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返回列表 发新帖
楼主: 赵康

人对抗自己(自杀心理研究) 连载中

[复制链接]
 楼主| 发表于 2018-7-9 08:0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六章 神经症疾病

有些形式的受难并不像我们上面描述的那些传统形式那样受到普遍的赞许,它们显得缺少自愿的成分;但又很难准确地把它们说成是不自愿的牺牲,因为这些受难并非为了任何理想而毋宁说纯粹是个人的甚至是自私的事情。由于这一缘故,它们不像牺牲自己献身一种事业的受难那样受到人们的赞许。

我所说的这些受难者在说出自己的意向上也并不那么坦率。正统的殉道者面对自己的命运,对牺牲的必然性有着充分的认识;而我现在要描述的慢性自我毁灭者,直到最后仍矢口否认这些毁灭是自找的。我指的是那种慢性病受难。

当然,我要把那些来源于意外或外因的慢性疾病排除在外;癌症患者、因他人汽车肇事而受害的人、遗传性疾病患者,显然不能视为自己甘愿的受难者。我现在指的是这样一些病例,这些病例通常被医生们称之为神经症疾病和臆想性疾病(hypochondriacs),但我却并不排除肉体症状和实际的生理病灶的发生。我们知道有些人惯于利用疾病并歪曲其重要性和严重性;我们也深知这些人对疾病有较大的敏感性。正如福赛思曾经指出过的那样,这些病人曾接受过不必要的医药或手术治疗,从而强化了其神经症状况;要不然就是被告之说,医生并不认为他有什么毛病,只是有些器官或系统需要检查;再不然就是被告之说,他们并没有任何器质性疾病,全部问题都是“机能性的”,是“想象的”、“毛病就在头脑中”,并暗示他们是一些说谎者、装病者,是“该死的神经病”。所有这些正好迎合了这些病人的无意识需要,要使他们感觉到自己被误解、被冷落、被亏待——一句话,备受磨难。


这些慢性病受难者至少对医生们说来是十分熟悉的,再继续描述其症状或病史似乎纯属多余。很可能,所有为了宽慰而去找医生的病人,大多数都属于这种类型。因此我认为我们有责任从心理学的角度详细地研究一些有代表性的病例,以便说明这些病例与前一章中讨论的传统的、较少掩饰的慢性自我毁灭在心理动机上的相似性。

我将援引两个病例,其中一个十分极端并且十分根深蒂固,以致虽然能够从精神病学的角度去观察和理解,但病人本人却完全不受任何治疗的影响;另一个病例一度也被认为无可救药,但最终却被治愈。这个病例之所以在这里特别重要,主要并不是因为这一结果,而是因为治疗的方法有助于我们判断疾病的动机。这两个病人碰巧都是女性;也许女人比男人更容易沉溺于这种形式的自我毁灭吧。

第一个病人六十岁,已婚,尽管有无数痛苦但仍然保养得很好。她一直很担心自己的身体,除了夸大每一种身体疾病的严重性以外,她还总是害怕各种疾病,多次想象自己正在遭受种种恶性疾病的折磨。

尽管患有神经症,她仍然能够成功地从事种种工作。然而每一个位置她都自动放弃了,只因为一种真正的或假想的疾病。除了一般的童年期疾病,她能够记得的第一次疾病是她二十四岁时患的流行性感冒。在往后的岁月中,她总是把自己的各种痛苦和不适归咎于这次流行性感冒。她的特点就是把一切都归因于她的疾病,总是说她一直生活得很好,直到疾病发生使她陷于“逆境”。

她的全部病史是一连串的事件:前次疾病缓慢恢复以后,她总是设法找一个工作,强迫性地工作但又伴随着许多神经性障碍,多年来一直生活得极不幸福,直到下一次疾病发作——无论多么轻微,例如耳疮或流行性感冒。此时她总是辞去工作,无限夸张其症状,不断地抱怨、诉苦和担心,要求关心和照料,把亲属、医生和护士弄得心烦意乱;然后病情改善,找到另一个工作,如此又重复其全部过程。

她放弃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去跟一个贫穷的倒霉蛋结婚。对方的智力和文化程度均比她低得多。这种神经质的婚姻一开始就是一个失败。结婚不到一年她就开始不断地、周而复始地难过、争吵并诉说种种身体症状。这些症状渐渐集中为一种假想的“慢性阑尾炎”。今天大多数医生都把这种状况视为虚构。她最后去动了手术,但是强烈的臆想性疾病和衰弱此时开始加剧,最后使她住进州立医院。和往常—样,她把一切都归咎于这次手术。她说:她不应该在先前那所医院动手术;医生过早地让她出院回家;她应该到别的医院而不是那家医院。她总是说:“如果不发生那种事情,如果我不那样做,所有这一切烦恼和疾病就全都可以避免。”

有一段时期,她认为自己已十分衰弱和虚脱,以致不可能再恢复。她每天要摸几十次脉搏,对脉率的任何一点变化都忧心忡忡;她对心前区的每一种新感觉都不放过,把它视为恶性心脏病的迹象;有一段时间她十分关心自己的甲状腺,认为它越来越大,不得不做手术,而这次手术必定会要她的命;她一直十分关心自己的肠胃,饮食极其讲究以避免肠胃蠕动,并由于害怕这种蠕动即将发生而担心不已;当这种蠕动终于发生时,她立刻变得衰弱不堪,不得不卧床几小时才能恢复。当偶然有水溅到她头上或耳上的时候,她总是不断地抱怨,整天担心会迸发耳道感染;如果她撞在别人身上碰痛了眼睛,她就会一连几天呻吟不已,说她的眼睛已经瞎了;而当她发现自己并没有瞎时,她几乎感到失望。当她被带到牙科医生那里去拔掉一颗坏牙时,她一连好几天呻吟悲伤,用一块毛巾或手帕捂着嘴团团打转,拒绝让医生检查口腔,声称这一次她再也好不了,而在此之前她一直都很好,她根本不该做这次手术等等。有一次寒潮来临,她患了一点轻微的感冒而卧床不起,其痛苦和不幸的样子直到寒潮过后才消失。以后这小毛病又变成另一种不可治愈的损伤。当她能够到外面去作短暂的散步,或在阳光中坐上一会儿,或到楼下去做水疗时,回来后她总是痛苦地抱怨,说她过分地劳累,伤害了自己,而那些鼓励敦促她这样做的人总会受到她的谴责。

现在让我们更进一步考察这些症状的起源和发展。这个病人是三姊妹中的老二,比大姐小三岁比小妹大九岁。她的父亲是一个偏执狂,毫无责任心,在小妹出生之前一直偏爱大姐,此后又偏爱小妹。他对病人十分鄙视,经常因为种种过错打她,但从不打大姐和小妹。病人在大约六岁之前一直睡在父母床上,置身于父母之间,她回忆说如果不用手摸着父亲的耳垂或母亲的脸颊,她就不能入睡。此后,当她独自睡觉时,她总是半夜醒来,发现周围一片寂静而尖起耳朵听家人的呼吸声。如果听不见,她就害怕得很,不得不起来巡视,证实每个人都还活着,只有这样她才能够再入睡。她有希望小妹死的自觉愿望,甚至有用刀子戳她的冲动。这使她十分恐惧。与此同时她也害怕她会伤害自己的身体,害怕祈祷也不足以避免她对自己和家人的伤害。于此我们看见她是如何害怕她原希望降诸他人的疾病或损伤成为对她的惩罚。

整个童年时代,病人在性问题上十分拘谨,但在十三岁却开始手淫,同时伴随着对伤害自己身体的强烈恐惧。她经常对着镜子仔细检查自己,特别是自己的面部和生殖器,看看有无损害的迹象。她害怕自己会瞎,或者会受到某种内部损伤。她的手淫常常伴随着受到暴力攻击的幻想,以及家庭其他成员受到伤害死去的幻想。她觉得她从父母那儿从未得到过任何爱而只有谴责和惩罚,特别是来自父亲的谴责和惩罚;而她无疑也通过激起父母对她的惩罚来至少获得那种方式的关注。

十八岁的时候,她战胜了自己的性快欲,此后有五年时间她感到自己是纯洁的。但后来她发现,每当她做错了什么事,她就会有一种焦虑感,紧接着就是一种不需要任何性器官南汽的性高潮。于此可见她的手淫和性欲之缓和已与焦虑和惩罚联系在一起。她直到三十七岁才结婚,婚后不久即产生强烈的梅毒恐惧,并且感觉到自己正在被这种可怕的疾病摧毁。

在医院中,她多次声称她要自杀,以作为惟一的解脱;每当焦虑不安,她就会幻想她用一片玻璃或一把小刀割断了自己的喉管或手腕,然后走进浴室,坐进浴缸死在自己的血泊中。她常常幻想自己悬梁上吊或用毒药塞入自己的直肠,但事后她又往往恐惧这些幻想已无可挽回地损害了自己——损害了自己的心脏、甲状腺,损害了自己的健康。最后则使她非常焦虑不安地再次感到她惟一的出路乃是自杀。这样,病人便无数次地在幻想中毁灭了自己,而这些幻想都具有她既渴望又害怕的性攻击的象征意义。医生或护士对她有些许轻视或仅仅是假想的亏待,就会使她因愤怒而产生这些自我毁灭的幻想。显然,这种情形反复重演了她童年时代的境遇。

她经常出现的那种短暂的病情改善,往往由于医生方面表现出某种爱,特别是当她能够从中体会到性的成分的时候。例如,当她与医生讨论性问题,医生对她就性问题作了某些解释说明之后,她就会整个下午都感到精神舒畅;接着她又会以往常的方式开始其性攻击的幻想,然后又感到害怕,特别是当她体验到性快感时更是这样。有一次,医生查房完毕,站起来准备离开她的房间时拉了拉自己的裤子,并调整了一下背心,她就认为医生这样做是为了激发她的性欲,因此而产生一阵温暖的快感和满足且持续了几小时。这样一直到别的事情发生而使她感觉到拒斥和冷落,她才再次变得烦躁不安、充满敌意、沉浸在受虐的幻想中。自始至终,治疗对她不起任何作用。

人们从这个病例中看到了所有那些在分析自杀的深层动机时揭示的自我毁灭的要素,只是附带了一种拯救的因素,这种因素就隐藏在“慢性”过程之中。这个可怜的女人死了上千次,尽管她针对他人的死亡愿望并没有实际杀死任何人,但这些愿望却的确使得许多人极不偷快。所有的医生都知道这种病人但又无可奈何。

严格地说,这些人是一些受难者,而与此同时他们又使他人成为受难者。和上一章中讨论过的历史上的殉道者一样,他们的受难也具有同样的无意识动机——即经过爱欲化的攻击性和自我惩罚。但是,在这些疾病的受难者身上,自觉的动机显然极不相同;他们不是为了一种伟大的事业,一种宗教的或浪漫的目标,他们的注意力似乎只在自己身上。如果他们的受难除此之外确实成就了某种事情,他们也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或只是事后把它解释为一种附带关系。人们会记得约伯①的朋友们是如何沾沾自喜地自以为能够解释约伯受痛苦的原因。我记得有一位现代圣徒备受风湿病的折磨,却勇敢地摒除自己的怀疑说:“上帝并不将痛苦信托给无论什么人。”而其他人则并不考虑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取悦于上帝,而是从自己在医生和朋友身上产生的影响中获得极大的满足。[①约伯(Job):圣经人物,曾受上帝考验而历尽灾难。约伯的朋友夸夸其谈地自以为知道约伯受罚的原因,实际却违背上帝的本意。后约伯反而备受上帝恩宠。]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7:4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六章 神经症疾病2

下面我将较为详细地介绍另一个同样的病人的病史。这个病人较年轻,但同样病得很重,同样显得毫无希望,同样任何治疗都不起作用。这个病人是加利福尼亚一个本地贵族的女儿,她父亲的马群、果园和财产均不足以平息他因女儿生病所产生的焦虑。最初看见她的时候,她卧病在床,十分虚弱,不能走路,也几乎不能说话。她不断地身受剧烈痛苦的折磨。除了从身体的一个部位转移到另一个部位的疼痛外,她还经常头痛,不能吃东西,消化不良,月经失调,只有服大剂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所有这些症状都是十六年前突然发生的,自那以后就经常急性发作,然后又局部缓解。成年后她的全部生活就是不断地找医生、住医院,以求能治疗她的虚弱病。然而这种奔波总是徒劳无益,她的病情始终未见好转。许多医生也认为她将终生残废、卧病在床。另一些医生却寄希望于这种或那种治疗。她动过十余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更不消说其他种类的治疗——药物治疗和食疗等等。她本人已放弃了任何希望,不再寄期待于任何治疗。她被送上救护车,用担架抬上病床,然后整天整天地躺在床上不动。当不得不移动她的时候,她的脸会痛苦得扭曲,身体翻来覆去,弓着背,用手压着腹部或背部轻声呻呤,就像在竭力控制自己不要表现得更加痛苦的样子。她形容她身体的疼痛就像是有某种“柔软而又肿胀”的东西在体内,就像是有灼热的刀子戳进她的身体。

身体的检查、神经系统的检查和化验报告均不足以说明这种痛苦有任何解剖与生理的原因。她身上倒是有许多手术伤症,但却没有任何器官疾病足以说明她的痛苦。这样一个慢性病患者,这样一个“受难者”,十六年来任何医疗(和宗教)的努力都对她全然无效,甚至病痛还往往加剧到不能说话,显然不能认为还有什么治愈的希望。但是,两年以后,这个女人竟然在临床上和社会上均成为一个健康人。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证明了所采用的精神分析方法的价值,而是因为它证明了在一定的条件下,即使是顽固的受难也可以被征服。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导致这种现象的动机可以被揭示出来与我们先前考察过的那些动机作比较。


当然,由于职业与篇幅的缘故,我不可能在此交代她病史中的许多因素。我也不打算详细引证她是如何逐渐意识到在她的病例中精神因素是值得考虑的因素。一开始,她的确坚决认为她的症状是肉体症状,认为那些说它们起源于心理原因的人误解了她,说他们暗示了她的痛苦是想象出来的,因而是在怀疑她的动机和诚实。我们只须说她确信她的症状不是想象性的,而且确信她会因此而遭到误解。我们并没有向她指出她从她的疾病中获得的满足(这只会引起她的反感),而是向她建议,既然她并不知道她患病的原因,或许我们通过精神分析从无意识中找到某种解释。最后她接受了精神分析,但并不是出于任何个人的希望,而是如她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她母亲”。

任何时候,只要病人以这种显然做作的方式(但却是无意识地)谈到为某人而恢复健康,我们就怀疑他对那人怀有强烈的敌意,以致竟忽视了这样一个常识,即没有任何人是为了他人而求健康的。相反,我们知道,人倒是经常为了伤害某个人而患病。因此,上面那句话就是一个线索,它部分地承认了病人是在用她的病作为武器去对抗那个她现在说要为她恢复健康的人。换言之,对这句话有着部分的真实,它的意思是:“我现在想部分地放弃我对某人的敌意。”

在这一病例中,我们的这种怀疑得到了证实;此后不久,病人即相当坦率地说:最初她希望她母亲从小以另一种方式对待她,后来她感到自己对母亲怀有反感和憎恨,最后她回忆起童年时代曾幻想她母亲死去。

她这样说有充分的理由。首先,她母亲一直以一种极其压抑和限制的方式把她养大;她从未对女儿讲过任何有关性的事情,只是说她不幸是个女孩子,不得不承担起这种命运的后果。像所有的女人一样,她必须长期痛苦而耐心地忍受男人的残酷和专制。病人对男人怀有极大的恐惧和憎恨,因为她是家庭中惟一的女孩子。父母给四个男孩子以种种特权,而她却被拒之门外。更为严重的是:十二岁的那年,就在她月经初潮的时候(这件事吓坏了她),父母却把她送到瑞士一所非常严厉的女子学校,从此有六年时间她断绝了和男孩子的任何接触。

病人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圣徒般长期受苦的虚伪面具——这种面具使她的病显得仿佛是不自愿的受难。由于频繁而反复地重演,她开始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她的病的起伏是她的仇恨的表现方式。由于感觉到这种憎恨是针对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她便以她所精通的惟一攻击方式即消极的听天由命来进行报复(在疗养院中,她连最起码的事也不自理而完全依赖护士)。然后,由于其攻击性意向,这种消极的抗拒又会导致一种内疚感;为了平息这种内疚感,她又会进一步加剧其宗教倾向特别是加剧其痛苦症状。为了向自己和世人证明她已因自己的内疚而作了实际的赎罪,她又不得不说服医生和护士相信她确实在受苦。这样就又强化了她那种消极怠惰的攻击性效果。反过来这又使她产生沮丧感、绝望感、自责感和罪孽感,于是又重复整个循环过程,并且每一次都像滚雪球一样越变越大。她完全颠倒了女性吸引他人注意的方式,不再是“看我多漂亮、多迷人、多有才华”,而是“看我多么病弱,多么不幸,多么痛苦”。精神分析的经验已经证明,这种以“怜”代替“爱”的转变,取决于一种因强大而受到抑制的攻击性而产生的罪孽感。

我们不可能详细地深入到对这病人所作的分析之中,但却有必要清楚地说明病人何以会出现那些可怕的肉体症状和反复地接受手术治疗。关于这一点,第一个线索出现在梦中:

她和另一个人同在一间屋里。那个人似乎是她自己的一部分但又似乎是一个男人。她害怕有人看见这个人:因此跳上床去用被单蒙着头,但又仿佛是对那个是她自己一部分的人说:“即使他们看见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还要再继续隐瞒这件事呢?”

这个梦预示了她正越来越意识到她对自己作为女性的憎恨和对男人的嫉妒。在梦中她承认她视自己的一半为男人,一半为女人,但又企图隐藏这个“男人”。事实上我们不妨说,她整个一生都希望成为像她兄弟们那样的男孩,并因为想盗取他们的男性性质成为一个男孩而深感罪孽。这正是她屡次接受外科手术的无意识动机。她常常强制性地去教堂赎罪,有一天在那里她突然想到:或许她长期以来的所作所为是希望像基督一样的受难,甚至使自己的痛苦达到基督的程度。而理由则是:基督是一个男人;因此,像基督那样受难,就可以成为一个男人。

这种“非宗教”的想法(用她的说法)严重地困扰着她,但后来她却反过来意识到这正是她大部分宗教热忱的基础。它解释了她何以相信奇迹,何以对献身充满了信心,何以感觉到有一天她会得到报偿,上帝会允诺她的祈祷。她相信只要她受苦越多,她就能得到变成一个男人的权利。在分析过程中这一点日益明显。她不断地抱怨她有一种失落感。她希望从分析中得到什么,这一点尚不清楚,但她显然期待某种奇迹发生。她希望精神分析能满足她成为男性的终生渴望。为此她向精神分析师断言她相信奇迹并暗示她期待着在分析过程中出现奇迹。她以种种方式表明,在无意识中她的态度是:只要精神分析能使她成为一个男人,那么无论为此受多少痛苦都值得。

我们于此可以看出:这个姑娘的症状与兄弟仇恨和男性嫉妒以及与此相关的罪孽感有着直接的联系。如她所感觉的那样,由于父母应对她的歧视负责(因为她是一个女孩而不是一个男孩),那么她对他们采取间接的憎恨就是合情合理的。而这种间接的憎恨则是利用疾病来实现的。这样,她的症候就既被用来满足她的幻想,又被用来惩罚她的幻想,以使她能够获得一种取代或补充幻想的现实价值。家庭为她花费了数千美元,而她也博得了成百名医生和护士的关心和照料。她不断地奉献她的身体器官,而且常常都有明显的正当理由。但事情却常常是:这种牺牲自己身体部件的方法,并不足以缓和那种导致她这样做的情绪。

在精神分析治疗的最后几个月中,她开始进入恢复过程。她不仅开始在梦、幻想、自由联想和自觉意识中拒斥她那种男性野心和她对其兄弟(特别是他们的身体)的嫉妒,而且有了明确的给予而不是获取的倾向。例如,她梦见送礼物给她的兄弟,而不是像先前经常梦见的那样从他们那里拿走什么东西;她不再在梦中吃掉她的小弟弟或吃掉他们身上的某一部分并把那一部分安装在自己身上,而是开始梦见自己像母亲那样喂她的弟弟和其他人。在进行分析的早期阶段,分析医师、她的父母和其他人在她的梦和幻想中常显现为暴君、黑奴、国王,但现在她开始以较为自然的色彩,把他们描绘为朋友,并感觉到彼此之间是平等的。这种客观性的增加也反映在她得到改善的社会适应力上。

虽然与我们的理论并不特别相关,但读者或许对她往后的生活感兴趣。通过精神分析治疗,患者获得了对这些恐惧和冲动的洞察,最初的状况缓解到足以纠正其失望和憎恨的程度。至于肉体症状则完全消逝无踪。疼痛没有了,生理功能也与正常人一样了。在外部行为上,她简直成了另一个人。她的体质和外表好转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她不再关注自己的病痛和关于治疗的新建议,她的注意力渐渐转移到正常女性应有的兴趣和快乐上。她重返学院,选修了几门感兴趣的课程;她有了活跃的社交生活,举行并且参加聚会。此后不久,她遇上一位煤矿工程师,不久他们订婚、结婚,现在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我援引这一结局并非成心褒扬医学的成果。精神分析在治疗上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不是我们此刻要讨论的问题。事实上,这个女人出于某些完全可以免除的理由,将近二十年来一直把自己钉在疾病的十字架上,反复地重演其好心的但却徒劳无益的尝试,企图以手术和医药来拯救自己。这并不是对那些治疗技术和那些施行治疗的人的反省,这个病人的自我毁灭就部分地表现在她固执地投向这些医生,要求他们给她施行这种治疗。拯救的第一步是由这些医生中的一个做出来的,他以暂时牺牲她的友谊为代价,向她指出她希望的治疗方式对她并不适合,坚持劝她好好考虑一下精神病检查与治疗的可能性。

总结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发现:攻击性嫉妒以及相应而来的爱欲化了的自我惩罚,是造成这些疾病受难者的慢性自我毁灭的主要原因。这两个病人对疾病的继发性利用都含有攻击性、自我惩罚和爱欲利用(erotic capitalization)的因素。值得提醒的是,这正是我们在殉道者和禁欲者身上发现的同一种公式。实际结果的不同之处在于:殉道者和禁欲者通过献身于某种有广泛社会同情的事业,较为成功地获得了普遍的赞赏。而神经症患者则较为自私(每个与之打交道的人都会立刻感觉到这一点),或者用精神分析的术语说,较为自恋。至少可以说他们的自恋是更紧地包裹在身体感觉中,而不像殉道者那样可以由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赞誉所满足。实际的差异也许更小,因为有些神经症患者成功地博得了许多人(且不说医生和护士)的同情和关注,而另一些神经症患者却激怒了所有的人,包括医生和护士。

在慢性疾病中我们发现生与死的愿望有着明显的冲突。有时候病人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坦率地说他们“宁愿死也不愿像这样继续受罪”;他们也把自己这种状况说成是“虽生犹死”。有时候则是病人的亲属或朋友意识到这种折磨并不比死好多少,因而死倒可能是一种解脱。然而事实上,这种类型的慢性病却很少年纪轻轻地就死去,而且尽管他们常威胁说要自杀,实际却极少付诸实施。

那么我们将如何从心理学和精神动力学来解释这一点呢?当然,我们可以像病人本人那样天真地假定他是残酷命运的不幸的受害者。然而我们刚才提出的材料(更不用说每个临床医生的经验)却使我们坚信:这种“命运”在极大程度上是自找的。这样一来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受虐倾向来解释所有这一切。但受虐倾向却根本不是什么单纯的条件,而是多种因素组成的一种异常复杂的合力。一个人情愿受苦或喜欢痛苦胜于喜欢快乐,这种不同寻常的事实是不容易解释清楚的。要理解这一点,除非是当人们发现此人身上可见的痛苦与不可见的痛苦相比轻微得多,或毋宁说与不可见的恐惧相比轻微得多。说得简单一点,对有些人说来,被人怜悯要比被人忽视好得多;被弃置在黑暗中(无论是被孤独无爱地遗弃,抑或是被阉割被扼杀)要比忍受任何可想象的痛苦更可怕。因此,对这些人说来,爱只能以怜悯的方式获得,但这总比死比被人遗弃好一些。

但这些还只是一般的原则,它低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与命运(或想象的命运)的交易和妥协要付出可怕的代价和昂贵的牺牲——牺牲相当一部分人格。在这一意义上,以慢性病作为生存的代价是如此巨大以致几乎成了--种自我毁灭。为生命付出过分昂贵代价的主题远比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著名故事要古老得多。不管怎样,我们必须明白,这种关于命运的观念或毋宁说错误观念,这种对整个人生情境的错误解释,如果不是基于超越个人经验或错误理解的东内,那就不可能持续下去。它似乎是基于其中涉及的某种满足。而我相信,这种满足部分取决于执行本能的自我毁灭的机会。

换句话说,我认为我们可以把慢性疾病解释为毁灭力量和爱欲力量(即生存愿望与毁灭愿望)之间的一场拉锯战。如果死亡本能过强或防御力量较弱,病人就会死于他的疾病。如果爱欲能力较大,就会战胜毁灭倾向,而病人就会找到另外的生存方式和爱的方式,不必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以疾病作为其人生的惟一满足,从而不由自主地受难于疾病。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8-7-11 14:4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七章 酒精瘾1

仅仅几年以前,如果一个精神病医生要研究酒精问题,人们立刻会认为他将主要与震颤性谵妄这一著名的综合症打交道。二十年前,作为哈佛医学院的学生,我和我的同学们曾在如何鉴别诊断、把震颤性谵妄与另外一些心理症状区分开方面受到过详细的指导;而这也就是我学到的有关酒精及其危害精神健康之作用的全部知识。

今天,在精神病学的积极实践中,每天亲眼看见各种病人,包括许多已经被酒精毁掉的和即将被酒精毁掉的病人,而多年以来我所见到的震颤性谵妄却不超过三例。这并不是说这种病业已从地球上消逝,因为我敢肯定,在公共医院的病房中,在市立监狱的铁栏后,每天都在接纳新的病例。但是今天它们已不像另一些病例那样令精神病医生感兴趣,这些病例提供了更好的机会去揭示病人喝酒的原因而不是病人喝酒的结果。

我并不认为这表明酒精对人体的影响有什么改变,毋宁说,这很好地说明了精神病学重心、兴趣和观念的转变。我们曾经好奇地——当然也是温和地和人道地——观察过那些其大脑最终以戏剧性的表现对这种逐渐累积过量的毒药作出反应的人。然而还有难以数计的人由于其自我毒害所制造的症状不那么生动地富干幻觉和恐怖色彩,遂被视为社会学问题而不是心理学问题。人们以自我毒害的方式自发地毁灭着自己,全然不顾灾难的降临、终生的悔恨和戒酒的决心,这种心理或多或少未受到精神病学家的注意,从而被留给牧师、社会工作者、禁酒主义者或索性留给魔鬼。

早在诺亚时代,人们就懂得酩酊大醉。但酒醉却并非酒瘾,许多人常常喝醉但却从未上瘾。更何况,我们也看见过酒精上瘾的人从未或极少在一般意义上“喝醉”(因为他随时都处在微醉的状态,而酒精的影响又因为缺乏可作比较的背景而不易发现)。我无意讨论酒精在正常人生活中的作用和在交际场合饮酒的愉快。有大量的事实证明:在我们的文明中,酒精发挥着非常有用的作用,很可能是增加快乐减少敌意的武器。


然而,仍然存在着反复过量地饮酒成瘾并造成自我毁灭的现象。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例子:人们由于喝得烂醉而放弃一切责任和机会,一心只在头脑中胡思乱想。每个社会工作者都知道这样的家庭,这些家庭由于父亲、丈夫、儿子或者甚至是母亲的酒精瘾而充满痛苦与绝望。每个精神病医生都能和作者一起列举一个又一个的病例,说明许多先前杰出而成功的人(以及许多有可能成功的人)是如何以这种奇怪的方式毁掉了自己。我说“奇怪”,是因为一种千百年来一直给人以快乐、轻松和刺激的东西,居然对少数人说来会成为一种自我毁灭的工具。

说到这里,有人或许会开玩笑地说:不错,这可能是自我毁灭,但至少它总是自我毁灭的一种愉快的形式。对这种说法,任何一个熟悉酒精瘾患者及其家庭的不幸的人都不会同意。对旁观者说来这也许是可笑的,但对酒鬼的家庭以及对酒鬼本人,这却是一场悲剧。

但与此同时,这种笑话中也包含着一定的真理。这是所谓“绞架幽默”的一个例子——就像那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在走上绞架时说的那样:“这的确将是对我的一个教训。”

既然酒精确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以解脱,使人摆脱面对现实的痛苦和由种种情感冲突造成的痛苦,那么,就其是为了缓和痛苦而言,酒精的使用确乎可以视为一种自我拯救的尝试。一些酒精上瘾者承认这一点,但另外许多人却坚持认为:他们的周期性发作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尽管结局也许不那么美妙,却没有人会以此反对他们。这种希望被人像孩子般对待,希望放过人的最严重的攻击性的愿望,乃是典型的陷在酒精瘾中不能自拔的人格特征。

这就使我们想要知道,究竟什么类型的人格或者什么样的经历会导致选择这种自杀。为了得出某些结论,且让我们描述某些典型的情境。

在追溯那些后来成为受害者的人的饮酒史时,我们往往发现很难确定社交式的和相对无害的饮酒从何时起演变为恶性的、无法控制的狂饮。事实上,这正是酒精对那些性格不稳定的人的一种潜在的危险。早期的典型过程大致如下:乔治是一个显赫家庭的长子,中学时代在社交和体育运动两方面均十分出色。他虽然说不上十分辉煌,但他的老师和所有的同学都喜欢他。他被送进州立大学。直到此时他还几乎是滴酒不沾;他的父母也以各种方式反对他喝酒。在大学里,起初他见识过别人喝酒但自己却很少参加。后来,他渐渐发现和某些同伴在一起可以打发一个夜晚或一个周末,于是酒也越喝越多。他的父母风闻此事,家中免不了大闹一场。他表现得十分谦恭、悔恨,答应绝不再干这种事情。三个月之后,有人报告说他又开始喝酒,父母遂威胁要停止供应他的学费,于是家中又免不了大闹一场,而他也作了更多的认错和允诺。

在这种时候,父母偶尔(但实际上却很少)会请教精神病医生,如果他们说的话和当时的姿式、表情、态度及举动可以加以综合的话,那么其意思大致如下:“你们知道,我们是相当重要的人物。我们的儿子也很不错,而且事实上可说得上出类拔萃。他现在正在念大学。但最近他有一点小毛病,喜欢喝酒。当然,我们知道把这种事看得十分严重,或竟以为精神病医生会对此感兴趣,这未免有些荒谬,因为我们的孩子并没有疯。事实他什么事也没有,只不过有一些坏同伴。我们并不认为他需要任何治疗,但或许可以稍微吓唬他一下,或者威胁说他再不戒酒就把他锁起来一两天。你告诉他他会得震颇性谵妄。他不过是在大学里被太多的坏同伴教坏了。”

虽然有一些例外,但一般说来,嗜酒者的父母由于我们后面将要说明的理由,往往奇怪地对他们子女的痛苦视而不见。他们认为只要他们的子女在中学里十分出众,或者只要他们的子女在大学里组建了一个联谊会或运动队,他们便一切皆好,内心充满了宁静与满足。这种父母极少意识到那些外表出众、颇受看重的孩子内心却往往无意识地隐藏着痛苦。一旦这些孩子发现酒精具有暂时的消解力时,再要阻止他们就不是家庭争端、指责威胁所能办到的了。我们精神病医生根据大量经验深知这一点,但我们却发现,根本不可能使这些父母相信:我们并非杞人忧天,并非想吓唬他们使他们在自己认为不必要的情况下去严厉地对待他们的子女。他们往往把我们等同于最狂暴的禁酒主义者,而这些禁酒主义者对酒精的声讨很可能在阻止人们继续使用酒精方面害处大于好处。

通常这些父母并不请教我们;他们也不向任何人请教。他们的孩子很快就混到了文凭并找到了工作。父母有时会听到谣传说他们的孩子周末聚众狂饮,但他们对此并不太相信。直到知道他们的儿子因酗酒而被开除了职务,他们这才如梦方醒。

于是他们的儿子很可能沮丧地回到家中。父母大发雷霆,痛斥这种行为,明确地表示他不受欢迎。母亲则伤心地哭泣。儿子受到这样大的屈辱,显然十分悔恨,其模样像是个大孩子。于是他再一次承认错误,痛下决心,允诺保证。这样过了几个月,家人们都相信他们的好孩子已经改掉坏习惯,今后会永远幸福地生活。

但自然他并没有改掉坏习惯。我可以举出一个又一个的病例以说明酗酒生涯正是像这样一个插曲接一个插曲——再次工作,再次饮酒,再次被开除,再次家庭争端,再次允诺保证,再次令人失望。无疑,存在着许多不同情形。这些人往往结婚较早并且需要父母的经济帮助;一旦生了孩子情况也会有所改变;有时候妻子会对他有所帮助,但更多情形却往往不能有所帮助;甚至妻子本人也参加进来酗酒。我记得这样一个病例,一个酗酒病人正在接受治疗的同时,他的妻子却在继续酗酒;她带着两个吓坏了的小女孩,驱车五百里来到她丈夫接受治疗的疗养院,要求他放弃治疗跟她一起酗酒。

还有一种复杂情形需要提到,这就是尽管他们会不时地沉迷于酒精,但有时候他们却的确是相当不错甚至是十分出色。他们中有一些人仅仅是在功成名就之后才开始狂饮烂醉的。读者会记得这种情形类似我们在自杀者身上观察到的情形:有些人自杀或企图自杀乃是在他们获得成功之后。我们不拟重复解释这一行为,这里只须指出它们的类似。

但或迟或早,大多数酒徒都会走人绝境,弄得众叛亲离、妻离子散、触犯法律一例如因酒后驾车肇事后发生性丑闻,伪造支票、暴露下体等等。海明威、菲兹杰拉德、约翰•奥哈拉、约翰•多斯•帕索斯等小说家都描写过这种情形。

我不知道此后的情形会演变成什么样的局面。精神病医生所看见的不过是他们之中少数人的情形。我们知道其中一些人身陷囹圄,另一些人栖身收容所,还有一些人则索性自杀。我们还知道另外许多人从一所疗养院转移到另一所疗养院去作所谓的治疗。我们确实看见的只是那些由于其家人或朋友再也不能忍耐而被送上门来的人。的确,极少有酗酒者自动来找医生的,通常都是由于医生、法律或道德——有时是身体——的外来强制。那种阵发性的想拯救自己、想放弃周期性的无节制狂饮的企图,通常都是一些假话;他们是言不由衷、虚情假意的。其所以如此,原因倒不在于某些邪恶的禀性,而在于每个酗酒者都私下里身受其苦的深深绝望。对他说来,任何人任何机构想要使他摆脱酗酒习惯的努力,都仿佛是要夺走他从难以忍受的痛苦中获得解脱的惟一手段。由于这一缘故,这些病人往往躲避精神病医生和精神病医院(在那里酗酒的潜在原因或许能得到研究),而以出外钓鱼、到牧场游览、回家照料孩子,以及所谓的“治疗”或“休息”来骗人。

一旦酗酒者确实来到精神病医院,随之而来的则往往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首先,他们总是渴望烂醉,尽管他们刚刚从先前的狂饮中清醒过来,正决定进行精神治疗。瞻望戒酒的痛苦、“再喝最后一次”的想法以及对那些“好心办错事的朋友”的一阵阵憎恨,都驱使他孤注一掷;而这往往又伴随着一段时间的羞愧和悔恨。在这种羞愧悔恨中,病人一方面具有严厉的宗教态度,视饮酒为一种罪过,而另一方面又分担着他亲人朋友的憎恶、失望和怜悯。

在这种时候病人会允诺一切,答应任何要求和规定。但渐渐地这种情形就会让位于越来越强的偏执和蛮横——医院的一切都是“可怕的”,病人已“完全治愈”,随时准备回到工作岗位上(即使并没有任何工作等待他也是如此,因为病人已完全失去了任何工作机会)。

与此相关联,我必须提到另一种奇特而经常出现的现象。这就是病人和病人家属都经常“身受”的那种特有的病态乐观。我有意选用“身受”这个词,因为一般说来,这种乐观态度乃是成功地治疗这种病患的最严重的障碍。无论病人一开始多么绝望,而其病史又是如何令人沮丧,但这种事持续不了几周或几月,病人以及(最奇怪的是)病人的亲属就坚信他现在已经完好如初,心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再不会重蹈覆辙,相应地也就应该信任他期待他去承担他的生活责任。甚至当这种把戏,当这种保证和失望的公式一再重演,人们仍然一如既往。其原因就在于病人的家庭需要相信这一点。这正是病人和家庭双方攻击性交互作用的恶性循环。

十分明显,这种乐观,这种虚假的安全感不过是自我欺骗,其目的在于逃避深层心理的彻底改变。酗酒者暗自忍受着难以言喻的恐惧而不敢正视。他只知道一种办法,那就是借饮酒来淹没这种恐惧。而这种“治疗”(饮酒)接着就变得比疾病更坏,至少外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当他的手法败露以后,他宁可暂时放弃这种自我治疗的企图,也不愿正视和承认其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并接受更有希望的、科学的治疗方式。所以如上所述,他总是很快就逃之夭夭。

但只要方法得当,有些酗酒者还是能够接受分析以期发现究竟是什么东西驱使他们拼命饮酒,是什么样的大烦恼逼迫他们寻求这种自杀式的安乐。说这种烦恼来自外部生活的种种困难,这不过是一种遁词。没有一个酗酒的病人会对已经赢得他信任的医生这样说。生活中的确有种种烦恼,而有些不能解决的问题甚至能烦扰最健全的心灵。但问题却不在这里,至少不仅仅是这些因素迫使人们在酒精中找出路(如果是这样,则我们都将成为酗酒者)。酒精瘾的受害者知道他们的批评者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知道,酒精瘾并不是他们罹患的疾病,至少并不是他们罹患的主要疾病;更进一步说,他知道自己并不清楚他心中那种可怕的痛苦和恐惧是怎么回事,而只是盲目地被它驱向用酒精自我毁灭。这就像有些可怜的野兽吃了毒药或被火烧伤,因而不顾一切地冲入海中,为逃避一种死亡而招致另一种死亡一样。

的确,我们经常发现病人以自觉的自杀意向开始,即以饮酒浇愁告终(或者他们第一次烂醉就是为了作自杀的尝试),仿佛这种死法不像开枪自杀那么实在。许多来治疗酒精瘾的病人,在他们清醒的时候都沉溺于自我毁灭的想法,有时并伴随着自觉一文不值、罪孽深重的意识。一些病人尽管已经喝醉,但仍然部分地实施了这些自杀意图。例如其中一个曾用剃刀在脸上乱砍,另一个则用小刀戳自己的身体。一些人从髙处往下跳或试图从高处往下跳,更不用说还有成千上万的人酒后开车以寻找一种死的方式。

因此,酒精瘾不能被视为一种疾病,而应被视为一种逃避疾病的自杀,一种对看不见的内在冲突作自我治疗的可怕企图。这种内在冲突可以由外部冲突加剧,但主要并不是[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由外在冲突所引发。严格说来,酗酒者确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喝酒。

然而我们现在却的确从大量精神分析工作者对无数酗酒者的无意识精神生活所作的研究,知道了他们中有些人究竟为什么饮酒的原因。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8-7-12 09:5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七章 酒精瘾2

让我们首先从较浅的层面开始。酗酒者几乎无例外地都是些快乐、人缘好、健谈、受人欢迎的人。他们似乎确有义务使自己为人们所喜爱并且非常精于此道。然而不难发现,这种过分渴望被爱的愿望(这种愿望迫使他们以这些痛苦去博得人们的好感)却预示着潜在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必须不断地得到补偿和麻醉。

从临床经验我们也知道:这些不安全感和自卑感也很少来源于现实的比较,而更多地来源于无意识的、“非理性的”缘由——通常是巨大的挫折感和愤怒,以及由愤怒招致的恐惧和内疚。当然,所有这一切现在都是无意识的,但一度却是意识到的,是过分自觉的。事实上,酗酒的一个附带作用就是进一步压抑这些威胁着要重新进入意识的情感和记忆。这些人就像孩子一样忍受着痛苦的失望,难忘的失望,难以饶恕的失望!他们有充分理由地感觉到他们是被出卖了,而他们今后的全部生活都是以延缓的、乔装的方式对这种感觉作出反应。

的确,每个孩子都会遭遇失望和挫折;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降生到这个世界,不得不把我们从按快乐原则生活转变到按现实原则生活,这是我们从痛苦的考验中逐步发现的。我们都不得不断奶,不得不放弃对父母的依赖,不得不放弃对圣诞老人的信念。在这方面,酗酒者童年时代所受的痛苦,在质上与其他人所受的痛苦并无区别,但显然在量上却大相径庭。在酗酒者身上,这种失望实际上已大得难以忍受。它是如此之大,以致确实影响了他的人格发展,从而在某些方面他的整个生命始终停留于我们所说的“口腔性格”。在讨论忧郁症的时候我们已涉及过这一问题;这里我只拟重复:口腔性格的特征是明显地滞留于这样一种心理发展阶段,在这一心理发展阶段上,孩子对待世界的态度取决于他希望通过口腔摄入来获得世界的愿望,以及用嘴来毁灭一切阻挠他的需要的东西的愿望。


饮酒——在我们此刻使用这个字的意义上——乃是典型的幼儿报复行为。首先,它是用嘴来进行的;其次,它给所欲望的这种东西的神奇力量以一种虚幻的最高价值;更重要的是,它的实际攻击性价值是间接的。成年人的报复行为更具有直接的攻击性。例如,一个成熟的人因为某些正当的理由而生父亲的气,就会把问题摆到桌面上,设法中止这种待遇,而不是以纵酒的方式去使他父亲痛苦伤心。然而酗酒者不管有多么气愤和憎恨,都绝不敢冒险放弃他紧紧依赖的所爱对象。更何况,他也像所有神经症患者那样,混淆了他的朋友和他[理论上的]敌人,他对待那些他爱的人的方式,就像他们就是那些他恨或曾经恨过的人一样。于是酗酒者同时既希望毁灭其所爱对象,又害怕失去这些对象。同时,他也害怕这种攻击性的后果,尽管这种攻击性不断驱使他去反对他们,而他也只有以严厉的内在限制来阻止自己。一旦这种内在限制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就会去寻找一种麻醉方式,这种麻醉方式就间接地成就了他如此恐惧的攻击性及其后果。

在酗酒者这种强烈的矛盾情感中,在这种爱与恨相互冲突相互混淆的态度中,人们会发现他一度经历的巨大失望的缩影和对这种失望性质的部分解释。让我们依靠经验的观察而不是根据逻辑的推论。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在那些接受深入的既往调查和心理分析的病人身上注意到:酗酒者的父母往往以人为的、尽管是无意的方式,极大地增加孩子不可避免的失望。他们往往引导孩子期待更多的满足,而他们又并没有准备这么多来给予,或者现实不可能有这么多来给予。举一例子就可以说明我的意思。一个酗酒者的母亲给孩子喂奶一直喂到三岁,因为母亲本人如此欣赏这种喂奶体验。但后来由于在断奶时遇到种种困难,遂不得不用炉灰把自己乳房涂黑以便吓退孩子。另一个酗酒者的母亲十分宠爱她的这个孩子而几乎忘掉了其他的孩子,但当他稍大以后,她自然而然地就只能放弃原来那种宠爱的方式。还有一个酗酒者的父亲经常派他的儿子去街角的杂货店为他买雪茄,并告诉他只需对老板说这句神奇的话——“记账”。有一天儿子用这种方式得到了一盒糖果却发现没有给自己招来任何麻烦;而当父亲知道此事后,对孩子一顿痛打,此举令孩子既惊讶又憎恨。还有一个父亲先是鼓励他儿子工作和储蓄,但后来这位父亲却把这笔钱据为己有。

这种前后不符的对待孩子的态度,揭示了父母方面的矛盾情感,并且说明了为什么朋友和亲戚往往称这些病人是“惯了”的孩子,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这些类似的说法暗含着对“孩子”及其父母两方面的谴责。这些说法有正确的地方,但却错误地假定这些孩子之所以被“惯坏”是由于给予了太多的爱。究竟是否有孩子是被太多的爱惯坏的,我对此表示怀疑。父母方面过度的“爱”往往不过是恨或内疚的极其单薄的伪装。如果说邻居察觉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孩子是能察觉到这一点的。过分关心、过分保护孩子的父母,往往给孩子大量礼物以避免在孩子身上花费时间和精力;另一些父母则以自己的人格去影响、鼓励、利用自己的孩子以满足自己的自恋倾向。这些人,不管他们自己怎么想,是说不上爱孩子的。对于所有这些攻击性,孩子总有一天(也许会付出极大的代价)会进行全面报复的。

在下面这个特殊的病例中,所有这些会变得十分明白易懂:

乔纳逊•理查森的父亲在美国是他们这一代人和他这一特殊领域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我们第一次看到病人——乔纳逊的时候,是在他三十五岁的时候。在此之前的十五年中,他遭到了一连串悲惨的失败,丧失了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获得的事业机会。他的失败,表面上的原因是酗酒;的确,他生活的悲剧恰恰是那些反对售酒反对饮酒的人的最好的例子。

在外表和身段上他极为英俊。他风度翩翩智力良好(如果说不上超群的话)。这一切连同他家庭的声望和金钱,使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十分受人欢迎。他是社交场合的风头人物、杰出的运动员,是东部一所著名大学学生团体的知名领袖。他从未沾染上任何坏名声;他不骄傲,不势利,不虚伪。的确,他早期生活中的惟一过错,就是消极地接受了他的好运而没有靠自己的努力去赢得它。在大学第一年他并没有喝酒。

由于他父亲认为他并没有努力学习,他被迫离开大学到另一所学院去受训学习他父亲的专业,以便实现他父亲的野心,即有能力胜任那将要移交给他的公司最高职位。但对这种机会,他作出的是—种奇怪的令人费解的反应。最先是缺乏热情,后来则是彻底厌恶。最后,不管他如何努力,凡与专业课程有关的一切科目他都不能及格。

与此同时他开始饮酒。经常在晚上,在他应该学习的时候,他总要到外面去“轻松”几小时,而回来则已烂醉如泥,于是误了第二天的功课。他的父亲在绝望中坚持说他应转入另一所学校,一旦紧接着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直到此时他才明白他并不想继承他父亲的事业。他对此毫无兴趣,这种伟大的机会对他说来一钱不值。他父亲能够说服他,而他也总是承认他父亲很可能是正确的,但接着就又陷入沉默,并且一有机会就又开始醉饮。

他在绘画方面有一些才能并坚决要求让他尝试绘画。但他的父亲却认为,一个像他这样在实业界有远大前程的人去涉足绘画乃是一件荒唐的事情,更何况他在绘画上最多也只具有中等的天赋。

接着,几乎同时发生了几件事件:大战爆发了,他不顾他父亲的名望可能给他带来的晋升机会,自愿登记为列兵,并一步步跻身于军方官员的行列。他娶了一个漂亮的女人,而且事后证明她的才能、头脑和耐心均不亚于她的美丽。但在那段时间,她却经常成为他受处分的原因,因为他总是不请假就跑去看她。他继续大量饮酒,而在他被撤职以后喝得更厉害。

此时,父亲已完全承认事实,相信他儿子不可能继承他的事业,而仅仅急于使他不再喝酒,并找到一个能够自立的工作。以后的十年中,他赞助了一个又一个的计划,在儿子身上花费了大量金钱,使他得以从事一个又一个的事业,但最终却遭致一个又一个的失败。在每种情形中,失败均具有同样的特点。先是热情迸发,努力工作,建立起许多关系,有了很好的信誉和成功的希望,但接着就因为经常不在店中(喝酒所致)而令顾主日益失望。然后是越来越多地喝酒,生意越来越清淡,由此而导致消沉沮丧。于是他喝酒喝得更厉害,最后以破产、被拘捕或下狱、突然消失无踪等作为富于戏剧性的结局。尽管如此,他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和蔼、谦虚、诚恳的态度,以致使每个人都相信他肯定已经悔悟,今后一定会重新做人。

“我已经糟蹋了一切,”他总是说,“我伤透了我母亲的心,糟蹋了最好的机会,虚度了青春岁月,放过了受教育的机会,不能供养妻儿却又为家室所拖累。我从中究竟得到什么好处?什么也没得到!只有我自己也不希望发生的酒后吵闹。”

现在再看看他喝酒的心理。他具有我们认为适合酗酒的典型条件。他有一个法力无边、挥金如土然而摇摆不定的父亲;他有一个过分溺爱、是非不分的母亲;他还有一个父母明显偏爱的妹妹。

总之,在这个例子中父亲具有很高的地位,而这是每个儿子无意识中都想超越的。但这只会徒然给儿子带来困难,因为父亲的伟大对他说来是达不到的。除此之外的另一个事实是他父亲残酷地使用他的特权。他高高在上、全知全能,有时候十分粗暴,有时候又居然伤感得流泪。一个始终严厉的父亲会激起孩子的反抗,而一个有时在饭桌上挖苦讽刺孩子直到孩子下桌哭泣、有时又在人面前当着孩子的面夸耀孩子并用无数礼物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父亲,则会在孩子身上激起可怕的敌对和敌对的压抑。孩子不仅被严厉所刺伤,而且由于偶尔的仁慈而不能有正常的反抗。

这孩子对父亲的另一反感是父亲对妹妹的偏爱。这在父亲方面可能是正常的,但在儿子身上却往往激发起无意识的对女性地位的羡慕(因为父亲对妹妹的态度始终是温和的)。这种情感冲突的正常解决途径是孩子转向母亲以寻求在他成长岁月中需要的帮助,然后再离开家庭走向更友好更少冲突的生活领域。但这在本例中却有某些困难。像这孩子的父亲那种地位优越的男人,他们的妻子—般都有自己特有的神经症,最通常的就是把爱从丈夫身上转移到儿子身上。而这又进一步使问题变复杂:过多的爱使孩子透不过气,既使他成为一个惯坏了的孩子,不需要作任何男性的努力就能贏得爱,又增加了他对父亲的恐惧——因为在父亲的领地中他是一个入侵者。我们不妨说,这种孩子被父亲的蔑视及其对姊妹(或他人)的偏爱所激怒,从而过度地向母亲寻求爱;但出于对全能的父亲的畏惧,他又只能以婴儿的方式,停留在口腔阶段去获得这种爱。

这种情形恰恰发生在我所说的这个病人身上。从上面关于他的简要介绍,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怎样反映在他后来的生活中。这孩子对父亲有自卑感,对妹妹有嫉妒心,对母亲则有口腔的依赖。这些因素迫使他在生活中接受一种极其消极被动的角色。我在上面描述过的所有酗酒者,其典型的特点都与这种基本的消极性有关。他们希望以过分的友谊和卑屈而不是以其男子汉的成就去贏得人们的爱。然而尽管在方法上是消极被动的,酗酒者却丝毫不乏攻击性。的确,他们是最富攻击性地用他们的消极被动去对付那些挫败了他们的人。正因为如此,所以酗酒往注在婚后不久即发展到一种病态的程度。这些人企图从妻子那儿得到比正常女性所能给予的更多的母爱,其特征则是控诉她不够温情,而自己又不愿对妻子承担自己的男性责任。这种挫败感的结果乃是拿起酒杯重操旧业,而酗酒则既是对自己的满足又是对妻子的攻击。

在乔纳逊•理查森的病例中,人们会记得饮酒始于婚前,当他父亲坚持要他转学之时。父亲希望儿子继承他的事业,而儿子由于种种原因做不到这一点。这意味着对父亲的一种不情愿的认同。何况,这会使他处在随时拿他惧怕的父亲同自己进行比较和竞争的难以忍受的位置上(这正是口腔性格的特征:既不能做胜利者又不能做失败者,因而通常只有退出一切竞争)。乔纳逊更希望做一个艺术家,而这乃是一种女性认同(我无意中伤艺术家,这里所说的艺术乃是乔纳逊心目中的艺术,而这乃是摹仿他的母亲)。在这方面他父亲试图挫败他的计划,而他也反过来挫败了他父亲对他的野心。不管怎样,他以酗酒的典型方式挫败了他父亲的野心。他做了他父亲要求他做的一切,试图满足他父亲的愿望,表面上他不过是失败在经不住酒精的诱惑上(作为象征,这一点相当于童年时代退却到母亲的怀抱中)。

在这一病例中还有个因素虽然不是所有酗酒者都有的但却很具普遍性。这就是病人的父亲喝酒也喝得很厉害。旧时的精神病学家把这看得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认为酗酒是一种遗传缺陷。今天,虽然这仍然是一种流行的理论,但几乎没有任何科学家相信它。酗酒不可能是一种遗传缺陷,但如果父亲是酗酒者,则儿子很容易学会如何用这种方式去进行报复,而以后则不能自拔。如所周知,许多酗酒者,其父母都很有自制力并且滴酒不沾。在这种家庭中,儿子的酗酒作为—种武器则有更大的威力。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8-7-13 08:2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七章酒精瘾3

这一病例也像任何病例一样能够说明酒精瘾的一些心理作用。在这些病例中,对有些人说来最明显不过的是自卑感似乎经酗酒而得到缓和;许多人曾以内省的方式观察到这一点,而上面的例子则似乎是最好的例证。但是人们却应该记住:这种巨大的自卑感通常有赖于由嫉妒和故意产生的罪孽感。少量饮酒后所产生的意气洋洋和压抑解除状态,不能直接拿来与酒精上瘾者的感觉作比较。酗酒者绝不会在这种轻松感恰到好处的时候点到为止,而是要一醉方休,直到这种感觉被一笔勾销,直到其行为实际上加剧而不是减轻了其社交和智力的低能与自卑。这一点,加上平时对这种人行为的观察,足以使任何人相信饮酒所具有的潜在的攻击作用。几乎无须证明,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醉鬼在宴会、公众聚会、私人生活中的出丑现象有多么讨厌。酗酒病人给精神病医院带来的麻烦比任何人都多。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始终令人不快或好斗不休,而是因为他们一会儿做出和蔼谦卑、彬彬有礼的样子,一会儿又琐碎无聊、喋喋不休,一会儿又因其胡搅蛮缠遭到拒绝而表现出突然的暴躁冲动。他们简直不能忍受现实生活中(或甚至是疗养院生活中)常有的剝夺和限制。的确,酗酒者一旦发现喝醉酒并不是他招人讨厌的惟一原因,人们就可以认为他已经开始“好转”。威廉•西布鲁克在他对自己接受酗酒治疗的体验所作的自白中,对此有忠实而准确的描述。对任何有兴趣的人说来,这本书是一本不可缺少的资料来源,尽管事实上作者所谓对他作的深层精神分析研究还在十分肤浅的阶段就明显地中断了。


我曾说酗酒者的自卑往往来源于一种罪孽感。在有些人身上,这种罪孽感自觉地先于饮酒,但在大多数病例中却往往被错误地[由他们自己和某些医生]归咎于饮酒的生理效应(宿醉、卡森雅麦尔氏综合症等)。然而事实上这种罪孽感主要并非源于酒后产生的攻击性,而更多地来源于其背后隐藏的基本攻击性,即部分地受到压抑但从未完全成功地受到压抑的敌意。我相信,这种敌意乃是酗酒神经症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一点只有在作过大量病例的研究后才能明白,但在下面援引的这个病例中,却能令人立刻感觉到这一点。

这是一个有思想有才华的年轻人,他只有二十三岁但看上去却仿佛已三十岁。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大学预科后,却由于大量饮酒而在大学中被开除。此后,他由于醉酒和与女人鬼混而一次又一次地被解雇。他怀着严肃的心情来到诊所,决心得到医生的帮助,否则即只有堕落为一个不可救药的醉鬼。对此他经过思考且有诚意,因为他父亲新近去世,家庭的重担已落在他的肩头。与此同时他的悔恨也与日俱增,这种悔恨过去也有,但从未能够使他不再喝酒。

他反复梦见自己被关进监狱,这种梦使他坐卧不安。他回忆说,就在他父亲死后不久,他曾好几次被同一个疆梦惊醒,在梦中他看见他父亲的尸体站了起来,非常愤怒地威胁他。他父亲是一个有头脑、有远见、有成就的人,曾对这个儿子极其失望,并且严厉地谴责过他。病人承认,他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想法,即他因酗酒而使得父亲十分痛苦,以致实际上是导致父亲死亡的主要原因。这就是病人那些恶梦的起因。“我知道我杀死了我的父亲,”他说,“无怪乎我梦见自己进了监狱。”

病人继续做梦梦见自己被绞死或被囚禁,这使他心惊肉跳,以致不得不喝得烂醉然后又悔恨不已。“我不过是一个醉鬼,一个堕落之徒,”他说,“让我喝酒喝死算了,我根本不值得费力挺救。”

他中断治疗离开了医院,但对医院却保留着最大的好感。他决心去实现他自我毁灭的意念。他继续喝酒,酒后制造了一起车祸,在这次车祸中有一个人被害(应验了他的“有预见力的梦”),而他也确实因过失杀人而受到审判(又应验了他的梦),但最后却被释放。

他又到另一个精神分析医生那儿去接受了一段时期的治疗,但后来又再次中断了治疗跑去经商且获得一定的成功。与此同时他由于害怕再出车祸而中断了饮酒,但此刻却出现了一系列几乎使他动弹不得的神经症症候,如恐惧、焦虑、抑制、各种生理症状和病态观念。一种类型的神经症常由另一种神经症所取代,这在本例中最为明显。

这个病例也显示出酗酒倾向中相当典型的性模式,即攻击性和罪孽感关联着饮酒的性价值。与父亲有关的可怕的罪孽感、几乎是精心策划的对父亲的挑衅,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对父亲的深深倾慕,共同导致一种冲突,即既希望对父亲保持—种消极的性依赖,又拒斥这种希望。有一点几乎已成公理,即尽管酗酒者表现出大量异性爱活动,其内心深处却对女性对于异性爱怀着隐秘的恐惧,而且显然认为它充满危险。他们往往意识到自己并不具有正常的性能力或性兴趣,坦白地发誓说:他们从女性身上并非想得到性满足,而主要是得到温情、关心、爱——意思是他们是寻求母性的关心。而这乃是正常女性拒绝给予一个成熟的男子汉的(因为她希望他是她的保护人和主人)。其结果是不可避免的:病人接着就对她和所有的女性采取一种悲伤、轻蔑、功利或甚至是仇视的态度,并转而以一种混合着友谊和挑衅的态度转向男人。由此虽然表现出短暂的欢乐和随和,但最终却是痛苦和失落。就在他和他欢乐的同伴(那似乎是他父亲的替身)一起痛饮的时候,他是在反抗和刺痛他的真正的父亲,是在拒斥他的真正的母亲或母亲的替身;而这反过来又产生一种悔恨并导致自轻自贱。与此同时,被激怒的妻子开始考虑或正式提出离婚。于是这位娃娃丈夫又会立刻跑回妻子身边,一把眼泪一把誓言地向她保证,而妻子终于心软,于是整个过程又从头开始。

酗酒中如此明显的自我毁灭后果似乎部分属于意外,也就是说,它们是人以自我调节的种种努力去从内在威胁中获得解脱时不期然而导致的结果。只要这些内在威胁有可能以人自己的冲动毁灭个体,人就会选择酗酒作为一种较轻的自我毁灭以避免更大的自我毁灭。

我们已经指出:许多人(如果不是所有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其解决方式也大致相同。那么,是什么样的特殊问题伴随着潜在的酗酒者,为什么他们选择了这样一种特殊的解决方式呢?上面援引的病例说明了某些决定性的经验促进了酗酒者情感问题的发展,同样也促使他们选择这些解决方法。这些经验涉及病人早期口腔接受型欲望所受到的挫折。这就是他们对爱的需要、他们因受到挫折而产生的憎恨、由于沉溺甚至幻想进行报复而预感到惩罚,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恐惧。

酗酒干净利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它使个人能够实现这些报复和攻击,并且往往是针对报复心和攻击性的原发对象;但此外,它也招致一定的惩罚,而这种惩罚则不如在原发条件下所想象的那么可怕。

何况,它还提供了口腔爱——象征性地表现为用口喝下珍贵液体,即他如此渴望的“母亲的乳汁”,实际上则表现为社交宴饮中的欢乐和伤感。的确,这一点有时似乎已代替了异性的对象爱,但酗酒者也像所有口腔性格的人一样,并不注重性別的差异。的确,由于他将自己所受的挫折主要归咎于母亲,所以他恨女人胜于恨男人。但他对女人的歧视,主要并不是由于其性別,而是由于她与母亲的相似;换言之,主要并非由于性原因而是由于人格原因。许多酗酒者只在喝醉了以后才沉溺于同性恋(或异性恋)。但这些不同的事实却证实了我们的论断:自我毁灭的所有表现形式均已部分地[不完全地]性欲化,也就是说,被用来作为获得快感的源泉。

出于特別的考虑,我将一般的治疗问题放在最后一部分。但由于酒精瘾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病痛,而现行的治疗方式又完全不能见效,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插入一段简要的提示,即如上所述把它视为自我毁灭的一种形式,并在这种思想下考虑治疗方法。

以这种观点去看待酒精瘾问题,人们会发现:进行成功治疗的一般原则完全不同于建立在以往观念(酒精瘾是一种坏习惯,一种不幸的遗传禀賦)上的那些原则。有效的治疗当然应该是治疗那导致酒精瘾的内在原因。这意味着逐步消除对挫折发生过度反应的倾向,逐步缓和那些深藏的内在焦虑感、不安全感以及孩子似的期待和憎恨方式。

但由于这些十分顽固的特征代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性格变形,代表着童年创伤的变相结果,要成功地消除这些特征就意味着完全彻底地重建整个人格。

就我所知,只有一种治疗技术试图做到这一步,这就是精神分折。我并不是说酗酒不可能经任何其他方式治愈。我曾看见过一个有头脑有决心的人在一个孤寂的地方,通过好几年的长期祈祷而治好了这种疾病。我知道这种情形的发生是由于一种宗教上的皈依。我确信在不那么严重的病人身上,这种结果也能通过精神医学的商讨和咨询办到。我们都知道,所谓“痊愈”有时候不过是由酗酒转变成另一种神经症,例如,酗酒者有时不再是酗酒者而成为疑病者或成为宗教狂。最后,为尊重事实,我们还必须补充说,这种情形的发生有时紧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有时则紧跟在显然微不足道的事件后面;对这种变形该如何解释,至今仍是一个谜。

但另一方面,我从未见过酒精瘾单靠监禁就告治愈,哪怕在那段时期他已彻底戒酒。这里所说的既包括长期监禁也包括短期“治疗”。我曾与许多州的州医院负责人谈过此事。这些医院也治疗过酒精瘾患者并且也有过与我同样的观察发现。事实上,我的一位朋友,某一所州医院的负责人,最近已拒绝在他的医院中接收任何酒精瘾患者。这倒不是因为对他们失去了科学上的兴趣,而是因为他相信:在州医院住院是一种浪费,这种浪费对病人对州里都没有任何好处。

不难看出,为什么这种治疗不能改变酗酒者的性格,也不能缓和酗酒者潜在的欲望。酗酒者一旦被释放,他就立刻再次寻找机会缓和其内在痛苦。

为了造成能缓和内在痛苦所必需的性格改变,对酒精瘾患者必须作心理“手术”即精神分析。从理论上讲,这是惟一的治疗。从实际上讲,在治疗过程中却有许多困难存在。首先,精神分析治疗不可能在几个月内奏效。一种三十年才形成(或毋宁说扭曲)的性格,要想在三个月、六个月或十二个月中得以重建,这无异于喝醉酒说胡话。酒精瘾的治疗就像肺结核的治疗一样,乃是一种长期的工作。这意味着它既费钱又费时。这是不幸的但却是事实。要想安慰病人或病人家属,使他们相信几周或几月就能发生基本变化,最终只能以失败而令他们失望。

更何况,许多酒精上瘾的人都已“走得太远”,太远离现实原则,从而很难在一般情况下对他们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在一种特殊环境中,为着实际的目标而进行治疗。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被隔离起来,不能使他们有饮酒的机会。计划中还包括:一旦其一般行为有所改善,则准备逐步增加其自由。当他们的攻击性倾向变得越来越直接,越来越少受神经症抑制作用的阻遏的时候,就给予正确的指导以使它们有助于治疗的效果。体育运动和竞争倾向是受到鼓励的,而且只要可能,我们也鼓励他们从事商业或其他升华了的攻击性活动。

因此,隔离,加上精神分析,再加上正确的指导以增加其外向性攻击能力,就构成了我们认为治疗这种疾病的最佳方案。当然这种方案也并非总能获得成功。但经由这种治疗,有一些病人已被治愈而且没有复发。他们不仅革除了饮酒嗜好,而且摆脱了与之俱来的幼稚症以及导致幼稚症的性格变态。就我所知,对酒精瘾的其他治疗方法,今天还达不到这种效果。

总结

因此,酒精瘾可以被视为一种用来逃避更大的自我毁灭的自我毁灭方式,它来源于因挫折而激发的攻击性、未得到满足的性欲,以及由与攻击性相关的罪孽感所产生的受惩罚的需要。尽管受害者借这种方式来缓和其更大的痛苦,避免他所恐惧的毁灭,但实际上他仍然借这种方式完成了自我毁灭。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8-7-14 08:0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八章 反社会行为1

大家早就知道,有许多人根本不尊重现实,不考虑自己的同胞,其所作所为如未达到“疯狂”的程度,至少已臻于自我毁灭或明显地需要精神病医生帮助的程度。例如,在所谓“性变态”中,受害者就被种种幼稚倾向所主宰,而一直不能使它们服从社会的限制,并以能为人们所接受的方式去满足这些倾向。相反,他被迫停留在性欲不成熟的阶段,并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把这种不成熟强加给他人,从而不是迫使社会怀着蔑视极不情愿地容忍他们,就是完全把他们放逐于社会之外。还有这样一些人,在这些人身上,难以控制的攻击性冲动胜过了爱的要求而突破理智、良心和社会禁忌的限制,以达到一时的满足而不顾最后的损失。我们把这称之为“犯罪”,对此社会有其传统的治疗方法,虽然这种治疗方法起源于惩罚和制止,更富于戏剧性而较少治疗效果。最后,还有这样一些人,这些人也像罪犯和性变态者那样受内在的冲动驱使,但另一方面却并不把他们的惩罚留给国家或社会来行使,而是设法(间接地)把惩罚加在自己身上。在精神病学的发展进程中,这些失调有过种种名称;我本人建议采用“变态人格”这一术语并在(人的心灵)—书中使用了这一术语。对这种性格障碍的最新称呼是“神经症性格”。神经症性格与神经症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症状表现在行为上,后者则往往表现在情感和身体自觉症状上。

这三种明显的攻击型行为,就像澳洲土人的“飞去来”一样作用于它们不幸的主人,起初是投向目标,最后却自食恶果,从而其最后结果乃是自我毁灭。

这里也许无需指出:并非所有的外向性攻击其结果都是自我毁灭;一个人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抵抗对他的家园、他的幸福、名誉和理想的入侵,这不能说是自我毁灭,自食其果;毋宁说恰恰相反,一个在这种情况下不进行战斗的人才是在消极地自我毁灭。而在我所描述过的临床病例中,攻击性乃是一把两刃刀,其对于自己的毁灭确实不下于并且往往更甚于对他人的毁灭,因而应该算作是一种自我毁灭。


我意识到有人可能会对这里所作的目的论假设——自我毀灭的结果乃出于个人的意向——提出逻辑的或哲学的反驳。如果一种正面的欲望其强度超过了其他所有的考虑(其中有一些可能导致死亡),人们就可以认为:自我毁灭实属偶然,或甚至是一种不情愿地加以接受的惩罚。我的立场是实用主义的临床观点,这种观点不是建立在演绎和假设之上(一切发生的都是经过选择的),而更多地是建立在我对这些人所作精神分析研究的经验上。病人几乎总是发现和承认:他的难以驾驭的欲望中包含着敌意的因素和罪孽感因素(后者需要惩罚并因而加剧了欲望的迫切性),同时也包含减少危险后果可能性的倾向。暂时地相信一种使人幸免的“运气”而不顾理智和判断,这正是自我毁灭的一种伎俩。

现在,我不拟专门讨论心理上的自我毁灭,而打算分别考察刚才提到的隐蔽的自我毁灭的三种临床表现形式——神经症性格、犯罪行为和性变态。我将依次援引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并指出在自我毁灭的因素尚未显现之前,就能在仔细考虑的基础上加以分辨的种种方法。

一、神经症性格

这种以攻击行为作伪装的慢性自我毁灭与酒精瘾十分类似,只是毁灭自己的方式不是靠酗酒,而是靠不聪明的行为。我指的不是一件欠考虑的行为,而是不断地沉溺于“坏行为”(攻击性行为),而其最后结果则是灾难性的。这种人可以扮演酗酒者、神经症患者、彻头彻尾的罪犯等角色,但他们却总是失败。可以说,在失败这一点上他们总是成功。例如,如果他们从事犯罪活动,他们的犯罪行为会十分笨拙愚蠢,他们似乎是不顾一切地要被逮捕而不是要逃脱,他们经常做种种可能的事来阻止律师为他们辩护,简言之,他们似乎是在寻求惩罚。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表面上是在寻求更高的、更有价值的目标或成就,他们就会不断地以熟练而灵巧的方式毁掉这一成就。

在旧的精神病学范围内,这些病人被称之为精神病人格。大多数精神病医生也根据这一名称接触过这类病人。对这些病人曾经有过许多精心的描述和研究,但直到引入精神分析学的概念以后,人们才开始以动态的方式理解他们。公正地说,由于他们的挑衅性、攻击性和不可理解的坏判断,他们很容易引起医生[以及他们所接触的所有人]的反感,所以很难对他们长期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去研究他们。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对大量病例作了研究,终于能够很好地理解他们的一般生活模式。不同于神经症疾病和酒精瘾患者,他们完全能够直接地表现其攻击性。但他们却不能巧妙地做到这一点,换句话说,不能以充分的鉴别免除良心的惩罚。他们可以短期地欺骗社会,但却绝不可能欺骗自己的良心。因此他们一方面受到本能的驱使去实施其攻击性(而这是神经症患者要加以压抑的),而另一方面,又被他们的良心驱使去行使惩罚(这也是较为正常的人要加以避免的)。由于这一缘故,其攻击性往往像小孩的攻击性那样具有挑衅的性质(小孩由于某些隐秘的触犯和逾越而感到愧疚,往往以一种明显的微不足道的攻击去激怒父亲以获得一种惩罚和报复)。

弗兰茨•亚历山大因为在许多著作中对神经症性格作了最彻底的剖析而应该受到赞誉。亚历山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罪犯身上,或如我们所说,主要集中在那些使自己作为罪犯被监禁的神经症性格者身上。但是不要忘记,许多神经症性格者,特别是那些其社会和经济地位保护了自己的神经症性格者,却长期逍遥于这种法律后果之外。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此人的父母是波士顿富有的贵族,他们是儿子攻击行为的主要受害者。这些攻击行为很早就已萌芽;他最早的记忆之一是放火烧掉了庄园中的建筑。七岁的时候他已做过许多小偷小摸的事情,如偷父母的钱、珠宝和其他东西,这些东西他有时加以毁坏,有时则拿到珠宝商那里换钱买糖吃。

他被送一所私立学校后,虽然一开始因为自己的卷发和女性面容而被别人叫做“女孩子”,后来却因为打人和欺负新来的同学而成为“霸王”名闻全校。在学校中他惯于残酷地捉弄和取笑那些生理有缺陷的同学。他多次被学校开除。他很早就有了性行为,经常勾引女孩子并以十分恶劣和轻蔑的方式与她们逢场作戏。他后来被送进维吉尼亚州的预备学校,但因触犯校规被除名,进入第二所预备学校后又因目无师长、反抗父母、拒绝学习而未能毕业。这并非由干任何智力上的缺陷,尔后所作的心理测验也表现他的智商相当高。

凭借他父亲的威望和在事业上的地位,在他的坚持下他获准进入一家银行工作,但后来却因经常酗酒、制造车祸、高速行车、逮捕拘留、声名狼藉而被解雇。他盗窃亲戚家中的珠宝、首饰、现金和酒,并且卷入费城的一伙匪徒之中。他开设了一家私人赌场,但损失惨重,以致为了弥补损失而伪造支票,最后被检举,但终因其家庭背景而幸免于被起诉。

他的生活中有一些主要事件足以说明他的行为模式。除此之外则是以无数小型的犯罪反抗其父母和反抗社会,这些细说起来需要大量篇幅。

然而他的外貌却完全不能使人相信这一切。他天真纯洁的表情、文雅高贵的风度使人一望而知他出身于上流社会家庭。他坦率地承认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不断地以其所作所为使自己陷入重重困境。他希望我们能够开导他,给他指引迷津。精神分析——对此他抱着一种“诚实的”怀疑,有时则讥诮地取笑——很快就发现了导致他这些行为的原因,这些原因使他大为惊讶。

从外表上看他出生成长的环境几乎是理想的。他的父亲和母亲是有名望受尊敬的人,惟一的姐姐又不可能对他构成竞争的威胁,再加上又没有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外在压力。但是,尽管外表不错,他童年时代的生活却充满不可逾越的障碍,妨害了他的正常发展。他很小的时候,心中就渐渐充满了自卑感,而他尔后的行为都是试图谋求一种补偿。这一点清楚地显现在他开始精神分析后不久所叙述的一个梦中。

我梦见我参加了新闻影片中经常看见的那种自行车比赛,我一路领先,紧跟在我后面的一个家伙则拼命加油,好像要赶上并超过我。我早就觉得电影中的领先者总是被人超过未免太不合理,于是我对自己说:“我要让他们看看。”我鼓足全身力气,始终遥遥领先。但是我暗自猜想,这会使我丢命的。的确,我骑得太快无法转弯,最后“轰”地一下撞在什么东西上,我被抛入空中。

这个梦形象生动地展示了这孩子的自我毁灭方式。他过去在所有事情上都名列前茅,而为了今后也一直领先,他徒费苦心、无视现实,最终落得粉身碎骨、希望破灭。

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此严重地威胁着这孩子的自信心,以致竟迫使他以这种毁灭性的努力去获得自我确证呢?

首先,其最早的竞争对手就是他的这个姐姐。她在弟弟出生给家中带来的喜悦淡薄之后,以精心的计划和努力夺走了他在家中的重要地位。她越来越惯于以撒谎、欺骗和种种诡计来保全自己受宠爱的地位。这表现她这些作法已超出了普通的孩子竞争的范围。很可能她也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因而不得不借助这些手段,但毕竟她不是我们这里要研究的对象。父母也坦率地承认:事实上她已越来越成为他们最喜爱的孩子,与此同时,她的弟弟却是一个给全家丢脸的人。他没有做过一件令父母高兴的事情,他所作的一切都徒然令父母痛心。

如果他的父母有幸具备现代儿童教育的知识,他们或许会认识到:这孩子的行为,大多数既出于报复又出于挑衅,也就是说,他不仅因感觉到被人小看而采取报复,而且试图以这种方式去获得他认为他未获得的爱。然而,他的父母没有看出这一点而中了他的圈套,他们只是严厉地惩罚他,而这种约束方式当然只会增加他受委屈的感觉并从而激起他更大的攻击性。

甚至父母用来惩罚他的方式也选用得十分不当。父亲有时会痛打这孩子,但更多地却是以一种戏剧性的但并不真诚的方式来威胁他。孩子很快就识破了这种空城计。例如,父亲多次把孩子送到警察局,而事先却与警察局串通只是吓唬吓唬孩子。母亲则总是在某些场合使劲捏他的手,弄得他又哭又叫,当众出丑。直到他已长大母亲仍逼迫他穿小孩的衣服并让他烫着卷发去上学。因此,早在孩提时代他就不得不保护自己,不使自己的自尊心和男性气概受到可怕的打击;与此同时,他又每天都面临着这样的事实——做一个女孩子即意味着接受一切宠爱,而人家也看不见女孩子耍的诡计和欺骗。根据精神分析的研究我们知道,每个男孩都因为女孩独享的那些好处而受到巨大的诱惑,并因此而痛苦地矛盾于两可之间——一方面是自己天生的男性努力,另一方面则是牺牲这些而发展女性被动接受的态度。而一旦其父母的残酷无情和缺乏诚意轻易地被孩子发觉,并极大地增加了他的无助感和不安全感,他就差不多只有屈服于因循苟且、消极被动或彻底的同性恋,否则即以与此相反的粗野姿态来否认这种倾向,与此同时又在这种富于攻击性的假面具后面偷偷地寻求这种消极被动的满足。

这孩子选择了后一种方式。无意识中他是这样一种态度:反正他做的一切都绝不会使父母高兴,反正他们对他既不公平也不仁慈,因此他也就没有理由要去使他们高兴。他生活的惟一目标就是以最方便的方式去获得他心血来潮时想获得的一切。而意识中这一点却表现为对父母希望他做的一切事都奇怪地感到厌恶,而对父母不希望他做的事情则非常渴望去做。不幸,父母的某些理想和标准恰恰与社会的理想和标准一致,因此病人对父母的攻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反社会行为。

到此为止,我还只说明了一个孩子是如何在童年时代因父母对待他的方式而受到伤害,以致先是变成一个“坏孩了”,后来则变成一个“坏人”。这一点足以解释他是怎样变成一个人们所说的罪犯,但却不足以解释他是怎样变成了我们所说的神经症性格。二者的区别在于:神经症性格不允许自己从自己的攻击行为中获得好处,而是恰恰相反,似乎旨在寻求惩罚。这一点正适合我所描述的这个病人。他所做的一切,如酗酒、偷窃、伪造支票、强奸、撞车、斗殴等,都未能使他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好处。他偷的钱丢了,伪造的支票被人检举了,酗酒徒然使他生病,他给女孩子带来的痛苦反过来使他痛苦得要死,他以慷慨、炫耀等方式交来的朋友最后都抛弃了他。他不断地陷入烦恼之中,实际上非常不幸。在我对他进行观察的期间,他一次又一次地刚刚趋于相对安宁,紧接着就又对某人进行攻击而破坏了这种安宁。人家对这种攻击的自然反应,又总是成为他采取更厉害的攻击行为的理由;而这种更厉害的攻击行为,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只会给他带来无穷的麻烦。这样,当打击降临他头上,惩罚充分满足了他之后,他又会从最初的狂暴怒吼和相互指责中安静下来,陷入一种绝望的情绪,并且毫无诚意地追问自己:如此无意义的愚蠢行径,为什么几天前竟使得他如此着迷。一旦人们向他指出,他是故意做这一切来惩罚自己,他又会竭力否认他对此有如此多的罪孽感。这正是典型的神经症性格。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8-7-15 07:5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八章反社会行为2

亚历山大和希利(Healy)曾经描述过一例令人难忘的神经症性格,这个病例生动地体现了这种人是如何一方面屈服于他们的攻击性和敌对性,另一方面又需要假手于官方而获得自我惩罚。我将援引这一病例来说明这种情形。

这孩子是家中五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家庭相当富裕,什么都不欠缺。家庭成员中没有一个人有好逸恶劳的习惯,在他的童年教育中也看不出什么不好的地方。从八岁起他就开始偷东西,这种恶习使他三番五次地被送进教养院,在教养院中他因举止有礼和行为勤勉,很快就交上了许多朋友。他坦率地说有一种他不知道的力量驱使他去偷窃,他的所作所为令他自己感到十分费解。

当他十六岁的时候,有一次从教养院中获释后,偷了一个手提箱而被送上少年法庭。在庭上他告诉法官说,教养院未能治好他的毛病,他需要更严厉的惩罚,在他的要求下他被送进成人劳改营,在那里他表现很好而被释放。他很快又给自己找了许多麻烦,接着安分守己地过了一年多,工作不错,结了婚。但第一个孩子出世后他又故伎重演,经常驾着偷来的汽车长途旅行。他加入了海军,但很快就被开除,又继续偷东西直到被抓获,送进另一所监狱。他从那里逃出来,继续其犯罪生涯。在这段时期,他给他妻子写了许多情意绵绵的信,诉说他被一种他不明白的奇怪冲动驱使而做这些事情,请求她的宽恕。他的父亲和他妻子的父母由于他善于贏得人心而对他怀有真挚的感情,他们花了大置的钱帮助他脱离困境,结果却不过是帮助他投身于更严重的胡作非为。他后来因盗窃被逮捕,判了较长的徒刑。在监狱中他表现很好,后来竞在一次火灾中充当英雄而被提前释放。就在即将获释的前几天,在他妻子来看他并帮他计划以后如何重新开始生活后,他越狱逃跑了,很快就卷入另一个州的一连串盗窃事件。他又被逮捕判刑,又因为表现出色而贏得人们的好感。这段时间对他进行过观察的一位精神病医生说,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罪犯,他的犯罪活动毋宁说出于一种内在的强迫冲动。然而以精神分析方法对他进行的所有研究尝试均告失败。此后,这个年轻人逃到很远的城市,以別的名字重振旧业。他再次结婚,继续偷盗并干了不少坏事。他似乎是要存心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而最后他也果然因此而被捕获。这个年轻人的全部案情记录(这里所说的还不到一半)包括十至十二次下狱,无数次被捕;从他自己的父母开始,许多权威都对他作过仁慈的或严厉的处理,但直到最后,他对自己对他人仍是一个谜。这个聪明、健康、有天赋的年轻人始终“对自己的未来抱一种奇怪的乐观态度”。


消极的神经症攻击行为

有时候这种人不是以狂暴的争斗和寻衅生事,而是以一种消极的伎俩来实现自己的攻击行为和自我毁灭。消极的攻击行为也像积极的攻击行为一样具有挑衅性。事实上,那些以其懈怠、冷漠和无能而激怒其同僚的人,即使不如上面所说的人那么显著,至少是为数更多。在这种人身上,惩罚的效果可能更为隐蔽,他们更显得是命运或残酷力量的牺牲品而不是他们所伤害的人的报复的牺牲品。

由于缺乏更好的名称,我们不妨称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性格为“无助型”(helpless type)。一个孩子如果处处受到溺爱放任、有虐待倾向而又惯于把孩子作为玩物或陪衬的父母的干涉和侮辱,他就会整个一生都消极地屈限于这种加诸他的伤害,始终因循苟且地接受这一切,或者表现得好斗和充满敌意,总是寻衅生事寻求惩罚。后一种类型往往被说成是典型的神经症性格,但是我认为前一种消极类型也属于同—种类,而且很可能为数更多;虽然就我所知,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性格以前并未被人们所认识。其典型代表由于往往将他们的困境归诸盲目的命运,因而得以掩饰其攻击性和所受的惩罚。我知道得十分清楚的一个病人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性格,他总是做不好自己份内的工作,借以给他人给自己都制造了许多麻烦。

这个年轻人是由他所在大学的教务长介绍来的。他在大学里呆了六年也未能完成其必修课而获得学位。就像古代的圣人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进行悔罪一样,他也总是设法每年只完成所选课程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平时记录和我们的考核均证明这并非由于他确无能力完成学校的功课,但是每门课程他都剩下一部分指定必做的部分不做。在这门课程中他写不出论文,在那门课程中他又忘记了画图;在一门课程作业中他没有交上参考书目,在另一门课程作业中他又忘记了做实验而且多次缺课。他是一个谦和的年轻人,自己承认自己一事无成,无法完成功课,但却不知道自己何以如此。他就像一个渴望得表扬的孩子那样请求我们给他帮助或“建议”,并且就像孩子那样按时来看医生,但并非来汇报治疗的进展,而是带来更多他愚蠢无能、处处失败的事例。

有一天他带来他的活动计划。医生和他一道看了这份计划并向他指出,他是在毫无目的地浪费大量宝贵时间,这些时间本来是应该用于学习的。过了几天,他又骄傲地带来一篇论文,并说他只用了几小时就写出了这篇论文,而两年来,正是这篇论文使他一直得不到该课程的学分。与此同时,他坦白地说,那天早上他醒来后,发现外面在下雨,于是他翻了个身又继续睡了一上午,漏掉了他眼看就要不及格的一门课。这种想要使自己脱离其正在其中挣扎的困境的天真方式,正是这个病人的特色。

他是独子,父亲专横暴虐却又溺爱放纵孩子,母亲则十分严厉。比他小两岁的妹妹是个跛子,病人的早年生活即围绕着妹妹的疾病和他最好的一个男朋友的疾病展开,这个男朋友在八岁时死去。病人渐以其女孩子气而闻名,邻家的孩子经常欺侮他,取笑他,把他弄哭。他被迫用自己的玩具车载着这些孩子而自己拉车,或者让他们在自己背上“骑马马”,或者成为大家的嘲弄对象。在家中在学校他都经常受到严厉的处罚。他对任何体育运动都一窍不通,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母亲拒不让他自由地学习和参加这类活动。有一次别人送他一双旱冰鞋,他竟不知如何使用;而后来又羞于学习,因为他妹妹倒先学会了。直到十岁他仍睡在婴儿床上,而他偏偏又长得很高,两只脚经常伸在外面。他没有自己的房间,而和母亲、妹妹睡在同一间屋里。

十二岁那年,他母亲带着他和妹妹离开了他又爱又怕的父亲。此后不久,父亲拐走了这孩子,于是他变成父母之间相互争夺的一块骨头。父亲把他送进军校学习。在那里他受到其他男孩子的虐待,他们打他,把他倒吊在窗框上,还施以种种侮辱。这孩子逐渐长成一个笨拙、不安、浑浑噩噩、一事无成的人。他父亲要他念大学他就念大学,然而年复一年却总是换来令人沮丧的成绩。尽管父亲总是对他接二连三的失败大为不快,他还是默默地依附于他这精力充沛的父亲。他的全部兴趣都集中在父亲身上,并且明显地想要取悦于父亲,但实际上他却以其婴儿式的依赖和不肯长大成人而使父亲失望。

与这种接连失败十分类似的一个病例是一个中年农民,他带着一大堆生理病痛前来就诊。我们现在暂且撇开这些病痛,只援引其行为中自我毁灭的一些表现。

当他结婚后,他父亲和岳父每人给了他一块土地。在他婚后的最初几年里,他把这些土地都抵押出去,到了1917年(那时农产品价格很髙,农民生活很好),他这两块土地都已不再属于自己。他又带着父亲给他的资金去加利福尼亚投资经营一块葡萄园,但最后又破产变卖给他人。后来他又用不知从哪里弄来的资金经营一块果园,但最后又失败了。他到处打零工做杂活,挣来一笔钱买了些汽车,准备大规模地搞货运,但终因付不起工资而破产。他父亲又资助了他上千美元,他用它来经营一座加油站并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这时他又想扩大经营,建起了一个与加油站相傍的停车场。但这种冒险却遭到了失败,停车场和加油站都丢失了。

几年以后,他父亲又答应给他一块土地,只要他愿意重返东部定居。他答应了,但很快又将这块土地高价抵押出去。农忙季节,他本应拼命工作,但却突然决定回加利福尼亚。他计划把旅费开支开在其他一些希望和他同行的人身上。有十四人同意和他同行,但由于其中—些人最后未交钱,他反倒蒙受了损失。他在东部买了几辆车,把这些车开往加州,准备在那里卖掉后赚一笔钱。但最后这计划也遭到失败,不得不赔本将汽车卖出。他又回到东部,发现许多抵押已到期。为了支付这些钱,他卖掉了属于他妻子的牛群,拿到这笔钱后,他又心血来潮,决定再去加利福尼亚。

从加利福尼亚他又去新墨西哥,在那里租了一万四千英亩的土地准备作大面积耕种。但是他把钱全部花在了租金上,以致没有足够的钱来买种子,遂不得不放弃整个计划返回东部。回家后他发现银行和亲戚们都再也不能等待了,要他立刻偿付土地押金,而他却身无分文。此人身上原有巨大的攻击性并贯注于他的工作中,但他不同于那些用这种驱力来获得成功的人。他是以此来使自己的事业遭到失败,不仅输光了自己的钱,而且也输光了那些相信他的人的钱。

所有这些看上去是如此极端荒谬,以致这种人的所作所为,即使在达到顶点的时候,也难以被其朋友和邻居视为自我毁灭。人们可以说这是出于愚蠢、出于欺诈或出于运气太坏。但这些说法并不能掲示其潜在心理。少数人可能会觉察到:此人身上的自卑感造成了一种过度补偿,表现为事业上的志大才疏,而这预先注定了他的失败。但即使这样仍不足以说明他何以遭致一连串的失败,因为过度补偿在一定程度上往往导致成功。相反,明显的愚蠢倒是攻击性经常使用的武器。不管怎样,这种持续的失败与许多生理痛苦(这里没有讨论这些生理痛苦,但它们确是整个临床情形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起,共同表明了这是此人自我毁灭的一种戏剧性表现,而这种自我毁灭则化装为愚蠢无能和倒霉的命运。

这些例子也像前面的例子一样,不容置疑地说明了非理性和无意识动机的动力,这种动力支配着神经症性格那种反复重演的行为。其最后结果乃是更高意义上的自我毁灭,正如殉道、禁欲、神经症疾病和其他情形属于自我毁灭一样。的确,神经症性格拯救了他的生命——他甚至还保全了某些正常的乐趣,而且往往有种种粗野的、疯狂的满足。但尽管如此,他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遭受痛苦、限制剥夺、希望和欢乐的破灭。从现实的标准看这是一种愚蠢的交易,虚掷了自己的一生,换来的不过是些暂时的满足。

我们不应认为:神经症性格以其昂贵的代价所获得的这种粗野的欢乐满足了他内心的愿望,他的钱花得值得,因而应受到羡慕而不应受到怜悯。这种勇敢的豪言壮语,每个精神病医生都从上述受害者的口中听见过不下一千回。这些受害者动摇于反抗与绝望之间,却试图高高昂起自己碰得头破血流的头颅,但同时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些话骗不过自己。人们不可能藐视现实而不受惩罚。种种后患会累积起来直到有一天痛苦和忧伤取代了欢乐与傲慢。直到那时这种自我毁灭才能允许对它进行有效的治疗;不幸的是,到那时再想改弦易辙却为时已晚。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8-7-16 06:3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八章 反社会行为3

无限笔迹  今天
二、犯罪行为

对犯罪行为的科学研究日新月异,以致本书甚至不可也对这一主题作钩玄提要的介绍,因此我将仅仅考察犯罪行为中与我们论题有关的方面,即犯罪者心理中自我毁灭的动机。

人们曾试图在美国公众中传播“犯罪不划算”的口号。罪行侦破影片、对罪犯的公开惩罚,以及戴着手铐游街示众、自己大声宣称犯罪不划算的罪犯,其目的都在于告诫那些受诱惑的青年不要自蹈法网走上犯罪的道路。尽管如此,犯罪仍在继续,而这一口号不得不换着花样进行宣传这一事实,已足以表明犯罪动机并非那么简单。大批美国公民的行为表明:他们相信犯罪确实是划算的。但究竟划算在哪里,却是值得作一些精神分析的,因为显然,不同的人想得到不同的好处。但即使假定这种好处涉及物质收获,在美国公众眼前也早就有取得辉煌成功的榜样——从银行家、实业界巨头到啤酒店老板和妓院老板,都既能获得物质好处又能成功地免于被逮捕被定罪。

何况,就在预防犯罪的机构向公众保证说犯罪不值得的同时,各大城市的警察局却公开宣称他们准备用犯罪的方法去对付罪犯。例如,某个大城市的警察局长就曾宣布:“我要奖励那些严惩这帮匪徒和嫌疑犯的警察,我要提升那些痛打这帮家伙并将他们抓来的警察。”就在同一星期,南方的一位地方法院检察官还在为私刑辩护,而加利福尼亚州罗尔夫州长为私刑所作的著名辩护也不过是几年以前的事情。美国公众经常被这些显要人物的这种坦率说法惊得目瞪口呆,这无异于宣称:只要是好人就可以允许犯罪。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心理是美国人的典型心理现象。的确,我们只需稍稍反省一下即不难意识到:我们这个国家本来就是由一群反抗和侵犯英国法律的人创建的。何况,我们国家早期的财政收入和所谓的经济稳定,基本上依靠的是对自然资源进行犯罪式的破坏和浪费,只是现在我们才开始充分意识到由此而造成的不幸后果。尽管如此,今天仍有无数美国公民认为:滥伐森林、捕猎野生动物、污染水源、不顾其破坏性后果而肆意蹂躏大地是上帝给他们的天赋权利。


如果我多少有一些离题,那是因为我多少有一些疑虑,不知道是否能够使普通的美国读者相信,犯罪的确是一种自我毁灭。我们整个民族的意识形态都反驳这种说法。正像亚历山大和希利在他们新近的著作中,通过比较德国和美国犯罪心理调查所说的那样:

最引人注目的不同是:在美国对犯罪行为有一种英雄式的炫耀和估价;这一点在构成破坏法律的动机方面,其重要性远胜于欧洲。不管官方如何定罪,美国公众不仅本能地而且甚至是自觉地以一种青少年特有的英雄崇拜去看待犯罪行为。与此同时,机械文明以其机械化和平均化的倾向扼杀个性,迫使个人成为统一集合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犯罪则成了仅剩的几种宣泄方式之一。经由这种方式,个人可以表达他对这种压力的蔑视并突出其男性主权……美国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这种个人主义的人生哲学,业已人格化为一种理想的、自我塑造的人的形象,他不需要任何外来帮助,他在机会均等的自由竞争中总是成功。

换句话说,粗暴的个人主义本身即意味着个人有权无视社会公共权利,而这正是犯罪行为的实质。

事实上我们美国人相信:犯罪只有在被抓住的时候才是不划算的。这种道徳,以及许多美国人的行动指南实际上是:“做一个粗暴的个人主义者,尽你所能地与邻人友好相处,在需要的时候则不妨触犯他们,但触犯的方式却必须不至于被逮捕。”如果一个人精于此道,他可以游刃有余,既得到物质上的好处又得到公众的喝彩。而如果一个人笨手笨脚,不幸出错,那他就只能被罚出场外,作为罪犯接受官方的定罪,并在尚未开窍的青年面前证明犯罪的确不划算。

有关犯罪行为研究中包含的某些政治含义的这种题外话,不应该使我们偏离科学地考察犯罪行为如何能够导致自我毁灭。哪怕在美国犯罪行为往往也并不导致自我毁灭。显然,存在着这样一种正常的犯罪行为即某些人抛弃一切关于犯罪活动的定义,抛弃一切更髙的理想或更高的社会标准,而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攫取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并保护自己不受逮捕和惩罚。密苏里州的犯罪调查表明:在调查地区的犯罪活动中,只有千分之一犯罪者受到实际惩罚。因此,在我们这个国家,任何对犯罪者的研究均应区分为对被逮捕的犯罪者和对未被逮捕的犯罪者的研究。几乎所有已经有过的研究,其结论均建立在对那些被逮捕的犯罪者进行的研究上;而既然大家都知道还有绝大多数的犯罪者逍遥法外,那么在我看来,这种调查和研究就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正确“取样”。

格卢克曾经证明过:那些一度被捕的人仍然会继续犯罪继续被捕。显然,他们反社会的攻击行为是在以监禁、痛苦、剥夺自由等方式导致自我毁灭。

但是,正像我已经表示过的那样,如果我们准备用罪犯一词来称呼那些从未被捕的人的话,那么我以为我们就不应简单地称这些被捕的人为罪犯。或许,我们不妨称他们为神经症罪犯。他们中有些人无疑是愚蠢笨拙的,而且正因为此而被捕;另一些人则是不幸的;还有少数人则是正常的罪犯,只是在技术问题上出了点偏差。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可以归入精神分析作过认真研究的那种类型。在许多人身上,犯罪的冲动(我们可以肯定这是一种普遍倾向)是不可抗拒的,但另一方面,这些人却无法逃避自己良心的报复。因此,这些人既然屈服于自己的攻击冲动,到头来即使不屈服于法律的威胁也要屈服于自己良心的威胁。而这又会导致他们寻求惩罚,导致他们让人抓获,或故意寻衅生事甚至是“自投罗网”。

亚历山大和希利在新近对犯罪心理动机所作的研究中,曾以更大的篇幅讨论过这些动机。有大约十二名罪犯接受了精神分析。在所有这些病例中,深层心理研究均显示出同样的结果,即强烈渴望始终是一个孩子极端憎恨那些使他们的满足受到挫折和阻碍的社会、经济和其他压力,以及混合着报复心、自我确证和罪孽感的复杂心理。“他们卑鄙地对待我,我恨他们,我不需要他们,我要回敬他们,我要从他们身上索回我需要的东西;但是我因此而感到内疚和罪过,我将为此而受到惩罚……”

显然,这在总体上与其他方式的自我毁灭是吻合的。这一点不妨总结如下:某些犯罪活动乃是童年时代形成的强烈憎恨的结果,个人只有以受到自己良心威吓为代价,才能表现这种憎恨;而良心的威吓无意识中又使他不能顺利地完成其攻击行为,并使他宁愿被发现、被逮捕、被惩罚。

无论其是否疯狂,是否罪犯,在我所见过的那些最不同寻常的人中,有一个人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从关于他的上千页笔记中,我试图将他的全部生活浓缩成几页来说明他可怕的犯罪行为的情绪根源。

这个人后来被联邦法院判处死刑,在我的面前放着他写的手稿,一开始他这样写道:

我是约翰•史密斯,XX州美国监狱第31614号囚犯。

我是一个骗子。

我是一个窃賊。

我是一个杀人犯。

我是一个坏人。

但所有这一切并不妨碍我在这里所写下的全是真话。

我现年三十八岁。三十八年中我在监狱、教养院、改造所中度过了二十二年的光阴。在我的一生中,我没有对自已对他人做过一件好事。我是第一流的大坏蛋、下流胚……但却是法律使我成为现在这样。

现在,我知道我就要死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字的原因……

我破坏性地度过了我的整个一生。在这里我试图表明:如果一开始我就受到法律的正确教导和正确对待,那么我本来是可以建设性地生活,成为对自己对同胞有用的人……

我完全明白我不是什么好人,也没有任何人喜欢我,尊敬我。这一点并不使我烦恼,因为我不喜欢、不尊敬任何人。我藐视、厌恶和憎恨一切人,包括我自己……我现在惟一的感情就是憎恨和恐惧。我现在已丧失了我曾经有过的享受生活的力量。我只有忍受痛苦……我天性中本来可能拥有的任何高贵感情,都早已经兽性化和不复存在了。

在这份手稿中,罪犯继续进行大胆的自我分析,他既不宽恕自己也不宽恕社会。他坦白地承认他杀害过二十三人而没有动过丝毫恻隐之心(这些谋杀大都经过调查核实)。他并不立即为这些谋杀寻找借口,而是说他之所以杀人是因为他喜欢杀人,杀人满足了他的仇恨和报复愿望,尽管这种报复已从其仇恨的原来对象转移到他人身上。

的确,我们不可能在短短的篇幅内刻画出此人的独特性。他几乎完全未受到任何正规教育,但却通过自学达到了一种令人吃惊的程度。他具有超乎常人的智力而且令人惊奇地没有任何压抑。我还从未见过一个人,其破坏性冲动能够像他这样为自己的自我意识所完全接受和承认。他详细地向我勾画出他曾经有过的一个毁灭整个人类的计划。与那些获得发明专利、制造者往往沾沾自喜地加以炫耀的官方杀人工具相比,这一计划丝毫也不荒谬。

没有人能够读完这份手稿而不感到情绪激动。一方面,这人身上有着可怕的仇恨、痛苦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另一方面,他对自己又具有清醒的认识和估价,并且对一位年轻的联邦政府官员(他曾经仁慈地对待过这囚犯并长期与他保持通信)充满信任和怀有感情;尽管他觉得人类差不多坏透了,把他们杀光可能会更好,但他仍对改造世界怀有奇怪的兴趣。这是一幅极不谐调的现实画面,就仿佛是一个人在一次可怕的事故中绷裂了身体,暴露出所有的内脏器官,而这个人却清醒地注视着自己的内脏,以一种超人的能力忍受着痛苦,平静地与人讨论这次事故和自己临近的死亡一样。

因为这个人十分清楚地知道,他身上的破坏倾向为什么会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又是怎样达到这样一种程度的。早在童年时代,他就一方面受到严厉的宗教教育,另一方面却忍受着贫穷的痛苦并且被赶出家门。这样,八岁的时候他就尝过被捕的滋味,十二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少年技工学校的一名囚犯,在那里,除了童年的恐惧和痛苦,还有管教人员的残酷和严厉。此后,他的生活可说是一连串的复仇、再次被捕、严厉惩罚、获释、更多的复仇、更多的惩罚、更多的痛苦。

对囚犯们作的精神分析研究中所发现的那些心理因素,也被这个人自己认识到。他用这样一种说法来评论他自己的心理(人的心理特别是罪犯的心理)。简单地说,这就是仇恨孕育仇恨;不公平地对待孩子必然会在孩子身上激起难以忍受的报复心,他虽然会压抑和延缓这种报复心,但或迟或早总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爆发出来;罪恶的代价是死亡;谋杀孕育着自杀,杀人等于被杀,杀了人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赎罪和补偿,只有默默忍受没有任何出头之日的痛苦。

这个犯人要求以他在狱中犯下的一桩杀人案将自己判处死刑。但因为他当时关押在堪萨斯州,在这个州里,早就有法律条文和公众的感伤情绪反对死刑,所以人们以极大的努力来阻止死刑的执行。但是犯人以种种方式(如坚持对他采取某种行刑技术,拒不接见任何律师,巧妙地驳斥精神病医生和其他人提出的证据等)实现了他渇望就死的愿望。死刑执行了,而这是堪萨斯州五十多年来的惟一一次死刑。

在临刑的这一天,他迫不及待地向前奔跑,灵敏地登上绞刑架,催促行刑者快些了结行刑程序。每个在场的人都评论说,他是多么急于赴死啊!他的死刑本质上是一种自杀,它直截了当地实现了他三十八年来间接追寻的目标。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8-7-17 07:3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八章  反社会行为4

三、性变态

本书不拟讨论社会如何和何以建立某些可以接受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方式来表达人们的性冲动,也不拟证明这些标准如何和何以随时代的不同、国家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事实是:在文明国家中一度为官方所赞同的许多性行为方式今天已成为禁忌,而与此同时,一度有过的许多禁忌今天却不复存在。因此,从社会和法律的观点着眼,性变态乃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而从心理学和生物学的观点着眼,这个概念要确定得多,它涉及到固执地以幼稚的方式去获得性快感而排斥正常的性行为模式。每个精神病医生都遇见过这样一些人,这些人爱物而不爱人,爱同性的人而不爱异性的人;他们或者以施虐或受苦的方式取代正常的性行为,或者仅仅以观看和倾听与性有关的事情来取代正常的性行为。

弗洛伊德以其著名的《性学三论》开始了他划时代的研究,我们从他的研究中知道:这种变态倾向存在于每个人身上,但在正常人那里却渐渐消逝并让位于获得性满足的较为成熟的形式。在有些人身上,放弃这些幼儿方式以促成成人方式的斗争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变得十分困难,于是就可能发生许多情形中的一种。有时候,放弃这些幼稚方式的代价是牺牲一切性生活;有时候则是仅仅放弃其直接形式而继续以种种间接的、变相的方式来获得满足;还有一些人则根本不放弃这些幼稚的方式,而是或公开或隐蔽地以这些方式获得满足。如果后者被人发现,他们就会因沉溺于这些受到禁止的性行为而受到社会的惩罚,正像那些以不恰当的方式满足其攻击本能的人(罪犯)一旦被发现就会受到社会的惩罚一样。这种情形一方面告诉我们,某些人似乎受到来自内部的驱力而不得不以变态的方式获得其性满足,但此问题的另一面却不那么明显和尽人皆知。那些以这种方式沉溺于幼儿式的满足的人,到头来必然落得痛苦甚至失去这些满足,这一点本来是十分明显的,足以使任何人望而却步、不敢问津。但既然这种事仍在继续,我们就必须假定,要么是这种冲动太强烈,要么是其后果并不足以阻止人们这样做(如果不是事实上刺激人们这样做的话)。不管是哪种情形,人们都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尔后的自我毁灭即使不是自找的,也是明知故犯的。纪德[法国著名作家,他在多少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不道德者》中,表现了一种敢于无视一切既定的道德观念、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思想,“纪德主义”由此闻名于世。]在他的小说《不道德者》中显然旨在表达这一观念并让人们看见,性变态可以变得多么放纵不羁和伤风败俗。再没有什么比奥斯卡•王尔德和道格拉斯的体验更能说明性变态的自我毁灭性质。彼此之间强烈的憎恨郁积在大肆吹唬的爱中,后来却在相互背叛中达到顶点,由此而导致王尔德的下狱和道格拉斯的名声扫地。[奥斯卡•王尔德,英国著名作家,名作有《快乐王子集》《朵莲•格雷画像》等。1895年王尔德被控与青年艾尔弗雷搞同性恋,被判入狱两年。在狱中写了《从深处》的长信,抱怨道格拉斯对他的引诱。]


社会对公开的同性恋的憎恨,表现为人们对同性恋者所作的狂暴攻击,但这种攻击行为无疑也表现了攻击者无意识中对自己身上未被认识到的同性恋冲动的恐惧和过度反应。同样,它也表现了某种显而易见的、精神病医生在试图理解并说明同性恋行为时容易忽略的东西。这就是诱奸行为中的攻击性因素。有时候这一因素是十分明显的。我曾研究过州立妇女监狱中的一个姑娘,她丝毫也不打算对我隐瞒她曾蓄意诱奸过几十名高中和初中女学生。她诱奸她们的方式是告诉她们:男人都是坏的,他们会伤害小女孩。她告诫她们绝不可以身许人,去遭受男人对女人的摧残,甚至绝不能让男人碰一碰自己;相反,她告诉她们,女人却很好,既甜蜜又温柔。她们能够彼此相爱并通过某种方式使彼此感到幸福和快乐。如果有谁对这种诱奸行为中的攻击性表示怀疑,那么他不妨知道,正是这个如花似玉、温柔迷人的姑娘用铁锤猛击自己丈夫的头部致死,事后又把他锁在公寓里,然后独自一人驾车到五十里外的地方参加桥牌晚会——她被捕入狱并非因为上述诱奸行为而是因为这桩杀人罪。

至于这种攻击性关联着自我毁灭,这一点可能就不那么明显。或许事情并非总是如此,但在某些时候这一点却十分明显。一个三十二岁的单身妇女长期以来性生活极不规律,既有异性恋史也有同性恋史,而其最初的经历则是六岁时与她哥哥的一次性行为。当然,这种事十分罕见,通常并不会导致同性恋。不管怎样,这个女人的同性恋冲动和实验开始于青春期时候,那时她和另一个姑娘有过频繁的肉体亲昵。如果事情仅止于此,这也不妨视为仍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恰恰相反,在往后的十年中,她有过许多次同性恋经历,而且往往并不掺杂任何真正的情爱,并且事后总是给自己带来损害。她的工作使她与年轻姑娘有着密切的接触——她是艺术舞蹈教练,她对职业的选择,其动机很可能出于这种同性恋倾向。在她的教练工作中,她总是轻率随便地暴露其同性恋行为,因而给自己廉来很坏的名声,以致最后失掉了工作。她可以对刚认识不久的女孩子作出突然而大胆的同性恋举动,从而自然会遭到人们的厌恶、告密并最终被解雇。尽管如此,她仍然总是公开地、放肆地吻那些女孩子,以此激起人们对她的指责。每找到一个新工作,她都害怕她的坏名声会传播开从而使她失去这一新工作,而事情偏偏经常如此。

这样,她就总是屈服于某种冲动而不断地挫败自己,她自认为这种冲动是性冲动,但实际上却是攻击冲动和自我毁灭的冲动。她对每一个性对象都没有任何感情。此外,她的攻击性动机也表现在她常常害怕她会对那吸引了她的姑娘构成身体上的或社会上的伤害。其实,她伤害的主要是她自己,既给自己带来坏名声又使自己蒙受惩罚,这真是实实在在的自我毁灭。

了解了她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过,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她这种行为。她是七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其中一个哥哥比她大十一岁,曾在童年时代多次诱奸她,而且只要她允许他这样做,他就经常给她零用钱花。另一个哥哥比她大三岁,是她的偶像。她的一个姐姐比她大八岁,一直单身并且脾气古怪、性情暴躁,她始终住在家中并且总是惹事生非,令人不快,以致母亲不得不经常把她锁起来。父亲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倒霉蛋,经常公开地与其他女人勾搭,并且经常无缘无故地离家几周不作任何解释。有一次他竟把自己的一个女儿送到他兄弟的家中,供他兄弟淫乐。

病人从小就被视为顽皮姑娘,而且人们也希望她实际上是个男孩。她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她的男式发型和衣着均证明她有一种男性认同。另一方面,她也有过零星的异性恋经历和兴趣,但却总是不愿结婚,不愿长期陷在异性恋爱之中。显然,她哥哥和其他男孩子早年对她的诱奸,在她心中强调了女人受虐的概念,使她觉得充当女性角色是一桩可怕的、难以接受的事情。同时她父亲不负责任的行为又使她不可能有一个理想的男人形象。童年对男孩子的自由和男性生殖器的羡慕,导致她企图放弃自己的女性角色而去模仿和认同于男孩子。但现实生活中她的父母、哥哥姐姐对她的虐待又使她充满憎恨,以致随着对这种虐待的憎恨,她也越来越欣赏男性角色的施虐行为。正因为此,她才在她的性行为中表现出对女孩子的攻击性和破坏性冲动——这些女孩子是她姐姐和母亲的替身。但与此同时,她又对这种破坏行为充满内疚感,以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她用种种方式导致自己身败名裂。

总结

本章旨在论证反社会行为中可能隐藏着目我毁灭的意向。反社会行为具有自我毁灭的后果,这一点并不足以证明它隐藏着自我毁灭的意向。但是对神经症性格、犯罪行为和性变态这些公然的攻击行为所作的研究,却似乎表明这种假说确实能在许多病例中得到证实。对这些行为后面的动机所作的分析表明:这些动机类似于隐藏在自杀背后的那些动机,但自然,在这里死亡本能未能完全占据上风。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8-7-18 07:46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九章 精神病1

一个人如果放弃和背叛了现实,他实际上就毁灭了自己,这一点我们也许已经明白了。如果这种背离趋于极端,如果这种冲动如此强烈,以致不顾一切禁忌、无视任何现实而以一种混乱的、不可理解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就从医学的角度称它为“精神病”,而从法律的角度称它为“疯狂”。这些名称,特别是后者,意味着根据常识,这些状况反映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处境,从而尽管有种种冒犯、攻击、外在的和自我指向的破坏性,社会仍然容忍这些人而不加以报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护自己的方式是把他们检查隔离出来。正是这些不幸的人构成了精神病学从前的研究对象。

我不打算描绘所有不同形式的精神疾病,即那些经常或有时达到我们称之为精神病程度的疾病(精神病这个词在使用上有时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有其特定含义,有时则泛指任何一种已发现的精神疾病)。

我将仅限于描述两种情形以期清楚地展示精神病中自我毁灭的方面。根据上述定义我们可以推论:一切形式的精神病,其共同要素是孤独内向、脱离现实,即不以现实原则而以快乐原则作为其行为的准则。


无论我们怎样看待宗教,事实是它们仍然为社会上一小部分人所接受,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将它视为一种精神病,因为社会现实、社会风俗、社会态度也应包括在现实之内。但是,精神病医生的确看见过许多病人如此明确、如此极端、如此富于个人色彩地背离现实,以致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他们是在用一种幼稚的方式保护自己以逃避一个他们感到充满敌意的世界,而这种对现实的背离很可能达到极端导致毀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能与外部世界保持满意的对象关系,他们的爱和恨不容易从其由以生长的童年土壤中,移植到变化着的世界的新要求中。缺乏这种能力的人于是被称之为分裂型人格,我在别的地方曾对它进行过描述和动力学上的探讨。

分裂型人格的人若不能完成这种移植就成为精神分裂性精神病。所谓正确有效地认识和对待现实,相当于恰当地把爱与恨分配和投放到我们周围的现实(人际关系和非人际关系)之中,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其结果便是本应向外投放的爱与恨返回自身。我们已经讨论过精神疾病的一种形式——其特征是突然释放的恨大量返回自身。在这种情形(忧郁症)下,患者仍同现实保持着一定的关系,因而尽管具有自我毁灭倾向,却并不危及他人的生命,甚至可能与医生合作重建自己的生活。由于这一缘故,忧郁症有时又被描述为神经症(neurosis)而不是精神病(psychosi)。但也有一些忧郁症患者彻底背叛了现实,极端地沉溺在妄想之中甚至危害他人生命。其机制虽然与所谓神经症忧郁症完全一样,但其对现实的放弃程度却严重得多。

这种对现实标准的背离,使精神病患者能够以一种独特的、不适合他人的方式来毁灭自己。他可以想象他自己已经死了;或者,他可以想象他身上的某一部分已经死了或毁坏了。这种幻想中的自我毁灭,无论是局部的毁灭还是完全的毁灭,在动机上与实际的自戕和自杀完全吻合。这种幻想有时候被专家们称之为消极幻想,或者更准确地称之为虚无妄想,也有人宁愿称它(特别是这种毁灭幻想中的某一种)为“非人化”(depereonalization),但这个术语虽使人印象深刻却缺乏很好的界说和定义。

在下面所举的这一例子中,先就有过某些实际的自杀企图,紧接着就是幻想自己已不存在,后来则幻想身体的一部分(眼睛)已经毁灭,再后来则企图实际地毁掉身体的这一部分——这一系列的自我毁灭现象越来越趋近现实,因而也趋向更大的危险和更大的“疯狂”。

这是一个中年处女,她一直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父亲缠绵病榻终于死去以后,给她留下了一份可观的遗产。但父亲去世后不久她就迸发出一连串令人眼花療乱的症状。这些症状使许多内科医生大惑不解而始终得不到确诊或缓解。渐渐地,这种病越来越像是波动性的忧郁症,其典型的表现便是病人忧郁地坚持说一切事物都不真实,或毋宁说她不可能感觉到它们是真实的。

“我只是想不到任何东西,感觉不到任何东西。”她总是说,一边坐在椅子上前后摇晃,“我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坐在这里而已;这间房间环绕着我,你坐在那里,我看见了你,但是你对我毫无意义。即使我看见我的家我也认不出那是我的家。我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一切对我都没有意义。我不爱任何人。”

“我没有脸,”她总是说,一边用手摸着脸,“我没有脸,我什么都没有。”但接着她又能准确地回答一些乘法问题,能够说出家乡的名称,能够对一般性的问题作出恰当的应对。接着她又会轻蔑地说:“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它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想一个人要是什么都不是的话,那他的处境真是糟糕透顶。”

三个月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情绪激动和生理躁动,她那种老一套的抱怨已有所改变。“我没有眼睛。那不过是两个洞而已。不,你不明白。我没有眼睛,没有耳朵,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摸她的脸)。那也并非脸。只要我坐在这里,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其实什么也没有,只有两个洞而已。”除了睡觉和强迫喂食的时候,她总是不停地重复着这些话。

她变得十分好斗,经常殴打企图给她喂食的护士和医生。然后她开始抓自己的眼睛,有一次甚至企图把一根大头针钉进自己的眼角。她的解释是:因为那地方没有眼睛,所以她不可能伤害自己。她经常说,她惟一需要的是用床单把她包裹起来送回家,因为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

将近一年过去了,在这一年中,她有过一些快乐和精神健康的时光,但接着又是忧郁复发并深信自己已经死去。当人们向她提起她舒适的家、她的朋友、她的遗产时,她无动于衷,而只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说她已经死了。

有证据表明:忧郁的复发来源于对自淫的渴望。她显然能够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战胜这种渴望,但最终却不得不对它让步,于是被一种强大的罪孽感压倒。因为她由自淫联想到疾病,又由疾病联想到父亲的死。于是随之而来的死亡妄想便成了一种惩罚。先前描述其他自我毁灭方式时我们已经很熟悉的那些构成要素——攻击性、惩罚、爱欲化——现在又在这种幻想的局部自我毁灭中再次出现。

幻想的自我毁灭(即所谓“非人化”)现象是如此有趣,我不得不再援引我的一位同事所作的报告作为例子。

这是一个非常爱整洁的小妇人,她把自己家中收拾得一尘不染,以致结婚十四年,她所有的家具仍然像新买的一样。她用这种方式弄得家人和客人都十分拘束。她的生活圈子十分狭窄;在家庭之外,她惟一的兴趣就是上教堂。

第二个孩子生下来不久,有一些症状使她感到有必要动一次外科手术,手术之后她似乎有所好转,但紧接着则是反复发生的流行性感冒,这使她惊惶失措,狼狈不堪。她常常向自己的姊妹哭诉,而她们则往往要花好几天时间才能劝慰她安静下来。她越来越经常哭泣,人们开始注意到她经常做事不能善始善终;她确信她正在患甲状腺肿大,即将变得神志不清。最后,她吃了些毒药准备自杀。人们叫来了医生,他立即对她施行洗胃灌肠。她被救活了,但自此以后,她始终坚持说她已经死去。

她声称她不知道自己的名字,说人们用来称呼她的名字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她还清楚地记得那个人,知道她的举止言谈与自己一点也不相像。以这种间接的方式,她对自己过去的生活作了大量描述,但她始终坚持说“那个人”已经死了,她不知道她自己是谁。人们用各种方式来问她,反复对她指出各种逻辑错误,但病人始终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信念。

例如有一位医生曾这样对她说:“如果你不是X先生的妻子,那么他就是在这里花钱养另一个女人。”她回答说:“我会告诉你他在花钱养什么;多年来他一直在花钱养活这个世界上最坏的东西。我觉得我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像赖莉;我想象赖莉的身体就像这样。啊,想象是一桩可怕的事情。”医生指出,她手上有和赖莉手上同样的伤症。“啊,那也不过是想象罢了。”病人回答说。

她的行为并不完全与其妄想相吻合,因为她有好几次企图自杀。有一次她从四楼窗台上跳下去,声称她要进人那向她打开的坟墓。她说她已经死了,应该被埋葬。她似乎根本没想到她会因此受到什么样的伤害。

医生在选择治疗方式时,也直觉地利用了她这种自我毁灭的需要,不过却以别的理由将它合理化。病人曾接受手术摘除“感染了的牙齿和扁桃”。手术后她很快就恢复到正常的心理状态。

这种幸运的事情经常发生,并被作为精神疾病具有中毒性质的有力证据,以此论证手术去除感染病灶的治疗价值。数以千计的病人接受了拔牙,摘除扁桃,切掉前列腺、直肠和其他器官的治疗,都因为盲目地相信这一理论。一所很大的州立精神病院先前曾专门聘请过一位外科医生,他就始终不懈地按照这种方式治疗。他们口气很大地作过许多辉煌的许诺,然而尽管偶尔也有一些好的效果——其原因我们认为应另作别的解释——但同样也有不少失败。医学界后来渐渐放弃了先前对病灶感染理论和治疗所抱的希望,机能性精神病的中毒性病因说现在也已几乎被人遗忘。

经手术治疗而获得痊愈的病例,完全可以从心理学角度去解释,这在下一部分中我们会看得更加清楚。上面所说的那个病例,清楚地说明了一个不断地企图以种种方式毁掉自己、头脑中部分地相信自己已经死去的女人,是怎样在接受了痛苦的、流血的治疗后——虽然我们知道那是在技术姻熟、富于人道的条件下施行的——反而恢复了健康。

像刚才所说的这类病例(其自我毁灭一般是想象的而不是实际进行的),介乎于古典的忧郁症和精神分裂症之间,前者明显地有自杀倾向,后者却极少自杀但经常自伤。在下一章中我们还要引一些例子,这里我只想谈一下那种间接的自我毁灭,它来源于精神分裂症患者那种典型的幻想,即幻想他们能够毁灭或已经毁灭了整个现实世界并且再造了一个他们自己的世界。正像我们临床上经常看见的那样,其极端的结果乃是一群病人完全专注于自己,漠视一切重力、生理、经济法则,以致显得完全不可理解(事实上他们并非不可理解,那些怀着同情和理解去耐心地帮助他们的人往往能够拯救他们)。然而许多病例却并非这样极端。有些病人虽然在幻想中毁灭了现实,但却相当成功地隐瞒了这一点,甚至有时候将这些幻想转化为好的东西(升华)。我的一位同事曾描述过这样一个病人,此人的这种强烈的破坏性幻想伴有—种从这个令人楢恨恐惧的世界中退缩的倾向;但在医生的帮助下他能够逐渐恢复平衡,并逐渐将他的幻想(以秘密的发明毁灭世界)转化为越来越受人欢迎的神秘故事和惊险小说卖给杂志。最后,他放弃了这些幻想,开始写一些严肃的故事和小说。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8-7-19 08:3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九章 精神病2

无限笔迹  今天
有些精神疾病表现为病人否弃自己的人格,用各种各样的贬低和毀谤加诸自己的人格,我们不妨说这种形式的精神疾病体现了针对自我(ego)的自我毁灭。我们可以拿它与另一种综合症状相对照,这种综合症,其攻击对象不是自我而是超我。麻醉超我往往是酗酒的表面上的目的,我下面所说的这种情况与酗酒有着某些外部相似。

这种情形不幸被称之为躁狂症(也称之为“轻度躁狂”或“躁狂抑郁型精神病”的躁狂期)。一个不知内情的人根据这些名称可能会想象到一个狂躁不安、怒吼乱叫的人。但实际情形却难得这样。大多数常见的病人在外表上酷似一个“快乐的醉鬼”或一个在晚会上十分欢快而无拘束的人。其特征是不停地闲聊、开玩笑、做怪相、提荒谬的建议、放声大笑、不停地消耗自己的精力。和急性醉酒的情形一样,这些人的荒谬、过分、往往极度欠考虑的行为一旦受到干涉和妨碍,他们也会显得暴躁易怒。

这种情形在几个重要的方面不同于急性醉酒。首先,它不会在几小时后就消退,而是要持续几天、几周甚至几月——偶尔也有持续几年的。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往往以一种极其认真的态度去对待某些建议和计划,全神贯注于大量自己给自己摊派的任务,而且这些任务还有数不清的细节。这些工作最初看上去似乎很有意义,甚至是值得羡慕的,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些计划正在趋向种种无道理、非理性的胡来。有些人在这时候能够控制住自己,还有一些因为自己的成就和名声而掩盖了这一点,使外界未看到这些成就实际上是由精神不健全的人做出来的。但即使是这些人,有时候也会粗暴地侵犯法律和社会舆论并且被逮捕下狱。一旦他们受到阻碍,他们就会暴跳如雷,显得仿佛与任何人(甚至自己的良心)都誓不两立。


我们从这种精神症状中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他们的良心已经被摧毁。在发起攻击之前,这些人都是些极其严肃、矜持、威严、冷静、谦逊的人,他们会因为自己或别人的这种行为而感到奇耻大辱。但突然之间他们的良心仿佛被杀死了。从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良心乃是童年时代形成的权威的内在代表,它可以追溯到父母。因此,杀死良心即相当于对内在化了的父母实行毁灭性的打击。

下面的例子或许能更确切地说明这一点。

约翰•史密斯是明尼苏达州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的长子。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商人,虽然是家庭的支柱,但却是一个心情阴郁的人。父亲在他十二岁的时候自杀,这使得他必须小小年纪就承担起家庭中的许多责任。他吃苦耐劳,忠心耿耿,终于在三十岁的时候通过辛勤的工作爬到一家颇大的制造公司的分公司经理的位置。亲属和家人都把他视为骄傲;他们说他是“穷孩子飞黄腾达”,而他也从不忘记帮助孤苦无依的母亲和姊妹。

他的上司也同样对他怀有好感,不仅因为他精明强干,而且因为他对上司那种谦恭、合作的态度。但在长期的工作中,他的判断渐渐经常与公司总监督的意见冲突。此人小心谨慎、过分保守,在许多方面都酷似他的父亲。史密斯的意见经常占上风而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有一次他积极促成一项计划,最后使公司蒙受了严重的财政损失。他因为这一错误而悔恨不已,尽管公司并没有因此对他进行处分,他自己却因此而有强烈的内疚。不过人们也注意到,即使是他那些计划在总监督的反对下获得通过并给公司带来好运的时候,他也仍然经常有内疚感。

有一天他没有来办公室,由于他一直是一个准时、可靠的工作者,所以这一点显得很不寻常。人们以为他病了,所以一连几天都没有去调查。后来当问到他家中的时候,他妻子十分惊讶。他曾告诉她,公司要他到纽约出差。由于他的话绝对可靠,所以妻子并未多加询问。公司总裁立即与驻纽约的代表通话,他们报告说史密斯先生前一天曾从一家大旅社打电话给他们,他显得有些过分激动和神经质,曾提到许多代表们闻所未闻的扩大业务的计划。

最后,他们在一家很大的豪华旅社中找到史密斯。他雇用了五名速记员,会客室里挤满了前来签订合同的货栈代表和预备雇员,正准备执行他为公司制定的新计划。事实上他一直忙于同这些来客讨论他的计划,以致自己公司的代表根本不可能把他叫到一边作私下谈话。当他终于注意到他们的时候,他以一种激动的声调大声对他们说话,要他们先回去,等他有时间的时候再叫他们来。与他往常的性格极不相称的是,他还说了许多可怕的话来指责他们姗姗来迟。

但最后他们终于设法使他坐下来与他们谈话。在耐心地听完他那极其复杂、不相连贯但并非亳无意义的扩大业务计划后,他们劝他和他们一道回家去。他狂暴地拒绝了这一建议,高声斥责他们愚蠢、糊涂,不能懂得他的辉煌计划的意义。他怒不可遏地对其中一人动起手来,如果不是旁边人劝阻,此人一定受到严重伤害。他余怒未消地将花瓶和家具陈设等扔出旅馆窗外,以一种正义凛然的愤怒大步走出房间。途中他还对旅馆的服务员大打出手并向他们宣传共产主义的危险。这些服务员从惊愕中清醒过来后,他已走下前厅,从柜台上抓了一把雪茄烟,向正在走来的人挑战,要他们和他在地板中央进行一场摔跤比赛,而所使用的语言则粗俗不堪,十分可怕,这在往常是根本不可能从他口中听到的。

当他最后终于被抓住的时候,他正在一家酒吧间里,被一帮陌生人所包围。这些人因为他的笑话和荒谬的建议而感到十分开心。他给在场的人每人买了一杯酒,给每一个酒吧女郎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并且许诺说,如果她们跟他回旅馆,他可以给得更多。我们应该记住,在正常情况下,他是一个严守道德的人,从不喝酒,从不骂人,用钱十分俭省。

公司方面害怕他被捕和关押的事情张扬出去,急忙通知他的亲人,他们立刻赶来纽约将他安置在一家精神病疗养院。此时他那种兴奋状态有所减退。他认为自己被送进精神病院是一个极大的笑话,坚持认为公司不实行他的建议是犯了严重错误,但又说如果他们真是笨到了这步田地而不能从他的非凡计划中领受好处,那么他也可以作些让步,和他们继续共事而暂不执行他制定的宏伟计划。他说他不过是为了“该死的业务”而使自己工作过度、“神经崩溃”,他十分愿意在疗养院中休息一段较长的时间。他做出一副施惠于人的样子,称赞医院,称赞医生和护士,声称短短时间里,他在这里就结识了许多有趣的人,比在外面几年结识的人还多。他把自己的业务计划完全忘诸脑后;他说他已为他们尽了最大努力,现在他们不得不自己去应付困难,直到他休息够了为止。

这还仅只是对一个病例的简略勾画。这类病人总是那样富于色彩,每个人都有大量各具特色的细节,但他们又全都具有上面描述和这里要加以说明的那些特点。对这个病例,我的叙述也更多地是为了显示其典型的心理结构而不是为了详细描述其种种症状。

在这一病例中,人们会立刻注意到病人父亲的自杀使病人担负起家庭的重任,从而导致他以过度补偿的方式对此作出反应。他仿佛注定了不仅要作为一个实业家而与父亲竞争,而且还要胜过自己的父亲。这一点上他的确成功了,不过这种成功显然不足以满足他对于取得更大成功的贪得无厌的渴望。在他的精神病中,这种不可遏制的扩张欲是十分明显的。我们应该记住这则寓言:一只小青蛙在它母亲的旁观下与它父亲竞赛,为了超过父亲,它不断地胀大肚子,最后终于胀破了肚子。

对父亲的这一胜利使他感到内疚,对自己直接上司(公司总监)的嫉妒更加剧了这种内疚,而他所犯的错误使公司耗资巨大,更增加了他这种精神负担。最后,这种紧张状态达到难以负荷的地步,便开始了自我毁灭。不过他并不像他父亲那样彻底杀死自己,而是仅仅杀死他的超我。他这样做仿佛是说:“我并没有因为父亲的死而感到罪孽;并没有因为想超过他而感到内疚;并没有因为一方面依赖,另一方面不嫉妒和经常与上司发生冲突而感到内疚;我也并没有因为我给公司造成的损失而感到内疚;即使我骂人、酗酒、嫖妓,我也不必为此感到内疚。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内疚!恰恰相反,我觉得自由无碍。我的思想和行动都不受任何限制;只有那些蠢才和庸人才受这些限制。我自由、强大、快乐,能够随心所欲地做我想做的一切;我没有任何烦恼,没有任何遗憾,没有任何恐惧。”这正是这种病人的典型心理。

但我们仍然感觉到他的超我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未被杀死。因为,尽管他已从先前承受的焦虑和罪孽感中解放出来,他仍然压抑着某些冲动,这些冲动在一个完全不受任何束缚的人身上是会表现出来的。

完全没有良心的人在受到同样刺激的情况下,会真正地乱杀乱砍,否则即会在幻想的支配下有种种情不自禁的举动。但这很少发生,因此我们必须修正我们的说法,即躁狂精神病意味着超我的毁灭,而补充说:躁狂精神病意味着超我的部分毁灭或部分瘫痪。我想,我们无需进一步论证它与其他形式的自我毁灭的相似,以及都表现了攻击性、自我惩罚和相当程度的爱欲化倾向。

由于精神分析的治疗目标之一即在于将自我从超我的专制暴政下解放出来并以理智取代良心,人们自然会问,这种说法是否并不适用于躁狂综合症和已经成功地进行过精神分析治疗的人。根据上述理论,这两种人的超我都已经被消灭。而如果这会使我们陷入荒谬,那么这理论本身一定有某些漏洞。

对这个问题我们实际已经作过回答,这就是,在躁狂综合症中,超我只是部分地被摧毁,因为存在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仍然有一部分超我留存下来,所以病人才会对它作出恐惧的反应。不过这里还有进一步的解释。在精神分析过程中,超我并非突然被摧毁;而是由于自我从超我的不断压迫下解放出来后,能够逐渐成长和获得较大的力量,并以客观的判断和现实的估价取代固有的偏见,从而使超我逐渐变得不必要,变得没有用武之地。相反,在躁狂综合症中,超我或超我之一部分是突然一下被摧毁的,因而需要脆弱的自我去驾驭强大的冲动;而由于这些冲动来势迅猛,不可抵挡,所以自我完全被压倒。一个小孩子,突然给他一把锤子或剪刀,是不能指望他也能像成年的木工或裁缝那样正确而安全地使用这些东西的。躁狂症病人的自我始终是孩子气的;而成功地进行过精神分析的人,其自我则是相对成熟的。

总结

在本章中,我试图说明对普通现实标准的背弃在一定程度上会构成精神病,而这有时候被解释为自我毁灭的一种方式。这种自我毁灭可以直接指向自我(ego),例如在有些病例中,精神病患者不断地谴责和贬低自己,甚至宣称自己已不复存在。但同样它也可以指向超我(super-ego),例如在有些病例中,患者突然从良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足以说明他们暂时地摧毁了自己身上的超我;而在通常情况下,超我乃行使着必要的和不必要的抑制。与此同时我还指出,在精神分裂症(古典的背离现实综合症)中,自我毁灭一般局限于偶发的身体上的自伤而不是较为普遍一般的自我毁灭;破坏性的冲动往往转变成幻想,并始终指向外界对象(有时候指向整个宇宙);与此同时,病人不是攻击和憎恨自己,而似乎是珍爱自己,严格地说,有时似乎是珍爱自己一直到死。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8-7-20 08:1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部 局部自杀

第十章 定义

在前一部分中讨论的慢性自杀,其自我毁灭虽然经常被淡化,但毁灭的焦点仍然是弥漫性的。与此相反的是这样一种自我毁灭,它主要集中于肉体,而且通常集中于肉体的某一局部。我把这种局限性的自我毁灭称之为“局部自杀”。

我相信,一些为医生们所熟悉的临床现象即属于这种类型。我所指的主要是自我伤害、装病、强迫性多次手术、某些基于无意识动机而造成局部损伤的事故,以及性冷淡和性无能。我将分别对它们加以定义和讨论。我相信我们可以证明它们总的说来是基于与自杀行为同样的动机和机制,只是死亡本能参与其中的程度不同而已。

至于某些器质性疾病也可能同样属于局部自杀,这一点我留待后面讨论。现在我们仅仅考察这样一些自我毁灭方式,它们是以病人自觉认识到和自觉指向的方式人为地制造出来的。

我所谓“自我伤害”,指的是:(1)那些蓄意加诸身体某个部位的破坏性攻击,我们熟悉的极端方式则经常见诸精神病医院的病人;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2)神经症病人经常加诸自已的种种不同形式的肉体伤害。例如,咬手指甲相当于咬手指,只不过程度较轻;而有些病人则受一种强迫冲动驱使,或轻或重地咬伤自己身体的其他部位。还有些人则不停地摩擦和搔抓自己的皮肉,扯自己的头发,揉自己的眼睛或搔自己的皮肤直到发炎红肿。最后,(3)我们还要考察那些经社会习俗和宗教仪式认可、鼓励和指令的自我伤害。


至于“装病”(malingering)—词的本文则较为暧昧,其最早的定义见于《格罗夫俚语词典》:“军队用语,指装病以逃避任务。”早在1820年,人们就注意到:“该词从前是指脚上的溃疡,因为那些装病的士兵最容易人为地造成这种溃疡。”但这个词现在已从仅仅适用于士兵发展到适用于一切形式的与疾病和损伤有关的欺骗。我希望指出来引起注意的是一种独特的装病,即基于隐蔽的目的而意欲欺骗他人的自我伤害。

所谓“多次手术者”,我指的是这样一些人,这些人就好像是对外科手术有瘾似的,总是先迸发出一系列症状(有时甚至有充分的客观证据),从而使医生认为有必要,或至少是似乎有必要开刀,以致导致最后从自己身体上切除某些东西。我们往往清楚地看到某些病人就像有一种神经症的强迫行为一样,反复地去作外科手术。

至于所谓“有意的事故”,我指的是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肉体受到的损害似乎是外界环境造成的不幸结局;但在有些情形下,我们却可以证明,其性质是为了满足受害者本人的无意识倾向,从而迫使我们相信,这是无意识中的自我毁灭愿望在利用某些机会,或以某种隐蔽的方式来实现这种自毁的目的。

至于所谓“性无能”则是指性行为的相对无能或完全无能;在女性身上有时又称之为“性冷淡”。我之所以把阳痿和性冷淡视为一种局部自我毁灭,是因为作为自己造成的身体某部位机能的抑制,阳痿和性冷淡在效果上是在拒斥和毁灭那一部位的功能。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8-7-21 07:2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赵康 于 2018-7-21 07:24 编辑

第十一章  自我伤害1

我必须预先警告读者,这一章所讲的内容并不那么愉快。我们对于创痛的经验使我们认为,自伤的说法比自杀的说法更难接受。而我们医生在自己的日常经历中却十分熟悉这些不愉快的情景,所以往往竟忘记了讨论这个问题对许多人说来是有很大障碍的,只有那些十分客观、成熟、理智的人才能逾越这些禁忌和偏见。本书当然不是儿童读物,不过在三年级读者的课本中却有一则关于动物自我伤害的绘图故事,其生动有趣不亚于我所要举出的临床例证。

不管怎样,对于阐发我们的理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证明自杀冲动可以集中在身体的某一部位以代替整体;而自我伤害则是这种做法当中的一种。

一个年约三十岁的高级中学校长患一种严重的忧郁症,他有一种妄想,仿佛整个生活都充满了忧伤,而对此他应该负主要责任。他在一家医院中住院治疗,有了一点起色,此后他母亲来看他,不听劝阻地要带他出院,并坚持说她比医生更懂得自己的儿子,她知道他现在已恢复健康。她把病人带回家,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当家人沉睡的时候,病人轻轻起身,用铁锤敲碎了他亲生的两岁婴儿的头颅,声称他是为了免除这婴儿将要承担的人生痛苦。他被送进州立医院,在医院中他一直企图伤害自己,直到有一天成功地把一支手臂插入机器以致不得不切掉他的右手。此后,他很快就得到完全的康复。


尽管这一病例当时并未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得到研究,我们却可以根据临床经验对他行为后面的无意识心理机制作总的窥探。这在精神病患者身上比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更容易做到,原因是精神病患者的无意识倾向往往能更少伪装、更少变形地爆发或表现出来。

完全可以这样假定:这个病人身不由己地犯下了一桩惊人的罪行,然后又身不由己地以同样惊人的方式求得补偿。通过以这种可怕的方式损伤他自己,他为自己谋杀自己孩子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也就是说,他忠于《圣经》的教导:“如果你的右手亵渎了你,那就砍下你的右手。”然而那个被他杀死的孩子却显然是他最爱的人,尽管诗人们说“人总是亲手毁掉他所爱的一切”,我们却认为:他能够这样做,除非是那种爱中已经捧杂有强烈的[无意识的]恨。毁坏并不是爱的结果而只能是恨的结果。

那么这位父亲何以会有如此强烈的恨以至身不由己地要去杀人呢?在他痊愈之后我曾同他谈过话。他对自己的断手似乎毫不在意,但当我问到他孩子的死时,他十分动情,泪眼汪汪地说:“你知道,我总觉得我母亲无论如何应对此事负一定责任。她和我总是合不来。”

我认为这句话无疑是正确的线索。病人的母亲是一个极富攻击性、毫无同情心的女人,她曾经被告知过病人的状况,但仍然拒不接受医生的劝阻。不难理解,一个人若有这样的母亲,自然会对她心怀憎恨。但是我们根据日常经验知道,如果这种仇恨不可能针对激起仇恨的人发泄,它就往往会转移到他身上。我们根据精神病治疗和精神分析的经验还知道,在这个病人所患的那种忧郁症中,病人往往受着无名仇恨的煎熬,最终将仇恨从未知的外部对象转移到自己身上。

至于这个外部对象在这里究竟更直接地是母亲还是他的小女儿,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我们清楚看见的是:此人如此仇恨某人,以致犯了杀人罪,尔后他又通过伤害自己而进行了赎罪。在他的无意识中,母亲、女儿以及他自己都部分地相互等同。如果说他杀了女儿来惩罚自己的母亲,那么他也砍了自己的手臂来惩罚他自己。

因此,这种自我伤害的情形,其心理机制类似自杀的心理机制,即原来针对某个外部对象的恨,反过来加诸自己并由于自我惩罚的因素而得以强化。不同于自杀的是:这种惩罚性的自我攻击,不是像在自杀行为中那样集中于全部人格,而是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加诸孩子,另一部分加诸手臂,双方恰似鹬蚌相争。同样,也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足以说明死亡愿望的存在,而死亡愿望在自杀中却显然占据上风。

但读者也许会提出异议说:“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推论,虽然符合逻辑但却难以得到证明。人们怎么能够确信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呢?人们也可以举出一些特殊的例子,并作出另一种同样令人信服的解释。”

这种异议是完全正当的。除了作一些类比和推论,我不可能进一步将这种解释应用到这个病例上,因为它不易进行研究。因此,正确的作法是立即着手以较容易接受的材料对自我伤害进行考察。

一、神经症自我伤害

为方便起见,应先从神经症过程或作为神经症一部分的自我伤害开始。首先,这是因为这些病例为精神病医生所常见并且已被许多人在论文中提及;其次,这是因为神经症患者的行为更接近于所谓正常人的行为因而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对神经症病人的精神分析治疗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好处,即结合病人的理智和医生的经验,以此拆穿掩盖着动机和方法的伪装。

我之所以说“方法”,是因为神经症患者确实经常掩盖其完成自我伤害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他们更像装病者而不像精神病患者,后者并不企图隐藏这一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神经症患者比精神病患者更忠实于现实。神经症患者很少无可挽回地伤害自己。然而,替换性和象征性的自我伤害却十分常见,因而神经症患者往往假手于他人来索取并获得自我伤害,例如以我们即将讨论的外科手术来获得自我伤害。

按照我们精神分析的思想,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于神经症的性质和目的。这就是说,神经症是一种妥协方式,旨在拯救整个生命免于本能和良心的要求所导致的直接严重的后果。自我的任务是调节这些要求,一旦它发现自己不能胜任,便以可能的方式作最好的讨价还价。它尽可能对良心要求的自我惩罚作最少的让步。结局也许是愚蠢的,后果也许是严重的,但它却尽了神经症患者的自我所能尽的最大努力。与此相反,精神病患者却不再以任何努力讨价还价,因此人们常常看见他们有种种极端的、怪异的自我伤害行为。

讨价还价的成分——争取最好的妥协——乃是全部问题的核心。正常人之所以正常是因为他能比神经症患者做成更好的交易;而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又是因为他不像神经症患者那样更多地处在良心的严厉而残酷的支配下,而这又部分地应归因于他不是那么强烈地受到破坏性冲动的驱使。与正常人相比,神经症患者的讨价还价是失败了;但与精神病患者的全线崩溃相比,神经症患者的讨价还价算是比较成功。

例如在上面援引的病例中,那个以右手杀了自己孩子的人如果完全处在良心要求的主宰下,他就应该杀了自己来赎罪。的确,根据我们的观察,根据我们在第一章中对自杀行为所作的研究,我们知道这种事随时都在发生。但这个病人却还没有疯狂到做这种事的地步。如果一个人已经死了,那么惩罚他就不再有什么用处了,因为自我惩罚的外在目标乃是为了使一个人此生活得安宁。当牧师给悔罪苦修者分配一项工作时,如果他分配的工作此人不能完成,他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因为他的目标是使生活变得能够忍受,是使人摆脱由未经补偿的冒犯亵渎所产生的罪孽感的纠缠。

因此,这人所做的事,乃是以自我伤害代替自杀;他献出了他的手而没有献出他的生命,而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手是作孽的器官。如果我们再假定各种身体器官都是独立自主的和人格化了的(我们将要看到,这正是无意识推卸解脱罪孽感的策略之一),那它就更加合情合理。“有罪的不是我而是那只手,因此我只要牺牲那只手,我就已经赎了罪,并且保全了我的生命。”(应该记住的是在那次事故后,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显然,较为正常的人在与自己的良心讨价还价时会比这人做得更好。他会说:“我为我所做的事万分悔恨,但是伤害我的身体对事情不会有任何好处。我不可能让我的孩子起死回生,但是我可以抚养另一个孩子,我可以从收入中拿出足够的部分来使别的一些孩子生活得更幸福,或者,我可以做些事来防止再发生像我母亲那样的无知所造成的后果,我可以为此做这做那。”这或许是较为理智的解决办法,但它只适用于那些较少受着憎恨的重压、较少受到良心的暴政统治的人,也就是只适用于那些比这个严厉的、过分认真的中学校长更正常的人。

通常,神经症患者所作的妥协并不像刚才所说的那个人那样极端。另一方面,也不像刚才设想的正常人那样理智。有时候他们也会自我伤害——这正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问题——但正像我已说过的那样,这些伤害往往经过伪装或间接地造成,与此同时,病人也往往对这些伤害作出虚假的解释。

从临床上熟悉的“咬指甲”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点。这种程度极轻的自我伤害似乎不应冠以如此可怕的名称,但是毕竟,决定其属性的应是它的性质而不是它的程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看见过从咬指甲发展到更为严重的自我伤害的情形。我曾经有一些病人,他们咬掉了每根手指上的每一个指甲根,有些人甚至咬自己的手指头。

我认识的一个小女孩曾有严重的咬手指甲习惯,由此而发展到咬脚趾甲。她咬脚趾甲咬得如此凶猛,以致有两次都是一口将整个趾甲咬掉。由此而导致的感染使她被送到外科医生那儿治疗,而这一定是很痛的。但这个小女孩却坚韧地忍受了治疗,既没有哭也没有乱动弹。整个治疗过程中她似乎完全专注于医生的禿头,当治疗完毕后,她惟一的一句话是对医生说:“我不喜欢您的发型。”

这个病例中突出的一点是这个孩子把普通的咬指甲习惯推向了极端。毫无疑问,在这个病例中咬啮已构成一种严重的伤害。第二个有趣的特点是这孩子显然对肉体的痛苦(无论是最初的伤害还是后来的治疗)无动于衷。这一点之所以令人惊讶,是因为它似乎与成年癔病患者对肉体的痛苦无动于衷相吻合。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曾经描述过这些病人,他们对种种心理动机非常敏感,但对伴随自我惩罚而来的肉体痛苦却完全无动于衷。

最后,这孩子对医生所说的那句显然无关痛痒的话,使我们联想到这孩子在自己的秃指和医生的秃顶之间所作的联想,因为我们注意到,孩子认为秀顶上的头发是被“剪”掉的。这孩子并不回避自己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却以一种苛刻的挑剔来看待医生对自己头顶所作的“浩劫”(孩子显然这样认为)。

人们只需想想自己孩子的咬手指习惯给作母亲的带来什么样的折磨、焦虑和无名怒火,就不难想见这孩子得到了多大的满足,以及母亲们的无意识直觉是多么正确。除了母亲本人为之感到内疚的那种满足以外,再没有什么能使她对这种习惯以及与之相似的习惯如此不安,如此难以容忍和怒不可遏了。

孩子咬自己手指和手指甲的行为,表明它既体现了一种不良习惯又体现了一种惩罚。然而母亲却既不懂得也不欢迎这种悔罪的表现,因为她感到这种惩罚类似于小女孩在从碗柜中偷糖吃之前先拍拍手那样一种惩罚(布里尔)。这种惩罚实际上允许了令人内疚的不良习惯继续存在,而且以这种方式它本身也变成了一种不良习惯。

临床研究已经充分证明:咬指甲的习惯与另一种不那么显著但却同样是童年期的坏习惯——手淫——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机制上讲其对应关系是明显的:现在手指不是运用到生殖器上而是运用到口中,不是去获得生殖器的刺激而是去获得口唇的刺激,当然,正如我们指出过的那样,同时也伴随着咬啮这样一种惩罚成分在内。

我们是怎么懂得这一点的呢?首先,我们是从许多头脑清醒、理智冷静的母亲对孩子所作的观察中知道这一点的。其次,我们是从儿童分析家和专门从事儿童指导工作的人对儿童所作的科学中知道这一点的。最后,我们是从对成年神经症患者的研究中知道这一点的。这些神经症患者在分析自己童年时代时,往往能够清楚地回忆起当时的细节以及自己咬手指习惯和手淫习惯之间的关系。

例如我的一个病人在接受分析的过程中,突然觉得不可遏制地要去练习钢琴,而这是需要刻苦的手指练习的。她每天刻苦地练习几小时,对她的手指实行严厉的约束直到手指发痛。与此同时,她对她女儿十分担心,因为女儿近来一直有顽固的咬手指的习惯。她对此极为不安,说了许多纵容孩子养成不良习惯的危险后果。她深信这孩子同样也有手淫习惯,她为此而感到害怕。

当我问她为什么作出这种结论的时候,她坦白地回答说(或毋宁是回忆说):当她本人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曾有难以克服的咬手指习惯,她母亲对此极为生气,却不知道她同时还有手淫习惯。然后她很不情愿地补充说:最近她曾好几次屈服于手淫的冲动。我当即指出这一定是在她刻苦练钢琴借此给手指以严厉惩罚的时候,她惊奇地意识到这一点,立即十分聪明地明白了这种联系绝不是时间上的巧合。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会员

本版积分规则

小黑屋|联系我们|免责声明|关于我们|招贤纳士|客户见证|广告投放|
Powered by Discuz! © 2001-2012 中国心理咨询网(xlzx.com) ( 粤ICP-05005750号 ).
咨询预约:400-080-1200|心网总部:0755-88828310|电子邮箱:webmaster@xlzx.com|深圳市心网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查看地址
给每一颗漂泊的心以停驻,给每一个陌生或者熟悉的人以温暖和放松,给你感动,给你一份值得珍藏的美好回忆,让我们彼此相依相伴,一起踏上漫漫人生路。
心网.十一年  第一家综合型心理学服务平台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