情绪根源。

这个人后来被联邦法院判处死刑,在我的面前放着他写的手稿,一开始他这样写道:

我是约翰•史密斯,XX州美国监狱第31614号囚犯。

我是一个骗子。

我是一个窃賊。

我是一个杀人犯。

我是一个坏人。

但所有这一切并不妨碍我在这里所写下的全是真话。

我现年三十八岁。三十八年中我在监狱、教养院、改造所中度过了二十二年的光阴。在我的一生中,我没有对自已对他人做过一件好事。我是第一流的大坏蛋、下流胚……但却是法律使我成为现在这样。

现在,我知道我就要死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字的原因……

我破坏性地度过了我的整个一生。在这里我试图表明:如果一开始我就受到法律的正确教导和正确对待,那么我本来是可以建设性地生活,成为对自己对同胞有用的人……

我完全明白我不是什么好人,也没有任何人喜欢我,尊敬我。这一点并不使我烦恼,因为我不喜欢、不尊敬任何人。我藐视、厌恶和憎恨一切人,包括我自己……我现在惟一的感情就是憎恨和恐惧。我现在已丧失了我曾经有过的享受生活的力量。我只有忍受痛苦……我天性中本来可能拥有的任何高贵感情,都早已经兽性化和不复存在了。

在这份手稿中,罪犯继续进行大胆的自我分析,他既不宽恕自己也不宽恕社会。他坦白地承认他杀害过二十三人而没有动过丝毫恻隐之心(这些谋杀大都经过调查核实)。他并不立即为这些谋杀寻找借口,而是说他之所以杀人是因为他喜欢杀人,杀人满足了他的仇恨和报复愿望,尽管这种报复已从其仇恨的原来对象转移到他人身上。

的确,我们不可能在短短的篇幅内刻画出此人的独特性。他几乎完全未受到任何正规教育,但却通过自学达到了一种令人吃惊的程度。他具有超乎常人的智力而且令人惊奇地没有任何压抑。我还从未见过一个人,其破坏性冲动能够像他这样为自己的自我意识所完全接受和承认。他详细地向我勾画出他曾经有过的一个毁灭整个人类的计划。与那些获得发明专利、制造者往往沾沾自喜地加以炫耀的官方杀人工具相比,这一计划丝毫也不荒谬。

没有人能够读完这份手稿而不感到情绪激动。一方面,这人身上有着可怕的仇恨、痛苦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另一方面,他对自己又具有清醒的认识和估价,并且对一位年轻的联邦政府官员(他曾经仁慈地对待过这囚犯并长期与他保持通信)充满信任和怀有感情;尽管他觉得人类差不多坏透了,把他们杀光可能会更好,但他仍对改造世界怀有奇怪的兴趣。这是一幅极不谐调的现实画面,就仿佛是一个人在一次可怕的事故中绷裂了身体,暴露出所有的内脏器官,而这个人却清醒地注视着自己的内脏,以一种超人的能力忍受着痛苦,平静地与人讨论这次事故和自己临近的死亡一样。

因为这个人十分清楚地知道,他身上的破坏倾向为什么会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又是怎样达到这样一种程度的。早在童年时代,他就一方面受到严厉的宗教教育,另一方面却忍受着贫穷的痛苦并且被赶出家门。这样,八岁的时候他就尝过被捕的滋味,十二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少年技工学校的一名囚犯,在那里,除了童年的恐惧和痛苦,还有管教人员的残酷和严厉。此后,他的生活可说是一连串的复仇、再次被捕、严厉惩罚、获释、更多的复仇、更多的惩罚、更多的痛苦。

对囚犯们作的精神分析研究中所发现的那些心理因素,也被这个人自己认识到。他用这样一种说法来评论他自己的心理(人的心理特别是罪犯的心理)。简单地说,这就是仇恨孕育仇恨;不公平地对待孩子必然会在孩子身上激起难以忍受的报复心,他虽然会压抑和延缓这种报复心,但或迟或早总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爆发出来;罪恶的代价是死亡;谋杀孕育着自杀,杀人等于被杀,杀了人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赎罪和补偿,只有默默忍受没有任何出头之日的痛苦。

这个犯人要求以他在狱中犯下的一桩杀人案将自己判处死刑。但因为他当时关押在堪萨斯州,在这个州里,早就有法律条文和公众的感伤情绪反对死刑,所以人们以极大的努力来阻止死刑的执行。但是犯人以种种方式(如坚持对他采取某种行刑技术,拒不接见任何律师,巧妙地驳斥精神病医生和其他人提出的证据等)实现了他渇望就死的愿望。死刑执行了,而这是堪萨斯州五十多年来的惟一一次死刑。

在临刑的这一天,他迫不及待地向前奔跑,灵敏地登上绞刑架,催促行刑者快些了结行刑程序。每个在场的人都评论说,他是多么急于赴死啊!他的死刑本质上是一种自杀,它直截了当地实现了他三十八年来间接追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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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7 07:3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八章  反社会行为4

三、性变态

本书不拟讨论社会如何和何以建立某些可以接受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方式来表达人们的性冲动,也不拟证明这些标准如何和何以随时代的不同、国家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事实是:在文明国家中一度为官方所赞同的许多性行为方式今天已成为禁忌,而与此同时,一度有过的许多禁忌今天却不复存在。因此,从社会和法律的观点着眼,性变态乃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而从心理学和生物学的观点着眼,这个概念要确定得多,它涉及到固执地以幼稚的方式去获得性快感而排斥正常的性行为模式。每个精神病医生都遇见过这样一些人,这些人爱物而不爱人,爱同性的人而不爱异性的人;他们或者以施虐或受苦的方式取代正常的性行为,或者仅仅以观看和倾听与性有关的事情来取代正常的性行为。

弗洛伊德以其著名的《性学三论》开始了他划时代的研究,我们从他的研究中知道:这种变态倾向存在于每个人身上,但在正常人那里却渐渐消逝并让位于获得性满足的较为成熟的形式。在有些人身上,放弃这些幼儿方式以促成成人方式的斗争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变得十分困难,于是就可能发生许多情形中的一种。有时候,放弃这些幼稚方式的代价是牺牲一切性生活;有时候则是仅仅放弃其直接形式而继续以种种间接的、变相的方式来获得满足;还有一些人则根本不放弃这些幼稚的方式,而是或公开或隐蔽地以这些方式获得满足。如果后者被人发现,他们就会因沉溺于这些受到禁止的性行为而受到社会的惩罚,正像那些以不恰当的方式满足其攻击本能的人(罪犯)一旦被发现就会受到社会的惩罚一样。这种情形一方面告诉我们,某些人似乎受到来自内部的驱力而不得不以变态的方式获得其性满足,但此问题的另一面却不那么明显和尽人皆知。那些以这种方式沉溺于幼儿式的满足的人,到头来必然落得痛苦甚至失去这些满足,这一点本来是十分明显的,足以使任何人望而却步、不敢问津。但既然这种事仍在继续,我们就必须假定,要么是这种冲动太强烈,要么是其后果并不足以阻止人们这样做(如果不是事实上刺激人们这样做的话)。不管是哪种情形,人们都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尔后的自我毁灭即使不是自找的,也是明知故犯的。纪德[法国著名作家,他在多少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不道德者》中,表现了一种敢于无视一切既定的道德观念、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思想,“纪德主义”由此闻名于世。]在他的小说《不道德者》中显然旨在表达这一观念并让人们看见,性变态可以变得多么放纵不羁和伤风败俗。再没有什么比奥斯卡•王尔德和道格拉斯的体验更能说明性变态的自我毁灭性质。彼此之间强烈的憎恨郁积在大肆吹唬的爱中,后来却在相互背叛中达到顶点,由此而导致王尔德的下狱和道格拉斯的名声扫地。[奥斯卡•王尔德,英国著名作家,名作有《快乐王子集》《朵莲•格雷画像》等。1895年王尔德被控与青年艾尔弗雷搞同性恋,被判入狱两年。在狱中写了《从深处》的长信,抱怨道格拉斯对他的引诱。]


社会对公开的同性恋的憎恨,表现为人们对同性恋者所作的狂暴攻击,但这种攻击行为无疑也表现了攻击者无意识中对自己身上未被认识到的同性恋冲动的恐惧和过度反应。同样,它也表现了某种显而易见的、精神病医生在试图理解并说明同性恋行为时容易忽略的东西。这就是诱奸行为中的攻击性因素。有时候这一因素是十分明显的。我曾研究过州立妇女监狱中的一个姑娘,她丝毫也不打算对我隐瞒她曾蓄意诱奸过几十名高中和初中女学生。她诱奸她们的方式是告诉她们:男人都是坏的,他们会伤害小女孩。她告诫她们绝不可以身许人,去遭受男人对女人的摧残,甚至绝不能让男人碰一碰自己;相反,她告诉她们,女人却很好,既甜蜜又温柔。她们能够彼此相爱并通过某种方式使彼此感到幸福和快乐。如果有谁对这种诱奸行为中的攻击性表示怀疑,那么他不妨知道,正是这个如花似玉、温柔迷人的姑娘用铁锤猛击自己丈夫的头部致死,事后又把他锁在公寓里,然后独自一人驾车到五十里外的地方参加桥牌晚会——她被捕入狱并非因为上述诱奸行为而是因为这桩杀人罪。

至于这种攻击性关联着自我毁灭,这一点可能就不那么明显。或许事情并非总是如此,但在某些时候这一点却十分明显。一个三十二岁的单身妇女长期以来性生活极不规律,既有异性恋史也有同性恋史,而其最初的经历则是六岁时与她哥哥的一次性行为。当然,这种事十分罕见,通常并不会导致同性恋。不管怎样,这个女人的同性恋冲动和实验开始于青春期时候,那时她和另一个姑娘有过频繁的肉体亲昵。如果事情仅止于此,这也不妨视为仍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恰恰相反,在往后的十年中,她有过许多次同性恋经历,而且往往并不掺杂任何真正的情爱,并且事后总是给自己带来损害。她的工作使她与年轻姑娘有着密切的接触——她是艺术舞蹈教练,她对职业的选择,其动机很可能出于这种同性恋倾向。在她的教练工作中,她总是轻率随便地暴露其同性恋行为,因而给自己廉来很坏的名声,以致最后失掉了工作。她可以对刚认识不久的女孩子作出突然而大胆的同性恋举动,从而自然会遭到人们的厌恶、告密并最终被解雇。尽管如此,她仍然总是公开地、放肆地吻那些女孩子,以此激起人们对她的指责。每找到一个新工作,她都害怕她的坏名声会传播开从而使她失去这一新工作,而事情偏偏经常如此。

这样,她就总是屈服于某种冲动而不断地挫败自己,她自认为这种冲动是性冲动,但实际上却是攻击冲动和自我毁灭的冲动。她对每一个性对象都没有任何感情。此外,她的攻击性动机也表现在她常常害怕她会对那吸引了她的姑娘构成身体上的或社会上的伤害。其实,她伤害的主要是她自己,既给自己带来坏名声又使自己蒙受惩罚,这真是实实在在的自我毁灭。

了解了她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过,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她这种行为。她是七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其中一个哥哥比她大十一岁,曾在童年时代多次诱奸她,而且只要她允许他这样做,他就经常给她零用钱花。另一个哥哥比她大三岁,是她的偶像。她的一个姐姐比她大八岁,一直单身并且脾气古怪、性情暴躁,她始终住在家中并且总是惹事生非,令人不快,以致母亲不得不经常把她锁起来。父亲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倒霉蛋,经常公开地与其他女人勾搭,并且经常无缘无故地离家几周不作任何解释。有一次他竟把自己的一个女儿送到他兄弟的家中,供他兄弟淫乐。

病人从小就被视为顽皮姑娘,而且人们也希望她实际上是个男孩。她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她的男式发型和衣着均证明她有一种男性认同。另一方面,她也有过零星的异性恋经历和兴趣,但却总是不愿结婚,不愿长期陷在异性恋爱之中。显然,她哥哥和其他男孩子早年对她的诱奸,在她心中强调了女人受虐的概念,使她觉得充当女性角色是一桩可怕的、难以接受的事情。同时她父亲不负责任的行为又使她不可能有一个理想的男人形象。童年对男孩子的自由和男性生殖器的羡慕,导致她企图放弃自己的女性角色而去模仿和认同于男孩子。但现实生活中她的父母、哥哥姐姐对她的虐待又使她充满憎恨,以致随着对这种虐待的憎恨,她也越来越欣赏男性角色的施虐行为。正因为此,她才在她的性行为中表现出对女孩子的攻击性和破坏性冲动——这些女孩子是她姐姐和母亲的替身。但与此同时,她又对这种破坏行为充满内疚感,以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她用种种方式导致自己身败名裂。

总结

本章旨在论证反社会行为中可能隐藏着目我毁灭的意向。反社会行为具有自我毁灭的后果,这一点并不足以证明它隐藏着自我毁灭的意向。但是对神经症性格、犯罪行为和性变态这些公然的攻击行为所作的研究,却似乎表明这种假说确实能在许多病例中得到证实。对这些行为后面的动机所作的分析表明:这些动机类似于隐藏在自杀背后的那些动机,但自然,在这里死亡本能未能完全占据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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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8 07:46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九章 精神病1

一个人如果放弃和背叛了现实,他实际上就毁灭了自己,这一点我们也许已经明白了。如果这种背离趋于极端,如果这种冲动如此强烈,以致不顾一切禁忌、无视任何现实而以一种混乱的、不可理解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就从医学的角度称它为“精神病”,而从法律的角度称它为“疯狂”。这些名称,特别是后者,意味着根据常识,这些状况反映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处境,从而尽管有种种冒犯、攻击、外在的和自我指向的破坏性,社会仍然容忍这些人而不加以报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护自己的方式是把他们检查隔离出来。正是这些不幸的人构成了精神病学从前的研究对象。

我不打算描绘所有不同形式的精神疾病,即那些经常或有时达到我们称之为精神病程度的疾病(精神病这个词在使用上有时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有其特定含义,有时则泛指任何一种已发现的精神疾病)。

我将仅限于描述两种情形以期清楚地展示精神病中自我毁灭的方面。根据上述定义我们可以推论:一切形式的精神病,其共同要素是孤独内向、脱离现实,即不以现实原则而以快乐原则作为其行为的准则。


无论我们怎样看待宗教,事实是它们仍然为社会上一小部分人所接受,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将它视为一种精神病,因为社会现实、社会风俗、社会态度也应包括在现实之内。但是,精神病医生的确看见过许多病人如此明确、如此极端、如此富于个人色彩地背离现实,以致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他们是在用一种幼稚的方式保护自己以逃避一个他们感到充满敌意的世界,而这种对现实的背离很可能达到极端导致毀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能与外部世界保持满意的对象关系,他们的爱和恨不容易从其由以生长的童年土壤中,移植到变化着的世界的新要求中。缺乏这种能力的人于是被称之为分裂型人格,我在别的地方曾对它进行过描述和动力学上的探讨。

分裂型人格的人若不能完成这种移植就成为精神分裂性精神病。所谓正确有效地认识和对待现实,相当于恰当地把爱与恨分配和投放到我们周围的现实(人际关系和非人际关系)之中,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其结果便是本应向外投放的爱与恨返回自身。我们已经讨论过精神疾病的一种形式——其特征是突然释放的恨大量返回自身。在这种情形(忧郁症)下,患者仍同现实保持着一定的关系,因而尽管具有自我毁灭倾向,却并不危及他人的生命,甚至可能与医生合作重建自己的生活。由于这一缘故,忧郁症有时又被描述为神经症(neurosis)而不是精神病(psychosi)。但也有一些忧郁症患者彻底背叛了现实,极端地沉溺在妄想之中甚至危害他人生命。其机制虽然与所谓神经症忧郁症完全一样,但其对现实的放弃程度却严重得多。

这种对现实标准的背离,使精神病患者能够以一种独特的、不适合他人的方式来毁灭自己。他可以想象他自己已经死了;或者,他可以想象他身上的某一部分已经死了或毁坏了。这种幻想中的自我毁灭,无论是局部的毁灭还是完全的毁灭,在动机上与实际的自戕和自杀完全吻合。这种幻想有时候被专家们称之为消极幻想,或者更准确地称之为虚无妄想,也有人宁愿称它(特别是这种毁灭幻想中的某一种)为“非人化”(depereonalization),但这个术语虽使人印象深刻却缺乏很好的界说和定义。

在下面所举的这一例子中,先就有过某些实际的自杀企图,紧接着就是幻想自己已不存在,后来则幻想身体的一部分(眼睛)已经毁灭,再后来则企图实际地毁掉身体的这一部分——这一系列的自我毁灭现象越来越趋近现实,因而也趋向更大的危险和更大的“疯狂”。

这是一个中年处女,她一直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父亲缠绵病榻终于死去以后,给她留下了一份可观的遗产。但父亲去世后不久她就迸发出一连串令人眼花療乱的症状。这些症状使许多内科医生大惑不解而始终得不到确诊或缓解。渐渐地,这种病越来越像是波动性的忧郁症,其典型的表现便是病人忧郁地坚持说一切事物都不真实,或毋宁说她不可能感觉到它们是真实的。

“我只是想不到任何东西,感觉不到任何东西。”她总是说,一边坐在椅子上前后摇晃,“我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坐在这里而已;这间房间环绕着我,你坐在那里,我看见了你,但是你对我毫无意义。即使我看见我的家我也认不出那是我的家。我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一切对我都没有意义。我不爱任何人。”

“我没有脸,”她总是说,一边用手摸着脸,“我没有脸,我什么都没有。”但接着她又能准确地回答一些乘法问题,能够说出家乡的名称,能够对一般性的问题作出恰当的应对。接着她又会轻蔑地说:“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它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想一个人要是什么都不是的话,那他的处境真是糟糕透顶。”

三个月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情绪激动和生理躁动,她那种老一套的抱怨已有所改变。“我没有眼睛。那不过是两个洞而已。不,你不明白。我没有眼睛,没有耳朵,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摸她的脸)。那也并非脸。只要我坐在这里,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其实什么也没有,只有两个洞而已。”除了睡觉和强迫喂食的时候,她总是不停地重复着这些话。

她变得十分好斗,经常殴打企图给她喂食的护士和医生。然后她开始抓自己的眼睛,有一次甚至企图把一根大头针钉进自己的眼角。她的解释是:因为那地方没有眼睛,所以她不可能伤害自己。她经常说,她惟一需要的是用床单把她包裹起来送回家,因为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

将近一年过去了,在这一年中,她有过一些快乐和精神健康的时光,但接着又是忧郁复发并深信自己已经死去。当人们向她提起她舒适的家、她的朋友、她的遗产时,她无动于衷,而只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说她已经死了。

有证据表明:忧郁的复发来源于对自淫的渴望。她显然能够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战胜这种渴望,但最终却不得不对它让步,于是被一种强大的罪孽感压倒。因为她由自淫联想到疾病,又由疾病联想到父亲的死。于是随之而来的死亡妄想便成了一种惩罚。先前描述其他自我毁灭方式时我们已经很熟悉的那些构成要素——攻击性、惩罚、爱欲化——现在又在这种幻想的局部自我毁灭中再次出现。

幻想的自我毁灭(即所谓“非人化”)现象是如此有趣,我不得不再援引我的一位同事所作的报告作为例子。

这是一个非常爱整洁的小妇人,她把自己家中收拾得一尘不染,以致结婚十四年,她所有的家具仍然像新买的一样。她用这种方式弄得家人和客人都十分拘束。她的生活圈子十分狭窄;在家庭之外,她惟一的兴趣就是上教堂。

第二个孩子生下来不久,有一些症状使她感到有必要动一次外科手术,手术之后她似乎有所好转,但紧接着则是反复发生的流行性感冒,这使她惊惶失措,狼狈不堪。她常常向自己的姊妹哭诉,而她们则往往要花好几天时间才能劝慰她安静下来。她越来越经常哭泣,人们开始注意到她经常做事不能善始善终;她确信她正在患甲状腺肿大,即将变得神志不清。最后,她吃了些毒药准备自杀。人们叫来了医生,他立即对她施行洗胃灌肠。她被救活了,但自此以后,她始终坚持说她已经死去。

她声称她不知道自己的名字,说人们用来称呼她的名字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她还清楚地记得那个人,知道她的举止言谈与自己一点也不相像。以这种间接的方式,她对自己过去的生活作了大量描述,但她始终坚持说“那个人”已经死了,她不知道她自己是谁。人们用各种方式来问她,反复对她指出各种逻辑错误,但病人始终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信念。

例如有一位医生曾这样对她说:“如果你不是X先生的妻子,那么他就是在这里花钱养另一个女人。”她回答说:“我会告诉你他在花钱养什么;多年来他一直在花钱养活这个世界上最坏的东西。我觉得我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像赖莉;我想象赖莉的身体就像这样。啊,想象是一桩可怕的事情。”医生指出,她手上有和赖莉手上同样的伤症。“啊,那也不过是想象罢了。”病人回答说。

她的行为并不完全与其妄想相吻合,因为她有好几次企图自杀。有一次她从四楼窗台上跳下去,声称她要进人那向她打开的坟墓。她说她已经死了,应该被埋葬。她似乎根本没想到她会因此受到什么样的伤害。

医生在选择治疗方式时,也直觉地利用了她这种自我毁灭的需要,不过却以别的理由将它合理化。病人曾接受手术摘除“感染了的牙齿和扁桃”。手术后她很快就恢复到正常的心理状态。

这种幸运的事情经常发生,并被作为精神疾病具有中毒性质的有力证据,以此论证手术去除感染病灶的治疗价值。数以千计的病人接受了拔牙,摘除扁桃,切掉前列腺、直肠和其他器官的治疗,都因为盲目地相信这一理论。一所很大的州立精神病院先前曾专门聘请过一位外科医生,他就始终不懈地按照这种方式治疗。他们口气很大地作过许多辉煌的许诺,然而尽管偶尔也有一些好的效果——其原因我们认为应另作别的解释——但同样也有不少失败。医学界后来渐渐放弃了先前对病灶感染理论和治疗所抱的希望,机能性精神病的中毒性病因说现在也已几乎被人遗忘。

经手术治疗而获得痊愈的病例,完全可以从心理学角度去解释,这在下一部分中我们会看得更加清楚。上面所说的那个病例,清楚地说明了一个不断地企图以种种方式毁掉自己、头脑中部分地相信自己已经死去的女人,是怎样在接受了痛苦的、流血的治疗后——虽然我们知道那是在技术姻熟、富于人道的条件下施行的——反而恢复了健康。

像刚才所说的这类病例(其自我毁灭一般是想象的而不是实际进行的),介乎于古典的忧郁症和精神分裂症之间,前者明显地有自杀倾向,后者却极少自杀但经常自伤。在下一章中我们还要引一些例子,这里我只想谈一下那种间接的自我毁灭,它来源于精神分裂症患者那种典型的幻想,即幻想他们能够毁灭或已经毁灭了整个现实世界并且再造了一个他们自己的世界。正像我们临床上经常看见的那样,其极端的结果乃是一群病人完全专注于自己,漠视一切重力、生理、经济法则,以致显得完全不可理解(事实上他们并非不可理解,那些怀着同情和理解去耐心地帮助他们的人往往能够拯救他们)。然而许多病例却并非这样极端。有些病人虽然在幻想中毁灭了现实,但却相当成功地隐瞒了这一点,甚至有时候将这些幻想转化为好的东西(升华)。我的一位同事曾描述过这样一个病人,此人的这种强烈的破坏性幻想伴有—种从这个令人楢恨恐惧的世界中退缩的倾向;但在医生的帮助下他能够逐渐恢复平衡,并逐渐将他的幻想(以秘密的发明毁灭世界)转化为越来越受人欢迎的神秘故事和惊险小说卖给杂志。最后,他放弃了这些幻想,开始写一些严肃的故事和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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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9 08:3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九章 精神病2

无限笔迹  今天
有些精神疾病表现为病人否弃自己的人格,用各种各样的贬低和毀谤加诸自己的人格,我们不妨说这种形式的精神疾病体现了针对自我(ego)的自我毁灭。我们可以拿它与另一种综合症状相对照,这种综合症,其攻击对象不是自我而是超我。麻醉超我往往是酗酒的表面上的目的,我下面所说的这种情况与酗酒有着某些外部相似。

这种情形不幸被称之为躁狂症(也称之为“轻度躁狂”或“躁狂抑郁型精神病”的躁狂期)。一个不知内情的人根据这些名称可能会想象到一个狂躁不安、怒吼乱叫的人。但实际情形却难得这样。大多数常见的病人在外表上酷似一个“快乐的醉鬼”或一个在晚会上十分欢快而无拘束的人。其特征是不停地闲聊、开玩笑、做怪相、提荒谬的建议、放声大笑、不停地消耗自己的精力。和急性醉酒的情形一样,这些人的荒谬、过分、往往极度欠考虑的行为一旦受到干涉和妨碍,他们也会显得暴躁易怒。

这种情形在几个重要的方面不同于急性醉酒。首先,它不会在几小时后就消退,而是要持续几天、几周甚至几月——偶尔也有持续几年的。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往往以一种极其认真的态度去对待某些建议和计划,全神贯注于大量自己给自己摊派的任务,而且这些任务还有数不清的细节。这些工作最初看上去似乎很有意义,甚至是值得羡慕的,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些计划正在趋向种种无道理、非理性的胡来。有些人在这时候能够控制住自己,还有一些因为自己的成就和名声而掩盖了这一点,使外界未看到这些成就实际上是由精神不健全的人做出来的。但即使是这些人,有时候也会粗暴地侵犯法律和社会舆论并且被逮捕下狱。一旦他们受到阻碍,他们就会暴跳如雷,显得仿佛与任何人(甚至自己的良心)都誓不两立。


我们从这种精神症状中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他们的良心已经被摧毁。在发起攻击之前,这些人都是些极其严肃、矜持、威严、冷静、谦逊的人,他们会因为自己或别人的这种行为而感到奇耻大辱。但突然之间他们的良心仿佛被杀死了。从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良心乃是童年时代形成的权威的内在代表,它可以追溯到父母。因此,杀死良心即相当于对内在化了的父母实行毁灭性的打击。

下面的例子或许能更确切地说明这一点。

约翰•史密斯是明尼苏达州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的长子。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商人,虽然是家庭的支柱,但却是一个心情阴郁的人。父亲在他十二岁的时候自杀,这使得他必须小小年纪就承担起家庭中的许多责任。他吃苦耐劳,忠心耿耿,终于在三十岁的时候通过辛勤的工作爬到一家颇大的制造公司的分公司经理的位置。亲属和家人都把他视为骄傲;他们说他是“穷孩子飞黄腾达”,而他也从不忘记帮助孤苦无依的母亲和姊妹。

他的上司也同样对他怀有好感,不仅因为他精明强干,而且因为他对上司那种谦恭、合作的态度。但在长期的工作中,他的判断渐渐经常与公司总监督的意见冲突。此人小心谨慎、过分保守,在许多方面都酷似他的父亲。史密斯的意见经常占上风而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有一次他积极促成一项计划,最后使公司蒙受了严重的财政损失。他因为这一错误而悔恨不已,尽管公司并没有因此对他进行处分,他自己却因此而有强烈的内疚。不过人们也注意到,即使是他那些计划在总监督的反对下获得通过并给公司带来好运的时候,他也仍然经常有内疚感。

有一天他没有来办公室,由于他一直是一个准时、可靠的工作者,所以这一点显得很不寻常。人们以为他病了,所以一连几天都没有去调查。后来当问到他家中的时候,他妻子十分惊讶。他曾告诉她,公司要他到纽约出差。由于他的话绝对可靠,所以妻子并未多加询问。公司总裁立即与驻纽约的代表通话,他们报告说史密斯先生前一天曾从一家大旅社打电话给他们,他显得有些过分激动和神经质,曾提到许多代表们闻所未闻的扩大业务的计划。

最后,他们在一家很大的豪华旅社中找到史密斯。他雇用了五名速记员,会客室里挤满了前来签订合同的货栈代表和预备雇员,正准备执行他为公司制定的新计划。事实上他一直忙于同这些来客讨论他的计划,以致自己公司的代表根本不可能把他叫到一边作私下谈话。当他终于注意到他们的时候,他以一种激动的声调大声对他们说话,要他们先回去,等他有时间的时候再叫他们来。与他往常的性格极不相称的是,他还说了许多可怕的话来指责他们姗姗来迟。

但最后他们终于设法使他坐下来与他们谈话。在耐心地听完他那极其复杂、不相连贯但并非亳无意义的扩大业务计划后,他们劝他和他们一道回家去。他狂暴地拒绝了这一建议,高声斥责他们愚蠢、糊涂,不能懂得他的辉煌计划的意义。他怒不可遏地对其中一人动起手来,如果不是旁边人劝阻,此人一定受到严重伤害。他余怒未消地将花瓶和家具陈设等扔出旅馆窗外,以一种正义凛然的愤怒大步走出房间。途中他还对旅馆的服务员大打出手并向他们宣传共产主义的危险。这些服务员从惊愕中清醒过来后,他已走下前厅,从柜台上抓了一把雪茄烟,向正在走来的人挑战,要他们和他在地板中央进行一场摔跤比赛,而所使用的语言则粗俗不堪,十分可怕,这在往常是根本不可能从他口中听到的。

当他最后终于被抓住的时候,他正在一家酒吧间里,被一帮陌生人所包围。这些人因为他的笑话和荒谬的建议而感到十分开心。他给在场的人每人买了一杯酒,给每一个酒吧女郎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并且许诺说,如果她们跟他回旅馆,他可以给得更多。我们应该记住,在正常情况下,他是一个严守道德的人,从不喝酒,从不骂人,用钱十分俭省。

公司方面害怕他被捕和关押的事情张扬出去,急忙通知他的亲人,他们立刻赶来纽约将他安置在一家精神病疗养院。此时他那种兴奋状态有所减退。他认为自己被送进精神病院是一个极大的笑话,坚持认为公司不实行他的建议是犯了严重错误,但又说如果他们真是笨到了这步田地而不能从他的非凡计划中领受好处,那么他也可以作些让步,和他们继续共事而暂不执行他制定的宏伟计划。他说他不过是为了“该死的业务”而使自己工作过度、“神经崩溃”,他十分愿意在疗养院中休息一段较长的时间。他做出一副施惠于人的样子,称赞医院,称赞医生和护士,声称短短时间里,他在这里就结识了许多有趣的人,比在外面几年结识的人还多。他把自己的业务计划完全忘诸脑后;他说他已为他们尽了最大努力,现在他们不得不自己去应付困难,直到他休息够了为止。

这还仅只是对一个病例的简略勾画。这类病人总是那样富于色彩,每个人都有大量各具特色的细节,但他们又全都具有上面描述和这里要加以说明的那些特点。对这个病例,我的叙述也更多地是为了显示其典型的心理结构而不是为了详细描述其种种症状。

在这一病例中,人们会立刻注意到病人父亲的自杀使病人担负起家庭的重任,从而导致他以过度补偿的方式对此作出反应。他仿佛注定了不仅要作为一个实业家而与父亲竞争,而且还要胜过自己的父亲。这一点上他的确成功了,不过这种成功显然不足以满足他对于取得更大成功的贪得无厌的渴望。在他的精神病中,这种不可遏制的扩张欲是十分明显的。我们应该记住这则寓言:一只小青蛙在它母亲的旁观下与它父亲竞赛,为了超过父亲,它不断地胀大肚子,最后终于胀破了肚子。

对父亲的这一胜利使他感到内疚,对自己直接上司(公司总监)的嫉妒更加剧了这种内疚,而他所犯的错误使公司耗资巨大,更增加了他这种精神负担。最后,这种紧张状态达到难以负荷的地步,便开始了自我毁灭。不过他并不像他父亲那样彻底杀死自己,而是仅仅杀死他的超我。他这样做仿佛是说:“我并没有因为父亲的死而感到罪孽;并没有因为想超过他而感到内疚;并没有因为一方面依赖,另一方面不嫉妒和经常与上司发生冲突而感到内疚;我也并没有因为我给公司造成的损失而感到内疚;即使我骂人、酗酒、嫖妓,我也不必为此感到内疚。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内疚!恰恰相反,我觉得自由无碍。我的思想和行动都不受任何限制;只有那些蠢才和庸人才受这些限制。我自由、强大、快乐,能够随心所欲地做我想做的一切;我没有任何烦恼,没有任何遗憾,没有任何恐惧。”这正是这种病人的典型心理。

但我们仍然感觉到他的超我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未被杀死。因为,尽管他已从先前承受的焦虑和罪孽感中解放出来,他仍然压抑着某些冲动,这些冲动在一个完全不受任何束缚的人身上是会表现出来的。

完全没有良心的人在受到同样刺激的情况下,会真正地乱杀乱砍,否则即会在幻想的支配下有种种情不自禁的举动。但这很少发生,因此我们必须修正我们的说法,即躁狂精神病意味着超我的毁灭,而补充说:躁狂精神病意味着超我的部分毁灭或部分瘫痪。我想,我们无需进一步论证它与其他形式的自我毁灭的相似,以及都表现了攻击性、自我惩罚和相当程度的爱欲化倾向。

由于精神分析的治疗目标之一即在于将自我从超我的专制暴政下解放出来并以理智取代良心,人们自然会问,这种说法是否并不适用于躁狂综合症和已经成功地进行过精神分析治疗的人。根据上述理论,这两种人的超我都已经被消灭。而如果这会使我们陷入荒谬,那么这理论本身一定有某些漏洞。

对这个问题我们实际已经作过回答,这就是,在躁狂综合症中,超我只是部分地被摧毁,因为存在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仍然有一部分超我留存下来,所以病人才会对它作出恐惧的反应。不过这里还有进一步的解释。在精神分析过程中,超我并非突然被摧毁;而是由于自我从超我的不断压迫下解放出来后,能够逐渐成长和获得较大的力量,并以客观的判断和现实的估价取代固有的偏见,从而使超我逐渐变得不必要,变得没有用武之地。相反,在躁狂综合症中,超我或超我之一部分是突然一下被摧毁的,因而需要脆弱的自我去驾驭强大的冲动;而由于这些冲动来势迅猛,不可抵挡,所以自我完全被压倒。一个小孩子,突然给他一把锤子或剪刀,是不能指望他也能像成年的木工或裁缝那样正确而安全地使用这些东西的。躁狂症病人的自我始终是孩子气的;而成功地进行过精神分析的人,其自我则是相对成熟的。

总结

在本章中,我试图说明对普通现实标准的背弃在一定程度上会构成精神病,而这有时候被解释为自我毁灭的一种方式。这种自我毁灭可以直接指向自我(ego),例如在有些病例中,精神病患者不断地谴责和贬低自己,甚至宣称自己已不复存在。但同样它也可以指向超我(super-ego),例如在有些病例中,患者突然从良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足以说明他们暂时地摧毁了自己身上的超我;而在通常情况下,超我乃行使着必要的和不必要的抑制。与此同时我还指出,在精神分裂症(古典的背离现实综合症)中,自我毁灭一般局限于偶发的身体上的自伤而不是较为普遍一般的自我毁灭;破坏性的冲动往往转变成幻想,并始终指向外界对象(有时候指向整个宇宙);与此同时,病人不是攻击和憎恨自己,而似乎是珍爱自己,严格地说,有时似乎是珍爱自己一直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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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20 08:1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部 局部自杀

第十章 定义

在前一部分中讨论的慢性自杀,其自我毁灭虽然经常被淡化,但毁灭的焦点仍然是弥漫性的。与此相反的是这样一种自我毁灭,它主要集中于肉体,而且通常集中于肉体的某一局部。我把这种局限性的自我毁灭称之为“局部自杀”。

我相信,一些为医生们所熟悉的临床现象即属于这种类型。我所指的主要是自我伤害、装病、强迫性多次手术、某些基于无意识动机而造成局部损伤的事故,以及性冷淡和性无能。我将分别对它们加以定义和讨论。我相信我们可以证明它们总的说来是基于与自杀行为同样的动机和机制,只是死亡本能参与其中的程度不同而已。

至于某些器质性疾病也可能同样属于局部自杀,这一点我留待后面讨论。现在我们仅仅考察这样一些自我毁灭方式,它们是以病人自觉认识到和自觉指向的方式人为地制造出来的。

我所谓“自我伤害”,指的是:(1)那些蓄意加诸身体某个部位的破坏性攻击,我们熟悉的极端方式则经常见诸精神病医院的病人;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2)神经症病人经常加诸自已的种种不同形式的肉体伤害。例如,咬手指甲相当于咬手指,只不过程度较轻;而有些病人则受一种强迫冲动驱使,或轻或重地咬伤自己身体的其他部位。还有些人则不停地摩擦和搔抓自己的皮肉,扯自己的头发,揉自己的眼睛或搔自己的皮肤直到发炎红肿。最后,(3)我们还要考察那些经社会习俗和宗教仪式认可、鼓励和指令的自我伤害。


至于“装病”(malingering)—词的本文则较为暧昧,其最早的定义见于《格罗夫俚语词典》:“军队用语,指装病以逃避任务。”早在1820年,人们就注意到:“该词从前是指脚上的溃疡,因为那些装病的士兵最容易人为地造成这种溃疡。”但这个词现在已从仅仅适用于士兵发展到适用于一切形式的与疾病和损伤有关的欺骗。我希望指出来引起注意的是一种独特的装病,即基于隐蔽的目的而意欲欺骗他人的自我伤害。

所谓“多次手术者”,我指的是这样一些人,这些人就好像是对外科手术有瘾似的,总是先迸发出一系列症状(有时甚至有充分的客观证据),从而使医生认为有必要,或至少是似乎有必要开刀,以致导致最后从自己身体上切除某些东西。我们往往清楚地看到某些病人就像有一种神经症的强迫行为一样,反复地去作外科手术。

至于所谓“有意的事故”,我指的是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肉体受到的损害似乎是外界环境造成的不幸结局;但在有些情形下,我们却可以证明,其性质是为了满足受害者本人的无意识倾向,从而迫使我们相信,这是无意识中的自我毁灭愿望在利用某些机会,或以某种隐蔽的方式来实现这种自毁的目的。

至于所谓“性无能”则是指性行为的相对无能或完全无能;在女性身上有时又称之为“性冷淡”。我之所以把阳痿和性冷淡视为一种局部自我毁灭,是因为作为自己造成的身体某部位机能的抑制,阳痿和性冷淡在效果上是在拒斥和毁灭那一部位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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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21 07:2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赵康 于 2018-7-21 07:24 编辑

第十一章  自我伤害1

我必须预先警告读者,这一章所讲的内容并不那么愉快。我们对于创痛的经验使我们认为,自伤的说法比自杀的说法更难接受。而我们医生在自己的日常经历中却十分熟悉这些不愉快的情景,所以往往竟忘记了讨论这个问题对许多人说来是有很大障碍的,只有那些十分客观、成熟、理智的人才能逾越这些禁忌和偏见。本书当然不是儿童读物,不过在三年级读者的课本中却有一则关于动物自我伤害的绘图故事,其生动有趣不亚于我所要举出的临床例证。

不管怎样,对于阐发我们的理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证明自杀冲动可以集中在身体的某一部位以代替整体;而自我伤害则是这种做法当中的一种。

一个年约三十岁的高级中学校长患一种严重的忧郁症,他有一种妄想,仿佛整个生活都充满了忧伤,而对此他应该负主要责任。他在一家医院中住院治疗,有了一点起色,此后他母亲来看他,不听劝阻地要带他出院,并坚持说她比医生更懂得自己的儿子,她知道他现在已恢复健康。她把病人带回家,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当家人沉睡的时候,病人轻轻起身,用铁锤敲碎了他亲生的两岁婴儿的头颅,声称他是为了免除这婴儿将要承担的人生痛苦。他被送进州立医院,在医院中他一直企图伤害自己,直到有一天成功地把一支手臂插入机器以致不得不切掉他的右手。此后,他很快就得到完全的康复。


尽管这一病例当时并未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得到研究,我们却可以根据临床经验对他行为后面的无意识心理机制作总的窥探。这在精神病患者身上比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更容易做到,原因是精神病患者的无意识倾向往往能更少伪装、更少变形地爆发或表现出来。

完全可以这样假定:这个病人身不由己地犯下了一桩惊人的罪行,然后又身不由己地以同样惊人的方式求得补偿。通过以这种可怕的方式损伤他自己,他为自己谋杀自己孩子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也就是说,他忠于《圣经》的教导:“如果你的右手亵渎了你,那就砍下你的右手。”然而那个被他杀死的孩子却显然是他最爱的人,尽管诗人们说“人总是亲手毁掉他所爱的一切”,我们却认为:他能够这样做,除非是那种爱中已经捧杂有强烈的[无意识的]恨。毁坏并不是爱的结果而只能是恨的结果。

那么这位父亲何以会有如此强烈的恨以至身不由己地要去杀人呢?在他痊愈之后我曾同他谈过话。他对自己的断手似乎毫不在意,但当我问到他孩子的死时,他十分动情,泪眼汪汪地说:“你知道,我总觉得我母亲无论如何应对此事负一定责任。她和我总是合不来。”

我认为这句话无疑是正确的线索。病人的母亲是一个极富攻击性、毫无同情心的女人,她曾经被告知过病人的状况,但仍然拒不接受医生的劝阻。不难理解,一个人若有这样的母亲,自然会对她心怀憎恨。但是我们根据日常经验知道,如果这种仇恨不可能针对激起仇恨的人发泄,它就往往会转移到他身上。我们根据精神病治疗和精神分析的经验还知道,在这个病人所患的那种忧郁症中,病人往往受着无名仇恨的煎熬,最终将仇恨从未知的外部对象转移到自己身上。

至于这个外部对象在这里究竟更直接地是母亲还是他的小女儿,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我们清楚看见的是:此人如此仇恨某人,以致犯了杀人罪,尔后他又通过伤害自己而进行了赎罪。在他的无意识中,母亲、女儿以及他自己都部分地相互等同。如果说他杀了女儿来惩罚自己的母亲,那么他也砍了自己的手臂来惩罚他自己。

因此,这种自我伤害的情形,其心理机制类似自杀的心理机制,即原来针对某个外部对象的恨,反过来加诸自己并由于自我惩罚的因素而得以强化。不同于自杀的是:这种惩罚性的自我攻击,不是像在自杀行为中那样集中于全部人格,而是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加诸孩子,另一部分加诸手臂,双方恰似鹬蚌相争。同样,也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足以说明死亡愿望的存在,而死亡愿望在自杀中却显然占据上风。

但读者也许会提出异议说:“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推论,虽然符合逻辑但却难以得到证明。人们怎么能够确信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呢?人们也可以举出一些特殊的例子,并作出另一种同样令人信服的解释。”

这种异议是完全正当的。除了作一些类比和推论,我不可能进一步将这种解释应用到这个病例上,因为它不易进行研究。因此,正确的作法是立即着手以较容易接受的材料对自我伤害进行考察。

一、神经症自我伤害

为方便起见,应先从神经症过程或作为神经症一部分的自我伤害开始。首先,这是因为这些病例为精神病医生所常见并且已被许多人在论文中提及;其次,这是因为神经症患者的行为更接近于所谓正常人的行为因而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对神经症病人的精神分析治疗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好处,即结合病人的理智和医生的经验,以此拆穿掩盖着动机和方法的伪装。

我之所以说“方法”,是因为神经症患者确实经常掩盖其完成自我伤害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他们更像装病者而不像精神病患者,后者并不企图隐藏这一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神经症患者比精神病患者更忠实于现实。神经症患者很少无可挽回地伤害自己。然而,替换性和象征性的自我伤害却十分常见,因而神经症患者往往假手于他人来索取并获得自我伤害,例如以我们即将讨论的外科手术来获得自我伤害。

按照我们精神分析的思想,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于神经症的性质和目的。这就是说,神经症是一种妥协方式,旨在拯救整个生命免于本能和良心的要求所导致的直接严重的后果。自我的任务是调节这些要求,一旦它发现自己不能胜任,便以可能的方式作最好的讨价还价。它尽可能对良心要求的自我惩罚作最少的让步。结局也许是愚蠢的,后果也许是严重的,但它却尽了神经症患者的自我所能尽的最大努力。与此相反,精神病患者却不再以任何努力讨价还价,因此人们常常看见他们有种种极端的、怪异的自我伤害行为。

讨价还价的成分——争取最好的妥协——乃是全部问题的核心。正常人之所以正常是因为他能比神经症患者做成更好的交易;而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又是因为他不像神经症患者那样更多地处在良心的严厉而残酷的支配下,而这又部分地应归因于他不是那么强烈地受到破坏性冲动的驱使。与正常人相比,神经症患者的讨价还价是失败了;但与精神病患者的全线崩溃相比,神经症患者的讨价还价算是比较成功。

例如在上面援引的病例中,那个以右手杀了自己孩子的人如果完全处在良心要求的主宰下,他就应该杀了自己来赎罪。的确,根据我们的观察,根据我们在第一章中对自杀行为所作的研究,我们知道这种事随时都在发生。但这个病人却还没有疯狂到做这种事的地步。如果一个人已经死了,那么惩罚他就不再有什么用处了,因为自我惩罚的外在目标乃是为了使一个人此生活得安宁。当牧师给悔罪苦修者分配一项工作时,如果他分配的工作此人不能完成,他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因为他的目标是使生活变得能够忍受,是使人摆脱由未经补偿的冒犯亵渎所产生的罪孽感的纠缠。

因此,这人所做的事,乃是以自我伤害代替自杀;他献出了他的手而没有献出他的生命,而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手是作孽的器官。如果我们再假定各种身体器官都是独立自主的和人格化了的(我们将要看到,这正是无意识推卸解脱罪孽感的策略之一),那它就更加合情合理。“有罪的不是我而是那只手,因此我只要牺牲那只手,我就已经赎了罪,并且保全了我的生命。”(应该记住的是在那次事故后,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显然,较为正常的人在与自己的良心讨价还价时会比这人做得更好。他会说:“我为我所做的事万分悔恨,但是伤害我的身体对事情不会有任何好处。我不可能让我的孩子起死回生,但是我可以抚养另一个孩子,我可以从收入中拿出足够的部分来使别的一些孩子生活得更幸福,或者,我可以做些事来防止再发生像我母亲那样的无知所造成的后果,我可以为此做这做那。”这或许是较为理智的解决办法,但它只适用于那些较少受着憎恨的重压、较少受到良心的暴政统治的人,也就是只适用于那些比这个严厉的、过分认真的中学校长更正常的人。

通常,神经症患者所作的妥协并不像刚才所说的那个人那样极端。另一方面,也不像刚才设想的正常人那样理智。有时候他们也会自我伤害——这正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问题——但正像我已说过的那样,这些伤害往往经过伪装或间接地造成,与此同时,病人也往往对这些伤害作出虚假的解释。

从临床上熟悉的“咬指甲”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点。这种程度极轻的自我伤害似乎不应冠以如此可怕的名称,但是毕竟,决定其属性的应是它的性质而不是它的程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看见过从咬指甲发展到更为严重的自我伤害的情形。我曾经有一些病人,他们咬掉了每根手指上的每一个指甲根,有些人甚至咬自己的手指头。

我认识的一个小女孩曾有严重的咬手指甲习惯,由此而发展到咬脚趾甲。她咬脚趾甲咬得如此凶猛,以致有两次都是一口将整个趾甲咬掉。由此而导致的感染使她被送到外科医生那儿治疗,而这一定是很痛的。但这个小女孩却坚韧地忍受了治疗,既没有哭也没有乱动弹。整个治疗过程中她似乎完全专注于医生的禿头,当治疗完毕后,她惟一的一句话是对医生说:“我不喜欢您的发型。”

这个病例中突出的一点是这个孩子把普通的咬指甲习惯推向了极端。毫无疑问,在这个病例中咬啮已构成一种严重的伤害。第二个有趣的特点是这孩子显然对肉体的痛苦(无论是最初的伤害还是后来的治疗)无动于衷。这一点之所以令人惊讶,是因为它似乎与成年癔病患者对肉体的痛苦无动于衷相吻合。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曾经描述过这些病人,他们对种种心理动机非常敏感,但对伴随自我惩罚而来的肉体痛苦却完全无动于衷。

最后,这孩子对医生所说的那句显然无关痛痒的话,使我们联想到这孩子在自己的秃指和医生的秃顶之间所作的联想,因为我们注意到,孩子认为秀顶上的头发是被“剪”掉的。这孩子并不回避自己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却以一种苛刻的挑剔来看待医生对自己头顶所作的“浩劫”(孩子显然这样认为)。

人们只需想想自己孩子的咬手指习惯给作母亲的带来什么样的折磨、焦虑和无名怒火,就不难想见这孩子得到了多大的满足,以及母亲们的无意识直觉是多么正确。除了母亲本人为之感到内疚的那种满足以外,再没有什么能使她对这种习惯以及与之相似的习惯如此不安,如此难以容忍和怒不可遏了。

孩子咬自己手指和手指甲的行为,表明它既体现了一种不良习惯又体现了一种惩罚。然而母亲却既不懂得也不欢迎这种悔罪的表现,因为她感到这种惩罚类似于小女孩在从碗柜中偷糖吃之前先拍拍手那样一种惩罚(布里尔)。这种惩罚实际上允许了令人内疚的不良习惯继续存在,而且以这种方式它本身也变成了一种不良习惯。

临床研究已经充分证明:咬指甲的习惯与另一种不那么显著但却同样是童年期的坏习惯——手淫——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机制上讲其对应关系是明显的:现在手指不是运用到生殖器上而是运用到口中,不是去获得生殖器的刺激而是去获得口唇的刺激,当然,正如我们指出过的那样,同时也伴随着咬啮这样一种惩罚成分在内。

我们是怎么懂得这一点的呢?首先,我们是从许多头脑清醒、理智冷静的母亲对孩子所作的观察中知道这一点的。其次,我们是从儿童分析家和专门从事儿童指导工作的人对儿童所作的科学中知道这一点的。最后,我们是从对成年神经症患者的研究中知道这一点的。这些神经症患者在分析自己童年时代时,往往能够清楚地回忆起当时的细节以及自己咬手指习惯和手淫习惯之间的关系。

例如我的一个病人在接受分析的过程中,突然觉得不可遏制地要去练习钢琴,而这是需要刻苦的手指练习的。她每天刻苦地练习几小时,对她的手指实行严厉的约束直到手指发痛。与此同时,她对她女儿十分担心,因为女儿近来一直有顽固的咬手指的习惯。她对此极为不安,说了许多纵容孩子养成不良习惯的危险后果。她深信这孩子同样也有手淫习惯,她为此而感到害怕。

当我问她为什么作出这种结论的时候,她坦白地回答说(或毋宁是回忆说):当她本人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曾有难以克服的咬手指习惯,她母亲对此极为生气,却不知道她同时还有手淫习惯。然后她很不情愿地补充说:最近她曾好几次屈服于手淫的冲动。我当即指出这一定是在她刻苦练钢琴借此给手指以严厉惩罚的时候,她惊奇地意识到这一点,立即十分聪明地明白了这种联系绝不是时间上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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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22 08:3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一章 自我伤害2

咬指甲的习惯为人们所司空见惯,但同样司空见惯的是人们并不知道它的全部无意识含义。例如,大卫•列维最近通过对狗和婴儿所作的实验指出:那些未能得到充分吮吸满足的婴儿,以后往往倾向于通过吸大拇指,并可能通过咬指甲来获得一种口腔满足。这就仿佛是那些不能从母亲乳房获得充分满足的人,必然要不加区别地从无论什么来源去获得这种满足似的。这并不否认它与手淫的联系,因为手淫在儿童快感形成的过程中是稍后的、完全自然的阶段。换句话说,正常儿童不再把吮吸作为获得快感的主要方式,而是学会了手淫;有神经症的儿童则出于对惩罚的恐惧而停止手淫,转而代之以咬指甲或其他类似的替代。这是一种退行,因为它回复到较早的阶段和快乐方式,即用嘴而不是用生殖器来获得快感。于是就同时既是一种替代性的满足,又是一种与之俱来的惩罚,两种都以淡化了的形式表现出来。

从神经症患者身上经常可以观察到比咬指甲更厉害的自伤现象,特别是对皮肤的自伤,皮肤科专家把这称之为神经症表皮剥落。在这些病例中,病人不可遏制地以自己的手指去搔抓皮肤。这样做的原因,有时候似乎是由于一种难以控制的想要搔抓解痒的欲望,或一种想要从皮肤上清除某些寄生虫的欲望,但更多的时候却连病人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费城的约瑟夫•克劳德尔医生曾在一例病案中发现,这种奇痒难熬的感觉——病人抓破皮肉正是为了缓和这种感觉——主要发生在一周的某两天,在这两天中她的丈夫总是睡得像死猪一样。


我所看见过的最严重的神经症自伤病人是一个三十五岁的锅炉安装助理。他早在十二岁或十四岁时就出现过手臂抽搐的症状,这在那时被诊断为舞蹈症。但后来,随着这些症状越演越烈,尔后的专家都怀疑这种诊断,而且其中大多数还反对这种诊断,认为它很可能是吉利斯•德•拉•图雷特氏病。

但发病二十年后,他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临床症状。他并发了一整套奇异的症状,如突然抽搐、扭曲、皱眉、踢脚、摇摆甚至犬吠和牛叫。这些症状突然而来,甚至就在他处于平静期正在清楚地叙述自己症状的中途发生。过不了几分钟,他又会安静下来继续他的谈话,只是不时要穿插一些刚才描述过的那种不由自主的动作。他的手会突然扬起,他的脚会突然踢出,他的头会作半周旋转,他的横膈膜会明显地急剧收缩,以致在谈话的中途(尽管他总是勇敢地企图把话讲完)他会被抛出座椅,或不得不喘气、皱眉、大声怪叫。同样,他也可能爆发出许多显然不是有意要说的粗俗不堪、毫不相干的话语。

至少,这就是我们最初的印象。但是,事情后来却越来越明显:他这种不由自主的运动,尽管花样繁多,却有一个共同点。正像他自己早就认识到的那样,这些症状似乎全都指向和反对他自己,也就是说,或者反对他的肉体,或者反对他实现他的自觉愿望。因此经过仔细观察会发现:他的手臂抽搐,其结果几乎总是在击打自己的身体;而踢脚的结果,受皮肉之苦的还是他自己的脚;而且他经常还用一只脚踢另—只脚。他常常用大拇指戳自己的脸;他的前额上有一块很大的开放性伤痕,对此他自己这样说道:“只要我身上有一个伤口,我就要不断地去把它越弄越严重。”就在他这样说的同时,他又不停地去抓、捅了好几次。他的门牙掉了三颗,这是在用很重的扳手工作时,反手击在自己嘴上造成的(尽管他有这些病,他还是在芝加哥的一家锅炉安装公司找到了工作)。他的手上到处都是各种小伤留下的伤疤。他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手上拿着一把刀(我在工作中经常要使用小刀),我就会割伤我自己。这一点绝不会有错。”

这个病人无疑满足了自杀行为中那些根本动机的种种要求。他对自己的攻击是凶狠的,他的屈服是英雄主义的。至于罪孽感的表现,很有意思的是在我和他的一次简短谈话中,他自己说到他和他母亲一直处不好,原因是她经常指责他,特别是指责他常跟女孩子鬼混(对此他不无夸耀他说,尽管他有这种病,他仍然有许多女朋友,而且无论在社交还是在性事上都十分在行。“但我母亲总是说我自食恶果……说如果我不是老跟姑娘们鬼混,就不至于搞成这种样子!”

我们只能猜测:在他那种强迫行为和罪孽感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联系。我们知道这病始于童年时代,那时性行为还没有表现为“与女孩子鬼混”而是表现为手淫。许多母亲正是为此而责骂、处罚、威胁、恐吓他们的孩子。而我们从病人所说的话中知道,他的母亲就正是这种母亲。我们不妨这样假定:他对身体的“自我作践”,最初是作为对“自我作践”其生殖器的惩罚才开始的。此人是一个相当有地位的家庭中的成员,我曾听说他有一段时间一直和一个妓女同居,还听说在无数次情不自禁的自我伤害中有一次他差点把自己眼睛弄瞎。我们由此可见良心的要求是多么冷酷无情。

我还经常看见一些不那么精彩的病例。我记得有一个很有成就的年轻女人,在她妹妹出嫁后(她对这个妹妹一直很嫉妒)不久,突然发作一种不能遏制的强迫冲动——大把地扯自己的头发。这种“扯光头发”的表现恰好说明了她过去所做的事情不是针对她妹妹,而是针对她自己。在一次个别交换意见的时候,马约诊所的亨利•沃尔特曼医生曾对我说,他看见过一例“扯毛癖”,在这个病人身上,这种行为与手淫有着直接的、自觉意识到的联系,从而“扯毛”的行为似乎是为了补偿这种“罪过”(试与前面对咬指甲所作的解释相比较)。

如果我全文引述我手中的一封信,我就会更好地阐述这种自我伤害所具有的不可遏制的强迫性质;遗憾的是,这封信我不能不作一些压缩:

我这一生都十分羞怯,老是看不起自己并意识到自己缺乏外在的魅力。我从来就没有什么朋友,也没有赢得男人的注意。但我真正的问题、我最大的烦恼、我的一生之所以像一场恶梦的最主要原因还在这里。八岁时我就有一种从头上拔头发的习惯,经常拔出一块一块的秃瘢。此后我就因此而感到羞耻和悔恨,直到新头发长出来盖住了这些秃瘢为止;但过不了几个月这种习惯又会主宰我,以致一夜之间或甚至一小时之间,我又会变成一个绝望的、头上满是秃瘢的小女孩,独自一人去到学校受同学们的挖苦和嘲笑。我父母对此也很绝望,因为他们从未听说过这种事情,不知道我究竟中了什么邪。但他们从来没有对我怒颜相向,而只是温和地(有时是祈求式地)做他们所能做的事情以求能够帮助我。我为此十分痛苦,老是想到我母亲、父亲、哥哥、姐姐们因为我这不争气的妹妹而受到种种屈辱。

和几个姊妹的头发相比,我的头发才是真正的金色卷发。但现在,那些遭到蹂躏的地方只长出黑色的、刚硬的鬃毛,因为我至今仍有这种可怕的习惯!有三年时间,我差不多相信这种习惯已经克服了,但不过一夜之间我的全部希望又化为泡影,我又成了一个丑陋的秃顶。秃掉的地方差不多有手掌大,只有巧妙地梳整头发才能勉强掩饰。我虽然设法使它不露痕迹,但很难说能够掩饰多久。一旦头发开始长出,我自己的意志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手指要再去拔头发;此外我还喜欢吃头发——把刚硬的头发和发根含在嘴里咀嚼!

刚进学校的那几年我成绩出众、引人注目,人家都说我聪明,将来大有前途。但现在我注意力不能集中,记忆力极差。我想我恐怕只能热衷于宗教或别的什么。会不会是这种习惯已经不可补救地损害了我的智力,影响了精致微妙的大脑呢?我怕我很快就会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而仅仅满足于这种习惯,因为将近二十年来,我一直不断地、阵发性地扯自己的头发,在那种时候差不多忘记了世界上的一切事情。

您是否认为我已神志失常?有人告诉我“忘掉这件事”、“多找些事干”位医生劝我生个孩子。我何尝不希望如此,但哪个年轻男子又会给我这种机会呢,何况这对孩子来说也不太好。

注意这姑娘自己提到的一些事实:她本来有比姊妹们更漂亮的头发,只是由于她自己的作法才蹂躏了这种美,她因为自己的病影响了其他姊妹而深感悔恨。在精神病学家看来,这表明有一种与姊妹们相关的罪孽感存在,同时也表明她无意识地想要惩罚自己,使自己不如她们漂亮。反过来,这些东西又来自某些潜在的、未知的、对姊妹的憎恨。

还有一例自我伤害的情形也涉及头发,对此我有幸作了长时间的详细研究。这个二十七岁、受过良好教育的商务人员,惯于用剪刀剪自己的头发,直到最后制造出一种令人生厌的古怪效果——往往在自己头上东一块西一块地露出头皮方才罢休。他最初给这种做法找的理由是:由于很穷,必须节约,他不能上理发店而只能自己给自己理发。但既然事实上他经济状况很好,他只好另找一个更好的理由,这个理由虽不至于使人说他吝啬,但一开始还是不能很好地解释他为什么要胡乱地自己给自己理发。他坚持说他的头发正在脱落,他相信一般人的说法,只要不断地剪发,就能刺激头发生长。这种解释是一种具有安慰性质的文饰,它符合我们先前观察到的现象,即以自我惩罚来阻止外来的惩罚,也就是说,为了不致使自己的头发被某种外来惩罚割掉,他索性自己先把它割掉。

进一步的分析揭示了他剪头发的真正原因。童年时代他曾有满头茂密的黑发,但人们却更喜欢他那满头金发的弟弟,因此,他对这个弟弟十分羡慕和嫉妒。出于这种憎恨,他总是取笑挖苦弟弟,有时竟粗暴地虐待他,其结果自然是遭到父亲的痛打。在打他的时候,父亲总是一把抓住他满头茂密的头发,并且一直这样抓着打他。

他成年后的生活完全是一连串的灾难和不幸,大致情形如下:他总是以很高的希望和很大的许诺一头扎进一个新计划;他给人以很好的印象,由于这种好印象和他的聪明,他总是取得飞快的进展。然而一旦博得某人的好感,他总是无端地与人争吵,使自己成为人们的公敌,从而到头来总是被驱逐、被辱骂,有时候甚至被殴打,而且总是被人们所厌恶。这种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或者不妨说,他总是不断地重复其殴打兄弟、反抗父亲、从而遭到父亲惩罚的老一套模式。他或者直接惩罚自己,或者总是竭力造成这种情形,即总是把別人当成其父亲和兄弟加以欺侮反抗,以便到头来遭受应得的惩罚。

剪掉头发不仅是一种希望逃脱父亲惩罚的反应,而且,在更现实的意义上是一种自我惩罚。头发是他有理由为之感到骄傲的地方,但它并不能使他因此而不嫉妒他人。他之所以粗暴野蛮地对待自己的头发还有另一层意思。他出身于犹太家庭,但他的弟弟对犹太宗教不感兴趣,而且因为性情很好而受到非犹太社会的欢迎。由于这一缘故,这个好嫉妒的哥哥(我的病人)便尽可能地强调和突出其犹太人特性。虽然家庭并没有这样教他,但他却赞成维护信教的正统方式。众所周知,这要求信徒留长发。有一段时期他非常注重宗教规定的各种琐碎仪式,但是我们知道,他这种兴趣并非出自他对宗教的虔诚,而是出自他要谴责、羞辱、有別于弟弟的动机。当他发现这样做对他弟弟对他父亲全然无效的时候,他便撒手不干,再次陷入失望。而要表达他这种充满憎恨的放弃和失望,最好的办法就是损伤和破坏他自己的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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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23 12:2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一章 自我伤害3

无限笔迹  今天
涉及鼻子和牙齿的神经症自我伤害,一个经典病例就是著名的“狼人”。弗洛伊德对“狼人”进行过分析并在1918年发表的病历报告中作过讨论。后来,“狼人”的神经症复发,又在鲁思•马克•布伦斯韦克博士那里作过进一步的分析治疗。第二次神经症的主要症状表现是一种固定的强迫性疑病症,患者总认为自己鼻子受到损害,并认为这是由一个医生对他治疗不当造成的。

其症状是这样开始的:有一次他母亲去看望他,他注意到母亲鼻子上有一个肉瘤,就敦促他母亲快去动手术切除。他母亲拒绝了他的建议。此后他便开始担心自己的鼻子,回想起这鼻子小时候给他带来的烦恼,那时他经常被人取笑,被人叫做“狮子鼻”;他惟一的安慰是庆幸自己的鼻子没有什么瑕疵。他想,如果自己的鼻子上也长了一个肉瘤,那该有多么可怕;于是他开始仔细检查自己的鼻子,终于发现一些阻塞不通的皮脂腺。与此同时他母亲离开他回家去。两周后,他又在自己鼻子中央发现一个小小的粉剌,并回忆起除自己母亲以外,他还有一个姨妈也长有这种粉剌。此后,他又发现他妻子也有粉刺并坚持要她去治疗。他用自己的手指甲掐出一个粉刺,因而在鼻子上留下一个坑,不得不去找一位皮肤科医生修补。这位皮肤科医生是他过去常去看病的医生,他要求他(医生)把一些堵塞不通的皮脂腺打开引流,于是在鼻子上留下了不是一个坑而是好几个坑。

就在这段时间他牙齿也出了毛病并且拔掉了几颗;现在他又再去找牙科医生,要他把另一颗牙齿拔掉,但最后拔掉的不是正在痛的那颗而是完全健全的一颗。


这件事使他转而反对所有的牙科医生,于是他的注意力再次转向鼻子。他整天整天地注视着自己的鼻子,找了一个又一个医生。一位皮肤科医生告诉他说,他患的是血管扩张,只有用电疗法治疗。病人于是又去请教了许多皮肤科医生,其中一个推荐他去做热疗。他很快又回到最初建议他做电疗的医生那里,但又开始担心这会留下瘢痕。他又去找了另一位皮肤科医生,这位医生告诉他这种瘢痕永不会消逝。这消息顿时使他堕入绝望的深渊。

这个漫长的病史足以说明他最初是如何虐待自己的脸(鼻子),然后又是如何跑去找医生,要他们虐待它,而最后又把全部谴责加在医生身上;他在牙齿问题上的作法也完全一样。

如果我们对此作一总结,那么我们发现,他先是在自己脸上弄出一个坑,紧接着就去找皮肤科医生和牙科医生,以便在自己脸上弄出更多的坑来。我们还记得他的母亲、姨妈、妻子都长有粉刺,而这使他十分烦恼。这三个人全都是女人,因此,当他想到自己脸上也有像她们一样的粉刺而认为必须去掉的时候,这种想法就相当于以象征的方式说:“我觉得我应该跟她们一样,即我希望我是女人而不是男人。”更深的分析清楚地表明:这种想法来源于他对父亲的一种内疚感(父亲曾给他留下一大笔钱)和对弗洛伊德教授的一种内疚感(从弗洛伊德那里,病人曾以弄虚作假获得过一笔钱)。一个人如果从父亲那儿拿走了他本来无权拿走的东西,良心就会要求以牙还牙的惩罚,即同样地从他身上夺去某些东西。这里我们发现,这种“东西”基本上涉及性器官。

神经症自我伤害的意义,它的攻击性、爱欲和自我惩罚的功能,以及它与其他自我毁灭方式的关系,全都清楚地表现在以下几行诗中:

—次,一个她认识的男人连根

砍断了拇指,以免千年盛世

到来之际,基督发现他尚未

因这个奸淫的夜晚受到惩治;

一想到他,她就禁不住发笑:

像他这样自寻烦恼,能否

进入天堂,只有上帝知道;

不过天堂之门一定会为她打开,

因为不是手指而是整个生命

已经被她自己连根砍掉。

二、宗教性自我伤害

早在上古,自我伤害就已经作为一种宗教仪式而加以实行。如果我们再把那些渴望成为宗教信徒的人自愿而又急切地作出的自我伤害包括住内,我们便完全可以说一切宗教均包含这--成分。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恰恰是这种自我伤害的意义所在。

这些伤害表现为一种牺牲,通常,正如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那样,这种要求圣人作出的牺牲是性生活的牺牲。有人断言,谴责性生活与宗教崇拜两不相容是基督教首创,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为基督教所利用的宗教观念和宗教态度,早在基督之前几百年就已出现。即使在与地中海各宗教紧密相关的古代神话里,也早就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这种思想,即宗教领袖必须是没有性行为的。例如,腓尼基人就相信,英俊的春之神爱希门(Eshmun腓尼基宗教的主神之一,原为西顿城的守护神、丰产神和冥神)为了逃避女神阿斯闷洛娜(Astionae〉的求爱而阉割了自己,因而爱希门的祭司也必须同样做到这一点。同样,按照弗雷泽的说法,在罗马共和国之前,阿提斯(Attis佛侓癸亚的男性主神。根据神话传说,他为了事牵库柏勒而自阉)的祭司们往往自阉,这在罗马街头是常见的情形。

对库柏勒(Cybele佛律癸亚的女神,又名“大神母”,是众神和地上一切生物的母亲。因嫉妒阿提斯与一凡女相爱,而愤怒地破坏了他们的婚礼,致使阿提斯发狂自阉,死后化为忪树)和阿提斯的崇奉引入罗马后,对他们的狂热、血腥的祭祀立刻盛行起来。从关于这些祭祀的一段描写,人们对自我戕害如何通过牺牲性生活而达到献身最高善行的目的,可获得一个清晰的印象。无论实际上还是象征意义上,这些仪式的本质,就在于在宗教热忱的影响下,以一种血腥的和痛苦的方式来牺牲其生命力。

从此以后,甚至直到今天,这种公开而放肆的自我折磨就成了许多地区的宗教崇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是十八世王》中,有一段描写了巴尔(Baal)的祭司们在祈雨仪式中,用刀剑在自己身上割出口子,直到血流如注遍布全身。叙利亚文中有一个字是ethkashshaph,其字面上的意思是“割自己”,但一般却作为“向神祈祷”的同义词。在有些地方,以人作为祭品已成功地转变成这样一种宗教实践,即只流人血而无须丧命。例如,在拉可尼亚(Laconia),奉献在阿耳忒弥斯(Artemis)祭坛上的祭品先是以人作为牺牲,尔后则代之以受过鞭笞的小伙子。欧里庇得斯笔下的雅典娜(Athena)曾指令说,阿耳忒弥斯的节日必须这样庆祝,即以一祭司持剑割人的喉部,直到血流出来为止。

有一种仪式名叫“吐吐尼玛”(Tootoo-nima),据说盛行于汤加(Tonga)岛民之中,也曾被威斯特马克援引过。这个仪式是截掉小指头上的一部分,作为祭品献给神衹,以期使生病的亲人获得痊愈。据说这种仪式先前十分盛行,以致“居住在岛上的居民,几乎没有哪个不曾截掉自己的一根或两根小指,即使不曾截掉全部至少也截掉了指头的相当一部分”。

在中国文学中也经常提到人们从自己身上割下一块肉来医治病得很厉害的父亲或爷爷。“我们也经常读到那些中国的割股者事先向上苍祷告,恳求上天接受他们自己的肉体以赎回其希望途救的病人的生命。”(德•格鲁特)流血以平息神怒这种方式也为孟加拉人和秘魯的印第安人所采用。

在美国,我们前面已提到过鞭笞派教徒。他们鞭打自己即相当于自我伤害。新墨西哥州的T.P.马丁医生最近告诉我说,他经常被人叫去抢救那些自笞者的生命,这些人不是弄断了血管就是在这种祭仪中严重地伤害了自己。

俄罗斯的斯柯普茨教派(Skoptis)也差不多与我们同时代,而其所举行的祭仪则基本上与古代弗里几亚(Phiygian)和叙利亚的宗教崇拜—样。

斯柯普茨教派创建于1757年,是俄罗斯最大的教派之一。但由于这个教派的秘密性质,其真实范围和规模却并不清楚。据估计它至少拥有十万教徒。我们现在只需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它的种种祭仪并不仅限于少数有精神病有怪癖的人,而是在自我阉割的意义上满足了相当一大批人的心理需要。

斯柯普茨教徒相信:我们的父母亚当和夏娃是因为发生性关系而犯罪的,因此惟一能够补救这种罪孽、避免进一步犯罪的方法,乃是摧毁人的性能力。他们的根据是:“如果你的右眼亵渎了你,挖出你的右眼扔掉它:因为牺牲你的某一器官对你是有利的,这样就不至于整个身体都下地狱。如果你的右手亵渎了你,砍下你的右手扔掉它:因为牺牲你的某一肢体对你是有利的,这样就不至于整个身体都下地狱。”(《马太福音》)按照斯柯普茨教派创始人斯策里凡诺夫(Szelivanov)的说法,亵渎了你的器官就是生殖器官。

斯策里凡诺夫“用火来给自己行洗礼”,并用一块烧红的铁来摧残自己的身体。他用同样的方式给上千人施洗,毫不疲倦地致力于贏得新的信徒。他相信一旦世界上有十四万四千斯柯普茨教徒,太平盛世就会到来。有一段时间这一目标似乎已近在咫尺,因为其成员正急剧增加。那时每个人都急于去贏得新的信徒。谁要是实行过十二次以上的自我摧残,谁就会获得使徒的称号和职务。在俄罗斯东部,各种组织整批地集体加入斯柯普茨教派,这种集体皈依有一次竟达一千七百人。传道者活动在乞丐和其他下层人民中间,劝说他们接受新的宗教。有些人甚至被迫自我摧残。当时有这样一个呼吁:

由于人们成批成批地皈依斯柯普茨教派,由于每个新来的信徒都需要“施洗”,所以这些“手术”已不可能做得十分仔细以保证其效果……有许多人索性自已亲自操刀,但又因为害怕和疼痛而不能下手。事实上,斯柯普茨教派已认识到这一点,遂建立起两种程序不同的“施洗”:一种是所谓“大烙”,一种是所谓“小烙”。

自我阉割作为该团体道德情操的一种表现,可以纳入神话和传统而不必纳入宗教实践,但这样一来其意义就更易被发现。例如,马林诺夫斯基在他对特洛布利安群岛(Trobri and Mands)野蛮人性生活的研究中,就曾搜集过许多有关性生活的梦和幻想,而其中有一些就显示出自我伤害自我阉割作为一种惩罚、一种错误指向的攻击性的主题。这点恰恰可以用来与我们在其他场合的发现作比较。

例如,这本书的卷二第411页上就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摩摩瓦拉的人控制不住自己对女儿的乱伦冲动,而女儿则在羞辱中说服了一条鲨鱼吃掉自己。父亲对此作出的反应是狂暴地以性行为攻击妻子致死,然后自己也自我阉割而死。

另一个较长并且比较独特的故事是有关因鲁瓦拉乌的传说,因鲁瓦拉乌据说曾经是一个伟大的首领,他的荒淫使他总是在村中女人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去占有这些女人。最后村民们当场抓住了他,把他按在水中加以惩罚和羞辱。这使他蒙受了极大的痛苦和羞耻,遂命令他母亲准备好行装准备迁居另一村庄。

当所有的行李都打点好以后,他从家中出来跑到村子中央大声痛哭;他拿出斧头,一边砍掉阴茎的前端,一边哭泣悲叹。他把砍下来的部分扔在路边,它立刻变成一块大石头(当地土著相信这块石头至今还在)。他一边哭泣一边向前走,不时砍下一截阴茎把它扔在路边,而这些都变成了石头。最后他割下阴囊,它变成了一块很大的白色珊瑚,据说至今还在。他去到一个很远很远的村庄,和母亲一起住在那里种菜和钓鱼。这个神话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但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其基本部分乃是赎罪式的自我阉割。马林诺夫斯基补充说,神话中所说的那些石头仍然存在,“尽管其解剖学上的相似已经走样,但其体积大小却远远超过了其生理原型”。

尽管自我阉割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是某些宗教(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仪式和崇拜的主要组成部分,今天的人以其实际的头脑仍然难以想象它出自正常人的行为。它倒更像是我们即将进行简短讨论的精神病人的自我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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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24 15:3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一章自我伤害4

现在且让我们来看看这所谓疯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种牺牲真的太大太不必要吗?

我想我们都能同意这是一种牺牲,因为放弃性生活的思想不同程度地出现在所有不同的宗教中。然而自我阉割作为一种宗教仪式存在过并且存在了若干世纪,这一点却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因为它告诉我们:这种牺牲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极端方式。当然。这并不是惟一的极端方式。我们知道在有些宗教中孩子被活活烧死,财产被没收或割让给教会,各种不同的殉道受到提倡。但是在这些牺牲中所强调的更多是忍受痛苦和剥夺,而不是牺牲性生活。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些牺牲,然而许多人相信:对性生活的放弃,特别是对生殖器作某种形式的自我伤害,乃是一切牺牲的基本形式。有一些临床例证证明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对生殖器施行手术伤害被成千上万人(既包括野蛮人也包括文明人)如犹太人、回教徒以及许多分散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土著部落作为一种宗教仪式。我们也知道,男孩子的包皮切除在美国已极其流行,成为妇产科、小儿科的一项日常工作。为解释包皮切除的发生和起源,曾提出过各种各样的理论,但绝大多数都属于精神分析家所说的文饰(合理化),也就是说,这些理论试图根据某些后来发现的好处来解释这种事情。我认为,我们只有理解了迫使人们渴望牺牲自己肉体一部分的动力学原理,才有可能理解包皮切除的起源。


从上面描述的宗教仪式中,我们已经对这种事情的来由有了一条线索。如果一个人无须割掉整个生殖器而只须割掉生殖器的一部分(包皮),就能同样满足其宗教需求,他就算是找到了一个最实用的替代。这种以部分代表整体的一般原理,在我们生活中随时都在发挥作用。以色列人的后代把一头公牛献给主以表示愿意为他献出一切,但却把畜群的绝大部分留起来维持整个部落的生存。当我们造访某个朋友不遇时,我们往往留下一张名片,这名片并不仅仅代表我们的姓名而且就代表我们,它是我们的一部分并且代表着我们的全体。

问题在于,几乎所有至今仍然存在的宗教都懂得自由地运用象征,而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切除包皮是更为极端的伤害的一种象征。不过,这是一种特殊的象征类型,即以部分象征整体,这正是典型的无意识思维和良心贿赂。

对此我们从临床材料中获得了大量证据。我可以援引来自精神医学实践中的大量例证来说明:在无意识中,包皮切除即相当于阉割。由于对切除生殖器的恐惧在性格的形成中显然十分重要,因而任何与生殖器有关的外科手术都必然导致强烈的情绪波动。精神分析医生根据其对于无意识心理的日常经验,把这种情绪波动归因于所谓“阉割恐惧”,即害怕生殖器遭到无可救药的损伤。这种恐惧的强烈程度可由我最近治疗的一个病人的早年生活得到最好的说明。他小时候发现自己有所谓“脱肠”[疝气一类的病]的毛病(这种病显然与生殖器无关,但事实上门外汉并不知道这一点)。他认为自己必须对父母保守秘密,所以直到十七岁才被父母知道。那时他相信自己必须做一次手术,所以向父亲透露了此事以便得到手术所需的钱。父亲为此深感不安,害怕这种手术会毁了这孩子,但犹豫了几天后还是同意了,并在当天晚上向妻子提起此事。谁知他妻子竟勃然变色,说他一定向她隐瞒了什么,说他要对这孩子实行什么可怕的计划和阴谋,说他是个怪物,是个坏蛋。当天晚上,她开枪打死了她的丈夫!根据许多年后我们所作的检查,我们发现这孩子既没有所谓“脱肠”也没有什么疝气,只是有一边的阴囊有些收缩。

就像上述病例中令人害怕的疝气手术一样,切除包皮也象征性地是一种阉割,这一点已为许多人直觉地觉察到,而对另一些人说来却完全不可理解。按照早期的罗马法,实际的阉割必须征得被阉割者本人或其合法监护人的同意才能施行。但是后来,当罗马人废除了阉割后,切除包皮(无论对自由人还是对奴隶)也受到严厉禁止,即使本人同意也是枉然。莫姆森(Mommsen)说:“哈德里安[罗马皇帝,在位期117-138年]是第一个不是明显地基于宗教理由,而是由于其外在相似性而把包皮切除等同于阉割的人。这正是当时导致犹太人严重骚乱的原因之一。他的继承人则允许犹太人和埃及人切除包皮。否则包皮切除仍将被视为相当于阉割而受到同样的惩罚。”

人们普遍认为,包皮切除仪式仅仅涉及男人,但这种看法却与事实相牾,因为在野蛮人中间,妇女割包皮的事也广泛盛行,而且其无意识动机也与男人完全一样。不过,其自觉意识到的动机和使用的技术却完全不同。在不同的原始部落里,操刀者可以割除女性生殖器的任何部位,有时候是阴蒂,有时候是大阴唇,有时候是小阴唇,有时候则是全部。其外在理由是为了清洁,为了减少情欲以保证贞操,为了使男人获得更大的快感,为了促成阴道的快感(以牺牲阴蒂的感觉为代价)即促成性感区域的转移。

[按照布莱克(Bryk)的意见]女性包皮切除只可能发生在母性律法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中。女性为了解放自己而不能忍受在性问题上受到男人的忽视。同时她们也有这样一种愿望,想获得一种成熟的外在标志并与男孩子平等。正像在我们的社会中女性以吸烟、剪短发等方式模仿男人一样,当时的姑娘则通过包皮切除来模仿男人。

靑春期仪式

至于宗教性自我伤害的动机和意义,则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地的原始部落对少男少女进人社会时施行的种种仪式中,找到第二种根据。这些仪式在人类学文献中被称之为青春期仪式,并且往往被认为具有宗教的性质。通常这些仪式并非自我伤害。因而严格地说并不属于本章的范围,但它们却以这样一种合作的方式进行,以致十分明显:尽管这些仪式是由他人来施行,但它们却的确满足了受害者本人的某些愿望,哪怕仅仅是顺从习俗的愿望也罢。因为这些习俗本身是群体心理的产物,因而代表了构成这一群体的所有个人的“愿望”的结晶。

这种仪式随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在有些地方是在一片喧嚣的仪式中敲掉一颗牙齿;更常见的则是以锋利的石片、玻璃片或小刀割去包皮;有时候甚至在阴茎上切一刀,把流出来的血混在水中给男孩和成年男子喝。在切除包皮之前和之后,这些男孩要被迫经受种种折磨。他们要被迫斋戒许多天,“要对他们施行模仿性攻击”,所谓的精灵要戴上动物的面具来恐吓他们;有时候在父亲和儿子之间要进行实际的战斗,这些男孩要受到父辈们的痛打。在卡雷索岛民们那里,人们要用黑蚂蚁来咬这些年轻人。曼丹印第安人(Mandan Indians)则把锋刃成锯齿状的刀子戳进这些年轻人的手臂、大腿、膝部、小腿、胸部和肩膀,然后将尖利的木屑放进伤口。所有这些作法似乎旨在使这些年轻人体会到死亡和再生的意义。这种再生的戏剧也要由这些年轻人在仪式结束后继续扮演,那时他们显得仿佛是忘记了自己先前的存在,认不出所有的亲戚,既不会吃东西也不会说话,甚至不知道如何坐卧,直到有人教他们。如果他们不能完成这些正式手续,他们就必须再经受第二次更为严峻的仪式,这次则很可能导致实际的丧生。

这些仪式具有把这些年轻人与他们的母亲分离开,并让他们进入男性社会的目的。妇女不得参加这种忍受着死亡痛苦的仪式,即便允许她们观看,她们也必须站在远处。这些妇女为这些男孩子们悲伤哀泣,仿佛他们已真的死去,而当他们回到家中时,她们则欣喜若狂。

多亏弗雷泽、马林诺夫斯基、布莱克和其他人类学家搜集的大量资料,弗洛伊德、亚伯拉罕、兰克、西奥多•赖克建立的精神分析框架,以及罗海姆(Roheira)对这些观察所作的解释,我们对这些仪式的心理功能才有了相当准确的认识。

人们对此提出了两种看法,两种都把青春期仪式说成是旨在战胜人类学家所说的“乱伦禁忌”,或者,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旨在解决俄狄浦斯情绪。一方面,对这些年轻人所作的生殖器伤害,可以看作是满足了父母对他们的敌意(因为他们已摆脱了父母的权威),是惩罚他们的乱伦欲望,是对他们希望获得进一步满足的一种恐吓;也就是说,是为了压抑这些年轻人对父母的性欲冲动和攻击冲动。另一方面,这种青春期仪式的作用是一种补偿作用,但不是补偿过去而是补偿未来,也就是说,包皮切除和所有其他伤害乃是这些年轻人获准进人成人社会时必须付出的代价。

男孩子都有阉割恐惧,即担心如果他涉足于被禁止的性领域,他的生命或他的阴茎就会被年长者夺去。这种恐惧随时随地威胁着他,除非是在青春期仪式中以正式的象征性阉割将它驱除。此时不是割掉整个阴茎而是割掉一部分。正如所有的牺牲和奉献一样,这里也是以部分代表整体。

有关青春期仪式的这两种说法的确并不矛盾,两者都是毋庸置疑的,虽然一方强调的是威胁、压抑、补偿因素,另一方着重的是许可和抚慰的因素。我不同意赖克的说法:仅仅因为前者是无意识的而后者是自觉意识到的,就认为前者比后者重要得多。

莫尼-克尔(Money-Kyrle)提到过一些较为复杂的仪式,在这些仪式中,割包皮或拔牙是在一棵树洞中隐蔽进行的。他引用弗雷泽的观点是:这种仪式最初的意图可能是使被割除包皮的人获得再生的保证,而他自己所作的精神分析推论则认为切除包皮可以用来缓和对死亡的神经质恐惧。

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这种伤害即便其自觉意图是为了驱除对死亡的恐惧并借此保证再生的希望,它也仍然是一种代替性的牺牲。它作为自我阉割而被超我接受——否则超我就会要求自我阉割。此外,由于外在的灵魂和祖先的灵魂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同一关系,因而从一种观点看来,隐藏在树中切除包皮可以被认为是为了奉献给祖先的灵魂,而这种灵魂本身又不过是超我的投射。因此我们不妨将这种牺牲与返回子宮的哑剧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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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25 07:5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一章 自我伤害5

三、精神病患者的自我伤害

原始土著的这些广泛思考也许显得十分遥远,但从对野蛮人行为的考察转向对疯狂者行为的考察,却不过是一步之遥,而这正是我们下面的主题。野蛮人和疯狂者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无视文明的要求,无视这种要求对人的原始倾向的极大限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所说的疯狂不过是一种退化,即退行到原始状态而无法考虑文明的限制。

在精神病患者的许多行为方式中,自我伤害虽非最常见的一种但却是相当典型的一种。其所以典型是因为它显然没有意义或只能以全然非理性无逻辑的说法加以辩解。伤害的类型虽然有所不同,但一般都倾向于伤害得十分显眼、伤害得血迹斑斑和痛苦不堪而不是伤害得十分严重(从生命的角度看)。正像我们将要看见的那样,这种作法很可能出于一个非常确定的理由。自我伤害既然见之于大多数主要的精神病(麻木症、躁狂症、忧郁症、精神分裂症、癫痫性精神病、谵妄症)中,因此显然与疾病的临床形式没有固定的关联,而是一种更为普遍一般的倾向的表现。让我们援引一个实例来作专门的考察。

一个二十岁的男孩子从战争中归来后,发现与他订婚的那个姑娘已经与另一个男人结婚。这种诱发因素导致了急性精神分裂症的发作,伴随着种种妄想、幻觉和奇怪的举止。病经过几次复发后转成慢性,需要继续住院洽疗。从护理的角度看他是一个极其难以对付的病人,因为他总是不断地企图伤害自己。例如,他曾把丝线紧紧地拴在自己脚趾头以便使它发生坏疽;他也曾偷偷溜到沉重的门后面,趁医生护士开关门时把手指头插入门缝以便将它压扁。他好几次从护士的制服上拔下別针企图以此刺入自己的眼球。他可以用自己的腿和另一只手使劲掰自己的手指头以致竟撕开了手指间的蹼肉。他也可以用大拇指和指甲掐下自己耳朵上的一块肉。他经常从床上头朝下地跃下到地上,就像惟恐砸不烂头盖骨似的。有一次他把好几根大芹菜茎深深插入自己的喉管,当人们发现时,他已几乎窒息而死。


在这个例子中,典型的精神病自我伤害中所有的攻击性倾向似乎都已反射到攻击者本人身上。除非病人告诉我们(而他并没有这样做),否则我们即只能猜测这些攻击倾向最初是指向谁的。显然,它们最初是指向某个表面上爱而无意识中却十分仇恨的外在对象的。

我之所以援引这一病例(尽管它并不完整)是基于几点理由。首先,它生动地再现了某些不同的精神病自我伤害。其次,它证明了完全没有真正想死的愿望存在。任何决心自杀的人,只消用这病人所作努力的千分之一就能成功地杀死自己,而这病人在十年之后却仍然活着。第三,这里有变相的证据证明性欲因素的存在。我们还记得他的精神病是由于恋爱受挫折而诱发的,此外,他对自己的许多攻击行为也都具有性象征的特点。

第四点理由(也是决定性的理由)在于:他不像那个砍掉自己右臂的人那样有其惟一的和特殊的攻击对象。他对自己的攻击是多次的,而且没有明确的部位。那个人有自己罪孽的手臂,他用它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因此砍下这只手臂乃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事情。但这个病人却攻击自己的全身,这就动摇了我们的假定,即对身体某特殊部位或器官的攻击必有其特殊的原因,正是这原因导致他选择它作为自我毁灭的对象或焦点。很可能,在所有的病例中都有某些条件即某些特殊的经验,这些经验或以实际的方式或以象征的方式涉及身体的某一部位,从而帮助选择其攻击的对象。

例如,在我前面引用过的一个例子中,病人狂暴地攻击自己的头发而不知其所以然,后来却回忆起在童年时代他曾有过漂亮的头发,而这正是他比他所嫉妒的兄弟优胜的惟一理由。然而,尽管他头发长得比兄弟好,父母和几乎所有的人却仍然偏爱他的兄弟。这样病人便觉得徒有满头秀发,却丝毫也不能帮助自己赢得外界的宠爱。甚至可以说,他觉得仿佛是这头发使他居于人下,因为它不但没有为他贏得朋友,相反,他父亲正是抓住这茂密的头发来管教他、痛打他(往往由于他虐待自己嫉妒的弟弟)。因此,基于他童年时代的思维方式,他完全有充分的理由憎恨迁怒于自己的头发(以这种方式将身体的某一部位人格化,乃是原始人“前逻辑”思维的一大特征)。

同样,如果我们占有完整的材料(这类例子并不少见),我们也可以证明:病人之所以攻击自己的耳朵,是因为童年时代有过一种不愉快的听觉经验;或者,如果病人蓄意伤害自己的眼睛,乃是因为某种视觉震惊使他感到自己的眼睛该受惩罚。这情形就好像他认为:“我的眼睛应对此负责,因为它让我看见了如此可怕的不该看到的事情。”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认为偷看裸体女人眼睛要瞎的原因。这里行使惩罚的乃是上帝。

然而我们仍然没有回答这个孩子为什么不加区别地攻击自己身体所有部位的问题。他不可能仅仅根据经验而嫉恨自己身体的不同部位。我们由此得出结论:一定还要另一种因素支配着对身体部位的选择。这一因素涉及的不是身体各部位的实际意义而是它的象征意义。病人对自己身体所作的不加区别的攻击实际上并非那么不分青红皂白。它们涉及的身体部位和器官,根据我们的经验,往往象征性地代表着性器官。的确,从临床的研究看,所有企图割除自己身体部位的行动,都替换性地和象征性地代表着企图剥夺自己性欲的努力,也就是说是割除或伤害某个象征生殖器的器官。正像我们看见的那样,斯柯普茨教徒和其他人实际上是直截了当地这样做而并不寻求象征的方法,而且我们马上就会看见,许多精神病人也同样会这样做。

但在我们开始考察这些例证之前,先让我们对上述思想(即在无意识中,身体的各部位都可以代表生殖器)略作进一步的讨论。这一点我们在医病中看得最清楚,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再作讨论,但同时我们也从所谓“恋物癖"(fetishism)中看到这一点。在“恋物癖”中,被爱的人的整个人格、身体、面孔甚至生殖器对病人说来都不具有性的兴趣,只有身体的某个孤立的部位(这个部位绝不是生殖器)才对他具有性的兴趣。使这些人产生性兴奋并得到最后满足的,是爱抚或默想爱人的脚、脚趾、手指、耳朵、头发;有时候这些东西甚至根本不是爱人身体的一部分,而是某种属于爱人的东西如一只鞋、一件衣服等。一旦对这些病人进行精神分析,也就是说,一旦他们开始彻底追溯这些事物的心理联系,追溯他们自己并不知道的这些关联,他们就会使自己也使我们看到:他们无意识中是把这些部位用来代替了身体的某一部位,而这一部位是他们受到压抑不敢坦率承认的。

这种以一个器官代替另一个器宫的无意识象征性替换并作仅仅局限于癔病患者或恋物癖患者。我们都有这种倾向,只不过在他们身上更明显罢了。我的一位朋友几年以前曾观察过一个男孩子,并记录了他以头发代替更受社会禁忌的器官的事例。这孩子因包皮过紧而有轻微的炎症,因此在两岁半的时候被送到外科医生那里做了手术。手术过程中这孩子一直表现很好,医生表扬了他并给了他一块糖。就在孩子穿好衣服向医生说再见的时候,医生却开玩笑地说:小家伙这次是个很好的乖孩子,但下次若不听话,就要“用这家伙把它连根剪下来”。说着晃动了一下手中的大剪刀。医生和蔼地笑着,但这孩子却扑到父亲身上恐惧地大哭起来——“在我怀中不安地颤抖和哭泣。”父母竭力以各种方式安慰这孩子,说医生不过是在开玩笑,渐渐地,孩子似乎忘记了这段插曲。一年以后,这孩子只要局部洗一下阴茎就很容易发生轻微炎症;在这种时候他总是自动地联想并讲述—年前与外科医生的那段经历。他兴奋地并且相当精确地回忆起所有并不重要的细节,提到许多父母都已忘记的项目,但对最后那段插曲,对有关剪刀的那个玩笑却只字不提。他父亲问他是否还记得别的事情,那医生是否还说过些什么,以为这样或可帮助他驱除那痛苦的印象,但孩子对此没有反应。“难道你不记得他说过的笑话吗?”——孩子仍然没有反应。“他不是有一把剪刀吗?”——孩子大笑起来,“啊,是的,他有一把剪刀,他还拿剪刀说了一个笑话。”

但不管他父亲如何诱导,他始终记不起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笑话。最后,他父亲问他,医生是否说过要用剪刀剪掉什么。于是这孩子马上兴奋地叫起来,“啊,对了,我记起来了,他说他要剪掉我的头发。”

这件事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一个孩子是怎样用一个虚假的笑话来取代和压抑一件痛苦的事情的。孩子表现出来的愉快、兴奋和笑声都旨在否认和防范那呼之欲出的焦虑,一旦他回忆起这焦虑的最初来源,焦虑就会进入到意识之中。

同样有趣的是这孩子选择头发作为医生威胁要割掉的器官的象征。这孩子还能笑出声来是因为即使头发被剪掉,那也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那不会危及他的生命而且还可以再长出来。

现在我们可以看见,甚至在那个因头发出卖了他而拔掉自己头发的孩子那里,也很可能存在着一种伪装,从而支配他那种行为的,不仅是兄弟之间的不愉快经历,而且也还有对于性生活的联想。

现在让我们考察某些精神病患者为什么不借助象征手段来惩罚自己的生殖器,而是以自我阉割的方式直接地伤害自己。

N.D.C.刘易斯曾详细报告过许多这样的病例,此外还有许多不那么完整的报告也对我们有用,从中我们可以选择出一些典型的病例。下面这个病例是刘易斯医师根据圣•伊丽莎白医院的记录所作的报告。关于这病人早年的生活我们知之甚少。当他被送进医院时,最初他十分抑郁、冷漠,身上很脏且不合作,只吃很少的一点东西。他不回答任何问题,只是不连贯地自言自语。他闭目静坐,眼睑颤动,脸上现出愚蠢的笑容。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状。

一年以后,他仍然不爱整洁,难以接近,但却变得非常富于破坏性。他不断地重复着骂人的话。有时候他显得十分亢奋,走来走去地骂人。他开始打人,有时候遇到他人的报复。他打碎窗户,大声闹嚷。此后一两年间,他的活跃和好斗有增无减。他养成一种在房间里摔打自己的习惯,其目的显然是要弄伤自己,而且有时的确能够奏效。他甚至向看护投掷椅子,以致最后不得不把他转移到一间上锁的病房。但即使在那里他也仍然以种种方式伤害自己,以致不得不把他捆绑起来。他咬自己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把下嘴唇咬烂直到需要用外科手术来修补。最后,尽管对他严加看管,他还是用手指甲撕开自己的阴襄将睾丸取了出来。

从这一病例中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尽管我们尚不知道这种自我毁灭的动机是什么,但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看见破坏性倾向是怎样先指向外部,尔后又指向内部,指向身体的各部位各器官并最后指向自己的生殖器。

另一病例则提供了更多的动机。一位三十岁的海军军官(已婚),由于以往有虐待自己和试图自杀的行为而被送进医院。人院时他显得安静、整洁、轻度抑郁。

这位病人的父亲有很强的宗教倾向,但却很难相处,他在病人很小的时候就抛弃家庭独自出走。病人的母亲不得不拼命工作以撑持家庭;病人本人也小小年纪就不得不出外工作。但尽管如此,他却断断续续地获得了很好的教育。他加入了海军,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下级官阶。在入院前一年,他发现自己老是担心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好,并向自己的刖友询问,他们有没有发现他工作做得不好。此以后,他渐渐变得抑郁消沉。

接着,他开始听到各种奇怪的声音,并认为这是他的舰友在说他的坏话——说他有乖僻反常的行为,有同性恋行为(有这种恐惧和幻觉的人很少有公开的同性恋行为,而是像正常人那样,恐惧地担心自己会不会真是同性恋者——只不过程度比正常人更厉害)。最后,他走进浴室,用剃刀切掉了自己的阴茎。

当事后问及此事时,病人说他当时十分困惑,糊里糊涂地不知道自己所干的事情。然而他似乎对此既不在乎也不后悔。事后他从甲板上跳入海中,但又顺着锚链爬上甲板。他承认,淹死的想法经常迷惑和吸引着他。

检查结果表明:他至今仍有各种幻听——仿佛听见有许多声音在告诉他去做种种奇怪的事情,并对他所做的一切进行评判。他闹不清楚自己怎么会是同性恋者,因为他从未有过同性恋行为,而是很早就开始了他的异性恋生活。除了他给自己造成的伤残外,他的身体状况很好,智力也在中等水平以上。

此后,病人宣称他已“准备好作出最高的牺牲”(自杀)并写下一张字条说:“我是一个怪物,并将受到应得的惩罚。”他变得越来越躁动不安而且往往表现出与病人和看护殴打的冲动。

还可以引证许多这样的例证,但以上的例证已足以给我们提供一幅十分确切的完整画面。这些人一开始往往是十分温和十分虔诚的病人,到后来却变得越来越富于攻击性;先是对外界的攻击性,然后是对内部的攻击性。所有这些病人都强调其与性有关的罪孽感。这些性罪感,有时候涉及女性,有时候涉及男性(同性恋),有时候则涉及自慰(手淫)。在所有这些病例中,性欲均被等同于生殖器。由于这些病人都是精神症病人,因而合乎他们那种直接的不假掩饰的做法乃是去掉自己身体的这一造成罪孽的器官。

然而我们却不应忽视另一个因素。一个因自觉的同性恋冲动或不自觉的同性恋冲动而对自己的性器官产生罪孽感的人,一旦切除自己的生殖器,他就同时实现了两种目标。他一方面惩罚了自己,但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却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一个无阴茎的、消极被动的、在解剖上堪与女性相比较的人。通过这种解剖上的认同,但实际上更加趋近干同性恋。他因自己的同性恋愿望而感到罪孽,通过阉割自己,似乎是惩罚、补偿并打消了这种同性恋欲望,但事实上他只不过是使自己在同性恋行为中不能成为积极主动的角色而已,这并不妨碍,甚至更能使他成为那消极被动的角色。

这就使我们得以作出这样的结论:精神病患者的自我伤害也如同神经症患者的自我伤害一样,在这种症状中,性欲的目标和自我惩罚的目标是同时实现的。这就仿佛是在其内在本能和压抑机制之间所进行的一场讨价还价,而最后的结果作为双方的一种妥协,显然不能为任何正常的自我(ego)所接受而只能为一种严重病态和极其软弱的自我所接受。在这种症状和结果能够有效地发挥其作用的范围内,随之而来的乃是病人处于相对的宁静。因此,这种自我伤害乃是一种自我治疗的努力,或至少是一种自我保存的努力。这就在这种奇怪而矛盾的行为中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条线索:局部的自我伤害乃是为避免彻底自杀而采取的局部自杀的一种特殊形式。

但是在精神病患者的自我伤害中,这种所谓的自我治疗,乃是极其软弱无效的自我治疗。它类似于狂热派教徒所作的自我伤害,而不同于神经症患者和那些更为人们所熟悉的宗教仪式中的自我伤害。其不同主要在于:精神病患者几乎完全无视现实,精神病患者的自我(ego)在这场交易中事实上根本没有从良心那一方讨到任何好处。它牺牲了一切,却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惟一得到的只有惩罚和扮演消极被动角色的权利。它放弃了一切积极的目标。神经症患者也通过牺牲式的自我阉割来惩罚自己,但这种阉割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阉割,并不是真正的阉割。更何况,神经症患者以此为手段是希望获得某些有实际价值的积极满足。因此,这种自我伤害具有机会主义的,甚至不妨说是预先防御的目的和性质。然而精神病患者的自我伤害却不同,它根本不考虑其现实利益就随便地交出或放弃了他的生殖器,要不然就是以极高的象征性替换物作为代价,例如挖掉自己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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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26 06:56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一章 自我伤害6

四、器质性疾病中的自我伤害

据报告,患身体疾病的病人也偶尔有严重的自我伤害行为,尽管这些病人并未显示出精神疾病的其他症状和指标。这些病人在理论上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他们似乎表明:自我毁灭的冲动可以作为大脑器质性损伤的后果而被释放出来。我们将要看到:其心理模式与前面考察过的自我伤害形式并无实质上的不同。

古德哈特(Goodhart)和萨维茨基(Savitsky)曾报告过这样一个病例:一个十六岁的女中学生在八岁时曾发作过类似流行性脑炎一类的疾病。尽管在急性期一年后便告痊愈,但此后却逐渐表现为一种慢性的嗜睡和左侧帕金森氏病。此外,她在十三岁时显示出人格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攻击性行为。她说谎,发脾气,撕烂衣服,殴打母亲或姊妹,打碎家中的窗户。在一阵爆发之后她总是后悔不迭地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控制不了自己。”

就在这段时期,她开始经常把自己锁在浴室里。有一次把自己锁起来后,隔了一会儿再出来时满嘴是血,原来她已拔掉口中的一颗牙齿。她说她“身不由己地要拔掉那颗牙齿”。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做,直到最后只剩下九颗牙齿,而这九颗牙齿后来也因为感染发炎而被牙科医生替她拔掉。

十六岁的时候,她因为右眼有些红肿而被收进一家医院住院治疗。就在入院的当天晚上,护士发现她把自己的右眼珠掏出来拿在手中。她坚持说这眼珠是在睡觉时自己掉出来的。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护士的问题,表明她神志清醒智力正常。她不诉说自己的痛苦。护士形容她当时的情形是:“她似乎一切正常,只是对自己的眼睛显得过于冷漠和满不在乎;她看上去一点也没有激动不安的表示。”

第二天早晨,护士再次发现:她又把自己的左眼挖了出来。这一次她同样不诉苦不叫痛,而且同样没有任何情绪上的躁动不安。一位精神病医生给她作了检查,发现她并无任何异常,只是回忆不起她对自己进行伤害时的详细经过。


此后她又对自己进行其他方式的自我伤害,声称有一种奇怪的力量在左右着她,迫使她不能不做这种“可怕的事情”;但她显然极不情愿深究和讨论是一种什么力量在迫使她做这些可怕的事情。最后有一天她终于承认她没有说老实话,她并非对眼珠掉出来的事全然不知是什么原因,她承认是她自己用手指抠出来的。

从科恩(Conn)所报告的另一病例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自我伤害的心理因素。这是一个年轻女人,她在二十一岁时突然开始诉说自己颈背有一种剧痛,尔后则放射到背上。这痛是如此厉害,以致她往往痛得乱叫。这痛持续不减,两个月后,她好几次出现幻视和幻听,在这些幻觉中,病人看见那些不在眼前的亲人,听见他们厉声指责她不该手淫。

大约六星期后,虽然用了许多药,但疼痛仍未减轻,这样她在一天夜里起来,利用病床的弹簧做工具,将自己左手和右手骨头全都弄断。除此之外,第二天晚上,她还将左脚趾弄断,并使两只大拇指脱位。她对此所作的解释是:这样做可以缓解她背上的剧痛。当她母亲第二天早晨走进病房,看见她那弄伤了的、血淋淋的双手——病人以一种“快乐的方式”把这手给她母亲看——时,母亲立刻晕倒过去。

在这次伤害之后约六个月,她被送往一家很好的医院,做了一次仔细的检察。这次检查结果表明:除受伤的手以外一切正常,她在医生面前“举止得当,乐于展示其断臂并乐于讲述自己的疾病,并详细地讲述自己是如何弄断自己手指的”。然而此后,她却不停地抓自己的耳朵,直到露出软骨,而且还威胁医生说,她要再次弄断自己的手指。

在住院期间所作的精神检查过程中,医生问她:当她折断自己手指时,她心里想的是什么。她回答说:“我必须看见血。我希望看见血流出来。我不希望让血冲上我的脑袋,我已经不来月经了,我不能让血冲上脑袋使我疯狂。”

作者还披露了其家族的历史:病人是一个大家族中的子女,她是最大的女儿,上面有两个哥哥。她在某办公室工作了四年之久,那里的人形容她“冷静、高贵、威严往往能快刀斩乱麻地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

家庭中对待性的态度是十分严厉的;她自诉从未受过任何性教育性指导,也从未在家中听见讨论性问题。当第一次来月经时,她被吓得半死。她十五岁开始手淫,伴随着强烈的自我谴责并担心自己会“神经失常”。她觉得自己的行为一旦被家人发觉,就会被家人逐出门去;她觉得自己使家庭蒙受了可怕的耻辱。尽管如此,她却继续手淫,直到二十一岁时对自己进行自我伤害时为止。

科恩指出:这女孩因手淫而生的罪孽感、她对神经失常的恐惧、她担心自己不来月经和希望看见血的心理(仿佛看见了血就可以使她放心:自己并没有因手淫而生理失调或怀孕),加上她在幻觉中听见种种声音谴责她不该手淫等等,所有这些,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最后一点(幻觉中的谴责)乃是整个问题的核心,是她的罪孽感的中心和主题。自我伤害后的那种缓解感、在向母亲展示流血的手时那种骄傲,以及后来向他人展示自己伤痕累累的手时那种得意和自豪(内疚与惩罚),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解释。

在这一病例中:自由联想、记忆、强迫行为,以及富于洞察力的精神病医生的精明观察,所有这些眹系起来,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它恰恰集中地表现了我们在其他例子中发现的自我摧残的心理机制。这就是:来自手淫的罪孽感,对惩罚的恐惧,因而需要一种讨好的惩罚或替换的惩罚,这种惩罚是自己加给自己的,并能“愉快而骄傲地”展示给世人看(在这里首先是展示给代表超我的母亲看)。

作者指出:这种综合症可以是,也可以不必是一种传染性疾病,但如果假定它是一种传染性疾病,那它也仅仅是释放出原先禁抑在无意识中的自我摧残倾向而已。

在几年前所作的一项研究中,我曾试图说明:当精神病由传染性疾病诱发的时候,会发生一种有趣的、值得比较的现象。器质性疾病的后果,仿佛是释放出某些无意识倾向;这些无意识倾向原先是靠最大的努力才压抑的,而压抑机制仿佛再也受不了任何一点由身体疾病外加的额外负担,由此才释放出这些无意识倾向。这就促使我们去考虑身体疾病在此中究竟起一种什么作用,但对此我们暂时可不作讨论。我们可以十拿九稳地说:这种由器质性大脑疾病引发或同时伴随出现的自我摧残自我伤害,在心理机制心理结构上与我们前此讨论过的精神病、神经症和宗教仪式中的自我摧残自我伤害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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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27 07:5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一章 自我伤害7

五、风俗习惯中的自我伤害

有一些自我伤害的方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为我们所司空见惯,以致我们很难把它们与野蛮人的、精神病人的、神经症患者和其他人的更为极端的自我伤害联系起来考虑。的确,只有当我们认为某人是精神病人一类的人时,我们才认为他的行为是一种自我摧残。然而事实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出于对风俗习惯的一种顺从(如果不是出自更深的无意识需要的话),而以这种那种方式自我伤害即割去身体的某部分(例如剪指甲)。这种习俗化了的自我伤害,其好处是如此明显,以致我们很难追踪其原始动机。尽管如此,根据我们对咬指甲行为的考察,根据我们对有关手爪和牙齿的无意识法则的认识,我们仍然不可避免地会怀疑到:修剪指甲的习惯还有其无意识的动因,而这种动因是与文明对某些倾向的限制分不开的。人们不妨说:修剪指甲这种文明人的行为,很可能不仅意味着放弃让这些指爪派上用场的原始倾向,而且还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即防备自己屈服于这种野蛮倾向的诱惑。但尽管如此,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无论我们怎样防范,我们还是不能杜绝使用自己手爪进行攻击的原始倾向。

文明人习俗化了的自我伤害在头发上最明显地表现出来。理(剃)发这种行为可以视为有意去掉身体的一部分(自我伤害)。这里,社会的美学价值似乎远大于个人的主观价值,但这并不能制止我们去考虑其潜在的无意识主观价值,以及为什么社会价值会变得如此之大。

理发在历史上的意义,有时能使我们明白:这种看似无意的行为至少在过去是与某些深层意义有关的。例如,古埃及的行路人就一直不剃自己的头发,直到他们到达最后的目的地,才剃去头发以谢神恩。希腊青年在长成男子汉后,削去自己的头发投入当地的河流之中。阿喀琉斯就一直不剃自己的头发,因为他的父亲曾发誓说,如果他儿子能从战争中平安归来,就把这头发献给斯珀尔切尤斯河。在阿拉伯和叙利亚,削发作为青春期仪式是一种风俗。古罗马也有这种风俗,在那里,削下的头发是献给某些保护神的。据说罗马皇帝尼禄(Nero)曾将他的胡须献给大神朱庇特。俄瑞斯特斯曾将自己的头发奉献于父亲的陵墓上,这在当时,似乎是悲悼者的一种普遍行为。罗马水手所许的愿中最大的愿是将自己的头发献给海神。古希伯来的虔信者都宣誓将自己的头发留起来;此后则在神殿的门前剃下头发,作为牺牲和供奉焚烧。在宗教节日里一般都严格禁止剪头发剪指甲。在上述许多情形下,一绺头发往往被视为整个人的替代。


美洲印第安人也像希腊人一样,把头发视为生命所在。留在头顶上的头发被视为生命的象征,轻轻触摸这头发一下,就会被认为是一种严重的侮辱。坡尼印第安人(PawneeIndian)剃去所有的头发,只在头顶上留下一络,并用脂肪、油漆将它弄硬和卷成像一只牛角。其他一些部落则用标志成就和荣誉的装饰物来装饰头发。

不同等级的人往往剪不同的发式,奴隶被剃成光头以与自由民相对照相区别。在法兰克人中间,只有国王才能留长发。

在印度和古代条顿人中间,削发是对通奸的一种惩罚;而在亚述与巴比伦,则被作为对其他冒犯行为的惩罚(可与剃去犯人的头发以区别于遵纪守法的公民的古老风俗相比较)。秘鲁女人不是跳进丈夫的火葬堆以身相殉,而是割下自己的头发丢进火葬堆——这是以局部“自杀”代替自杀的一个明显例子。

毛发也可以表示性欲的成熟和强盛,人们通常即认为胸毛多的人性欲强,奥尼尔的《毛猿》《圣经》中参孙的故事等都说明了这一主题。此外,假发生意的兴旺发达,妇女和男人因某种颜色的头发而感到骄傲自豪,因脱发和秃掉而感到无地自容,都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精神病医生所熟悉的一些极端的和典型的例子,能够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所有这些不太显著地存在于我们身上的倾向,都能在那些不幸的病态者身上过分地表现和强调出来。例如,在所谓“恋发癖”病人身上,最强烈的快感就与身体这一孤立的部分联系在一起。这种人满足于欣赏或爱抚他所爱的人的头发,更为典型的是,他们将自己的全部欲望都转移到对方的头发上并希望占有这头发。他们往往从对方身上剪下毛发,并从这一行为中获得极大的快感,完全满足于获得并占有这毛发而不期望占有被爱者本人。所有城市中的警察都熟悉这些“窃发者”或“快剪刀”,他们往往从陌生人身后偷偷剪下别人的头发。

一位精神分析医生曾报告过这样一个病例。病例中的这个病人在很小的时候就从编理母亲的头发中获得极大的快感,这似乎是决定他此后一生都对他人的头发有一种病态兴趣的主要原因。看见自己小时候的玩伴剪了头发,会给他带来极大的兴奋和喜悦。当他长大以后,他开始频繁地去理发店,每一次都在那里体验到极度的性兴奋。

—般人很难觉察到理发过程中的性兴奋和性满足,但这是因为头发的性价值早已在文明的进程中被冲淡被掩盖了的缘故。神经症患者和精神病患者撕去了这些伪装和掩盖,暴露出这种原始感情,从而虽然使他们的处境十分尴尬,但却使我们受到启发和教益。

罗伯特•赖特医生研究过一个与此有些类似但却更为明显的病例,他慷慨地为我提供了以下的资料。这个病例中的年轻人在十四岁第一次刮脸的时候就体验到性兴奋,尔后每次刮脸都体验到同样的激动。他早上四点起床,其目的乃是为了在父亲六点钟起床之前,独自占据浴室两小时。在这两小时中,他非常郑重其事,像举行隆重仪式一样地剃去自己的胡子。其中有一项程序是把一种很热的东西敷到脸上,然后等它冷却后再把它连胡须一起扯下来,这当然是很痛的。与此同时病人又用指甲抬自己的胡须桩,希望将它们连根拔出。这就导致了粉刺,又因为要将胺挤出来,遂使情形更趋严重,变成一种慢性的皮肤病。这样,当这年轻人在二十一岁前来就诊时,他的脸已满是疙瘩疱块。

这一病例之所以特别有趣,不仅因为它揭示出与刮脸相伴随的性内涵,而且因为它揭示了此病人是如何同时利用习俗化的自我伤害和神经症的自我伤害方式(用指甲抠挖胡须桩)。这两种方式显然都对此病人有同样的重要意义。

稍微观察和思考一下男人和女人在理发店的理发(或烫发)仪式,即不难看出:即使在正常人中间,理发的意义也并未完全被伪装掩盖。许多女人和一些男人在不同的理发师的手艺中所获得的极大满足、在理发店或烫发室中的闲聊和欢乐气氛、男人给女人理发或女人给男人理发时的那种景象,所有这些都足以向读者表明,直到今天,烫发和理发仍然保持着许多无意识的性爱价值。剪去头发意味着对自己的强力的部分否定(例如在参孙和妓女大利拉的故事中),这是牺牲其原始倾向以迎合文明的需要。有人曾说:剃刀使用的程度标志着文明的程度。

我们知道:这种部分的否定是为了最终获得更大的成功。一个不剪头发不剃胡须的男子固然可以证明自己的男性强力,但在现代社会中却很难贏得女性的青睐。因此当他剃去头发胡须时,他的确可说是吃小亏占大便宜。

再一个证据就是中国人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剪掉辫子,这一延续了几世纪之久的古老风俗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便被完全废除。这再次表明希望被文明所接受而不惜牺牲其男性强力的象征。

斯通医生曾对我提到:头发和生殖器的密切关联可以用来解释古代正统犹太人何以不仅要实行包皮切除,而且要禁止理发。这里,头发的保留仿佛是为了平衡和补偿生殖器上失去的那一部分。我对犹太法典的指令和仪式不太熟悉,不知道这一论点是否能从原始禁令的外在实施上得到进一步的支持。

我们从正常人身上发现的那些自我伤害方式,其显著特征之一,就在于它们是可以再生的。头发和指甲去掉了可以再长出来。事实上,女人在考虑剪发时,就常常想,如果式样剪得不好,反正可以让它再长出来。有时候,这种剪了又长的过程一而再、再而三地按照个人的心理模式和发式的改变不断地重复。

风俗习惯中的自我伤害很少有疼痛或痛苦,这使它与我们所描述过的其他形式的自我伤害完全不同。正常人能够欣然接受快感而不感到自责或内疚,因而也就不需要像神经症和精神病患者那样以自我惩罚来作为救赎和补尝。最后,这些习俗化了的自我伤害方式正因为符合传统和习俗,所以不同于其他形式的自我伤害。其他形式的自我伤害大都含有展示和暴露的倾向,并且往往使当事人受到他人的嘲笑或怜悯,至少也会使他们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总结

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本章中所提出的论据和材料,以说明自我伤害的动机并回答在开篇时提出的一些问题。

我们看到,自我伤害可以见之于各种不同的情形,包括精神病、神经症、宗教仪式、社会习俗,偶尔也作为一种行为上的症状见之于某些器质性疾病。从所有这些有代表性的例子里,我们可以发现某些具有一致性和共同性的动机。

显然,自我伤害是通过去掉或伤害身体的某一部位,借以放弃或牺牲其积极主动的“男性”角色。尽管我们尚没有大量的心理学证据来证明一切自我伤害的原型乃是自我阉割,但我们却有充分的理由从我们的材料中作出这种推论。在我们的材料中,我们频繁地发现未经掩饰和伪装的自我阉割;而在另一些例子中,尽管身体的另一部位或另一器官成了攻击、联想、幻想、类比的对象,但仍然清楚地显示出:这一替换性的部位或器官,实际上在无意识中代表着生殖器。正像我们看见的那样,这既可以是男性生殖器也可以是女性生殖器,但却具有与男性生殖器相关联的积极主动的意义。牺牲生殖器或牺牲其替代物,似乎旨在满足某些性欲的或攻击性的渴望,而与此同时也通过自我伤害来满足自我惩罚的需要。

自我伤害中的攻击因素既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自我伤害行为可以指向一个内投的对象(例如在那个因为憎恨别人而砍掉自己手臂的病例中),这一情形往往被简化为我们熟悉的说法——“害己以害人”(cutting off one’s nose to spite one’s face.)①。被动的攻击力式则更为显著,因为它所指向的是现实的对象而不是虚幻的或遥远的对象;咬指甲的孩子的挑衅行为,以及那些故意激怒其朋友和医生的装病者的挑衅行为,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①这一成语通常译为“跟自己过不去”,但按作者的理解,跟自己过不去归根到底是跟他人过不去,所以此处暂译为“害己以害人”。——译注】

通过放弃主动角色扮演被动角色来获得性满足,这种做法,部分取决于每个人身上天生固有的双性倾向以及男人无意识中对女性的羡慕和嫉妒。然而,在性本能中也还有这样一种倾向,即通过使攻击性、破坏性倾向性欲化,来充分利用这种交易,利用攻击性、破坏性倾向的粗陋表现造成的后果。因此,自我伤害中的性满足既是原发的也是继发的。

最后,在自我伤害中也还存在着自我惩罚,因而自我伤害具有双重性质。它一方面通过所作的牺牲来补偿和邀宠于过去的攻击性行为和愿望;另一方面又事先提供一种保护,仿佛经由事先的惩罚和偿付,就可以进一步沉溺于其中。在后一种情况下,自我伤害通过牺牲其攻击性器官,保证了个人能够避免主动的攻击及其所造成的后果。

我们的材料尚不容我们详细论述那产生罪孽感的攻击幻想的性质;我们只能说:这些幻想与最初指向父母和兄弟姊妹的阉割幻想和伤害幻想有关。从许多精神分析家的著作中我们知道:这些幻想通常与俄狄浦斯情结有关,它们来源于渴望杀死或阉割父亲并占有母亲的愿望,来源于希望杀死或伤害母亲(因为她“不忠实”地偏爱父亲或其他子女)的愿望。

从这一总结中可以看出,自我伤害是:(1)受超我援助的攻击性、破坏性冲动与(2)生存意志和爱的意愿之间进行的冲突的最后结果,经由这一结果,局部的自我摧残一方面满足了那不可抵抗的冲动,与此同时又避免了前逻辑的推论和预先想象的后果。自我伤害的现实价值有极大的不同;然而在所有情况下,其象征价值都是一样的。以一种造成最小的现实后果的象征性自我伤害,来满足种种心理需要(例如在社会化了的自我伤害方式如修指甲剪头发中),这不妨说是一种十分有用的策略和手段。但在那些现实感薄弱、良心要求过分专横的人身上,这一策略可以导致严重的自我摧残。

总之,在任何情况下,尽管自我伤害显然是一种淡化了的自杀,实际上它却是为了避免彻底毁灭(即自杀)的一种妥协形式。在这一意义上,自我伤害乃是生命本能战胜死亡本能的一个胜利,尽管有时候,这一胜利付出的代价极其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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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28 07:2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二章  装病

医生出于其职业上的目的而竭尽全力地缓和病人的痛苦,治愈他们的疾病,因此,当他们面对自我伤害这种矛盾反常的行为时,常常目瞪口呆,大惑不解。由于不能从中发现任何物质的好处,加之不熟悉我们在前一章中描述的无意识心理满足,所以他们倾向于把自我伤害的行为看成是“神经失常”的证据。但一旦发现病人是在利用自我伤害以获得明显的好处时,医生的态度就立即从困惑转变为义愤。几个世纪以来,装病的行为一直使临床医生们困惑和气愤。

当然,并非一切装病行为都采取自我伤害的方式,但如果我们拿自我伤害的装病行为与其他形式的自我伤害作比较,我们即不难看出其奇怪的心理。我们把装病视为自我摧残的一种方式,而不考虑其明显的附带好处和收获。

长期以来,在医生心目中,装病者和神经症患者并无明显的区别和清晰的界限;或许今天仍有许多人把神经症患者视为故意装病的人。


如果一个神经症患者自觉地通过自己的病来获得某些附带的好处,那么他当然是一个装病者。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也应该得到装病者应得的耻辱。弗洛伊德在少女杜拉的病历报告中讨论过这一问题。杜拉对她父亲作过严厉的谴责,指出他是在装病,借口自己患肺结核,来为自己与一女人(既是他的护士又是他的情妇)的旅行辩解。弗洛伊德指出,杜拉的这一谴责虽然是对的,但实际上却出自杜拉本人的良心,并且更多地是一种自我谴责。这种自我谴责不仅针对杜拉本人先前所患的疾病——咳嗽、失语等,而且针对她近来所患的疾病。弗洛伊德指出:杜拉希望通过自己的病使父亲与他的情妇分开(她没有别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因此,杜拉也是一个装病的人。弗洛伊德说:“我坚信,一旦她父亲告诉她,为了她(杜拉)的健康他愿意牺牲K女士,她(杜拉)的病就会立刻痊愈。但是我要补充一句,我希望他(父亲)不要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她就会知道手中有一厉害的武器,今后一有机会,她绝不会放弃使用这种武器。”(众所周知,这正是许多神经症家庭鼓励其家庭成员采取的做法。)

弗洛伊德继续指出:那种认为療病患者可以通过某些大灾难获得洽愈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却忽视了对意识的东西和无意识的东西作心理上的区分。人们不妨说神经症中部分包含着一定程度的装病,即从病中得到一定数量的自觉意识到的附带的好处,但在另一些病例中,这种好处的数量却微乎其微。

在装病中还有另一种要素不同于其他种种形式的自我伤害,这就是公然暴露出攻击性目的。因为为了得到装病所能得到的好处,病人就必须欺骗医生和他人。这样他就发现自己必须反抗那些旨在治愈或拯救他的人,他的攻击性便从最初激起这种攻击性的人身上转移到完全无辜的医生身上。由于这太不公平而且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故这种攻击性往往激起医生的报复。

人们只消随便读一读医学文献中有关装病的记载即不难看出这一点。在这些记载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种明显的恼怒、气愤,是作者对其调查对象的深恶痛绝。

在这些内容广泛的专题论文中,例如,在琼斯和卢埃林的论文中,作者反复论述了装病者的道德偏差、他们的无赖和流氓行为、他们的卑鄙无耻等等。医学文献中有许多著作和文章,都把精力花费在如何区分恶意的欺骗和无意的欺骗上。作者们都认定:装病者的行为及其意图在道德上是不可饶恕的,而如果成功地隐匿了这些病的人为的起源,那就更加不可饶恕。这种道德上的定罪显然来自这样一种假设,即认为这种装病的惟一目的乃是为了获得物质上的好处。

说到装病行为的不可饶恕,科学家对此并不比对其他临床现象有更充分的理由产生道德上的义愤。医生当然有充分的资格去判断一种现象是否对社会有害,例如,他完全有理由隔离一个患天花的病人。但是判断一种疾病的道徳性却并不是医生的职能。例如,他并不打算谴责梅毒病人罪孽深重。科学家一旦对他的研究对象感到气愤,他的态度就不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那么,人们应该如何解释医生们在撰写这些文章和著作时的奇怪态度呢?

首先应看到的是,这种奇怪的态度来源于一种广泛的谬误,即假定自觉的有意识的动机可以视为人的一切行为的根源。特别是那些惯于与生理功能打交道的医生,他们很少对人的行为进行分析,所以最容易忽视这一问题。事实上,人的行为不能仅仅根据自觉意向来理解;只有当考虑到决定一种行为的无意识动机时,我们才能理解这一行为对行为者本人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其次,使人们感到恼怒的是这样一种原因,即医生虽然直觉地把握到装病者的无意识动机之一,却未能清楚地弄明白那是什么,而仅仅从情绪上对此作出反应。诚然,一个弄伤自己以便逃避责任或弄到钱的装病者,从老板和社会的角度看的确是不可饶恕的。这是一种反社会的攻击和行为,虽然它采取的是否弃自己的形式。但这并不足以解释医生的愤怒,因为医生非常熟悉和了解以疾病形式出现的许多反社会的攻击行为。真正的原因在于:装病也是对医生的一种攻击,是企图欺骗医生,迷惑医生,愚弄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在有关装病者的病案报告中,人们往往会注意到聪明的医生如何从高度地关心病人,

到困惑于病人伤口的日益恶化,到逐渐产生怀疑、愤怒,到最后揭穿病人把戏时而产生胜利的感觉。有些作者甚至写到,病人是如何地受到严厉的確责、尖锐的批判,受到开除或其他处罚。正是这些现象清楚地揭示出:医生们已直觉地领悟到病人的动机并不在于物质上的好处,而更多地在于一种想愚弄医生并借此受到相应的惩罚的无意识愿望。

同样的情形也往往清楚地见之于精神分析的治疗过程。病人往往视这种治疗为他与精神分析师之间的一场搏斗和竞争。这竞争可以是微妙的,也可以是公开的。我的一个病人就曾公然宣称:“你最后不得不屈服,而我绝不会屈服。”他显然清楚地认识到这既是一种防御,与此同时也是一种攻击的姿态。这些病人就像卡林•史蒂芬描述过的怀疑论者一样,他们总是宣称:“一两个例子并不能使我信服。”

与精神分析医生的这种竞争,往往采取这样一种特珠的方式:“不错,你也许是一个精明的、受人尊重的精神分析师,但现在我们俩可以说是棋逢对手,我绝不会让你占上风,绝不会让你治好我。”几乎所有的精神分析医生都熟悉下面这样的梦:一场垒球赛正在进行,一个酷似精神分析医生的投手有过很好的记录。他已打败了所有的投手,现在正面对着他(做梦的人)。做梦者走向垒球并打出漂亮的一击(他将放弃分析回家去)。或者,他走向本垒,打出一个又一个界外球,从而对方的投手虽有很好的记录,却不可能将他封杀出局,相反倒在这场竞争中累得精疲力尽。显然,在这个梦中,界外球乃是一种用来抵抗的谋略,病人以此拖延时间,使医生束手无策,最终失去耐心而被大大激怒。

据此我们可以冒险作出这样的假定:原初的装病行为,主要目的是作为一种挑衅性的攻击行为,也就是说,其本身只是一种很小的自我攻击,其目的是要从他人身上激起更大的攻击行为。在这一点上,它与弗洛伊德提出并由亚历山大加以完善的因罪孽感而犯罪的行为完全一样。

临床例证

既然装病出于摹仿,那就有许许多多的疾病形式可以假冒,但实际上总的说来只有两种不同形式:一种是以主观感觉宣称自己不能工作(例如病人坚持认为自己感到太虚弱不能工作),另一种则是由于明显的局部伤害(自己造成的)而被医生和外人认为不能工作。只有后一种才能用来说明局部的自我摧残。在此我将引述一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一位二十九岁的妇女,此人我曾见过一面,那是在与一位外科医生共同会诊的时候。这位外科医生确信她有颅骨骨折。她的枕头完全被血浸湿,她像是处在巨痛中那样扭曲和坐立不安,并以一种混乱的、半谵妄的方式回答医生提出的问题。她不断地恳求给她注射吗啡,医生按她的要求给她注射了吗啡。我建议这位外科医生暂缓做头颅切开手术,这使他大为不快,因为他认为手术是绝对必需而且刻不容缓的。

几天之后,护士发现这病人正挖破外耳道的皮肤,根据我们的推测,她正是用这种办法造成大出血的,那次大出血几乎要了她的命。

又过了几天,她悄然而逝,不知去向。大约一月之后,另一城市的—位同行催促我立即动身去他那里给一个病人会诊,他对病人情形的描述,使我立刻确信这就是同一个病人。此后,我从各方面获得的资料中知道:她曾成功地说服过一个能干的外科医生给她做了颅腔减压手术,还在许多城市中从保险公司弄到钱。她自己给自己造成损伤,然后又总是能够使别人相信:他们对她的受伤负有责任。

尽管对这一病例进行研究的时间短暂,其攻击性、暴露癖和自我惩罚的因素仍然十分明显。要说这病人仅仅是希望得到钱、吗啡和关心,至少是忽略和低估了她用以获得这些东西的高超手段。

在这一病例中,最给人以启发的,是这病在医务人员身上产生的效果。其最初的效果是在护士和医生身上唤起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当她明显地处于休克状态时,上述情感便立即转变为怜悯和渴望使她缓解的心情。然而,一旦疾病的性质真相大白,强烈的正面情感立即转向反面。医生对这种欺骗十分气愤,特别因为自己竟信以为真地浪费了这样多的时间、精力和同情心而感到怒不可遏。在这种情形下,人们不妨应用一项在精神分析过程中被证明为十分有用的技术手段来检测自己。这就是:尽管一个人有过良好的科学训练并竭力对病人的一切行为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一旦他发现自己仍然动了感情(怜悯、愤怒等),他就应扪心自问:这种感情会不会正是病人无意识中希望在他身上造成的效果。

皮肤科医生对“人为皮炎”这种相当普遍的临床现象所作的描述和说明,对我们理解装病行为最有启发最有帮助。在“人为皮炎”中,皮肤上的损伤系由个人借助铅笔刀、火(特别是火柴)、香烟、手指,特别是手指甲等物理或化学的物质,自己给自己造成的。我首先排除这样一些病例,在这些病例中,病人承认自己有一种难以抑制的驱力迫使他不停地搔抓皮肤直到造成损伤。这种情形不属于装病行为,因为病人并未隐瞒什么,毋宁说,这种损伤出自一种病人不能解释但却并不否认的无意识冲动。真正的“人为皮炎”,其显著特征正如皮肤科医生经常指出的那样,乃是病人即使面对铁证,也仍然矢口否认皮肤损伤是自己造成的。

尼瑟顿医生曾说:“许多这样的病人都反复地做过大的外科手术,有的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损伤。事实上许多病人的病史表明:在征得病人本人的同意后,常常亳无必要地就把一只手臂或一根手指切掉。”“我有三个病人就曾反复地做过腹部手术,除去经济上的损失外,病人家中的成员也因蒙受种种不便而心绪黯然。”

这位富于洞察力的皮肤科医生,以此寥寥数语即一语中的地击中要害。这些正是我认为装病行为中最重要的因素——受苦的愿望、隐瞒的愿望、希望伤害自己的愿望,以及更为严重的、希望他人痛苦、不幸和难堪的愿望。换句话说,这里已集中了我们在自杀行为中发现的所有要素:伤害自己的愿望、被人伤害的愿望,以及伤害他人的愿望。

尔后,我们将考察病人是如何假手于他人,明显地利用外科手术来满足其无意识中自我伤害的需要的。尼瑟顿医生和其他人都曾注意到:这种类型的装病者往往反复接受外科手术。这一观察结果已经预示了我们在下一章中要讨论的问题。

在尼瑟顿援引的四个病例中,自我伤害均开始于一次平安无事的阑尾切除术之后。其中的第一个病例特别引人注目:这个病人在最初的阑尾手术后连续做了六次大手术,终于在腹部伤口的附近造成皮肤溃疡。这病人仿佛被一种什么力量驱使而渴望做腹部手术。七次手术并未能使她满足,她必须继续这一过程,无数次地让医生切开她的腹部。尼瑟顿的报吿使人淸楚地看到:这病人以不断的生病给自己父母造成了经济和精神负担。由此而造成的恶性循环是:通过自己所受的痛苦,她一方面发泄了自己对父母的攻击性;与此同时又因自己所受的惩罚而弥补了这种攻击性,然后再以此为理由去攻击自己的父母。

我十分感激克劳德医生为我提供的下面这个病例。这病人是个三十五岁的女人,她六个月来一直有反复发作的皮炎。她丈夫坚持认为应该对她进行治疗,家庭医生则找来一位皮肤科医生会诊。她身上有一些奇怪的呈带状的红斑,在手腕上就像手表一样,在膝下就像袜带一般。这些现象使医生作出“人为皮炎”的诊断。当病人洗澡的时候,医生搜察了病房,发现了一瓶甲酚溶液。克劳德医生当即指责她用它来制造皮肤上的损伤,但是她矢口否认。此后,她承认她用它来洗过手,涂过皮肤,但其目的是为了避免皮肤病,因为她听说皮肤病是由链球菌感染造成的——这就部分地供认了事情的真相。经检查,她情绪正常,没有任何神经反射方面的反常现象,仅结膜和硬腭有知觉缺失的现象。由此而导致医生最后作出癔病的诊断。

克劳德医生后来发现:她的病在她居住的小城里成了人人关心的话题。她的家庭医生不得不每天发布她的病情公告。她收到许多礼物、鲜花和明信片。她把这些明信片贴在墙上,把病房弄得宛如画廊—般。

人们注意到:病人竭力给医生制造困惑和难堪,与此同时又明显地渴望激起他人的同情、怜悯和关怀。值得强调的是:她并未获得金钱上的好处,尽管有些医生把这视为装病者之所以装病的惟一动机。

自我伤害型的装病行为,其主要实质在于在自己身上造成伤害,造成疼痛和组织的缺失;向他人展示伤口,激起别人的同情、关心和希望将它治愈的努力;在伤口的起因上欺骗医生和他人,竭力挫败医生的治疗;获得金钱或其他的物质报酬;最后被检举揭发,受到指责、侮辱甚至实际的惩罚。

以上病例证明:我们不应天真地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装病者是情愿冒险赌一次运气,拿他自己造成的伤害去换取金钱和物质上的收获。首先,人类本来就十分富于赌博精神,但装病者毕竟不常见,这本身就说明以上解释站不住脚。其次,众所周知,装病者所承受的痛苦往往远胜于他可能得到金钱上的收获。再次,上述解释忽略了病人无意识的因素,尽管这些因素并不为装病者本人和一般公众所熟悉和知晓,但在医学界却是人所周知的。

病人自愿忍受巨大的痛苦,来换取微不足道的一点收获,这种明显的差距和脱节,只能这样来解释:首先,金钱上的收获只是全部收获的一部分,其他收获还包括从造成他人的同情、关心、困惑和沮丧中获得的种种精神满足。其次,病人的痛苦并不仅仅是获得收获的一种手段,而且也是一种心理需要,是良心要求装病者偿还的一种代价。事实胜于雄辩,无论装病者显得(或声称自己)多么没有良心,他无意识中却有强烈的罪孽感,并因而需要自己惩罚自己。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这样一种仪器可以用来测量人的情感,但或许却有一种量的关系,可以使我们知道外部惩罚与内心的痛苦适成反比。外部惩罚越少,内心痛苦就越多。一个用手指挖出自己眼珠的病人,比一个仅仅用火柴烧伤自己的病人所受到的内心谴责要少得多,虽然两者都出自同一目的。当然,这在极大的程度上要取决于我们内心的正义感,但病人恰恰是借他人和自己内心的正义感来达到一种感情的平衡。

总结

自我伤害型的装病行为可以说是一种局部化了的自我摧残,与此同时,其用途还在于一种外向的攻击(欺骗、劫掠、虚伪地求得别人的同情等)。这种攻击不仅使装病者本人获得同情、关心和物质、金钱上的好处,而且最终能使它获得谴责和“惩罚”。这两方面的“收获”都明显地具有“受虐狂”和“裸露狂”患者所具有的那种变态性满足的色彩。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类型的装病行为,主要是用来作为一种挑衅性的攻击行为: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较小的自我攻击,其目的是为了从他人身上激起更大的攻击或惩罚;其中所涉及的痛苦,乃是由于满足了无意识的需要后,良心为此而要求病人付出的代价,而这两者(指无意识的需要和良心的要求。——译者)都具有性欲色彩和攻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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