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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森《童年与社会》连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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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26 08: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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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赵康 于 2018-7-26 09:00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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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童年与社会》一书是20世纪伟大的心理学家、普利策奖得主、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埃里克森的代表作。本书的出版标志着心理社会理论(俗称生命周期八阶段理论)的初步成形。在本书中,埃里克森首次提出了生命周期八阶段理论,它的前提假设是:八种基本力量随着我们的生命历程逐渐显现,每种基本力量都是在特定时间出现的发展性冲突的产物。此外,作者带我们走近小男孩山姆、海军陆战队队员、小女孩安妮、小男孩彼得,去了解身体、自我和社会的关系;走近两个气质迥异的印第安部落——大草原上的猎人和鲑鱼河畔的渔民部落,认识过去历史如何影响了人类的现实处境;走近小女孩简和玛丽、小男孩本和汤姆,认识微观世界(游戏)与宏观世界(现实)的关系;走近美国、德国和俄国,了解民族历史与民族现状如何一道塑造、摧毁、重塑一个民族的个性。
本书(原版)曾在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领域引起巨大反响,被奉为一本研究童年之社会意义的经典著作,更有人称这本书为一本从心理学出发的百科全书。

作者简介
爱利克·埃里克森(1902.6.15—1994.5.12),德裔美籍发展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曾获得普利策奖。在一项于2002年发表在《普通心理学评论》上的调查报告中,埃里克森在“20世纪*伟大的100位心理学家”中高居第12位,足见其影响之深。

目录
第一部分 童年和社会生活形态

第一章 病史的相关性和相对性 /002

一个小男孩山姆的神经系统危机 /004

海军陆战队士兵的一次战斗危机 /017

第二章 幼儿性欲理论 /027

两个临床病例 /027

力比多和攻击性 /038

区域、模式和形式 /051

生殖模式和空间形态 /076

第二部分 两个美国印第安部落的童年

引 言 /090

第三章 大草原上的猎人 /093

历史背景 /093

吉 姆 /100

一次跨种族研讨会 /104

苏族印第安儿童的教育 /113

超自然 /127

总 结 /133

追踪研究 /137

第四章 鲑鱼河畔的渔民 /145

尤洛克人的世界 /145

尤洛克儿童精神病学 /151

尤洛克儿童接受的训练 /155

归纳性比较 /160

第三部分 自我的发展

引 言 /168

第五章 简:早期自我的失败 /174

第六章 游戏与理智 /187

游戏、工作和成长 /187

游戏与治疗 /202

同一性的出现 /215

第七章 人类发展的八个阶段 /227

基本信任对基本不信任 /227

自主对羞愧、怀疑 /231

主动对内疚 /234

勤奋对自卑 /238

自我同一性对角色混乱 /240

亲密对孤独 /243

繁衍对停滞 /246

整合对绝望 /247

一张渐进图表 /249

第四部分 青年和个性的演变

引 言 /256

第八章 对美国个性的反思 /263

两极化 /263

“妈咪” /265

约翰·亨利 /276

青少年、老板和机器 /286

第九章 希特勒童年的传奇 /306

德 国 /308

父 亲 /311

母 亲 /319

青少年 /322

生存空间,士兵,犹太人 /326

有关犹太人的评述 /336

第十章 马克西姆·高尔基的青年传奇 /341

土地与村社 /343

母亲们 /349

年老的君主与该遭天谴的子孙 /353

被剥削者 /364

新教徒 /379

第十一章 结论:摆脱焦虑 /388

参考文献 /409

编后记 /413

 楼主| 发表于 2018-7-26 08:54 | 显示全部楼层
童年与社会

埃里克森 著

罗一静 徐炜铭 钱积权 编译

第一部分 童年和社会生活形式

第一章病史的关联性和相对性

在每一个领域,都有一些十分简单而又往往使人陷入困境的问题。因为,围绕着这些简单问题的永远是一种导致重复失败的论争,并且这种论争始终愚弄着专家权威们。在精神病理学上,关于情绪紊乱的场合和原因的争论就是这样的问题。这种情绪紊乱出现前有明显的迹象吗?它是存在于肉体,还是存在于精神?它存在于个人身上,还是存在于他的社会关系中?

几个世纪以来,这个疑问集中表现在教会中关于精神错乱起因的辩论上:是魔鬼附体,还是大脑急性炎症?这种简单的假设法现在看来早已过时了。最近几年,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即:精神病是精神和肉体、精神和社会以及人际间关系的结果。

然而,在多数情况下,讨论所揭示的所谓新定义也只是把分散的概念,像精神和肉体、个人和群体,用不同方法加以结合而已。但至少我们已经明白:精神是与肉体分开的一件“东西”,而社会是个人以外的一件“东西”。


精神病理学是医学的产物,它起源于对疾病发生的场合及起因的探索。我们的学术机构承担了这个探索任务。精神病理学认为,精神病是一种普通的疾病,因为它确实使人深受折磨。事实上,精神病的发作经常伴随着身体的局部痛苦:在个别病人身上,我们已有效地掌握了医治这种疾病的方法,这些治疗方法已经使许多疾病急遽减少,并且已使这种疾病的死亡率下降。

然而,发生了奇怪的事情。当我们试图把精神病当作普通疾病来考虑,并与某些常见病,如心脏病、胃病对照时,虽然没有给精神病找到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却偶然地发现,这些常见病也有类似精神病的症状,或者至少有类似的局部失调,而不是中心紊乱的症状,于是,这些常见病似乎获得了新的含义。

令人惊讶的是,“临床”的最新含义变得十分接近它最古考的含义。“临床”这两个字从前是指肉体的痛苦接近尾声而灵魂需要引导单独会见上帝时,神父在病床前所行使的仪式。事实上,中世纪有一个时期,当医生在规定的数日内不能治愈他的病人时,他必须去请神父给病人作最后的祷告,医治他的灵魂,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精神肉体”。“临床”这两个字一直裹着宗教的外衣,但现在正部分地恢复它古老的含义,我们知道,无论精神病患者的病情和病因如何,他的内心必然是混乱的、有缺陷的。他可能不会有面临死亡寂寞的感觉,但他一定经历了令人麻木的孤独和与世隔绝的痛苦。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作精神病患者的疑虑。

从事精神病治疗的医生首先面临的是人类急切要解决的问题——疑虑。由于现在所能说的话少得可怜,或根本无法解释所有的东西,因此,在精神治疗法广泛应用之前,我们应明确地阐明我们在临床教学中的立足点。

所以,本书从一个病理事例开始——即从一个小孩突发性的严重失调开始。我们不会把本病例孤立起来,而不去研究病人内部机制的任何方面,相反地,我们将就与这个病例有关的许多因素进行讨论,以便查看我们能否确定失调的范围。

1.萨姆,一个男孩的精神病危象

一天清晨,在加利福尼亚北部某个小镇上,萨姆的母亲被她3岁的独生男孩萨姆房间里传出的奇怪声音吵醒,她匆忙跑到萨姆的床边,只见孩子正受到某种疾病的袭击,在母亲看来,萨姆发病的样子就像5天前祖母死于心脏病突发那样。母亲请了一位医生,医生诊断说,萨姆得的是癲痫病,并给孩子服了一些镇静剂,然后把萨姆送进了附近大城市的医院。因为孩子年龄太小,而且送到医院时呈现麻醉状态,所以医院里的医务人员不愿作出诊断。男孩几天后出院,他看上去完全好了,神经反应能力完全正常然而,1个月后,小萨姆在后院看到一只死鼹鼠,他颤抖不止,变得焦躁不安起来,还向母亲提出了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如死亡究竟是怎么回事等。母亲尽可能向他作了解释,但他大声嚷嚷说母亲也不懂,然后勉强地去睡觉了。夜间,他大喊大叫,呕吐,眼睛和嘴巴周围抽搐不止。这一次医生及时地赶到了,当时男孩的病症已发作到整个右半身都剧烈地痉挛。医院一致诊断为癫痫,认为可能是由于大脑左半部受伤所致。

又过了2个月,萨姆偶然地拍死了手中的一只蝴蝶之后,疾病第三次发作。医院在他的诊断书上作了补充说明:“疾病猝发因素:精神刺激。”换句话说,由于大脑病态,萨姆大概只有较低的承受发阈限,而死亡的观念是一种超越这个阈限的精神刺激促使他产生痉挛。但无论在他的出生记录上或婴儿发育期以及发病间隔中,他的神经状态均无特殊的病灶。他总的健康状况十分良好,营养很好,即使在发病时他的脑电波也只表示“不能排除癫痫”。

什么是“精神刺激呢?”显而易见,一定与死亡的观念有关——死鼹鼠、死蝴蝶——并且,我们记得萨姆的母亲说过,萨姆第一次发病时看上去恰恰像他死去的祖母。

让我们来看一下萨姆的祖母死亡前后的情況。

几个月前,萨姆的祖母第一次来到萨姆家在X地的新居。祖母的内心十分激动,只不过当时她没有意识到严重的后果。对她来说,这次到儿子家做客犹如经历一场考试,她猜想她的丈夫会支持她去儿子家吗?她的儿子会待她好吗?以致忧虑影响了祖母的健康。

小萨姆那时喜欢捉弄人,所以母亲事先就告诫萨姆说祖母的心脏不好,萨姆答应不去捉弄祖母。所以,祖母初到时,一切正常。但萨姆的母亲仍然很少把萨姆和祖母单独留在一起,她知道,这种强制的办法对顽皮的萨姆来说是非常难受的,她觉得萨姆日益显得苍白和紧张。一天,萨姆的母亲仅出去一会儿,由祖母照看萨姆,但她回家时看到,祖母因心脏病发作而昏倒在地板上。据祖母后来说,小萨姆在爬椅子时摔了下来。完全有理由认为,萨姆当时一定是捉弄了他的祖母,故意地做一些母亲警告他不要做的事。祖母病了几个月,治疗无效,最后在孩子第一次发病前几天去世了。

结论十分明显,这个病例中医生所说的“神精刺激”与萨姆祖母的死亡有关。事实上,萨姆的母亲现在还想起了一件事,当时她并没有当一回事——那就是,萨姆发病前一天晚上上床时把枕头叠起来,就像祖母为避免脑溢血所做的那样,然后像祖母那样,几乎用一种坐的姿态睡着了。

奇怪的是,母亲坚持认为萨姆并不知道祖母的死亡。

在祖母去世后第二天上午,当母亲告诉萨姆说祖母已去西雅图北部作长途旅行时,孩子曾哭闹着说,为什么祖母不对我说再见?”母亲只好说袓母去得很匆忙,没有时间向他辞别。后来,当一只神秘的大箱子被搬出屋子时,母亲告诉萨姆说箱子里是祖母的书。但是,萨姆从没有看见祖母带来和读过这么多书。他也不十分明白那些匆忙赶来的亲戚们围着那只“装书箱子”哭泣的原因。当然,我怀疑萨姆真的相信了他母亲讲的话。事实上,母亲常被这个小淘气所说的许多话搞得哭笑不得。有一次,当母亲要萨姆去找一样他不愿意去找的东西时,他嘲笑地说:“它已去西雅图作长途旅行了。”后来作为我们治疗计划的一部分,萨姆被编入了一个游戏小组。在游戏中,这个平时非常活跃的男孩常常会梦游似地聚精会神制作许多不同大小的长方形箱子,并把箱子的开口处仔细地堵上。从他当时提出的问題来看,他是在反复试验把自己锁在长方形箱子里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母亲不得不告诉萨姆,祖母确实已经去世了,但萨姆不愿意听,还说:“你在说谎,祖母在西雅图,我要去见她。”

从上面对这个孩子简单的描述中,很清楚地看出,他是一个非常任性、精力旺盛、智力早熟而不易受骗的小家伙。望子成龙的父母亲对他们的独生儿子曾有过许多伟大的计划。以萨姆的智力来说,他可以去东部读大学和医学院。甚至学法律。他们鼓励他充分地表现早熟的智力。但他又很任性,从小就听不得半个“不”字,容不得“也许”之类的答复。刚长到半高不大时,他就开始打人了。打人在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并不被人看作是件坏事。萨姆出生在一个民族混杂的地区,并且在他们居住的繁荣的小镇上,只有他们一家是犹太人。在这样的环境里,萨姆很小就懂得了先下手为强并非坏事,至少可以防万一。萨姆的父母不得不经常叮嘱他们的独生子不要揍其他孩子;不要向姑娘们问长问短;并且——看在上帝和生意的份上一对异教徒要有礼貌。在萨姆的童年环境中,男孩们心目中理想的偶像是在外面的硬汉子、在家的乖孩子,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很快地得到中层阶级异教徒们的称赞。

“精神刺激”在逐步增强。首先,这是个急躁和好斗的孩子。当人们试图约束他时,他会变得怒不可遏;当他自己试图约束自己时,会导致不堪忍受的紧张。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作“固有的偏执”。“固有”,仅仅意味着我们无法找出它与先前的任何事有联系,他一贯如此。然而,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萨姆的忿怒从不长久,他不但感情丰富,而且是一个极其富有表现力的、精力旺盛的孩子。这些特征帮助他扮演了一个不怀恶意的淘气鬼角色。然而现在看来大约也就是在他的祖母来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使他失去了他惹人喜爱的性格。他曾狠狠地揍过一个孩子。因此他几乎受到了被同伴摒弃的威胁。这样,这个精力旺盛、性格外向的孩子被迫与他祖母一起留在家里,还不准惹她生气。

萨姆这种好斗的行为真是癲痫病患者性格中的一部分吗?我不知道。他的活力中,没有丝毫狂热和热病的成分。确实,他最初三次较大的发作,都与死亡的观念有关;他后两次的发作又分别与第一位、第二位医生分手有关。另外,他还有更多频繁的轻微发作:瞪视、缄默无语、昏厥,都经常发生在他突然出言不逊和粗暴无礼之后。醒过来时总忧虑地问:“发生了什么事呀?”他会向陌生人丢石块,或者他会说:“上帝是个混蛋。”或者说:“整个世界都是混蛋。”或者(冲着他的母亲)说:“你是一个继母。”这些发作都具有原始的好斗性吗?对此,他要被迫以发病受罪来补偿?还是他为了对付发病前夕的预兆所采取的孤生一掷的行为呢?

萨姆发病两年之后,我接手对这孩子进行治疗。在此期间,我从医生记录的病历上和萨姆母亲的陈述中得到了一些印象。而且不久我亲眼看到他的一次轻微发作:我和萨姆一起玩骨牌,为了要测试他的阈限,我故意让他一直输,但输得不易。他的脸色渐新变得苍白起来,眼神黯然失色。突然,他站起身,抓起一只橡胶洋娃娃,狠狠地击中了我的脸。瞬息,他的目光即变成了漫无目标的呆视,他连连作呕好像要呕吐,并伴有轻微的晕厥现象。恢复以后,他用嘶哑和急切的声音说:“我们继续玩下去吧。”随后,他动手把搞乱的骨牌聚拢在一起。孩子们往往易用立体结构来表示他们不能说或不敢说的事。萨姆匆忙地重新整理骨牌,把骨牌排成了一只长方形图案:这是一只大盒子的模型,就像他以前在托儿所里喜爱塔的大盒子一样。所有骨牌的面都向内。这时,他完全清醒了,并注意到了自己做的事,露出淡淡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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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27 07:5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章病史的关联性和相对性2

我觉得他现在可能会接受我将要告诉他的、并且我自己认为是已经弄明白的情况。

我说:“如果你要看清骨牌上的小圆点,那末,你将不得不走到那只小盒子里面去,这就好像是一个死人在一只棺材里。”

“是的”,他讷讷地说。

“这就说明你害怕,因为你刚才打了我,而不得不去死。”

“我一定会死吗?”萨姆有几分侷促地问。

“当然不。但当他们用棺材抬走你祖母的时候,你大概认为是你使祖母死了,所以你自己也得去死。这就是你在学校里搭了那么多像今天一样的大盒子的原因。事实上,每次发病时你肯定都认为自己将要死了。”

“是的,”他有点害臊地回答。因为,实际上他还从未向我承认过他看见过祖母的棺材,以及他已经知道祖母的去世。

这儿可能有人认为我本来就已经掌握了萨姆的病史。不过,与此同时,我也得到他母亲的配合,了解了她在萨姆病程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她的作用是萨姆病史中的重要部分。因为,可以确信,在一个幼儿生活中存在的“精神刺激”无论有多深,肯定与他母亲的精神冲击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上,萨姆的母亲克服了情感上的阻力,终于想起了一件小事:那是在她忙着准备迎接祖母到来之际,萨姆也曾把洋娃娃掷在她的脸上,不管萨姆是否是“故意的”,但他掷得很准,把她的一只门牙都撞得松动了。在许多方面,门牙是很重要的,母亲从未发过那么大的火,她把洋洼娃狠狠地掷了问去。虽然,她并不是要以牙还牙,而是怒气冲天。


萨姆是否预先知道母亲会这样的吗?这是关键性的一点。因为我们了解到,这个家庭对孩子动辄就付诸武力,这使得萨姆好斗而极少有耐心。另外,撇开母亲、家庭和萨姆这个特殊冲突,我们注意到,这些曾在犹太人区受到过集体迫害而逃亡在外的犹太人,由于他们特殊命运和环境而面临愤怒与暴力。萨姆一家虽然敢于面对犹太人的命运,敢于单独在一个异教徒的城镇内生活,并且异教徒们也没有拒绝他们,但无论在平静或动荡的年代,他们的内心无法摆脱犹太人命运的阴影。

这里我们必须郑重地补充说明,我们的病人恰好是在最不利于他的年龄被纠缠在他父母与祖先之间、以及父母与邻里之间的冲突中的。当时他正经历着一个以抑制发育的性偏执为特征的成长阶段。我是说,一个孩子的运动能量、智力、好奇心以及一般在三四岁时会产生幼稚的男性施虐欲在急剧增长,这种幼稚的男性施虐欲随着不同的习惯和个人的性格有不同的表现。无疑,萨姆在这方面已经像他的其它方面一样过早地成熟了。在这个幼稚的男性施虐欲阶段,任何孩子都不易接受抑制,他们行动任性,有时会坚持问这问那一个精力旺盛的男孩,当他实际的和幻想的主动性急剧增大时,他在这个阶段会特别容易染上报复心理。我们发现,萨姆当时曾采用过以牙还牙的报复行动。那时,萨姆也爱假装成大人,因为他害怕大人。他经常在幻想中穿着大人的鞋子,但这些鞋子对他实在是太大了。早熟意味着他的相对孤立和一种令入不安的平衡。由于祖母的到来,以及当时社会地位、经济问题,加上他潜在的祖传意识,使得他对双亲疑虑的容忍力显得特别低。

这就是我们最早的人类危象“样本”。在进一步剖析这些样本前,我要说明一下治疗程序问题。这是一次将小儿治疗与精神分析工作同时进行的尝试。当精神分析开始观察记录这个孩子情感上的弱点时,我逐渐地减少了这个孩子的镇静剂用量,并尝试与孩子以及他的父母讨论这些弱点易受什么刺激。我让萨姆的父母回顾孩子以前发病的过程以及他们在发病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便他们对这个早熟的孩子发病前的症状有所察觉。

在萨姆把橡胶娃娃掷在我脸上后不久的某天下午,他走近躺在睡椅上休息的母亲身旁,把手放在他母亲的胸口上说:“只有非常坏的孩子才会咒骂、得罪他的妈妈,只有极坏的孩子才会想到这样做是吗?”母亲笑着说:“我敢打赌,你现在正在想要这样做。我认为,只有一个乖巧的小男孩才有可能想到他会咒骂和得罪他的妈妈,但事实非常清楚,他不会真去这样做。”——想必确实是有这样的事:这种事情是难以表达的,如何说法并不重要,主要是它的精神及其含意,达到一件事情可用两种不同方法,自我观察方法和与其他人交谈的方法。“是的,”萨姆答道:“我不会这样做。”随后,他补充说:“埃里克松先生总是问我,为什么我要掷东西,他说我把每一件事都搞槽了。”紧接着他又补充说:“妈妈,今晚我是不会发脾气的。”

从那以后,萨姆学会了同他母亲共同配合,观察他体内的变化,尽管他的母亲仍然常常是他愤怒的发泄对象,但孩子已经把她看成是洞悉他内心的同盟者。建立这样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萨姆感觉到有无名怒火时,或者当他感觉体内有轻微的发病征兆时,能随即告诉他的母亲,使母亲立即引起警觉。有时,母亲会立即去找那位熟悉萨姆病情的、配合默契的儿科医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这样,使小的发作能及时得到控制,并使孩子逐步学会在短暂的发作中把握情绪波动,从而使大的发作不再出现。

在这一点上,可能有读者声称,在一个小孩身上不需要用这么复杂的精神分析方法,用其他方法也能阻止这种疾病的发作,这里不是在介绍用精神治疗法医治癲痫病的先进处方,我们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我们还调查了病人的“精神刺激”。这种“精神刺激”在病人生命周期的某一个特殊的时期中会促使癫痫的发病潜质暴露出来。我们这种调查方法,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因为它使我们掌握了病人发病的真相。“精神刺激”是病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调查将有利于病人的治疗。无论他是什么年龄,我们致力于研究他的自我检查、自我分析和自我计划的能力,从而制定治疗他的计划。采取这种调查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获得治愈效果,或者有可能促进一种并行的治疗——仅仅从精神病突发的习惯性和反复性所构成的损害来考虑的话,这种方法也是有其特殊贡献的。然而,即使不说这种方法能治愈病人,那么至少,它在原则上使我们相信,用这个孩子的部分病史所进行的治疗调查,能帮助整个家庭认识到:诱发孩子病情的某一危象就在他们中间。这种与身心相关的危象是一种感情危象,病人对他周围的重要人物的这种潜在危象反应特别敏感。

当然,为这样的情绪紊乱而责备他人或接受他人的责备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萨姆的母亲至今还常常责备自己,认为她那次痛打萨姆的一巴掌可能造成他大脑受伤,这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精神刺激”的主要部分:因为这个“神精刺激”增加和补充了犹太人家庭历史性的特定性格:即普遍的恐惧暴力倾向。尤其是萨姆的母亲,固执地认为她伤害了萨姆。这种恐惧心理是一种对应的东西,并且,我们最终断定,这种感情的增加,实质就是萨姆医生要我们找的“精神刺激物”的增加——这孩子害怕他的母亲可能也会去世,因为他撞坏了母亲的一只牙齿,并对母亲有其他的虐待行为和欲望。

毋庸赘言,这种责备确实是无益的。只要有责备的意思,就会有一种试图赔偿造成损失的无理行为——这种错误的赔偿要求,其结果往往造成更多的损害。

这一病例的性质提醒我们,从机体本身的变化过程开始研究。在这里,我们将把机体作为一个变化过程,而不是作为一种物质来谈,因为我们研究的是机体自身平衡的性质,而不是那些通过切片和解剖来证实的病理机制。我们的病人,患着一种体内剧烈的失调症,其根源可能是大脑受刺激造成的。这种伤害一般不会明确地显示出来,但我们必须了解,在孩子的生活中存在哪些精神负担。即使这种伤害能显示出来,它也仅仅构成抽搐的一个潜在的、必需的条件。它不能作为抽搐的原因,因为我们可以肯定,还有相当多的个人,他们患着相似的大脑疾病,并无抽搐症状。脑的损伤,仅仅促发了某种紧张状态在抽搐中发泄。同时它也说明,他对紧张状态的忍耐力较揭。这种体内的危险状态降低了孩子抵御外部危机的阈限。尤其是发觉父母在激怒与焦急时更容易爆发出来。所以对这样的孩子,父母亲的保护恰恰是极为需要的。大脑损伤是否会使这孩子的性格更缺乏耐心和更容易发怒?他易怒的性格,或者说他生活在同样易怒的亲属中间是否会使他的大脑损伤更严重?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此我们还找不到答案。

综上所说,在发病时,萨姆的“体质”、性格与他开处的发育阶段具有共同的一些倾向,即萨姆对束缚他自由的管束缺乏耐心,暴露了他的反抗态度。

所以说萨姆需要体力和智力上的活动并不仅仅是生理性的。它们构成了他个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属于他的防卫能力。在危险场合,萨姆使用了我们所说的“反抗恐惧”防卫机制,当他受到惊吓时,他即反抗;当他面临避之不及的烦恼时,他即充满焦虑而固执地发问。这些防御能力,与他早年的环境是非常相称的。当时,无论他是最聪明或最执拗的孩子,人们总认为他十分可爱。我们将焦点转移一下,许多原来被认为是他生理和心理上的部分,现在证明属于我们称之为“存在于人的自我行为中的机制”的辅助过程。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详细讨论。

由于这种过程能预见内部与外部的危机,融合自己的天资与社会的机会,并在机体内部或环境发生突变时能自我调节并应付,从而维持了协调和他的个性。对一个人来说,协调和一致性意味着成为一个完好的人;对他周围的人们来说,使他成了一个他们眼光中熟悉的人。很清楚,萨姆曾试图成为一个爱捉弄别人和爱提问题的人——这个角色是他一次在面临危险时突然发现并成功扮演的,我们已对这个角色作了描述。但后来,这个角色又失去了它的作用。这种变化使得萨姆防御系统的功能失调了;当他的“反抗恐惧”防卫机制不起作用时,他变得惶惶不安,甚至期望有意刺激它。在萨姆的病史中,这个“发作”是来自躯体内的。

然而,“角色”中包含着人的三个要素:社会、家庭和自我。人的生命从母腹中出生直至死亡,便加入了与地理、历史相关的各种集团:家庭、阶级、集体和民族,因此,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时候,他既是一个有机体,又是一个自我和一个社会成员。萨姆当时也陷入了人的三要素冲突之中,他的身体易遭受痛苦和紧张,他的自我易产生疑虑,并且作为社会的一员,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来自其他民族的敌视。

现在,我们又回到最初的假定。没有体内紧张就不会有疑虑,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还必须承认,任何个人的疑虑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他集体的潜在影响。当一个人(即使仅仅是秘密地)扮演了一个特别恶劣的角色时,不管这个角色是一个醉鬼或者是一个杀人犯,是一个女人腔的男人或者是一个傻瓜,或者他的集体无论用什么下流的口头语称呼他时,他会感到孤立,感到被排除在他的集体之外。在萨姆的病史中,祖母的死亡已经使异教徒的孩子们(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们的父母)确信他是一个绝对恶劣的坏孩子。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事实,即他是一个犹太人。这一点已不需要邻居们提醒他了,因为,他的父母已一再告诫他,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孩子,为了不做坏孩子就必须特别地善良。这里,为了给所有有关的事实以公正的评价,我们的调查将不得不回到以往的历史上去。我们不但将在这个小城镇的周围地区,而且将到俄国远东某省的一个犹太人区,去追溯这个家庭的命运和大批在外散居的犹太人悲惨生活的事实。

我们现在来论述人体三要素的变化过程:躯体的变化过程,自我的变化过程和社会集团的变化过程。在科学史上,这三个要素属于三个不同的科学学科——生物学、病理学和社会科学——其中每一门学科的研究都是独立的、有价值的,并能进行分解:研究各种单一的有机体、个人的思想和社会的统计调查。这样获得的知识是实际和形象的认识,是一种因果关系的认识;并且一个项目属于哪一个学科已发生一些论争。我们的想法受到三分法[即神学将人性分为肉体、灵魂和精神三部分]的支配,因为只有通过这些学科有创造性的研究,我们才能获得全部认识。

临床问题与我们的偏见不同我们从治疗学角度设身处地地研究了这些个别的人类危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以上所提的三个变化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变化过程,即人类生活的三个方面。身体的紧张、自我的疑虑和集体的惊恐仅仅是人们在用不同方法的调查时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临床的实验也应该包括所有这三种方法,这正是本书中着重阐明的一个观点。当我们回顾某一病例中的有关项目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认为,在三个变化过程中找到某一个过程的含义,也可能在其它两个过程中有共同含义。研究某一变化过程中的某一项目,对其它过程中的项目也有重要意义,并且反过来,也可以从其它过程的研究中获得重要的进展,因而,它们是相关的。我希望我们能逐渐地给这种所谓的“人类生存的相关性”找到适当的表达方法。

当我们描述萨姆病情变化时,我们并没有找到病变的“原因”。相反,当我们研究人类三要素的变化过程时,我们却找到了一个趋同现象。这个趋同现象通过追溯使病变变得容易理解。但如此获得的似是而非的趋同现象并不能帮助消除病因,使病人完全康复,它只能帮助我们去理解病变的危象和危象所表明的决定性的结局,而这个结局似乎在造成这个病变的所有方面上都罩上了它的阴影。我们就是在这些条件下进行研究的。

为了比较和证实,我们现在着手研究发生在一个成年人身上的另一个危象。出现的症状也是集中在躯体上的,是由一个严重的慢性头痛构成的。在战争时期的某次战斗中,在一次紧急事件中这个成年人的头痛突然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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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28 07:4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章病史的关联性和相对性3

2.海军陆战队士兵中的一场战斗危机

一位青年教师,在他年近30岁时作为一个“神精性精神病病员”从武装部队退役,其症状主要是一种无法医治的头痛。在一个退伍军人的诊所,医生要求他说明这个病是怎样开始的,他作了如下叙述:

一群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奉命去攻克一滩头阵地。这是一群顽强勇猛、战果累累的士兵,他们的上司确信,他们能“拿下任何阵地”。以往,阵地被攻占后,他们的上司总把他们撤换下来,而让步兵固守已占领的阵地。可是这一次,上司却要他们“占领阵地后固守阵地”。于是,这次战斗出现了一些反常情况:

这些士兵不仅成了敌人冷枪袭击的目标,而且,他们的心中充满着憎恶、愤怒和害怕。

这里还必须补充一点。海军提供的火力支援并未起多大的支持作用,当时炮火好像又出了故障。

我们的病人作为医疗队士兵参加了这场战斗。那时,他是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一个病人的。按常规,他不用带武器,所以他与一般士兵不同,不易受士兵中逐渐蔓延的愤怒和恐惧情绪的影响。不知为什么,作为一名医疗队士兵他觉得他是合适的,有时这些张皇失措的士兵使他感到他们像孩子,因为他总喜欢做孩子的工作,并且特别善于对付倔强的孩子。但是,他自己不是一个倔强的孩子。事实上,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他选择去医疗队是因为他不敢带枪。他对任何人都恨不起来(现在他反复提到这种得意情绪时会显得特别善良。的确,他不适应在海军陆战队,因为他既不酗酒,也不抽烟,——甚至从不诅咒!)。现在看来,他的善良使他能忍受一切,使他能帮助这些男孩似的士兵忍受一切,并在他们进攻的任务终止时能给他们帮助。他还同一位像他那样善良、受他尊敬和钦佩的医官保持着亲密关系。


这个病人现在已不能十分清楚地记得在那晚其余时间中发生的事情,他仅存一些似真又像是梦幻—般的零星回忆。他断断续续地说,当时医疗队士兵奉命去卸弹药而不是去建立战地医院。不晓得什么原因,那个医官也变得勃然大怒,骂人不止;那天晚上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把一支冲锋枪塞进他的手中。

从这以后,他的记忆变得一片空白。

第二天清晨,他发现自己已被安排住进一个临时准备的医院。又过了一夜,他的病已发展成严重的急性肠炎并发烧。他整天都在镇靜剂的麻醉状态中。傍晚,敌人进行空袭,其他病人都找到了他们自己的淹蔽所,他的腿被夹板固定着,不能移动,更糟的是没有人帮助他。这时他第一次感到害怕。无论多么勇敢的人当他们发现自己在敌人的空袭下仰天躺着而束手无策时都会感到害怕。

第三天,他被疏散了,在没有炮火的情况下,他感到比较安静——当时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在船上他们吃第一顿饭时,海军陆战队金属餐具的碰撞声在他头脑中就像一阵震耳欲聋的炮弹齐发声。他好象对这种声音毫无准备,他无法忍受这种声皆,不得已,当其他人吃饭时,他只好爬进了一个隐蔽物的下面。

从那以后,他的生活常常因为剧烈的头痛而变得痛苦不堪。当他的头痛暂时消失时,他总是心惊肉跳,唯恐再听到金属声音。当这种声音再次出现时,他会暴跳如雷。最后,他不得不因此返回美国,并退了役。

他的精神神经病根源在哪里呢?假如我们承认他医生的诊断,那末,这是“战争引起的神精性精神病'用病理学观点来看,他的发烧和炎症证明了他第一次头痛是有原因的,但这只不过是最初的原因而已。

这儿,我们还要提一些问題。这些问题表面上似乎与头痛毫无关系:即为什么这个医疗队士兵是一个善良的人?即使现在,尽管实际上他周围始终受到令人恼恨的战后环境的骚扰,但他似乎从不用语言发泄他的怒气。事实上,那天晚上那位医官的诅咒和发怒已经使他的幻想破灭,使他产生了疑虑。为什么他会这样善良?为什么他会对医官的忿怒如此震惊呢?

我要求他克服对忿怒的反感,并把与我会面以前那些触怒他的任何细微小事都列举出来。他提到的有公共汽车的震动;孩子在游戏时发出的喧闹声;车胎摩擦地面发出的尖啸声,布满散兵坑的蚂蚁和蜥蜴;海军陆战队粗劣伙食以及最后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声;猜疑的人;偷窃的人;“无论什么民族、肤色或信仰”的傲慢、自髙自大的人;以及关于他母亲的回忆。在这张表中,病人从金属噪声和战争的各种回忆联想到偷窃和猜疑——最后涉及他的母亲。

自他14岁那年起,他似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母亲。那时,他的家庭在经济上和道德已经开始逐渐衰败。有一次,他的母亲在酒醉的忿怒中拿起一支枪对着他,他夺过枪来砸了它并把它丢出了窗外,并仓促离家出走,永远没再回去。他保守着一个秘密,即,他接受了一个像父亲那样的善良人的帮助——事实上,那人就是医疗队的长官。为报答他的保护和指导,他答应永不喝酒、不诅咒、不放纵自己的性生活——并且水不接触武器。他成了一个好学生、好教师和一个性情特别温和的人,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在太平洋滩头阵地的那个晚上,当一小队士兵逐渐产生忿怒和惊恐时,那位长官突然发出了一些粗暴的诅咒声,随后,立即有人把一支冲锋枪塞进了他的手中,他的精神顿时崩溃了。

在战争时代有许多这样类型的精神性精神病病人。这种病人一直处于潜在的惊慌状态中,那些突发的喧嚣声以及他们躯体内突发的心淨、高烧、头痛等都会使他们感觉受到袭击或处于危险之中。当他们的情绪处在这种状态下时,他们会感到束手无策:任何过于突然或过于强烈的一件事、一种知觉或一种感情、一个想法或一种记忆都会惹起他们孩子般的恼怒和疑虑。这些人身上的毛病是出在他们的屏蔽系统:他们的屏蔽系统缺乏一种同我们一样的,既能在任何指定的时候觉察种种刺激物,又能对所有刺激物弃之不頋的能力。更糟的是这些人不能熟睡,也不会做好梦。在漫漫长夜中,他们的心悬在前有六头女妖,后有大漩涡的烦人声音和忧虑的梦幻之中,这些梦幻最后总使他们从片刻的安睡中惊醒。白天,他们发现自己不能记住某些事情;并会在自己邻近的地区迷路,或者在谈话中会突然察觉自己已无意识地曲解了一些事情。

这个医疗队士兵发病的原因是么呢?是由于肉体受到损伤,还是体内神经受到伤害?毫无疑问,在某些场合,精神神经病起源于这样的伤害、或至少起源于瞬间的精神创伤。可是,通常需要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才导致一个真正的危象,并且才能使这个危象持续下去。海军陆战队出现的情况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由于对上司的怀疑造成了部队士气低落以及集体惊恐感微妙地逐渐加剧,因为找到“敌人炮火”而造成部队无法调动,也无法回击;在医院病床上“躲起来”的诱惑力;以及最后在立即撤退和持久作战两个内心声音之间的矛盾:一个声音说:“让他们送你回家,不要做傻瓜。”另一个声音则说:“不要让其他人失望,如果别人能忍受你也能忍受。”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些病人已经丧失了个性。虽然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具有人的特征,但他们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并且永远如此。我们认为“自我本性”的一致性存在着一种扰乱。这里,所谓自我本性是指一种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的个人自我行为能力,并按这个能力适当地行动。但在许多病例中,在发病过程的关键时候往往会产生一种看来不相干的行动,就像这个医疗队的士兵手中不由自主地握着枪。对这个医疗队士兵来说,枪是一种罪恶的象征,它危及了他力图维护个人名誉和社会地位的原则。这样,使他萌发了一些疑虑和英名其妙的想法:我们现在应该在家里,应该在粉刷屋顶或者在付帐单;或者应该去会见一个老板或去访问一个女友。他失望地感到,这些他本来应该享有的,现在永远不会有了。但另一方面,他这种想法往往是同他生活环境的某个方面交织在一起,这个问题将在以后充分讨论。

此外,我们发现,在这个医疗队士兵身上,前面所说的人的三个要素的变化过程不是相互支持的,它们面临的危险似乎是相互加剧:(1)集体。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作为一个集体想在火力控制下有一个良好的环境,然而,领导成员中的猜疑导致了这个集体牢骚满腹的惊恐。我们的病人在这个集体中不可能不感到这个惊恐,于是,他采取了日常惯用的防御态度来对付这种惊恐,好像他是这些孩子气的士兵中一个非常镇静自若、宽容忠厚的领袖。(2)病人的防御机制。病人在下意识的惊恐和急性感染下努力维持着体内平衡,但这种平衡被严重的高烧破坏了。面对这一切,病人不得不依靠生命的机制支撑着,因为有些人“确信”他能够“承受任何灾难”。(3)病人的自我。这个病人所在集体的惊恐和他的高烧已经使他难以忍受,即便如此,他最初仍不甘屈服。但就在这时,他内心又丧失了一个外界支撑:一个他一向信赖的顶头上司命令他(或者他认为是这样)去违背他要他遵守的誓约,而这个誓约恰恰是他不稳固的自尊心的基础。无疑,这件事的发生,捶开了他以往紧闭的、孩子气的闸门。由于他的全部性格中仅有一部分性格是真正成熟的,而另一部分不成熟的性格则靠外界支撑,所以,这个病人的平衡状态进一步被搅乱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既不能忍受在飞机轰炸下无法动弹,也不能接受轻易地向他提出的撤离要求。于是,他的情绪出现了紊乱。

还有一种补偿心理的精神病病人,它比较多地发生在一些受令撤离的退役军人身上。这些病人受令撤离后仍然觉得,仿佛他们不知不觉地仍负有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继续受痛苦的责任。因为,他们要证明撤离是不合适的。对这些病人,我们最好不要提及最后的退役,因为这些病人永远也不会宽恕他们自己由于“纯粹精神神经病”的原因而被要求退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特别强调要审视这类补偿心理的精神病病人——应该在经济上使患者得到帮助,尽力地延长他们的治疗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出现了更具特征的补偿心理的精神病病人——无意识地愿意继续忍受痛苦,以便从心理上补偿那些使别人失望的行为。许多用心理补偿方法逃避现实的人们,其品行往往比他们自己所了解的更诚实。就拿我们那位患病的医疗队士兵来说,由干在精神上剧烈的自我折磨,使得他即使在看上去比较健康的时候,或者感觉比较健康而没有想到病痛的时候,也会頻繁地感到犹如“子弹穿过脑袋”那样的疼痛。

现在我们能够比较肯定地说,如果不是战争环境的影响,这个病人不会垮下去——正如大多数医生明确指出的,不是“精神刺激”的原因,年轻的萨姆不可能发生那么严重的痉挛。然而在这两个病例中,其心理学和治疗学的任务是去弄明白多种不利因素的迸发如何削弱中枢防御系统,并弄明白最终崩溃是什么含义。

我们认识到,上述情况是在躯体中(由于疲惫不堪和发烧)、自我中(由于自我本性一致性的崩溃)和环境中(由于集体的惊恐)三个方面同时发生的变化。如果一个面的意外损伤超过了其它两个方面的平衡能力的话;或者如果外界各种情况加在一起给三个方面的变化提供了相互影响的特殊条件的话,则这三个方面的变化立即相互恶化。我们在萨姆的病史中曾了解到,在萨姆的生活环境中有一个对犹太人敌视的情况,这在他的成熟过程中和在他的自我防御系统中已不知不觉地转为危险的病灶。在萨姆和那个海军陆战队中则出现了另一种危险倾向——即突发的变化无所不在,当外界支撑上述三方面的力同时受到危害时,发病的条件就成熟了。

我们现经介绍了两个病人出现的危象,以便全面地例举说明我们的临床观点。本书将随时讨论一些有关的定律和理论,这里介绍的病例是典型的,在日常的临床工作中很少有病例能提供这样戏剧性和淸晰的“病因”,发现这些病因也不真正说明能医治这些病人的紊乱。它仅仅说明某一有代表性事件发生的瞬间情况。自然,我们不能离开临床和历史习俗太远,不过为了论证起见,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富有戏剧性的病例,阐述那些普通病例的原理。

在某一病史中,某一指定方面的关联性是从其它方面的关联性中导出来的,而它本身也向其它方面提供了一个相对的关联性。由此,它得出一个附加的含义。为了理解某一特定的精神病病理学的病例,你必须研究病例中可以觉察到且易于了解的变化趋势。可能由于这种变化支配着症状的出现,也可能因为你已经观察变化的方法而较容易掌握这种变化。这种变化可以是躯体的变化、个性的转变或有关的社会剧烈变动。无论你的研究从什么地方着手,你必须从那些变化开始重新再做一次。如果你从病人的机体着手研究,你必须检查机体的变化在其它变化过程中有什么作用,这些作用对机体的复原有什么坏影响。为了真正弄明白这个过程,不要害怕必要的重复,要对不同的自我过程反复观察、分析,将每一方面与机体的发展阶段及状态联系起来,并将其与病人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进行观察。另外,我们还要了解病人的家庭背景以及他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些变化。这些变化与他身体上的变化都有密切关系,并且反过来又影响了他的自我发展。换句话说,光靠一个清晰的X光摄片和某种特定的原理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简单的病史发展过程及其连锁的因果关系。只有反复观察分析病人的资料,才能逐渐地了解和掌握已知资料的关联性和相对性。自然,这种分析不会引出一个明确的病症现象,其结果既不能清晰地重现病源情况,也不能有依据地列出病情发展的预知公式,但这种分析对我们的病史档案是适宜的,对我们的治疗是有贡献的。这意味着在我们临床工作中,必须全盘地考虑病史资料的关联性和相关性。

用实验证明我们的研究在治疗方面的问題并不是这本书的意图。仅仅在结束时,我们将以此作为一种特殊关系去归结精神治疗方法的问題。我们的意图主要是将我们已经提出的临床见解作为编制此书的基础。

在第一部分的剩余部分中,我们将讨论精神分析理论的生物学基础。弗洛伊德的性欲发展时间表已经把这种生物学基础同我们现在知道的自我以及我们现在开始了解的社会生活形态联系起来了。

第二部分是社会文化的奇异现象——即今天和从前部落时期美洲印第安孩子的教育问题以及文化上适应的意义。

第三部分涉及自我变化病理学和正常童年活动中所反映出来的自我定律。我们将提供一张自我发展分析图,这张图是自我在协调身体需要和社会习惯中获得成功的结果。

在此基础上,第四部分,我们将讨论在我们国家、德国和俄国不同的工业化条件下结束童年,步入成年的几个方面的问題。这样,才能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一个历史性的基本理论。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必须决定他们是将童年作为一个制造荒谬恐惧的兵工厂来进行探索,还是将成年和童年的关系比作其它相关关系一样,提高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正常状态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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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29 09:1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章幼儿性欲理论

1.两个临床病例

弗洛伊德有一组关于将幼儿期的机体是性欲和侵犯欲源泉的理论,我们对此进行了一次检验,作为这次检验的开场白,我现在提供对两个孩子的观察结果:这两个孩子似乎在同他们各自的肠部作斗争中无可奈何地陷入了僵局。当我们试图了解这些消化器官以及它与其它器官之间相互牵连的关系时,我们暂时不必对这两个孩子以及对我们观察得到的症状作出评定。这些症状似乎是古怪的,但孩子本身并不古怪。从完整的心理学角度来说,肠部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介体,即表情,是相离很远的。受过良好训练的成年人,他们的肠部机能正常时,往往认为它是无足轻重的,全然不当一回事。然而,一旦他们的肠部机能失调时,他们则混乱无知、惶惶不安。在成年人身上,肠部失调通过躯体疾病表现出来;如在孩子们身上,这种失调看起来似乎仅表现为他们任性的习惯。

一个4岁的女孩,安娜,被她焦虑的母亲半推半拉地推进了诊所。当时,女孩没有抵抗和反对,但她的脸色苍白,忧郁不安,眼睛中流露出茫然的神色,并用力地吮吸着她的拇指。

安娜的父母早已将安娜的病情告诉了我:安娜似乎丧失了正常控制的能力。有时她的婴儿气很重;有时她又过分严肃,缺之孩子的天真;有时她会感情洋溢,但这是一种暴躁的感情,并随即会出现傻憨态。她最令人气恼的习惯是:往往在需要排便时拒绝排便。夜间,更确切地说是在清晨,在睡眼惺松的母亲抱起她以前,她却执拗地将粪便拉在她的床上。对任何责骂,她只是默默地忍受和出神,并在这种态度后潜伏着某种明显的失望情绪。这种失望情绪在在最近一次汽车撞伤她的事故之后益发严重了。她肉体上的创作仅仅是表面的,而她同父母亲的交流却比以前更畏缩、更抑制了。


一次,安娜松掉母亲的手,带着一种毫无希望的、囚犯那样的服从态度走出诊所,来到我的房间。她站在我的游戏室一角,紧张地吮吸着拇指,十分缄默地注视着我。

在第六章里,我将详细叙述安娜和精神病医生见面时的情形,并且将说明双方在会面的一瞬间是如何互相估量对方的想法的:她认为我在想什么,她认为我知道什么。并将进一步讨论观察在我们工作中的作用。这儿,我只是着重把一个临床的“样本”作为理论研究的敲门砖而记录下来。

当时,安娜的神态表示,我从她那儿不会得到任何东西。然而,使她逐渐感到诧异和宽慰的是我并没有向她提出任何问题,甚至,我也未对她说我是她的朋友,她应该信任我之类的话。相反,我开始在地上搭起一幢简单的木房子,房子里有一间客厅、一间厨房、一间卧室,卧室里有一位小女孩躺在床上,一位妇女正站在女孩的床边,卧室旁浴室的门开着;房子一侧是汽车间,一个男人正站在汽车旁。显然,这样的排列暗示着一个普通的清晨,一个平常的情景:当时母亲正“按时”照顾女孩起床,而父亲正准备离开家。

开始,安娜对这种以无声的方法提出问题感到十分迷惑,突然,她吮吸着的拇指滑落下来,并咧嘴而笑,她脸色通红地用力把那只像母亲那样的玩具娃娃踢开,并砰地一声关上浴室门,然后,匆忙在我的玩具架上取了三辆锃亮的玩具汽车,并把汽车放在汽车间内玩具男娃娃身边。她的行为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她不愿意把那只玩具女孩给那只像母亲那样的玩具娃娃,她渴望给父亲的比父亲想要的更多。

我正思考着安娜这种强烈的侵犯性行为时,安娜似乎突然受到另一种感情的驱使。不顾一切地大哭起来,并呜咽着问:“我妈妈在哪儿?”在莫名其妙的匆忙中,她从我的书桌上抓了一把铅笔,然后跑进候诊室,把铅笔强塞到她母亲手中,并紧挨着母亲坐下。这时,她又把拇指放进口中,脸色也变得沉默起来。我知道安娜的把戏已结束了。安娜的母亲想把铅笔还给我,但我表示,今天我并不需要这些铅笔。母亲和孩子走了。

半小时后,电话铃响了,安娜的母亲电话里告诉我,她们刚到家,安娜就一定要她母亲求我在当天再与她见面,以便还我铅笔。在电话里,我再三向安娜说明,我感谢她的好意,但她完全可以把这些铅笔保存到明天。

第二天,在约定的时间,安娜和母亲坐在候诊室里,安娜一只手抓着铅笔,但并不把铅笔还给我。另一只手中紧捏着一件小东西,看上去她并不愿意走近我。突然,她变得十分紧张,明显看得出她把粪便拉在身上了。当她被抱进浴室时,她手中的铅笔散落在地,并且另一只手中的东西也一起掉了下来。这是一只玩具小狗,小狗的一条腿断了。

这儿我必须补充一些情况:当时邻居家的条小狗在安娜的生活中扮演个重要的角色。这条小狗也随便拉屎,为此它经常挨打(当然,安娜并没有挨打)。最近这条小狗也被一辆小汽车撞伤,并失去了一条腿。由此可见,这条小狗的遭遇非常像安娜,但它的处境比安娜更糟,是否安娜也期望着(或甚至可能愿意)受到同样的惩罚呢?

刚才我已经描述了我与安娜一起在游戏室的情况和一个幼儿的精神病危象。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对这个病例所导致的趋势作深入研究,也不准备描述父母和这个孩子之间的僵局最后是怎样解决的。我们不能在这里介绍治疗情况以及这个幼儿期精神病危象的全过程,为此请众多读者谅解。相反,我们请求读者把这个故事当作一个“样本”,并同我们一起分析这个“样本”。

安娜来诊所不是自愿的,她是被母亲带来的,并且像前面说的那样,安娜对母亲充满着愠怒。在我的游戏室里,她用几分钟的无声的表示已表达了她用几个小时的语言也不能表达的情绪:她“恨”她的母亲,但“爱”她的父亲。但当她作出这样的表示以后,她的感情一定经历了如同亚当[基督教《圣经》中所称“人类的始祖”]听到上帝召唤时所经历的感情一样,所以她不得不设法赎罪,因为她也爱她的母亲,并需要她。可是,在惊慌失措中,她的行动往往同处在矛盾心理中的人们一样:为了去补偿某一个人,却在“无意中”得罪了另一个人。所以,安娜拿了我的铅笔去取悦她的母亲,然后又强迫母亲帮助她赔罪。

但到了第二天,安娜急忙想博得我好感的热情已烟消云散了。我想,我一定已经变成了一个魔鬼,迫使这孩子在毫无戒备的状态下承认旁人不知道的,或未说过的事情。孩子在最初承认了他们的内心思想后往往会产生这样的反作用。我想,如果我把安娜这些情况告诉她母亲,她母亲会怎样呢?如果母亲为了掩饰她女儿毫无戒备的行为而拒绝把安娜再领到我诊所又会怎样呢?事实上,安娜的母亲后来拒绝同我合作,安娜的症状己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大小便失控表示括约肌出了问题,这是肛门和尿道系统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称之为区域性情况,因为它只关系到躯体某个区域。然而,再进一步研究一下就非常清楚了,安娜的举止,即使不是肛门区域的问题,也至少具备着括约肌问题的性质。安娜的所有行为,如同变化多样的括约肌;她的脸部表情暴露了她感情状态;大多数时间呈封闭状,难得断断续续地吐露真情。仅仅只有在我用玩具作为环境时,她才在“幻想”中暴露了她自己。她做了两件事:以激烈的挑战态度狠狠地关上了那间浴室的门;并在疯狂的兴奋中把三辆锃亮的玩具小汽车送给那只当作父亲的娃娃。她深深地陷入了“拿”和“给”这种简单模式的对立面之中:她把从我这儿拿出的东西送给她母亲;然后又拼命地要把已经给母亲的东西还给我。第二天来的时候,她的小手紧抓着铅笔和玩具,但又突然地丢掉这些东西,正像括约肌出乎意料地失去了控制而突然地排出了粪便那样。

显然,这个女孩未能掌握这样一个问題:即怎样送而不拿(或许是怎样爱她的父亲而不得罪她的母亲),因而她不得不退回到保留和排除这两种行为的一种自动交替模式之中。这种抓住和放开,保留和给予,打开和封闭的交替模式,我们称之为矛盾的模式这种肛门-尿道括约肌是“保留和排除”模式解剖的典型,这个典型能够解释许多奇异的行为,这一切,按现在相当普遍的临床习惯(我认为是坏习惯)来说,称之为“anal”,即注意力集中于肛门的里比多发展阶段。

在安娜最明显的孩子气阶段可以看出,口部区域和模式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相似的关系:即只要安娜的嘴一接触她自己的拇指,好像会有一股慰藉的乳汁流过她的口部。她正处在里比多的第一阶段——性欲和食欲完全一致状态。但是,当这个女孩从这个状态中恢复她自己的本性时,她又变得十分生气勃勃,她涨红着脸又是踢玩具娃娃,又是抓玩具汽车,并声音沙哑地大笑。安娜,在这个“拿”与“给”的状态中,“拿”似乎是引向更内在(孤立)和更后退(退缩),而“给”具有主动和进取的因素。这种进取促使她有外向和向前的表现,并导致她对“拿”感到内疚。这种趋于恶化的危象说明,这个孩子和家庭可能需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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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30 08:0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章 幼儿性欲理论2

这种又是后退又是进步的趋向正是这篇文章的主题。为了进一步说明区域和模式之间的系统性关系,我将叙述第二个病例,这是一个关于4岁小男孩帕特的故事。

有人告诉我,帕特经常将大便留在他的肚子里。开始的时候,他几天不排便,最近,他竟长达一星期不排便,我被催着去看帕特时,他的小身体内不仅有一星期的粪便,还保留着灌肠器。他看上去异常痛苦,并且,当他认为周围没有人注意他时,便将肿胀的腹部靠在墙壁上,藉以减轻负担。

帕特的儿科医生已经作出这样的诊断:如果没有强烈的感情因素的话,他是无法这样保留粪便的。后来,X射线也证实了这位医生的诊断。帕特的儿科医生曾怀疑这个男孩一定患有一种精神性便秘。在肠结朝肿大方向发展的初期,这个孩子一定受到过一种不能用语言表达的、难以忍受的惊吓。局部的生理状态失调最终必须通过饮食和运动来治疗,但医生似乎有必要弄明白这种病症的起因,并尽快地同这孩子建立一种谅解关系,以便能取得孩子的支持和合作。


按我的习惯,在我决定承担这个病人的治疗任务之前,我一般先到病人的家里,同他们全家吃一顿饭。在帕特家里,我是作为他双亲的熟人同帕特见面的。当我和帕特全家吃午饭的时候,帕特用一种肯定是矫揉造作的声调对我:“做梦并不愉快,是吗?”那时,帕特的几位哥哥吃得又高兴又爽快,吃完后就跑进了屋后的一片树林里。帕特兴奋地临时讲了一串可笑的话,这段话清楚地暴露了他满脑子光怪陆离的幻想。这是括约肌出现问題的征象,它使病人着迷般地屈服于深藏在他腹中的秘密,我在这里列出帕特一些胡言乱语以及我对此所作的冷静的反映。

“我多么希望我的家里有一只小象,然后,这只小象长呀长,长到最后,穿破了我的屋子。”这是柏特在吃饭时对我说的。此时,他的肠部正膨胀到一个爆裂点。

“看那只蜜蜂——它正想吃我肚子里的糖。”——帕特的“糖”字说得特别委婉。其实,这个“糖”字正暴露了帕特的思想:在他的肚子里有一些十分贵重的东西,有人想要来抢它。

“我做了一个噩梦,几只猴子爬进我的屋子想抓住我。”——蜜蜂想从他的肚子里找糖;猴子想到他的屋子里抓他。食物在他的肚子里增多了——小象在他的屋子里长大了——蜜蜂在他的肚子里找糖——猴子在他的屋子里抓他。

午饭后,我们在花园里喝咖啡。帕特坐在花园里一张桌子底下,并拉来了许多椅子围着他自己,好像在他周围设置了一道栅栏,他说:“现在我在我的帐篷里,蜜蜂无法找到我。”——我知道,曾经有一次,他在花园里受到过蜜蜂的袭击。

然后,帕特从桌子底下爬了出来,并领我去他的房间。我同他一起欣赏他的图书。我对帕特说:“从你最喜爱的书中指给我看你最喜爱的画。”他毫不犹豫地取出一本书,指着其中一张插图,图中一个粗俗的男人正浮在水面,一只狼正张着血盆大口朝这粗俗的男人游过去。他兴奋地说:“狼要吃这个粗俗的男人,但狼不肯去伤害他,因为(他髙声地喊着)他不是活的!吃起来不像食物!”我完全同意他的话,并回想起他所说的全部可笑的话似乎都集中在一个想法上:即,他肚子里积存的某些东西是活的。这些东西不是要胀破他的肚子,便是本身要受到伤害。接着,我又让帕特指给我看他最喜爱的另外的画。他立即找来一本名叫《小发动机》的书,他翻到其中一页,这一页上,一列冒烟的火车正开进隧道,而在下一页,火车开出了隧道——但它的烟囱不冒烟了。帕特说:“你看,这列火车开进了隧道,但它在黑暗的隧道里死了”——一些有生命的东西走进了黑暗的通道,但它们出来的时候死了。我不再怀疑,这孩子一定有一个幻想:他的腹中装满了一些宝贵的、有生命的东西;如果他保留着这些东西,他有可能被胀死;如果他排掉这些东西,则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可能受伤或死亡。也就是说,他认为他怀孕了。

上述现象说明,这个病人立即需要帮助。首先,我要说清楚,我并不赞成在一种可靠关系建立之前将性欲的启蒙知识强加在天真无知的孩子们身上。然而,这里我感到有必要求助于“外科术”的手段。我想起帕特喜爱小象,所以建议他画象。当我们相当熟练地画了一只母象和一对小象所有外部线条和枝节部分后,我问帕特是否知道这些小象都是从哪里来的。他紧张地说他不知道。但我有这样的印象,他希望我讲下去。于是,我尽我所能地画了一只母象的横切面和它内脏的各部分,十分清楚地画出两个出口:一个出口用于大便,另一个出口用于生幼象。我说:“有些孩子不知道,他们认为,在动物和妇女身上,大便和婴儿是从同一个出口出来的。”我打算详细地说明,如果谁误解了这种情况,谁就有可能会导致危险。帕特却抢在前面异常激动地告诉我,他听说母亲在怀他时非常谨慎,每次去厕所时总是束一根腰带,以使他不至于从他母亲身上掉下来。后来有人告诉他,因为他太大了,无法从母亲的出口通过,所以他出生时不得不在母亲的肚子上开个口。我不知道他是否是以剖腹产形式出生的,但我还是给他画了一张女人的简图,直接告诉他我不同意他这种说法。现在看来,帕特以为他可能要生孩子了,实质上这是不可能的。但重要的是要弄明白他产生这种幻想的原因。当时,他好像已经听从了我的意见。最后,我告诉他,假如他愿意的话我将在第二天再来继续我们的谈话,帕特表示愿意。就在我离开他以后,帕特排出了超常量的粪便。

现在可以确信,帕特因为腹部装满了粪便而认为自己可能怀孕了,因而不敢将其排出,怕伤害自己或“婴儿”。何是,最初是什么想法迫使他将粪便留在体内的呢?当时是什么原因引起他的体内冲突,从而使他拒绝排大便并产生妊娠的幻想呢?

帕特的父亲对我的疑问提供了一个直接的解答:他对我说:“你知道么,帕特开始发病时看上去十分象默特尔。”

“谁是默特尔?”

“她做帕特的保姆已有二年了,三个月前她走了。”

“恰恰就在帕特病情突然恶化之前走的吗?”

“是的。”

这样,帕特在他的生活中失去了一位重要人物:他的保姆,一位说话缓和,态度温柔的东方姑娘。近年来,这位保姆一直是他生活中主要的安慰,因为他的父母经常不在家,两个人都忙于他们自己的艺术事业。就在几个月前,帕特曾用暴力行为对待这个保姆,这个保姆不但忍受了他的暴力,并暗暗欣赏他果断的“男子汉”行为。因为在这个保姆的国家里,帕特这种暴力行为是不足为奇的。在那儿,这种行为已成为习惯,是整个文化中的一个部分。帕特的母亲后来承认,在帕特突然变得十分男子气并以一定方式表露时,她已敏感到这个孩子在某些方面肯定出了问题;并且,帕特这种行为不完全符合他母亲的文化素养,母亲开始对帕特由外国保姆抚养的问题变得警觉起来,最后,她决定自己接替对帕特的教育工作。

在帕特患病期间,这个保姆曾来过一封信,这封信犹如在这孩子的伤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这位保姆听说他患病的情况后想竭力解释她为什么辞职离去。她原来曾告诉帕特说她辞职是为了结婚,并准备有一个自己的孩子。鉴于帕特对她的感情,她害怕这样讲会对孩子产生不好的效果,于是,在信中,这位保姆告诉帕特,她已经另外找了一个工作。她解释说:“你知道,当孩子在我的照料下长大后,我总是去另找一家,因为我最喜爱照料婴儿。”但这封信在孩子身上产生了另一种影响:他不再愿意长大,而他本来一直是想成为一个大孩子的。在这方面他的父亲很少给他帮助,因为他时常不在家,专心于他自己的事业,而这种事业又太复杂,不易对他的儿子讲清楚。帕特的母亲则暗示,她不能容忍帕特被保姆纵容及惯坏的男子气行为。而保姆现在说她更喜爱婴儿。

所以他“后退”了。他变得非常孩子气,并爱依赖别人,他抱着绝望的态度,惟恐失去太多。他固执地坚持不动——并且他以往已经这样做了:在很久以前,当他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他将食物含在嘴里不咽下去,这已最初暴露了他执拗的个性。后来,在厕所里,当母亲强令他不大便不准从抽水马桶上站起来时,他仍坚持不大便,也不要求站起来,最后,母亲不得不放弃她的要求。从那以后,帕特上厕所一直抱着这个态度——甚至闭口不讲话,不表态,只是毫无表情地僵持着。的确,男孩这个态度有各种各样的含义,其最简单的含义是:我坚持不动,无论是向前或者是向后,我决不移动一步。但正如我们从帕特的游戏中所了解的那样,他坚持不动的目的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显然,开始的时候,帕特相信这位保姆已怀孕,因此,他坚持想要留住这位保姆,并自己也假装怀孕;他的全面后退行为是为了表示他也是一个婴儿,并要证明他和那位保姆想照料的婴儿一样小。弗洛伊德称这种现象为超生理限度的现象。

由此可见,所谓的“保留”模式是通过“后退”、“坚持”和“抑制”这三种行动和排除途径来表现的。所以,帕特一旦感到他身上确实有了像孩子一般的东西时,他想起了母亲曾经说过的分娩情况以及分娩对母亲和孩子的危险,因此他不敢大便。

解释了这种恐惧的原因,产生了一种戏剧性的好转。解除了他当时急迫的不适和危险感,从而激发了他受到抑制的自主性和孩子气的主动性。但只有采用营养和体育锻炼结合在一起的措施以及母亲和孩子多次亲密融洽的谈话,才能使这个孩子最终克服若干次轻微的疾病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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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31 08:0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章 幼儿性欲理论3

2.里比多和侵犯性

上面我们已经叙述了两段临床病例,选择这两段病例是由于它们结构清晰,并值得观察。但是用什么定律才能解释这些病例的起因呢?

弗洛伊德和早期精神分析学家早已指出,在心理学图籍中未注明的躯体各孔口,对情绪的健康与否是极端重要的地带。当然,他们的理论是基于观察成年病人的结果,但简单地介绍一下用精神分析方法观察成年病人的事例,对我们观察儿童病人也许会有帮助。

臂如说,一个成年的神精病患者,会藉口要特别讲究卫生或绝对要求准时,而在形式上过分注意肠部功能。换句话说,他似乎竭力回避肛门问题,反对关注肛门,但他既不愿意把排泄物多保留一些时间,也不愿意随随便便地将它排除,他这种想法,最后使得他在肛门问题上花费了更多的思想和精力。譬如说,相对普通人对其肠部舒适和享受与否采取不在乎态度来说,他的考虑要复杂得多。这种病入在保留与排除问题上的矛盾心理有时在他的性格中可能成为一种过分遏制的倾向而被深深地埋藏着,他不肯让这种矛盾心理发泄。然而,精神分析学家发现,成年的精神病患者总是或多或少地、有意识地带有一种特殊紊乱的幻想,并对他们选择的对象,尤其是对接近他们的人(因为这些人一定会对他的内心思想提出种种要求),会怀有尽情发泄的强烈仇恨心理。另一方面,在爱情问题上,他会暴露出自己常处于非常矛盾的心理状态中,并且,他往往并不知道他许多任性的是非观恰恰是一种保护自身的手段,又是一种专制地控制他人的企图。他这种被动的、沉默的仇恨心理和发泄的对象往往都是他自己意识不到的。他时常会对他实际中或幻想中的所作所为被迫采取一些修正或赔偿的补救办法。这就好像一个小女孩试图在她不肯给和肯给的东西之间进行平衡时的心情一样,他发现自己在矛盾冲突中陷得更深了。和这个小女孩一样,这个压制型成年精神病患者,由于他的良心作用,使他内心深处产生了一个执拗的受罚愿望,因为他的内心有一个特别严格的道德感——这个良心似乎认为受罚比隐瞒仇恨更容易、更轻松。他之所以视受罚来得更容易,因为他自我中心的仇恨已使他不信任在相互关系中的补偿作用。这种不信任在孩子身上直接表现出来并且是可以摆脱的,但在成年人身上已成为一种固定的性格。


在复述这种病例的早期历史中,弗洛伊德已经多次发现了儿童病人在新生态中所暴露的那种危机。我们要感谢弗洛伊德先生提供了人类最原始的本性理论,他以躯体的各孔口为中心,对所发生的种种悲喜剧作了系统的叙述。他是在透过他那个时代的伪善来创造这种理论的,而那个时代将人的所有下身功能都归结在羞耻的、不可靠的和不健康的领域中。弗洛伊德勇敢地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人体各孔口所发生的种种悲喜剧就是性欲,他决心如实地描述它们。弗洛伊德发现,精神病患者和性反常者在对待他们异性伙伴的态度上往往是幼稚的,他们在性生活方面经常不能给对方满足;除此之外,他们也会给与对方一些公开的或隐蔽的满足和安慰。他们性欲上的缺陷和幼稚性主要产生于他们早期的童年生活,是他们未成年躯体中的性冲动以及他们父母严肃的家庭教育之间的特殊冲突。此外在童年的延续阶段中也有一种特殊的满足——即寻觅快乐的能力,它也被赋予里比多含义,但在弗洛伊德以前,这种能力只有在童年结束,成为成熟的生殖器时,才作为性欲受到正式的和科学的承认。弗洛伊德得出结论,成熟的生殖器性欲是幼稚的性欲发展的最终产物,因此,他称之为发育前生殖器状态。这样,我们方才叙述的这种压制型的精神病患者,用弗洛伊德的观点来说,是一种特殊的个体,这种人虽然公开地反对关注肛门,但又不知不觉地被固定,或部分地倒退到某种幼稚的性欲阶段——我们称之为肛门性欲虐待狂阶段。

同样,其它情绪上的痛苦也被证明是在某些部位停滞或倒退到幼儿的某个发育阶段。

例如,癖嗜者。他们的行为尤如在要儿的某个时期,依靠口部和物体的表面接触,使得他们既在肉体上得到满足,又在情绪上得到恢复。他们并未意识到他们是在渴望再成为婴儿。但他们爱哭诉、好夸耀和挑战的态度恰恰暴露了他们受到挫折的、幼稚的灵魂。

患狂郁症的病人常常会绝望地感到空虚。有时他们会感到处处充满着需要摧毁的敌对东西;有时他们却对所有的事情怀着出乎意料的好感,他们的感觉能力似乎是异乎寻常的。然而,他们并不明白所有这些内心的善良和邪恶来自何处,以及它们的性质是什么。

还有一些性变态女人,当她们歇斯底里发作时,她们会觉得她们的冲动好像是受到欺骗、受到刺激引起的;但当其生殖器缺乏性感时,她们又怀恋这些事情,以及女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她们不知不觉地被她们的性作用所困扰,而这种困扰产生的根源则在遥远的童年时代。

这样,所有这些有瘾的、消沉的、或压抑的,受折磨的人们,不知为什么都未能将这些幼稚阶段完善起来,他们仅仅顽强地、无济于事地并且徒劳无功地企图反抗这些幼稚的模式。

但也有一些成年人,他们不但不给予这种原始幼稚模式以伪装,反而尽他们所能,强化他们的性反常行为。他们利用口来吮吐,取得刺激,从而获得最完全的性满足;还有一些人,他们不喜欢用其它器官,而用肛门进行性交;一些性变态者,他们特别着重于注视他人的生殖器或暴露他们自己的生殖器;另一些人冲动而胡乱地使用他们的生殖器,其目的无非是要施淫虐于他人而已。

在最终明白了精神病患者所追求的性行为和性变态者所实施的性行为之间的系统关系后,弗洛伊德开始着手建立他的里比多理论的庞大结构。里比多,即性欲,是指每一个人身上各孔口所具有的性活力,这种性活力能用特殊的快感加强生命的机能:这种性活力包括摄取食物、及时大便、活动四肢等。只有经历了发育前生殖器的里比多过程,孩子的性欲才能上升为短期的、幼稚的性欲感。而这种幼稚的性欲感必须立即变成或多或少的“潜在的”、能变化和转化的东西。因为其生殖器尚未成熟,而这种最初的、未成熟的性欲要求是一般的乱伦戒律所不容的。

就发育前生殖器的部分需求而言,几乎所有的文明在一定程度上都允许某些非生殖器的性行为,仅仅当这种行为拟取代和排斥真正的生殖器性欲的优势地位时,才被称为性反常行为。然而,有相当量发育前的里比多被升华了——即从有性目的转移为非性目的。然而精神病患者发育前的里比多往往不是生长太快,不是被升华或被运用在性交上,而是被压抑了。从这个情况中,弗洛伊德发现了精神病患者紧张状态的最重要根源。

当然,发育前的里比多升华是社会文明允许的一部分,它看不出是性的派生物。只有某些人在某些幼稚区域和阶段全神贯注的神态显得非常紧张、异常和偏执时,才能发现它的“性欲”根源;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这种升华已处于崩溃边缘——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就有缺陷。弗洛伊德认为社会太盲目、太专制了,它要孩子们完成这种实际上做不到的升华。当然,某些性欲和精力能够、而且必须加以升华;社会依赖于这种升华。但是,首先必须给孩子们那些里比多活力,因为它能实现这种有益的升华。

只有那些专攻精神失调和精神乖癖症的人才能深刻体会里比多的理论,清晰而一致地解释其隐晦深奥的地方。这种易变的性欲能力往往是人类活动的最高或最低形态——并且,往往同时在这两方面都起作用。

在汇集心理学上所有有关问题时,弗洛伊德发现,最重的工作是重新研究性行为。这儿,我们来分析一下专门术语的古老意念与我们现代研究之间的差异。比如拿“歇斯底里”这个词,希腊人已经假定(似乎已用某种形式表示了他们的假定),妇女身上的那种歇斯底里是由于子宫脱垂而造成的。但弗洛伊德认为,妇女身上的“歇斯底里”是一种脱离其目标的生殖想法,它会导致生殖器里比多供应的阻塞(性感缺乏)。这种阻塞(性感缺乏),这种里比多供应还可以沿着某些与幼稚的区域和模式有象征性关系的途径转变和移位。为了说明从生殖器上移位的里比多性欲作用还会在其它地方表现出来,弗洛伊德运用了那个时代热力学的专门术语,提出了精力的保持和转换的假设,然而,这种原意以为有可能用于某一研究的假设,现在却成了一些具体要求,而这些要求既无法观察,也无法用实验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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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 08:0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章 幼儿性欲理论4

早期的精神分析学在描述人类的动机时,好像同样将里比多作为首要的物质,而个人的自我仅仅是位于里比多和代表专横,敌视的社会习俗“外部世界”之间的保护性缓冲层。

这里,医生必须超过作家。医生必须学会用调查和临床治疗的方法控制那些早已验明和详细了解的“风暴” [这里的“风暴”即指人的性欲(里比多)]。通过对里比多的描述,弗洛伊德扩充了我们的理论和治疗方法。由于不恰当地处理性欲,造成了那些个人和群体精神的损伤,这种情况,对弗洛伊德来说是清楚的,对我们则更清楚,因为我们要探索新的思想领域(自我),要应付各种不同的病人(孩子和精神病患者),要寻找精神分析(社会)的新用途,并且,我们还必须在整个人类生活中探求里比多的适当位置。我们将通过描述每个人里比多的种种可能的变化来继续研究每个人的生命周期,同时,又必须警惕将活人看成厄洛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活动木偶式角色,这对治疗和理论研究都是没有益处的。

弗洛伊德作为一个研究者的成就超过了作为医生的成就。他对性欲变态所作的研究比他解释和治疗性欲变态做得更多。通过训练,他成为一名性心理学家。他指出,性欲的发展是呈阶段性的,且与人体的发育紧密相连。


弗洛伊德在开始研究性的问题时发现,性学其实是一门科学,同样受到人们的欢迎。性学将性假定为一种新的实体,这个实体在青春期作为心理发展、变化的结果而显出本性。性学终于站住了脚,犹如胚胎学在中世纪存在的情况一样,当时普遍认为,胚胎是存在于男子精液中的一个微小的但完整的预成人一旦被输入女子的子宫内,就在那里发育起来,最后变成有了生命。现在胚胎的逐步形成发展已被完全理解。我认为,对弗洛伊德的婴儿期性心理成长定律采用同胚胎发育比拟的方法去认识,能理解得更透彻。

在胚胎发育过程中,每个器官都有它自己的起源时间。器官生出的时间十分重要。例如,如果眼睛不在指定的时间内出现它将永远不能长好,因为其它部分迅速生长的时间随即到来,控制了活跃性较差的区域,抑制了眼睛生长的趋势。

当器官在恰当的时候开始出现以后,时间因素决定了它发育的关键,一个错过了在有利时间发育的器官不仅注定不能健康发育并将危害整个器官系统。“因为,对迅速发育部分的抑制,不但会暂时压抑其发展,而且会过早地使其丧失对其它器官的控制力,使被压制部分不能再起支配作用,因而它的能力永远被削弱了……。”正常发育的结果使器官之间在大小和机能方面有恰当的比例:使肝脏的大小适合于胃和肠,使心和肺恰当地平衡,使血管系统的容量对整个躯体精确地成比例。如果抑制了发育,一个器官或几个器官可能变得不相称,使机能失调,从而成为一个有缺陷的人。

如果扰乱了“恰当的比例”和“正常发育过程”,其结果可能是一个“过量的畸形”或者是一个“不足的畸形”,正常人正是介于两者之间,这一点似乎并无特殊意义,这种畸变的偏差不过是由于在某些关键阶段发育速度的减慢偏离了正常状态而产生的简单变化而已。

从可能产生器官畸形来讲,最危险的时期是产前数月。人一旦出生后,立即可以诊出某些器官相对整体成熟来说弱一些的论断。婴儿出生后开始由母亲照料,这时他已经完全脱离了哺育他的子宫,但他未成熟的有机体还会继续发育生长,这种发育不会长出新器官。关于婴儿的原动力、感觉和他的社会能力的发展过程,这个问题已经在有关的儿童发育文献中作了介绍。精神分析学将在这里补充一个特异素质的经历和冲突的认识,就是这些特异素质,才使这个人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无论这种特异的素质是否是孩子正式的习惯,这种特异素质将为儿童的发育创造潜力。当特异素质的作用随着不同文明而不同时(这种不同之处以后即将说明),恰当的比例和恰当的顺序又成为指导和约束所有特异素质的关键因素。

然而,从个别孩子的“里比多”系统来看,我们要说,在我们这两个小病人身上,发育速度和程序已被打乱了:他们好像一张有缺口槽的唱片一样,被纠缠在粪便的保留和排除紊乱这个口子上。他们再三倒退到孩子气的阶段,总是无法前进一步达到下一个阶段:将他们的爱正确地施予他们心目中的异性身上。当安娜将三辆锃亮的小汽车给玩偶父亲时她放声大笑,这正显示了她对父亲病态的爱;同样,在帕特病例中,他对保姆施行的男性行为,也正好发生在他发病之前。里比多理论指出,一个病例中的直肠排除和另一个病例中的肠结积滞,在一定时间内,都给予这些孩子以性欲上的愉快。显然,在他们身上已不再存在那些天真婴儿未经训练的肠胃,这些孩子的肠胃已沉醉在排斥憎恨的人(试回忆安娜怎样踢玩偶母亲)和保留可爱的人那种幻想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于企图管束他们的双亲来说,有一种虐待狂的胜利。毫无疑问,早晨,当安娜坐在她凌乱的被窝里,看着她母亲进来时,她的眼光中一定有胜利,也有惊恐的神色。而那位男孩帕特,常常会显得既得意忘形,又惶惶不安;有时,他冷漠的脸上会有一种宁静满足的神态。并且,他们的母亲现在已从短暂的、但非常痛苦的实验中知道,用怒斥的方法来对付这些孩子的暴虐只能使事情更糟。不管你怎么说,这些孩子是爱他人的,他们也要享受他人的爱。他们宁可要孩子气的欢乐,也不会要仇恨心理的胜利。千万不要为了孩子的某一症状而误会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当孩子们忍受这种经历时,完全是受第二种原始动力所支配,这种设想是从精神分析体系的里比多概念中来的——即毁灭、死亡的直觉。在这里,我不准备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是以弗洛伊德最初信奉的原始本能神话为基础的。他的专门术语和随后进行的讨论已经将临床研究搞得模糊不清;即使这种原始动力不弄清楚,事实上,它已经出现在我们不少内容中。这儿,我要提的是一种狂怒: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对个人控制有利害关系的行动受到阻碍或抑制的时候,这种狂怒就会被激起来。反过来说,当这种狂怒不得不被压抑下去时,又会怎样呢?这种狂怒对人们的非理智仇恨心理,对渴求毁灭的欲望将起什么作用呢?这才是心理学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为了更具体地确定在临床环境下有哪几种力在活动着,我们首先弄清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认为,我们的任务是在病孩和他的双亲之间重建一种相互起作用的关系,这样,才能避免那种为了相互控制而做出不少无效的、痛苦的和毁灭性的尝试,并建立一种双边调节关系,从而使孩子和双亲都能恢复自我控制能力。

这个任务也是我们临床治疗的真正意图。通常,在共同成长过程中,某些家庭容易忘记作为一个集体应有的某种协调关系,因而,这些家庭的成员似乎丧失了与他年龄及家庭地位相称的自我控制能力。他们不去控制他们自己,并遵守这个集体(家庭)的协调关系,而听任每个成员去寻找感情控制的替代方式,这种排斥他人的自主区域:父母的自主区域是在忙忙碌碌的工作和社交生活,他们的孩子的仅有的、绝对的自主区域就是他们自身和他们的身体。因此,这些孩子在任意享受他们身体各部分的快感同时,往往会抱着一种敌意的幻想;他们利用身体器官作为侵犯和控制他人的手段,他们的表现可以是一种虐待狂行为或是一种受虐待狂行为。这种害人害己的扭曲现象,已使身体器官成为更通常、更敌视意义上的侵犯媒介。而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他的身体器官的行为是天真的——这种在有敌意性心理之前的行动形式,我们称之为侵犯行动之前的预侵模式。

当父母有一群孩子需要抚养时,他们一定经常面临生活的挑战,并随着孩子的成长而一起长进。我们认为,当一个孩子出生时,他的父母已经应该“具备了”这样或那样的性格,并且,一直是不变地,严厉地对待这个可怜的小东西,这是我们的曲解。因为,这个懦弱而不断变化的小东西一直在前进道路上影响着整个家庭。家庭影响着婴儿,婴儿也支配和影响着他们的家庭。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家庭在抚养孩子的同时,孩子也培养了这个家庭。不管生物学提供了怎样的反应模式,也不管其父母在孩子成长方面安排了怎样的程序表,这一切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相互调节的潜在的一系列模式。

有人可能认为我将放弃上述观点,因为我现在正着手重新研究弗洛伊德的童年期发育前生殖器阶段以及童年期的性欲区域,并试图在临床经验和社会观察之间建起一座桥梁。我还将从生物学角度谈到发展孩子机体的潜力。我认为精神分析法如果不以生物学内容为基础,它就不能成为可行的研究体系,尽管许多生物学内容还需周期性地重新考虑。

由于语义和概念的原因,对读者以及对我自己来说一下一部分将是最困难的一部分。我已经指出,我们是站在岸的这一边,在临床的一个方面,现在必须开始建造一座桥梁,可读者还看不见彼岸,看不见那预期的另一端。

为了使我的工作进行得更容易些,在论述时,我要拿出我在十多年前第一次提出的发育前生殖器图表的最新修改版本。或许这会有益于读者。用林肯的话来说,图表是一种有助于他人理解的东西,许多人常常能受益于图表。为了便于读者有机会将自己变成受益于图表的人,我将努力把这章写得有图表也好,没有图表也好,凡是能看的都能看懂。所谓“看懂”我的意思是读者可以对照我叙述这个问题的方法来检查一下他的认识和知识。在这个发育前生殖器问题的性质上,观察者对其描述和评价应该是各不相同的,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同。我将根据我自己的观察,用图表来画出有关事件的次序和顺序。

我们的图表将画什么事件呢?这些事件的“规范”是怎样的(在统计学意义上)呢?并且,我们的图表能预测,说明什么呢?

我们来观察一下一个小男孩在镜子前的行为,这是一位心理学家所做的研究。这位试验人员曾专心致志地研究了这个男孩在出生后第56个星期[第五十六个星期年龄,是指一岁左右的孩子]时的“性欲、认识和反应能力”:他果断地掀开了孩子前一面长镜子上的一块帘子。他看到,这位赤裸着身体的男孩跪对着镜子轮番注视着他自己和那位研究人员的形象,并探过身去,拍拍镜子,面对镜子前后移动,并“用嘴吻镜子”,再缩回来,等等。有一次,这位心理学家给我看一套原版照片,照片上这个男孩的阴茎是竖着的,其实这一点性行为毫不反常,但这种行为并不受实验者的欢迎,事实上它已破坏了一个善良、纯洁的当事人的形象:从文明角度上来讲,这些照片似乎有些越轨,因为,一直到动物学家进入人类性欲领域时,我们始终还未对性的特征进行过实验,从系统分析角度来看,这似乎也不能说明问题,因为这种性行为是偶然发生的,而不是有规律的。在某一场合,这种性为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它不是:“有规律”的。即使,这种行为确实发生了,并且发生在不合时宜或不应该发生的时刻——即发生在当时近处有某些认为此事不会发生的人(母亲、保姆)时,他们可能会用一种突然反应——即用一声使人迷惑的声音或一种混乱的姿态来掩饰或终止这种行为。这种行为如果发生在生命周期的某一时刻上,则可能会对他的性发育及其他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假如事实确实如此,则精神分析学家可能需要用不少年月来重演这个过程,而且,这里任何规范性的图表都不能有所帮助。因为这种行为仅涉及到身体的一个部分。

我们试图根据神经兴奋和性感器官的临床及通常知识画出各发育阶段的图表。人们在这些阶段中受环境影响会产生影响重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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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 07:5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章 幼儿性欲理论5

无限笔迹  今天
3.区域、模式和感觉

A口和感觉

第一次口部合作的感情交流是发生在新生婴儿离开母体而被放到母亲胸膛上的时候。他本能地、几乎同时地通过口接受了乳房、他的母亲和社会对他的哺育和欢迎他降生的亲昵。在这一点上,他通过口生存了下来并用口表示他的爱。母亲则用乳房哺育了他并表示了她的爱。对母亲来讲,她这样做完全有赖于她从丈夫那里得到的爱,有赖于哺乳带来的自尊和新生儿的反应。可是,对孩子来说这种口部的接触只是最初接近方式的第一次合作。新生婴儿依赖于各种各样直接送到他机体各接受口的“物质”。至少有数星期,只有当东西到他躯体内时,他才能起反应。既然他愿意和能够吮吸、吞咽合适的东西和液体,当然他也立即愿意和能够用他的双目来“观察”他所看得到的任何地方。当他受到恰当刺激时,他会放开或握紧他的拳头。他的触觉好像也会接受任何他认为好的东西。但是,他所有这些主动应付一切的情绪是非常脆弱的。为了帮助他活下去,协调他微弱的呼吸和新陈代谢,系统协调他血液循环的节奏,对他的感觉器官所接收的信息必须有恰当的强度,并须在恰当的时间,否则他那种愿意接受的态度会突然地变成不分皂白的拒绝态度。这就十分清楚,为了使婴儿活下去,什么是必须做的(最低需要量),和什么是必须避免的,否则,他可能会死亡或发育受到严重阻碍(能容忍的最大限度受到挫折)。至于什么是必须做的,这要看什么样的文明习惯与培养方法。一些人认为,为了防止婴儿可能抓伤他自己的眼睛,在婴儿出生的第一年里,必须用襁褓把婴儿包起来,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一啜泣,即给以摇动或哺乳;另一些人认为,应该尽早使婴儿自由地伸缩四肢,而哺乳的时机应选在他哭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以上种种似乎是任意决定的培养方式,好像是一种固定的模式和无意识的计划,但事实上,它通过对孩子在童年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欲望、恐惧和愤怒所进行的、基于遗传基因上的训练而提高了他在今后生活中保持心理平衡的能力。


在婴儿口部与母亲奶头最初合作阶段,还必须有辅助模式:颌骨和牙床用刀夹紧,发出嗤嗤响声(口部合作模式2),吐唾沫(排除模式),以及紧闭嘴唇(保留模式)。在精力旺盛的婴儿身上甚至可以看到他整个头和颈有一个前倾姿势,婴儿这种姿势是为了用头抵住奶头,并就此把头埋在胸脯上(口部入侵模式)。这些辅助模式中的任意一种,在某些孩子身上可能特别明显,而在其他孩子身上可能几乎看不到。有时,由于缺乏或丧失了内心控制,缺乏或丧失了食物供应和口部快感,会使婴儿缺乏或丧失共同协调能力,这时,辅助模式可能成为优势。

某个区域对全部模式所能起的相互影响之一可以用图来表示。在图表(见插图I)中,I是有机体在最初发育阶段中,区域和模式的关系。其中(a)表示“口部感觉”,它包括脸部的孔眼和上部吸收营养的器官,(b)表示“肛门”和排泄器官,(c)表示生殖器(这儿是在精神神经病病理学上的概念,而不是在解剖学上的概念,它是根据神经分布来划分的。)

每一个圆圈代表着一个器官模式:

1=合作模式1

2=合作模式2

3=保留模式

4=排泄模式

5=入侵模式

在第1阶段中,口部合作模式I支配着口部区域。于是,我们把这个阶段称为用口部感觉阶段。这时,这种最初的口部合作模式支配着其它区域的模式,感觉器官易于接受并渴求各种恰当的刺激。这种从口部合作模式为中心到身体表面其它敏感区域的合作模式,我们用图I1中的大圆来表示。



                           

其它圆圈(2.3.4.5)代表各辅助模式:口部合作模式(即啮咬口部保留模式、口部排泄模式和口部入侵模式。这些模式因人而异。但是,除非由于婴儿丧失了内心控制或由于母亲方面的无能行为造成孩子和他母亲在这个区域的共同协调被扰乱,口部合作一般应从属于口部合作模式I。

这里有一个缺乏内心控制幽门抽搐的一个实例,即吃进去的食物立刻被吐出。在这种情况中,口部排泄模式和起支配作用的合作模式同时出现了:它们总是有规律地一起出现。这样,在某些严重场合,排泄模式会决定一个人终身的基本定向。其后果可能会引起保留模式的早期过度发展,即口部紧闭,对吃进去的任何东西都不信任,什么东西都留不住。

还有一个关于母亲和孩子在喂奶方面丧失了相互协调能力的例子,即母亲可能由于她的奶头曾被咬过或她害怕奶头会被咬住而习惯于突然地抽回奶头。在这种情况下,婴儿的口部可能会由于不能自然地沉醉于吮吸而过早地养成啮咬的习惯。我们临床资料多次表明,这种情况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中最基本的失调模式之一。孩子希望能得到母乳,但母乳却被收回去了,于是,他更想抓住和吮吸母乳,但是他越想抓住,母乳却离他越远。现在让我们从临床实例转到规范性的概念上来谈。

取得(这儿它不是作为“去拿来”的含义)意味着收到和接受送来的东西。它是生活中必须学会的最初方式,虽然它听起来比较简单,但对于处在摸索和不稳定阶段的新生儿来说,学会了这种方式就是学会了如何调节他的器官系统来适应母亲的哺乳环境。

这样就很清楚了,某些婴儿之所以能够随意地取得他想得到的东西,之所以能够创造这种最佳的整体环境,是他和母亲相互协调的结果。也就是说,当母亲发展和协调了抚养孩子的手段时,她的孩子也发展和协调了取得他自己所需东西的手段。在这个相互协调中有里比多乐趣的最初享受——口部里比多乐趣。仅用:“口部”这个词还不足以说明这种乐趣的组成因素,口和奶头仅仅是温存和相互依存关系的中心,给双方以快感,享受这些快感和轻松的不仅仅是口与奶头,而是双方整个机体。这样发展起来的相互依存乐趣,在婴儿的最初经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的确有些神秘),要取得别人给予的东西,就要学会让别人为他做他希望做的事,那末,这个婴儿也必须发展他的自我本能,学会给予别人。如果没有达到这一点,情况就会变样:要儿会试图用各种强迫的手段而不是用互惠的方法来达到他的控制目的。这时,他会试图用任性的活动去取得他用吮吸得不到的东西,他可能使自己筋疲力尽;也可能吮引他的拇指并发脾气。母亲也可能试用强迫手段:如把奶头硬塞进婴儿的口中,或忐忑不安地变换着规定的喂奶对间和方式,或在哺乳的整个过程中不休息等。

当然,另外也有一些减轻这种痛苦,维持互惠关系的方法,即使用高质量的橡皮奶头给婴儿喂奶,以及用满足其它方面的需要来补偿婴儿的口部损失:如抱他、给他温暖,对他笑、讲话和摇动等。我们必须化点精力来丰富我们的宽慰方法。不管怎样,(在其它方面亦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将一部分治病的精力化在考虑周密的预防措施上,这可能有助于这种失调关系的治疗。

现在到了第I阶段,在这个阶段,能采用更灵活和更直接的方式而使获得乐趣的能力得到发展和成熟。在这个阶段,牙床发育了,可以用牙齿津津有味地咬硬东西等。通过一些外部观察,我们看到,啮咬阶段还可以包括其它各种各样活动模式(如第一合作模式那样)。视觉器官这时已经从被动地接受迎面而来的物体形象,发展到学会从较模糊的背景中,对目的物进行聚焦、选择、“抓住”和追踪。听觉器官也学会了觉察、辨明声音,并随着声音适当地改变姿式(如抬起头、转动头等)。手臂也已经学会了伸展;手也学会了更有目的地抓东西。

到了这个阶段,许多人际之间的模式就建立起来了。这种模式是以取得和抓住某些东西为核心的,在这个阶段中取得和抓住的东西,多数是慷慨给予和慷慨提供的,因此多少带有轻易滑脱的倾向。随着婴儿学会了变换位置,翻身并逐渐能坐起来,他必须进一步在够得着的范围内锻炼抓取、探索和挪动的机能。

我们现在将婴儿期的第I阶段补充到图表中去(图2)





在第I阶段,模式2(啮咬的合作模式)已支配了口部区域。从第I阶段发展到第I阶段(并将发展到更后的阶段)可以用向上向右的对角线来表示。这儿,发展意味着这个孩子的里比多向前递增,并賦予啮咬合作模式以能力,这个模式将导致一个新的方式——抓取。

但是,如果阻碍、加速或停止这种发展,又将会怎么样呢?于是图表上一定会出现横向的或纵向的偏移。横向的偏移(I1到I2)就是过早地发育到下一个阶段的模式:即,在第I阶段,婴儿的口不是舒适地吮吸,而是咬下。纵向的偏移(Ⅰ1到Ⅱ1)代表第I阶段的合作模式——吮吸的无限制延长。横向偏移导致了区域的封闭,即不能抓住合作模式I的口部快感。纵向偏移也是一种模式的固恋——在不同的阶段,过分地发展第Ⅰ阶段的模式:他总想着通过口,或通过其它孔口、感觉器官或行为来获得合作模式I的快感。这种固恋以后将被带到身体的其它的区域。

然而,在这个阶段,即使是最融洽的环境也无法把婴儿从损伤性的偏移中挽救过来。这是最严重的偏移之---因为这个婴儿非常小,而遭受的困难却是多种多样的:我指的困难可归结为里比多的神秘冲动;积极抓住和滑脱的倾向;出牙和断奶的矛盾;以及不断增多的与母亲分离因素:她可能去上班,或者又怀孕了,或者两者皆有,在第I阶段中,由于受到不合时宜的刺激或由于长期发作的忿怒和疲乏,婴儿对自己和对他人的最初信任产生了动摇。在第I阶段,“善良”和“邪恶”开始进入婴儿的世界。我们还不了解当牙齿在口腔里而长出来时婴儿的感觉,但我们知道,口腔一直是他快感的主要部分。而牙齿,这个内部捣乱者,引起了他的紧张和痛苦:只有在紧紧咬住时,痛苦才能减轻些。这种情况给婴儿造成了怎样的窘境呢?它使哺乳最终进入了咬奶头阶段。在这个阶段的要儿,仍十分渴望得到母亲的乳汁,但他必须学会不咬奶头继续吮,才能使母亲不会由于痛苦或生气而抽回奶头。然而,啮咬的快感又使他常常忘记这一点。我们的临床研究表明,个人早期历史上的这一步可能是产生邪恶的根源。对牙齿咬东西的快感,对母亲抽回奶头的忿怒,以及由于自己的忿怒毫无作用而引起更大的忿怒导致婴儿体验了虐待狂和受虐待狂的严重混乱状态,从而给婴儿留下了这样一个总印象:即,很久以前,有人毁坏了他与母亲的合作。这种可怕的印象,犹如《圣经》中传说的那样,因为偷食禁果而惹怒了上帝,地球上第一批人永远丧失了可以毫不费力地随意取用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的权利。

在口部合作模式1中,我们曾谈到孩子和母亲之间的相互调节——孩子接受某些东西和母亲给予某些东西的方式。然而,到了以啮咬为特征的口部合作模式第2阶段,已不可能再用这种互补行为来相互调节在这个阶段,孩子因跌倒、出牙期的狂怒、肌肉和肛门的无能为力而发脾气等等,从而使他与母亲之间的调节失败、冲动加剧并陷入了混乱。所以,孩子的父母应该懂得,当孩子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时,应尽可能地不削弱原来的相互调节关系,如母亲在断奶后不应突然失去对孩子的亲近,应当给孩子创造相似的环境,如寻找合适的妇女来充当母亲的角色。如果非常突然地丧失了惯有的母爱而没有合适的取代对象(在某些恶化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儿童恶性的抑郁症、或一种持续的悲伤状态,并给今后整个人生罩上压抑的气氛。然而,在口部合作模式2阶段,即使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相互调节处于最佳状态,仍会给婴儿留下一些初期邪恶的残余以及普遍的怀旧感,他会思念失去的天堂,于是,这个以啮咬为特征的口部合作阶段,成为婴儿形成基本信任和基本不信任态度的根源,而这种态度又将成为人类产生希望和死亡想法的来源。关于这个问题,将在后面谈到人类个性发展的最初核心冲突时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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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3 08:5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章 幼儿性欲理论6

B.排泄器官和肌肉系统

在讨论自我的保留形式时,弗洛伊德提出,在生命最初阶段,里比多主要表现为维持生存的饮与食。但仅仅摄取食物还不能满足里比多需要。在用小狗和小鸡进行的实验中。我们已经证明,这群小东西除了满足食物之外,还有一个单纯吮吸和啄食的需要。在人类生活中,对里比多的需要更甚于对人类先天种种本能要求的追求。然而,里比多的需要是一种潜在的形式,我们不能忽视它,也不能将它降低到最低限度之下,否则就会有不满足的危险。相反,我们必须在某些环境中以特殊的方法激发这种需要,使它得到充分发展。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口部性欲和那种“取得”、“抓住”感觉的发展是以呼吸、喝、吃以及吸收的本能要求为基础的。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是肛门区域的保留模式和性欲快感。首先,整个肠部和膀胱尽可能彻底地清除过程往往给人一种愉快和自在的感觉。这个感觉可以作为肠部平日工作不自在和紧张难忍的补偿。这种感觉的发展逐渐地要肛门内积累必要的量,以结成较好形状的粪便,并增强肛门肌肉能力。而肛门肌肉系统的增强,则增加了保留、自动排出的粪便量。这种感觉表现为一种较强的调节保留和任意排除的能力。然而,就肛门本身的习惯来讲,它完全依赖于社会环境在有些习惯中(我们将在后面谈到),孩子的父母忽视了孩子的排便习惯,而让年龄较大的孩子领着蹒跚的婴孩,走进矮树丛中随便大小便,这样,这个婴孩对排便的要求会逐渐地和他要模仿的大孩子的要求一致起来。但是,西方文明社会对则采取了较严肃的态度,他们认为,早期的严格训练不但能使家庭气氛更和睦,而且能养成清洁和准时的习惯。然而,是否真是这样,我们将在以后讨论。毫无疑问,在我们现代社会中,即使那些精神病病人,他们都有较好的清洁、准时和节俭的习惯。另一方面,就减少粪便传染的疾病来讲,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不但有益于自己,也有益于社会。对肠和膀胱的训练,已明显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对其孩子最普遍的训练项目。

肛门区域的保留和排除习惯是强迫形成的,它不同于口部区域的合作模式,和合作模式2.因为,肛门区域比其它区域表现出更大的执拗,它常常出现相反的冲动。它是两种矛盾模式——保留和排除模式共同活动、交替使用。此外,括约肌又是肌肉系统的一部分,具有绷紧和放松、弯曲和伸直的两重性。并且,在这个阶段,肌肉系统的发育已賦予孩子较大的力量,使他能够做出抓住、扔掉、推开和保留等一些动作。德意志人把这个阶段的孩子称为性格固执阶段,好像是一场争取自主权的战斗:当孩子能站起来,并能站稳双足时,他就能用“我”和“你”,“是我”和“我的”等断断续续的语言把他的世界说清楚。凡作母亲的都知道,在这个阶段,当孩子决心去做某件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时,他会惊人地百依百顺,可是,我们叫他去做那件事情却非常困难。每个母亲都知道,在这个阶段,孩子常常会可爱地依偎着她,但又会突然无情地将成年人推开。有时,这孩子会把东西藏起来,但一会儿又把它们扔掉;有时他会对他所有的东西都恋恋不舍,而有时又会把它们扔出窗外。这些矛盾的倾向,我们都将把它们归入保留/排除模式中。

在这个阶段中,最重要的形式是建立在“放开”和“抓住”这个简单的对立面上,这个对立面对人的个性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这个阶段,父母和孩子间的相互调节关系又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如果采用太严格或太早的训练来形成外界控制,不许孩子按自己的意思和选择来逐渐控制他的肠部和其它器官的话,则他对自己身体的内部和外部会感到无所适从(如害怕体内的粪便,好像它们是身上的恶魔),他不得不借助倒退和假前进来寻求满足和控制。换句话说,这个孩子又被迫退回到早期口部合作阶段——吮吸拇指、嘀嘀咕咕,变得很难弄;或者耿耿于怀,寻事作孽。他利用他的粪便作为弹药,假装具备了自主性,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事实上,他从未真正得到过这种能力(在前面两个“病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倒退的情况)。

于是,在我们的图表上,增加了肛门——尿道——肌肉的阶段,我们获得了插图3的公式。



这条对角线已经扩展到新阶段I:肛门-尿道区域(圆圈向下),建立了保留(3)和排除(4)模式。圆圈本身概括了整个肌肉系统发展阶段的几个模式。在这个阶段肌肉系统在某些方面,如放开和抓住,已经获得了某种形式的自我控制能力。当这种自制能力由于肛门-尿这一区域发育不良而受到干扰时,在保留/排除问题上会产生永久性的偏差,这可能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紊乱:在保留/排除区域内,可能出现溃疡性的结肠炎;在肌肉系统方面,则表现为松弛或僵硬;在幻觉中,会表现出害怕体内的有害物质;在社会领域,则表现为企图用强制性的习惯来控制环境。

至此,这张迄今尚未完成的图表已有可能用于解释临床病例。我们曾指出,当萨姆排便能力出现偏差时,曾有过一段时间爱将食物含在口中,并经常缄口不语。这种“异常”经历的发展(当然,它也有可能未发展成本病例那样),可以归入这张图表的Ⅱ3上,即肛门-尿道的保留模式。当萨姆无可奈何地放弃“抓住”母亲的努力时,他试图用保留模式来控制局势。由于这个保留模式过度发展,注定他在第Ⅲ阶段会有一段困难期:在这个阶段,他应该学会“放开”,但他无法做到,于是,他的行为出现了反常,危象就出现了。

在这个阶段,孩子们还可能用其它模式,对抗父母对他们进行排便训练的方法也被注明在图表中:模式Ⅱ2和Ⅲ1(肛门-尿道的合作模式)是儿科专家们了解的特殊病人所处的某种状态。这些专家常为病孩取出塞在他们肛门里稻草和细梗。这种模式的具体病例是存在的,但又是罕见的。这个阶段中,较长见的病例是一种潜在的保留——排除模式的过分发展,它可能成为将来性反常行为的起因,然而,这种病例在女孩身上较少出现,因为女孩的“抓住欲”不需要出现在口中或反常地运用于肛门:女孩的抓住欲能正常地移至阴户从而支配她的生殖器行为。在讨论生殖器状态时,我们再谈这个问题。

其它可能出现的是“横向偏移”模式Ⅲ5——即利用粪便作为攻击人们的炮弹。其表现形式可能为过分地排除粪便或积聚粪便。这种尝试在成年人中也是有的,他们将粪便作为亵渎神灵的东西来使用——这是攻击敌人的一种神奇方法。

人类通过肌肉系统和排泄器官的训练产生了什么样的个性呢?孩子们从有益的训练中产生了自主性和自豪感,反之则出现了疑惑和羞耻感。为了发展孩子的自主性,必须建立一个坚定不移的不容置疑的、连续的早期信任感。必须让婴儿感受到世界对他们的基本信任(这是从口部阶段的矛盾中拯救出来的永久财富)不会因为某种突然的强烈需求而宭困,也不会因为他执拗地排泄愿望而面临危险。他的环境必须支持他“要自己站立起来”的愿望,否则他可能被暴露得太早:太愚蠢、太不成熟的感觉所征服,这种感觉我们称之为羞耻感或疑惑感。

自主和自豪,相对羞耻和疑惑,这就是人类第二次核心冲突,解决这个冲突也是自我的基本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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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4 08:4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章 幼儿性欲理论7

C.运动和生殖器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提到年龄问题。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三岁左右的孩子,这个年龄的孩子,已能轻盈有力的走路。许多书告诉我们,在这以前,孩子已经“能够走”许多路了,但对我们来说,如果他只是或多或少地藉助于支撑物才能站立很短一段时间的话,他还不能真正算能站立起来步行。当重心感觉在躯体内出现时,自我作用才能将步行和奔跑包括在控制范围内。只有在这个时候,他的双腿才成为他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步行附肢。

让我们回顾一下孩子的成长过程:第一阶段是匍伏放松。建立在相互信任关系上的母爱能热情地扶他坐起来或站起来。这时呼吸、消化、睡眠等机制已经同饮食、起居建立了一种协调关系。第二阶段(只有到了婴儿快两足岁时才出现),婴儿不仅能坐稳,而且能久坐不倦,这时孩子的肌肉系统已逐渐地习惯于进行分辨选择和取舍。


到第三阶段时,孩子已经能独立自由地移动。他不仅开始乐于显示他的性别作用,而且开始理解他在家庭活动中的作用,或至少他开始理解何种作用值得模仿。他能够更直接地同他同龄的伙伴交往,并在大孩子或专职妇女监护人的指导下,逐渐参与幼儿园、街道角落和粮仓空地上幼稚的交往活动。他敏锐地发现了两个性别之间的差别,这就进入了幼儿性欲和侵入及包容模式的初级阶段。

男孩在这个阶段的性欲特征是以男性生殖器而自傲。毫无疑问,男孩对生殖器所显示的兴趣;以及对性交行为的模糊欲望比他生殖器的勃起发生得还要早些。

原始的观察表明,在三或四岁的孩子之间就有“性交”行为——这种行为,从他们随之发出的笑声来判断,只是顽皮的模仿行为而已。这种公开的、游戏性的性行为,可能有助于缓和一个潜在危险的发展,因为孩于早年的性冲动往往排它性地指向他父母,尤其在某些严格禁止孩子交流这种欲望的区域更是如此。然而,这个阶段男性生殖器的自傲很容易受到挫折,这个挫折主要来源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在生殖器活动范围内,他与他的父母相比是远远地相形见绌的。而且,即使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他在性交方面永远不可能像父亲对母亲,或像母亲对父亲那样。这种挫折的后果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恋母情绪。

恋母情绪是非常复杂的,它将儿童身上某种神秘的情绪同俄狄浦斯王子故事中引伸出来的内容相提并论。这个故事说:俄狄浦斯王子无意中杀死了他的父亲而和他母亲结婚,但他却因此成了一个神话式的英雄,并且在舞台上博得了强烈的同情和惊骇,因为代替父亲占有母亲是一种普遍的意愿,但又是普遍地被禁忌的。通过精神分析表明,男孩往往将他们最初的生殖器热恋寄托于象母亲那样的成年人,因为她们在许多方面已经使这些孩子受到了安慰。这样,这些男孩对那些占有母亲的男人产生了最初性欲上的仇视感。我们的结论同迪•德洛特的一样:如果孩子有成年人那样的力量,他一定会强奸他的母亲并杀害他的父亲。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孩子有这样的力量,他就不是孩子了,也不需要和他父母相处在一起了——在这种情况下,更简单的方法是选择其他热恋目标。

与此同时,侵入行为控制了这个阶段的孩子,构成了各种构造上:“相似的”侵犯性行为。这些行为包括:用放肆的喧闹干扰他人;用蛮横的挑衅干扰空间;用过分的好奇干扰未知世界。对这个年龄的儿童来说,成年人的性欲行为也是一种相互侵犯的危险行为。他更不能接受这种情况:如成年人在黑暗中进行性生活,他们把这种场合发出的声音视作痛苦的呻吟;他曾偷偷地看到母亲月经的血,并在父母十分不满的神态中看到充满敌意的后果。

在这个阶段中,女孩们有了一个与命运攸关的经历,她们必须理解这个事实的最后真相,即,尽管她们的运动器官、心理和侵入倾向在同样地增长,并相当于男孩们那样增长,但她们缺少一项:阴茎。男孩有了这个看得见的、勃然而起的器官去寄托他们已成年的梦,而女孩的阴蒂却不能享受这种与男性相同的梦,并且,她们体内尚无可作为成年妇女的实质性象征:乳房,她们母性的本能只能被游戏的幻想或照料娃娃的活动湮没。因此,只有当经济生活的需要和社会计划的明智安排使女性的作用,特殊才能以及报酬获得理解时,男女之间才更易于建立起一种休戚相关的感觉。否则女孩只能随着其生殖器的发育,形成一种逗弄、渴求和抓住的态度,或者会有一种过度依恋和依赖性的孩子气。

现在这个图表已接近完成了(见插图4和5)

  


      在插图4(男)和插图5(女)上,我们加上Ⅳ行,就是这个运动器官和生殖器官发育阶段。在这个阶段,侵入模式与显示在生气勃勃的行动中、侵犯性的心理状态中和性幻想活动中。两种性别都参与了这种不稳定的侵入模式的一般发展。然而,在女孩身上,摄取和包容模式相似于合作模式1、2发展的趋势是由以往的经历、性格和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决定的。

插图5表明在阶段IV中女孩的性欲心理,其中部分地倒退到合作模式,并按原先程序在口部区域线上再发展。我以为这并不是我们制图的偶然结果。因为,在这个阶段,女孩是以丰富潜在的感觉能力上和将来作为母亲的觉察能力以及女性的摄取性来应付男孩潜在的、健壮的肌肉活力。她变得依赖性更重,渴求更多,并且,事实上社会是允许她这样做的,除非社会文明也为她选择了象男孩一样的侵入模式并培养了她强有力的运动器官Ⅳ5。让我们仍回到这个一般的女性性欲形式(摄取和包容)上来,它已经注定成为妇女们的命运,因为,他们的生殖器模式(摄取、包容)是如此接近于口部模式(合作)。

在这个不稳定的儿童生殖器阶段,侵入模式为两性之间的基本交往增加了“性交前奏”意义上的“性交”含义。“性交前奏”同样有主动进攻、获得竞争、坚决达到目的和征服的愉快。在男孩方面,重点仍是阴茎侵入模式的“性交”;而在女孩方面,“性交前奏”则也是采用取笑、挑逗或其它较温和的“诱惑”形式,不时地取悦于人或用嗲声嗲气来达到目的。这样“性交前奏”使孩子有了主动的先决条件,有了选择的目标和接近这些目标的意图。

可是,这个主动立即在自我的核心冲突中遇到了它主要的敌人,因为这种性欲在生物学上还没有完善,在文化上又受到乱伦禁忌的束缚。这种“恋母情绪”(男孩会简单和充满信心地表露出他要娶他的母亲并要使母亲为他而自豪,而女孩的心愿则要嫁给她的父亲并更好地照顾他)导致了处于谋杀和强奸边缘上的荒诞幻想,其结果是一种深深犯罪感,这个感觉似乎暗示这个人已经犯下了罪孽。但事实上,他不仅没有而且在生物学上也是完全不可能犯这样罪的。当然,这种秘密的犯罪感也可能会将主动和好奇转向引人入胜的想象,伸手可触的目标,或采取与物性交而不是与人“性交”的奇怪方式。

无庸讳言,主动和内疚是人类的第三次核心冲突,其解决方法将在第三章讨论自我的作用时再展开。

这里我们将结束对儿童性欲理论的阐述。实质上,它是一个生殖器成熟前的前生殖器状态的理论。但是,在文字和图表中,我们还要补充一个初期生殖模式,它表示了一种模糊的期待,即生殖器有生育功能。在这章的第四节,即最后一节中,我们将提出某些证据。这些证据说明了男孩和女孩不仅在生殖器官、能力和作用方面有区别,而且在反映男女性别的独特品质方面也有区别。临床医生虽然也认识了这一点,并藉此指导自己的工作,但不知道怎样使它概念化。男孩和女孩所具备的感觉和期望是完全不同的,而仅以他(她)们的相互不同这一点来作为性别特征是远远不够的,这种不同仅仅是由于双方承担的角色和任务不同所造成的。更确切地说,各种性别特征有其独特性,这包括(并不包罗万象)与另一性别的不同之处和它本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将存在于今后履行的授精和孕育的职能中,并且不论任何社会文明形式,侵入和包容模式就是生育中两种最高形式。

在第V行中(见插图4和插图5)表示了初步的“生殖阶段”。在男性(图4)和女性(图5)内部,各有一个小圆圈,代表两个新的模式:女性生殖力(VF)和男性生殖力(VM),它表示女性的包容模式和男性的侵入模式均逐渐指向一个略带神秘的内在潜力——在授精行为中,卵子和精子的合并。

虽然我们采用了递增的图形表示方式,即,在每一个阶段上出现了一些完全新的东西;但是,我们最终应该把整个图表重新加以考虑,我们发现,在各个阶段中,某些模式自始至终、循序渐进地存在于一个机体——成熟的机体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最后补充的模式(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力)假定为基本的,但在整个早期发育过程中的一个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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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5 08:1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章 幼儿性欲理论8

D.发育前生殖器状态和生殖器状态

每个体系都有它的乌托邦。精神分析的乌托邦是“生殖器状态”。完善的生殖器状态要求能够做到三个较难的和谐:(1)生殖器的情欲亢进与生殖器以外的性需要之间的和谐;(2)爱情与性欲之间的和谐,(3)性欲、授精和生育行为模式之间的和谐。

我们对精神病患者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其结果表明这些人在他们的性发展过程都受到过妨碍:当他们接近他们的异性伙伴时,在性交的整个过程中,或者当他们性交后与异性伙伴分开时,他们的性行为都曾经受到干扰。这种现象在发育前生殖器状态中虽然难以感觉到,但却是肯定存在的。对精神病患者来说:他们的内心深处宁可采取口部合作、保留、排除或侵入模式发泄感情,而不愿享受和谐的性行为。许多人对他们的异性伙伴采取依赖或迫使对方依赖、虐待或被施虐待的态度而不愿真正地相爱,但从诊断和治疗的意义上来讲,他们还不能算是明显的精神病患者。毋容置疑,只有强烈的性爱能医治发育前生殖器阶段遗留下来的问题。

对发育前生殖发生偏差,扰乱生殖器状态的方式可用上述图表进行分类。对于插图4中,女性生殖模式(VF和V1、V2的模式)不能仅从字面上来理解。生育希望一直被认为是女性的本能及精神支柱,她们将沉湎于生育带来的乐趣之中。至于男性的生殖器官形状与口部完全不同,尽管他的阴茎周围及后底部有女性器官的雏形,而阴茎的后底部正是女性摄取性爱的所在。在插图4中,如果模式V1占优势,或者V1和V5同样占优势,它表示性欲的侧重点在于接受外来的生殖器,即愿意得到而不是给予。V2占优势则代表男性的“淫妇”,例如搞同性恋的男人,他像“淫妇”那样寻求与男人发生性关系,其目的多少是为了擭取他的精力。在男性生殖行为中,V3模式意味着一种保留态度。V4是排斥的态度,它包括抑制的感觉、不完善的射精感觉以及早熟和遗精的感觉。V5被认为是男性生殖器过分进攻姿势。所有这些生殖器的偏差,都可以沿着它们垂直的路线追溯到它们起源的区域,也有可能退化到这些区域的状态。其实,在成熟的男性性欲状态中,所有这些模式必须完整,这样才能体现男性生殖模式的优势(VM)。


插图5中最上面的一行适合于两个方面:性生活和怀孕(以及照料孩子)。V5应是最后的优势状态。V1和V2被认为是女性最普遍的偏差。性冷漠伴随着性欲被动或性欲贪婪——最坏的情况下,女性不能使用生殖器接受男性的性行为,尽管男性的这种行为显然是强求的和冲动的。V3是没有能力适度舒张,以使男性生殖器进入、并使男性感到舒适自如,或让他能射出精液来。V4是排斥的生殖器状态,表现为经常有情欲亢进的痉挛,但这种痉挛并不发生在适当的性交过程中。V5是男性生殖器持久地、专一地对阴蒂的性行为,以及女性被迫接受侵入的形式。VF在一个妇女身上是能够参与同男性生殖任务打成一片的能力,并使这个妇女成为儿子的明事理的伴侣以及一位坚定的引导者。然而,在这两种性别的和谐行动中要求VM(男性)VF(女性)成一定的比例。

就插图4和插图5而言,有下述规律:正常的VM和VF状态抑制了所有的偏差。如果VM和VF从属于优势模式,偏差也不会出现;只有当偏差取代了正常优势模式时,就产生了整个里比多系统的不平衡。但除非他的社交方式有重大的扭曲,不平衡的时间不会很长。但这种频繁发生的偏差肯定会扭曲某个群体的社会生活,要解决这个问题,须建立一个由有偏差模式的个人组成的从属群体。

但是,发育前生殖器状态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生殖吗?好像不是。事实上,发充值前生殖器状态的实质似乎是把里比多的影响加入到由于身体逐趋成熟而仍被视作孩子所产生的矛盾之中;加入到从先天的进取姿态到社会的文明形态的转变过程之中。

让我们再一次用生物学的基本观点来探讨吧!当我们谈到动物具有的“本能”时指出,甚至低级动物也具有天生的,适应它们生存环境的本能。动物的本能因动物的种类不同而异,但是在同类动物中,这些本能是固定的,很难改变的。这儿,我们想起了那些怀乡的英国侨胞把燕子从英格兰带到新西兰的传说。当冬天来临的时候,全部燕子仍然朝南飞,再也没有回来,因为,燕子的本能是冬天朝南飞。寻找温暖的地方。我们往往动辄把家畜和驯养动物作为我们认识动物世界的标本,其实它们是经过仔细挑选和喂养的动物。在我们照料下,它们学会了怎样来迎合我们实际上和感情上的需要。但是,它们从我们那儿学去的东西并不能改变它们在自然界中生存的本能,也无助于它们和同类交往。在这一章里,我们并不探讨个别动物能够学会什么,而要探讨动物是如何一代一代地教它们后代的。

在高级动物身上,我们观察到一种传授本能,这是幼畜寻求接触和母畜给予接触之间一种本能的相互调节,藉此母畜使幼畜的器官活动完全适应生活环境。例如,有人观察到,某些哺乳动物的幼崽只有通过它母畜舔其直肠才能学会排粪。

这儿,我们还应该搞清楚发育前生殖器状态的器官模式关系和时间表,这种模式关系确定了一个机体及其它的器官同另一个机体及其它的器官以及世界上各种事物之间的基本定向:一个机体的器官可以占有或让另一个机体进入自身;它可以保留它们或排出它们;或者它也可以自己进入另一个机体。一个机体的器官也可以同另一个机体的器官一起履行上述各种方式的行为。儿童在他们漫长的童年中,已经学会了上述行为在肉体上的实现方式,以及在社交生活中的表现形态。他学习怎样成为文明圈的一个机体,也学习如何适应环境和生存。这样获得的每一部分器官功能,既是建立在所有完善的器官模式之上的,也是建立在人类文明基础之上的。

如果我们将理智活动也视作器官功能的一部分,我们发现,理智活动不是同器官模式结合成一个整体,就是被器官模式歪曲失真。我们抓住一份病例资料,在整理这份资料时,我们对那些值得探讨的部分作进一步研究。通过消化这份资料,我们将设法按我们自己的方法来理解它,并把它与其它资料进行比较。我们将保留资料的若干部分并删除其它部分。我们把归纳结果说给另一些人听,经过一番思索后,这些人承认,在他们身上会重复上述结果。正如我们了解的,成年人生殖状态的模式或多或少地带有早年器官模式经历被歪曲的痕迹。然而,有一些人渴求这类知识的程度,犹如漫画家笔下的山羊那样贪婪,只管吃下这样一本好书;另一些人则把他们得到的知识带到一个角落里细细地玩味,好像在啃一块骨头;还有一些人则把他们自己变成信息仓库,丝毫不愿加以研究,有些人不负责任地扩散和传播他们未加消化的、或不易消化的信息;还有一些文化强盗,他们则不遗余力地大放厥词,愚弄听众。

但是,上述情况说明,不仅人类生殖器的交媾,而且与任何其他生物的交合一样,是发育前生殖器模式按某种适当(或不适当)比例发展,且每种形式的交合都能用接近模式的相互合作或单方面侵入的模式来描述。借助于幼儿训练,使婴儿出生时带来的零星本能完善了。换言之,非人类的哺乳动物幼畜的零星的本能由于它们父母出自本能的照料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完善了;而人类幼儿更为零星的本能的完善则取决于指导他们的父母和社会习俗。然而,借助于社会习俗完善幼儿本能的形式带有较大的可变性,其结果是:尽管传统的社会习俗在人类的交往和社会的改进方面起过光荣作用,但每个人永远摆脱不掉传统的社会习俗和童年环境的影响,并受到内部调节能力和他的良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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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6 07:5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章 幼儿性欲理论9

4.生殖器模式和空间形态
本章是从两个临床插曲开始的。在这两个插曲中模式和区域支配了病入的症状和举止。现在,我们将对一些健康孩子所进行的观察结果作出结论,这些孩子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儿童发育的研究对象。是十到十二岁的孩子,早已过了玩耍的年龄。我们已经对他们进了年定期的测试和观察,并仔细地记录了他们身体、智力和个性方面所有看得见的成长和发育数据。当时,我也参与了这项研究,评估了他们的观察记录。我认为,这方面许多实例对临床判断的检验应该是很有趣的。
我在游戏室里搭了一张桌子,并随意选择了一些玩具,然后请男孩和女孩们到游戏室里来,每次一人,要求他们把那张桌子当作一个电影摄影棚,把玩具当作演员和布景。然后我要求他们“在桌子上搭建一个幻想的电影中激动人心的场面。”这个指令是为了避免那些大多数是十一岁的孩子们认为是侮辱他们,要他们玩“骗小孩的把戏”,同时,这样做可以摆脱工作人员的主观因素,激发孩子们的无意识的想象。但首先使我感到意外的是: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大约有150名孩子建造了大约450个场面,但属于电影场面的不到6个,并且仅有几个玩具娃娃是用某个演员的名字来命名的,略加分析后我发现,这些孩子各自安排的场面似乎受到一个内部结构的指导关于场面的意义,我曾听过一个多少有些令人激动的简短故事,但至于这些场面究竟是什么意义只好由我苦思冥想。我记得,几年前我曾在哈佛大学和拉德克利夫大学一些英语专业的学生中也做过一个相似的试验,我要求这些学生建造一个“戏剧”场景,但同样也没有学生建造出暗示莎士比亚戏剧或其它戏剧的场景。于是,这种目的不明确的指令,达到了鼓励精神分析中的“自由联想”(即任思想漫游,使想象不受约束)的目的。同孩子一起边交谈边游戏的方法确实达到了这样的效果:看上去似乎是随意漫谈,但仔细地研究一下则证明,话题往往与个人的历史密切相关。在目前的研究中,我称之为“独特要素”则提供了这些重要问题的关键。例如,在我研究的所有场景中,在仅有的几个有色人种的男孩子中,唯有一个年龄最小的有色人种男孩,在桌子底下建造了他的场景。这个场景,向人们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但却是冷酷的事实,他笑容可掬的谦恭态度的含义是:“他知道他的地位。”我还想到了另一个场景:钢琴前的椅子被推在钢琴下面。十分清楚,即当时没有人在弹钢琴。构造这个场景的女孩是一个独生女,她母亲是一位音乐家,所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她童年时,音乐噪声可能对她机体已产生一定影响。其它资料也说明这一点。最后,我还要说到另一个重要例子:一个女孩,在她的游戏桌上反映出对某些她不知道的事情的觉察:这个女孩后来死于一种恶性的血液病,据说,她并不知道她之所以还能活着仅仅是靠了一种当时还处在实验阶段的医学上的新发明。唯独她构造了一堆废墟,场景的中心放着一个女孩。这意味着“一个女孩被献祭给众神以后又不可思议地活了过来”。这些例子并不牵涉到如何解释孩子在无意识情况下的行动,它仅表明,这些场景是接近孩子生活的。然而,这并不是我要在这里讨论的问题。我仅仅想要在这儿考虑空间形态中器官模式的能力。
在这些孩子的建筑中有某种我称之为“共同要素”(相对于独特要素而言)的东西。为了表达我在这些共同要素中寻找某一器官模式时所产生的惊奇,我认为有必要说明,什么是难以置信的事实:其实,当时,我并不期望会发现什么特殊的情况,我只是希望享受一下和这么多儿童在一起,以及和这么多健康儿童在一起工作的新奇体验。对令人惊讶之事思想上随时有所准备,这是训练有素的临床医生必须具备的。因为没有这一点,则本来有一定启迪意义的“发现”就会被忽视,从而丧失机会。在游戏机室桌上,仅管孩子们个个以工艺家的认真负责精神,聚精会神地构造他们的场景!我还反复提醒孩子,所有的场景必须做得“恰到好处”。这时,我逐渐明白我是在期望从男孩那儿看到与女孩不同的构造。我向大家介绍一个带女性包容模式(IV2)的构造。女孩往往比男孩更多地把家具围成一个圆圈作为房间,并不设围墙。有时家具的圆形构造表示遭到某些威胁性的入侵,即使这些威胁性入侵的东西是一些有趣的东西,像头猪(见插图6),或者是“父亲骑着狮子回家”等。有一天一个男孩安排了一个“女性”的场景:他将野生动物作为入侵者,放在围成圆圈的家具中间。我觉得这男孩有些心神不安,这种心神不安恰恰在我面前暴露了他内心的期望。在他离开了他建造的场景走到门口时,突然大叫一声:“这儿有些不对头,”并转了回来,他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神色,将这些动物安排到沿家具围成的圆的切线上。在我们收集的所有实例中,唯有这个男孩建造和留下了这样的场景,并做了二次。当时,这个男孩过度肥胖,有女性般的体形。当他甲状腺治疗开始见效时,在他第三次建造中(距他第一次建造一年半以后),他造了非常高、非常细长的塔——就象我们期望一个男孩应该建造的那样。

                           
在这个男孩第三次造塔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一个身材颀长的人,他造的塔也非常细长,这是“独特”的要素之一。暗示,一个人躯体本身的某些感觉,会影响建造物的空间形态。这样,我们可以假定,两种性别在建造结构上的不同,实际上表现了男性和女性的不同感觉。这时,我才对我们已经进行的那种调查感到欣慰。积木提供了一种对于空间安排容易计算、测量和对比的方法,并且,积木似乎又是一种与人类思想无关的几何实体,很少受到文明内涵和个人经历的影响。一块积木只不过是一块积木而已,但令人惊奇的是(除非将这些构造上的差异考虑为不同的主题)这些男孩和女孩会在使用积木的数量上以及建造的结构上反映出性别的差异。
我使用最普遍的术语,例如高塔、大楼、街道、小巷、精致的亭园、简易的栏栅、内部有墙或内部没有墙的房间等来命名这些结构,然后,我把这些结构拍成照片给两位来参加实验的专家看,问他们是否同意这些结构在构造上的差异(我是将我所有的照片混在一起给他们看的),他们也同意说,这些构造是“很有意义”的。并且,这些专家(他们不知道我的期望)能够在照片上指出,哪些结构是男孩造的,哪些结构是女孩造的,其正确率超过了三分之二。在其余的三分之一中,会出现一些特殊情况,而这种特殊情况(带有某种病态)往往也能够“证明这个规律是对的。”
最重要的性别差异是:“男孩建造的结构倾向于大楼、高塔或街道(见插图7);女孩则倾向于利用游戏桌作为一间屋子的内部来布置,只使用一些简单的、小的积木或根本不使用积木(见插图6)。
高的建筑物在男孩的建造中占了多数。但高建筑物易倒塌,所以残垣断壁,倒塌的建筑也只出现在男孩们的构造中。这儿有几个例子:一个男孩犹豫一阵之后,拆除了他造得非常好的特别高的塔楼,造一座没有任何惊人之处的低矮建筑物;另一个男孩,用十分冒险的方法来平衡他刚造好的高塔,并指出,此建筑物立即要倒塌。事实上,这才是他最要讲的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并且他希望发生这样的事。还有一个男孩,造了一座特别高的塔,并拿了一只男玩具娃娃放在塔的脚下,他解释说,这男娃娃刚从塔顶上跌了下来;还有一个男孩,让一只男玩具娃娃高高地坐在其中一座精心制成的塔顶上,他说,这个男娃娃精神已崩溃了(见插图7)。那幢最高的塔(见插图7)是一个最小的男孩造的;而一个有色人种的男孩还把他的建筑物造在桌子底下。所有这些例子十分明显地说明,那些构造物的高低反映了男性的差异。我还要补充一个临床的意见:即,某种极端高度(带有倒塌和跌落的因素)反映了对这类特有怀疑或恐惧心理的男性必须进行过度补偿的治疗。



男孩构造的场景中,房子里的人和动物比较少。相反地,男孩把汽车、动物和印第安人排成行。然而,他们堵塞了交通:唯一的警察是这些男孩经常使用的旧娃娃(见插图8)。



女孩一般不造高塔,即使要造的话,他们把高塔斜靠或贴靠在背景上。女孩造的最高的塔不是在桌子上而在桌子后面壁龛的架子上。
假如“高”和“低”是男性的差异,那末,“开”或者“关”则是女性的表现形式。大多数女孩愿意造没有围墙的房子。在许多场合,女孩子造的场景内部往往待别安静。她们更愿意构造一个家庭而不是一所学校。一个女孩在家里弹钢琴,对那个年龄的女孩来说,这是一个异常温暖的“扣人心弦的电影场景”。可是,在一些场合也会出现一阵骚动:一只闯入的猪使这个安静的家庭发出了一阵喧嚷,并迫使女孩藏在钢琴后面;教师跳上了一张书桌,因为一只老虎已经闯进了房间。我们发现,那些受惊吓的大部分是女人,而闯入者总是男人、男孩或是一只动物。即使闯入的是一只狗,显然,也是某个男孩的狗。然而,奇怪的是女孩们常常会想到那些入侵者。但并没有因此导致她们砌起防御的围墙,或去关闭大门。相反,大多数入侵还带有一个诙谐的和令人愉快的刺激成分。
没有修饰的低围墙简单地围着的场地,这也是女孩子构造的场景中最大的一个主题。可是,这些围着的场地经常会有一扇费尽心机制作的大门(见插图9):只有这个门是女孩子精心建造并华丽地修饰的结构。进一步研究发现,堵塞的入口或一堵加厚的围墙,往往反映了许多女性角色敏锐的忧虑。



最显著的性别差异表现在使用游戏场地上,它为两种性别的感觉研究增加了新的内容:对男孩子来说,显著的可变性是髙度和倒塌、强有力的活动(印第安人、动物、汽车)以及指挥其方向(警察);对女孩子来说,平静的内部或呈开放的形式,或简单地安静地围着、或呈被闯入的形式。男孩们装饰高的建筑物,女孩们则装饰大门。
现在很清楚,从支配这些建筑物的空间倾向能够使人联想到在本章中讨论的生殖器模式,并且,事实上这种倾向同性器官的形态类同:男性生殖器勃起和入侵的特征,表现在他非常有活力的精液细胞上;在女性生殖器官上,是有一个前庭通路,导向期待着的卵细胞。这是否意味着在尚未体验性生活的孩子身上已经产生了一个敏锐性别感觉呢?我的临床判断(和对大学生“戏剧作品”的简单研究)使我认为,生殖器模式支配了空间组织上的种种形态构造,反映了两种性别在空间意义上深奥的差别,甚至,性别差异明显地在人类躯体的基础图上提供了最有决定性的差异,反过来这种差异也共同决定了它在生物学上的经历和在社会中的作用。
从玩积木中可以看出不同社会含义的空间表达方式:男孩倾向于表达向外和向上运动,这可能是一般责任感的一种表达方式,以证明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强壮的、冲锋陷阵的、灵活多变的和独立的,并要得到“较高的地位”;女孩对房子内部结构的重视(她们小时候玩洋娃娃是最明显不过的例证),意味着她们将把精力集中在照料家庭和抚养孩子这个预期的工作上。
但是,假如这些男孩在构造这些场面中,首先想到的是他们现在或预期的责任,那么为什么他们用得最多的人物形象却不是男孩自己呢?男孩子最喜爱警察,但可以肯定说,没有几个孩子希望成为警察,或者认为我们希望他们成为警察。为什么这些男孩在他们构造的场景中不安排运动场呢?男孩子具有很强的活动能力和发明创造能力。他们完全有能力建造足球场那样的东西,一个大看台加上其它设施。但这个足球场却是由一个女孩建造的,当时她过度肥胖,像男孩一样顽皮,头发修剪得有些过短——所有这些特征暗示,在她的病症中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
在我开始进行这项研究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紧接着大战爆发了。当时,许多男孩的最大愿望之一是要成为一名飞行员;另外,美国西部的牛仔肯定也是许多西方男孩理想的角色,这些西方男孩常常穿着牛仔服,并学着西部牛仔的神态。但是,在构造的场景中出现的警察比牛仔多一倍以上。
要是女孩子天生的要求就是热爱她们现在的家庭并期待着建立自己将来家庭的话,这就把她们同男孩子共同的渴求排除在外了。但我还不能马上说明为什么这些女孩在她们的屋子周围只是造了较少的和较低的围墙。热爱家庭生活应该使女孩子把增加围墙的高度和关闭房门看成是亲切和安全的保证。在这些宁静的家庭中,大多数女玩具娃娃被安排在弹钢琴或正安详地与她们家庭成员一起坐在客厅里,这种情况是表示了女孩的真实意图,还是表示了她们在要求构造一个动人的电影场面时假装表示肖己的意图呢?
上面我们叙述了在“建造一个扣人心弦的电影场面”时,两种性别的差异与矛盾。而这些差异和矛盾是不能仅用文明和意识上的理论来解释的。
对空间构造的倾向性和上述理论说明,生物学、文明和本书讨论的心理学是相互渗透的。如果精神分析学至今仍把性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割裂开来,那么,在本章中我力图在这两者中间架设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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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7 07:3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部分 两个美洲印第安部落的童年

引言

从研究孩子和病人到探讨印第安人的习俗,我们运用近代传统的调查方法,在纷杂的成年人世界周围寻找某种被简化的迹象,这种迹象能说明人类生存的规律。研究心理机能失调也是这个领域中的一部分:弗洛伊德说,水晶,只有在破碎的时候和破碎的地方才能显出它原来看不到的结构。在童年时代这个领域,通过逐步深入的研究,我们将从某些从无到有逐步发展的现象及从简单发展到与众不同的现象中寻找规律性。最后我们将探讨处于人性初期的原始文明。在我们看来,那种文明下的人,有些天真得象孩子,另一些则像着了魔的疯子。对这三方面的对比性研究,显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但由此希望在野蛮人、儿童和成年病人的生活状态之间找到某种好象平行的规律则已证明是荒谬的。我们知道,原始人有他们自己的成年人正常状态,有他们自己的神经病和精神病标准,尤其重要的,他们也有他们自己各种各样的童年时代。

一直到最近十年,儿童训练仍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块处女地。有些人类学家即使在原始部落中生活了许多年,也没有注意到原始部落的人训练他们孩子所采用的系统方法。更确切地说,这些专家像许多人一样,心照不宣地认为那些野蛮人根本没有儿童训练的方法,他们的孩子“像小野兽一样长大”——这个想法在那些十分讲究文化培育形式的人当中,或唤起了愤怒的藐视,或引起了自鸣不凡的得意。


原始部落的儿童训练系统的发现澄清了一个观点:原始部落社会不是人类偏入歧途的发展结果,而是成熟的人类生活一种完整形式,它更和谐、更单纯,有时使我们感到羡慕。通过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研究,我们来揭示这些生活形式的某些特征。

今天,传统上称为美洲印第安人的民族构成了一个风俗迥异的少数民族。他们已不再作为稳定的社会存在。然而,他们的文化遗迹仍然可以找到。这些古代的遗物或在距我们繁忙的公路仅几英哩的高山上,或在一些地位显赫的长老身上,甚至出现在一些与世隔绝的氏族部落中。在那儿,当地政府容忍并鼓励他们按古老的印第安习俗生活,有些地方已被商人用来作为旅游场所。但这种古老的习俗已不再是印第安人社会维持自身的一个部分了。

可能有人要问我,为什么你只选用美洲印第安部落作为例子来说明问题呢?为什么你不用其他工作人员在原始部落中所收集的材料呢?我的回答是:因为这本书不但要反映事实,而且要反映发现这些事实的经过。我能取得这些真实的材料,要归功于两位人类学家,是他们建议我同他们一起去看他们在美洲印第安人中最感兴趣的部落。一位是H•斯克特•迈克,他介绍我去南达科他州苏语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另一位是奥弗特•克劳勃,他帮助我对苏语印第安人和尤罗克人的生活环境进行分析比较。他曾带我去尤罗克——一个在太平洋海岸,以捕鱼和采集橡子为生的部落。

我的向导,在我踏上旅途前已给我提供他们的私人笔记本和其他材料。我所去的这些部落,是他们最早的,也是他们永远热爱的研究对象。只有那些部落最年长的成员,才能记得古老的训练儿童的民间习俗。总之,这两位人类学家都受过一段时间的精神分析训练,他们渴望把精神分析和他们的人类学工作结合起来。如果说,我能够进一步起综合作用的话,那是因为我作为一名儿童精神分析家容易形成前面一章所阐述的观点。我们常常感到,如若我们能在一起工作,我们或许能够拯救一些美国土著居民历史上被人忽视的资料。

第三章 穿过大草原1


1.历史背景

当我们旅行到了南达科他州时,斯克特•迈克是这个地区印第安事务委员会的代表。我们调查的最迫切和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找出苏语印第安儿童令人悲哀的冷漠感情来自何方,他们为何能平静地接受,然后又平静地抛弃他们在联邦印第安教育中获得的许多有价值的观念。这些孩子的错误所在是十分明显的:他们有两种权利,一种是白人的权利;一种是印第安人的权利。但是,只有通过调查两种权利之差异,我们才能发现对这些大草原上的孩子曾经是正确的东西的痕迹。

为了忠实于我们调查的真实性,在这里,我们必须采用大量有关的描述,介绍古代儿童训练的资料。为了更深刻地了解社会与婴儿的关系,我们必须跳出现代种族关系的框子。

松脊,印第安人的保留地,位于南达科他的西南角,依傍内布拉斯加州州界,带有连绵起伏的髙原特点:

夏日热风徐徐,

冬日寒风疾疾;

有时它是轻柔的微风,

有时它是疾卷的暴风;

两者既不会停止,也不会说别的,

只会说:——

“我不和你辩论,

我只是在告诉你。”

这儿,苏语印第安人欧莱勒或达科他小部落的八千名成员生活在这块由政府分配给他们的土地上。当印第安人定居在这块保留地上时,他们己把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自主权都交给了美国政府,唯一的条件就是政府不准任何白种人在印第安人的保留地上狩猎和定居。

只有最顽固的浪漫主义作家,才会期望今天在这块保留地上还能找到任何老达科他人的形象。有一个时期,他们曾经是“真正的印第安人”——一个好战和善狩猎的民族,賦有刚毅、狡猾和残忍的性格。老达科他人的形象直到最近还被用来装饰美国镍币,这是对一个奇特的部落所作的一种非同寻常的赞美,因为这个被击败的部落,毕竟为他们的君主占据了这样一块保留地。但印第安达科他人的历史则溯源于很久以前。

有一个时期,以灵活方式组成的“一队队”达科他人,骑着马,带着橇板,排成长队,随着野牛穿过广阔的草原。他们定期聚集在编组整齐、灯火明亮的圆锥形帐篷内。他们总是一起行动——宿营、猎野牛和跳舞,这一切都严格地按章管理。但是,常常有一些惹事生非的小集体,凭着一时冲动离开大队,去追捕小猎物、偷马和袭击敌人。苏语印第安人的残酷行为,在早期的移民中是众所周知的。甚至,他们对自己也是这样。

但是,这个从前骄傲自大的民族,被一连串毁灭性的大灾难弄得困扰不堪,自然和历史好像已经结合在一起,向这个男子气太盛的民族的子孙后代发起全面进攻。一定记得,在白人移民到来以前几个世纪,苏语印第安人从密苏里州和密西西比河上游来到这个高原,并围绕着狩猎野牛组织他们的生活。然而这个还处于相对年轻时期的苏语印第安民族却消亡了。正如威斯勒所描述的:“当野牛死了,从种族和宗教观点来说,苏语印第安人也消亡了。野牛的躯体,不但提供了食物、衣服和各种遮盖、掩蔽的材料,而且也提供了一些实用的东西,像口袋、划子、弯弓上的弦、缝纫用品、杯子和勺。野牛躯体的各部分还可制成药和装饰品,它的粪晒干后可在冬天作燃料。印第安人的社交和时节活动,典礼和舞蹈,神话和传说,甚至孩子们的游戏,都盛赞野牛,并把野牛作为偶像。”

然而,野牛却消失了。为了寻找西部翠绿的牧场和繁荣的经商路线,白种人扰乱了这些狩猎场。他们愚蠢地屠杀成千上万的野牛,并以此作为游戏。为了寻找黄金,白种人闯进了黑峡——苏语印第安人神圣的山脉、狩猎场、水库和冬天隐匿处。苏语印第安人抗议美国触犯了早期签订的条约,但是,苏语印第安人发现,那些边界上的白人士兵,既不了解美国联邦法律,也不知道印第安的习俗。

紧接着,不时发生的疯狂战争持续到1890年才完全结束。那时,联邦第七骑兵部队已经为好几年前的死者、他们好出风头的朋友——卡斯特将军报了仇:在华特尼的大屠杀中,尽管大多数苏语印第安人已经投降,但他们仍被武器精良的,以4比1优势的敌兵杀戮。

在寻求一个新经济制度的历史过程中,苏语印第安人接连不断地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现代美国人,这些现代美国人代表了白种人无休止地搜取地盘、权力和欺凌弱小民族的本性。游牧的苏语印第安人,能够接受四处游猎、设置陷阱的捕猎者和皮毛商人,因为他们能共同遵守印第安人饲养未受伤的小猎物的协定;他们带着刀、枪、念珠和水壶,他们与印第安女人结婚并忠实于她们;一些美国将军也完全可以被游牧的苏语印第安人接受并受到崇拜,因为他们英勇善战;即使是黑人的骑兵部队,也备受苏语印第安人的称赞,因为他们令人惊叹的马上袭击战术,使他们获得了“黑野牛”的美称。但贵格会教徒和早期的传教士所传授的奉献信念,未能在尊贵和虔诚的苏语印第安人领袖身上产生影响。然而,苏语印第安人在重新寻找能联接过去和将来的合适偶像时,发现了最不受欢迎的白人,是指导苏语印第安人祈求幸福和文明的。

这个年轻、沸腾的美国民主制度使印第安人失去了平静,因为它未能在征服或殖民化之间,在同化或解放印第安人之间有一个明确的构思。相反,它把创造历史的工作交给一些专横的、各有打算的代表人物。这就造成了一种不一致性——这种情况,在印第安人眼里是不稳定和不道德的具体表现。

紧接着出现了在印第安儿童教育问题上的分歧。在这个分歧中,政府开拓了联邦教育制度。但正如印第安老人记得的那样,这种教育制度并不吸引人。在某些地方孩子们实质上是被强迫劫持进政府学校的,他们的头发被剪短了,他们的印第安服装被丢弃了,并且不准他们说印第安语言。在学校里,他们过着军事化的生活,学校的规则是通过肉体惩罚来贯彻的。一些固执地坚持他们旧的生活方式的人和一些逃跑后又被重新抓获的人被投入监狱。他们的双亲若提出抗议也会被送进监狱。只要可能,孩子们就被年复一年地留在学校里,以避免他们受自己家庭的影响。这种教育制度,直到1920年才被完全废除。

在这整个时期中,仅有一种类型的白人——骑马的牛仔激起了印第安人的想象,甚至影响了他们的服装、举止、风俗和他们孩提时代的游戏。从1900年到1917年,苏语印第安人决心发展和实行牧牛经济。但华盛顿比较清醒地意识到中西部养牛和土地侵蚀这两者之间的利害关系,不得不颁布政令,不准苏语印第安人在这块派给他们的土地上成为牛仔。苏语印第安人牛丢失现象越来越严重,随后土地市场繁荣,使部分印第安人意外地得到了钱,并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挥霍无度,这两者成了当时社会的大灾难。这场灾难从心理上产生的影响,不亚于当年野牛消失对他们的打击。难怪一些传教士能够使鹰钩鼻的苏语印第安人相信,他们就是被上帝永远诅咒的、迷了路的以色列部落。

当苏语印第安人认为他们应该在他们分得的土地上成为农夫时,他们的土地已受到严重侵蚀,并即将遭到大旱灾。直到今天,这些土地中仅有很小一部分适宜播种小麦、谷类和粮食作物。

所以,苏语印第安人自始至终地,但毫无结果地指责美国政府违背诺言。至于白人,即使他们那些错误不是故意的,或者是不得不犯的,他们从不否认那些错误和违反诺言的事实。在美国将军们给政府的汇报和印第安事务专员给国会的汇报中,都谈到他们在倾听印第安长者的严厉指责后所感到的深深羞愧。事实上,美国人的良心是很容易被唤醒的,而感伤主义者和政客们就是利用这种良心来推行完全不利于实际解决印第安问题的政策。

政府已经撤回了军队,并且已为美洲印第安人创立了一个庄严的人道主义组织——印第安事务委员会,管理人员也已经由教师、医生和社会人类学家取代。但是这些年来,失望和从属地位已经使平原上的印第安人不敢信任那些他们又不得不信任的东西。因为印第安人已吃过一次亏,他们现在犹如一个在精神病学上被称作“补偿性精神病”患者;他只有拥有某些东西才得到安全感。然而,即使从黑峡中带走的野牛和黄金均能归还的话,苏语印第安人仍不能忘却这种从属的习惯,他们不可能创造一个适合当今潮流的社会,因为,这个社会既要适合征服者,又要适合被征服者。

松脊镇,这个印第安人的保留地,看上去非常像中、西部贫穷地区的一个农村县,仅有政府的大楼和学校是整齐宽敞和设备良好的。教师和政府雇员,无论是印第安人,或者是白人都刮光了胡子,并显得友好和睦。但是,一个人在保留地的时间越长,游览得越远,观察得越细致,情况就越明显:印第安人仅拥有很少的土地,并管理不善。印第安人看起来似乎是平静的、友好的,但通常又是迟钝的和冷漠的,并显出严重的营养不良和疾病缠身的样子。仅仅在偶然的宗教典礼舞会上和在保留地外非法卖酒的小餐馆里的酒醉吵闹声中,才能看到印第安入在懒散的表情下郁积着巨大的活力。当我们参观松脊镇的时候,印第安问题似乎在禁酒和不禁酒之间,在民主进程的热情和自由经营的冷酷之间兜圈子。印第安问题在这儿失去了它古老的含义而与城市和农村少数有色人种的难题混杂一起,这些难题期待着忙碌的民主主义者能择机讨论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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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8 08:1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赵康 于 2018-8-9 07:46 编辑

第三章 穿过大草原2

2.吉姆

一天,在某商人处,迈克和我遇见了吉姆,一个清瘦、直率的年轻苏语印第安人。显然,他是同化较深的一位髙中毕业生。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他的心中似有忧虑。吉姆早在几年前就离开了他的印第安保留地,与一位附近平原的印第安姑娘结了婚,并住在她那儿。吉姆告诉我们,他并不满足于他的孩子也受同样的教育,他希望我们能去他的保留地而不要去松脊镇,那样,他和妻子就能与我们一起讨论一些事情。我们答应不久即去他的保留地作一次短途旅行。

当我们走近这个简朴、清洁的家园时,他的几个儿子正在做印第安男孩喜爱的游戏,即用绳子绕住一根树桩;一个女孩正懒洋洋地坐在她父亲的膝盖上,专心地玩弄着他父亲的手;吉姆的妻子正在屋子里干活。我们多带了一些食品、衣服,因为我们知道,印第安人在几个小时可能什么也做不出来。我们的谈话不得不在多疑、谨慎的气氛中缓慢进行。我开始有时间思考吉姆在这里会有怎样的地位。

在保留地现存的居民中,少数留着长发的老人记得,在他们的父辈是大草原的主人的日子里,父辈们是处于平等地位去会见美国政府的代表。后来,战争实际上停止了,这些老印第安人开始明白,老一代美国人的上帝与印第安人的圣灵是近亲,而且,美国人带侵略性的,但又是高贵、仁慈的生活观念与印第安“好人”的勇敢、慷慨性格没有多大的区别。


第二代印第安人仅从道听途说中才知道了狩猎和用皮毛做买卖。他们已经开始考虑把依赖政府配给的寄生生活作为条约规定的不可剥夺的权力,并把这种生活当作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

吉姆显然属于第三代,他们完全受益于政府寄宿学校的教育,并且,他们相信,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更适宜于和白人交往。可是,他们除了表面上的适应以外却一事无成,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他们的祖先了解不多,对未来则没有明确的目标。

于是,这最年轻的一代发现,他们正处于印第安先辈和白种人之间:他们的祖先曾确信,白种人决不会留在这儿;而白种人则认为,印第安人只是古老的、相当不现实的、毫无生气的一群遗老遗少而已。

经过一段时间沉闷的等待后,吉姆的妻子宣布,她的女眷们将要到了。几分钟以后,我们看到了远处出现的两个身影。

女眷们终于到了。在一阵羞怯、愉快的问候之后,我们在松树的树荫底下围坐成一个圆圈。我正好坐在装水果的柳条箱最高一面(在大草原上,椅子是很少见的)。我一面开玩笑地说,像一个传教士那样高高在上是不舒服的,一面把箱子翻转到较低的一面。但柳条箱的这一面比较容易坏我不得不再把它翻到原来的一面。突然,吉姆默默地把他坐的柳条箱也翻到高的一面,同我坐得一样高。我一直记着这件显示印第安人镇静而老练性格的典型事件。

迈克和我早已商定,在谈话中无论怎样,不能使话題直接针对吉姆家庭的为难事。我们谈论了分娩和抚养孩子的习俗,从中获得了一些印第安人以前生活的真实回忆和目前的零星情况。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妇女们显得幽默和坦率。然而,她们羞怯的微笑表示,如果不是迈克谈到一些琐事,使她们惊奇并使她们思想活跃的话,她们不敢在男人面前提到某些话题的。显然,她们从未想到这些的锁碎事能引起白人任何兴趣,并且在英语中也有相应的表达方式。

这次谈话进行了几个小时。在此期间,吉姆没有作多少补充。在谈到儿童教育问題时,吉姆冷竣地沉默,而妇女们愉快地表示接受对孩子提前进行成年人活动的各种指导,这两种态度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

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妇女们走进屋子准备午饭。这时轮到吉姆说话了,他直截了当地谈了他忧虑的问题:他的孩子在游戏中使用了下流的语言,他感到无法容忍,但他的妻子却为孩子的行为而发笑,并取笑他说,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使用这些语言,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吉姆对白人暗地指责印第安人有猥亵和不良习惯十分敏感。白人确实暗地里指责印第安人在性欲上的放纵。但吉姆却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苏语印第安人是“坚强的人”,他们能够控制他们强烈的性欲,并不准他们的孩子使用猥亵的语言。他认为他的孩子没有理由做苏语印第安孩子不许做的事。他这种主张说明,他始终坚持这样的信念:苏语印第安人实质上比他妻子的部落“更坚强”。事实上,他对他妻子的部落抱着白人对苏语印第安人同样的偏见。这种优势部落对较劣势部落的歧视确实是相当普遍的。

当然,我们十分感激吉姆能如此坦率地向我们承认他内心的忧虑。吉姆说,在他最后一次访间他的故乡——松脊镇时,他亲戚们的孩子所使用的语言使他感到浑身不安。他认为这种事情在他小的时候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问吉姆,小的时候是谁管教他不说粗话的,他回答说:“我的父亲。”

进一步问下去我们发现,吉姆父亲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渡过的。当吉姆详细叙述这段经历时,问题就越来越清楚了。显然,国外的习俗,使吉姆的父亲在返回故土后,给他自己的孩子制定了与其他苏语印第安孩子不同的标准。吉姆父亲的这种做法,在他的孩子和他同氏族人的孩子之间筑起了一堵墙。现在,吉姆发现,在家庭中,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惹出许多矛盾。因为他总是坚持要他的妻子用他父亲的禁令和习惯去对待他的孩子们。

我们设法向吉姆解释了他这种心理冲突的起因:吉姆当时一定已经暗自违反过他父亲要他疏远伙伴的要求。他抑制了公开的反抗,而其代价是用他父亲对他的方法来对待他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从未想到过他父亲在国外呆过,才会对孩子有如此要求。因此,他的行为总是使他妻子忿怒,使他孩子烦恼,也使他自己不知所措。

吉姆对我们所做的解释考虑了几分钟,然后说:“我想,你们讲得有道理。”——这是印第安人的髙度赞扬。午饭已经准备好了。吉姆的妻子和他的帮手有礼貌地等在门外,一直到我们和吉姆吃完午饭。

这样,在大草原高地印第安人的家里,我们与印第安人进行了亲密的谈话。这些谈话是我们关于苏语印第安人童年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之一。显然,在这种场合,每一份资料都是有深远涵义的。

3.不同种族成员间的一次讨论会

我们资料的第二个主要来源是一次小型研讨会。参加这个讨论的,除了迈克和我之外,还有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教育工作者与社会工作者。会上,我们讨论了在印第安学校工作的教员们所提出的各种意见。这儿,首先必须了解这样一个事实:相同的资料,在神经过敏的争论中,特别容易受到压制和曲解。在涉及两个不同种族的辩论中,会产生令人费解的保护自己种族的倾向。无论哪一个集体,似乎都需要他们的儿童作出牺牲,对这种牺牲,儿童们最终只能在坚定的信念和掩饰中忍受。这种牺牲是建筑在不置可否的、绝对的行为准则之上的,如若怀疑,就会危及全体。于是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和睦的邻居为了保护儿童训练的一些小项目而暴跳如雷,就像愤怒的狗熊发现它们的幼崽正面临着生命危险那样。

会上,对印第安孩子爆发了一连串的抱怨。逃学是最明显的抱怨:当印第安孩子受到怀疑时,他们会直接跑回家。第二个抱怨是偷窃,至少我们的理解是他们无视财产的所有权„其次是冷漠,印第安孩子的冷漠几乎包括一切,从缺乏进取心和兴趣到对每一个疑问或请求采取一种无动于衷的消极反对态度。最后是过多的性活动,这是指各种猥亵的行为,包括舞会后在黑暗处游荡以及思乡的女孩子乱挤在寄宿学校的床上。

其他方面的抱怨还有孩子的轻慢无礼。老师倒是怕印第安孩子缄默不语,不表示公开反抗,这好像是印第安人的秘密武器。讨论会上充满了对这种神秘缄默的抱怨,因为不管你对这些孩子采取什么措施,他们就是不吭声。他们从不表示赞成的意思。他们可能使你认为他们已经懂了,但突然又会采取相反的行动,证明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你是“不可能了解他们的”。

这些情况使抱有美好愿望,并有良好纪律的教育工作者心中逐渐升起了深沉的,而往往又是不知不觉的愤怒。这种愤怒通过个人意见表示出来,并由这些教师们补充在他们的官方意见中。当某些印第安教师轻描淡写地提到印第安人爱孩子时,引起了一位久经沧桑的老教育家的愤怒。他怒气冲冲地说,印第安人根本不知道怎样去爱一个孩子。他回答其他人的诘问道,他的意见是根据一个简单观察所得到的:有一对印第安父母,他们三年没有见到他们自己的孩子了,但当他们终于去领孩子时,他们既没有吻孩子,也没有因激动而哭泣。他不同意以往那些观察者的说法,认为印第安人在亲人会面时,受到一种自我克制态度的控制,尤其是有外人在场时,这种态度就更明显。对这位老教育家来说,这种书本知识早已被他个人二十多年的愤慨观察所否定。他坚持认为,印第安父母对他们孩子的爱远不及牲畜爱它们的幼崽。

还有一些尖锐的看法是私下提出来的。一个有部分印第安人血统的男教师说遗尿是印第安人最难解决的问题。”他补充道:“但印第安人不能在有妇女的场合议论遗尿。”一些医学专家说:“印第安父母不但让他们的孩子们手淫,而且教他们手淫。”但就能够肯定的事实来说,印第安人学校中的遗尿和手淫现象并不比其它地方的寄宿学校或孤儿院来得多。实际上,手淫只不过是一种臆说,并没有人看见过什么,最多只看到孩子们摸摸自己的身体而已。我们分析一下即可发现,所有提出来的这种“真正的”、最愤慨的和非官方的抱怨,都涉及到一个早期的适应的领域,而这已经引起了西方精神分析家的注意(这个问题在发育前生殖器状态和生殖器状态一节中已作过讨论)。

在印第安儿童的教育问题上,白人教育者仔细地考虑了儿童训练中每一个遗漏处。例如,他们发现,印第安父母对幼年孩子的肛门、尿道和生殖器问题往往采取容忍或完全不注意的态度,就是对较大的孩子,也仅在口头上稍微严厉些。然而,白人教育孩子的方法,却被印第安人认为是一种危险的、故意使孩子丧失信心的方式。白人要求他们的孩子同这个世界疏远,以使他们的孩子能用最快的速度进入成年人世界。在一家政府办的医院里,当医生和护士告诉孩子的母亲说,即使孩子哭得脸色变紫并无坏处时,一位印第安妇女责备道:“他们只教孩子哭!”那些印第安老妪希望她们刚出生的孙儿女能无声地哭泣,就像犹太人在他们奉为神圣的“墙”前,为他们民族的毁灭而无声地呜咽那样。甚至,有教养的印第安人还认为,白人对印第安孩子所进行的昂贵教育,实质上是强制改变印第安民族。除了这些看法以外,印第安人还有一个奇怪的念头,即认为白人想要毁灭他们的孩子。当这两个民族很早以前开始接触的时候,印第安人就对白人用“耳光”或“揍”的方法使孩子顺从的办法显得十分反感。印第安人常常用猫头鹰或白人要来抓他们的话来恫吓自己的孩子。当然,他们这种做法会在孩子的心中产生怎么样的抵触情绪,这些他们是看不到的。

于是,这些非官方的抱怨(同我们理论上的臆说结合在一起)甚至断言,关于儿童训练的某些方面的差别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这个见识可以作为白人和印第安人相互怀有偏见的一种方式,以及对个人动机、无意识企图的一种掩饰。这里好比是“小组治疗法”的一个活动场所。它不是治疗参加者的精神病,而是改善那些参加人员所代表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在许多方面对印第安人怀有偏见,我将简单地说明其中三个方面:即印第安人对财产、清洁和效率观念的想法。

一天,一位学校教师带来了一张学生名单。这些孩子,除了他们的名字可能有些诗韵外(如星星出来了、清晨的狩猎、可怕的马),其它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这些孩子举止稳妥,能听从白人教师的教导,也能服从印第安家庭的习俗。“他们有两套真理。”这位教师在向我作解释时,说得比他某些同事更为礼貌些,而他的同事深信,印第安人是“天生的说谎者”。总的来说,这位教师对他的学生的学业成绩是满意的。目前,他希望讨论的唯一问题是关于一个小男孩,他在其他儿童中相当孤立,好像他是一个被遗弃者。

我们在印第安人和白人中间调查了这个男孩的家庭情况。被调查的人都说这男孩的父亲“有钱”。因为这男孩的父亲定期去离市镇最近的一家银行,这似乎使他沾上了“外国气味”,就像一只蚂蚁,当它穿过另一“蚂蚁部落”的领地时沾上了那个“部落”的气味,那末,这只蚂蚁回来时就要被杀死。从此,男孩的一家得到了“守财奴”的恶名声,而以慷慨作为自己原则的苏语印第安人是很厌恶守财奴的。他们就被社会所摒弃。

苏语印第安人以分享财富作为其经济上的原则。分享财富的表现方式是“赠送”。在某个节日,为招待朋友或亲戚,主人把他的所有财产拿出来,款待客人。即使在今天,我们常可以看到,印第安孩子在某些庆祝场合中,会把父母所给的、他们辛苦积賺的那点可怜的财产或铜子儿捐送掉。

这种赠送和慷慨的表现可以从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中找到依据。因为游牧民族仅需要他们能随身携带的最少量和最适当的财产。而以狩猎为生的民族则主要依赖那些有才干的猎人的慷慨。但是,人们对必需品的追求往往比社会美德的增长更快。原来为了保护人们的生存而产生的一些道德,在时代的发展和一定的经济利益下会变得越来越不适应人们的需要,并由于害怕被拋弃而变得越来越僵硬。事实上,现在印第安人古老道德的遗风已变得顽固起来,它已成为新教育的障碍。因为任何古老道德一旦丧失了它普遍的经济基础,就会因不能被普遍遵守而变得支离破碎。于是这些道德渗合了个人或多或少存在的特点,并和其他团体的道德融合在一起。它最终使政府人员和教师根本无法知道他们是在同某种旧道德打交道,还是在同新的恶习打交道。今天,印第安人在古老的条约基础上,每个家庭仍按需要和应得的份额接受政府的救济金、食物和机械供应。当一个人收到这样的“赠品”时,整个大草原的小拉车会载来许多暂时不幸的亲戚,分享一顿原始共产主义的美餐。所以,虽然我们对印第安人进行了数十年的教育,但赠送这个古老的传统仍在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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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9 07:4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 章穿过大草原3

“印第安人是没有竞争力的。”那些愤怒的白人教师往往这样说。其实,印第安孩子也有竞争好胜的雄心。当然这要看情况,在某种情况下,这种雄心可能得到充分发展,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可能会完全消失。例如,长跑队有个很有前途的印第安队员,他在初赛刚开始时就犹豫不决,说“为什么还要跑呢?几乎已经可以肯定谁是获胜者了。”在这种想法背后,可能有“获胜者的日子不一定很好过”的考虑,事实上,学校中许多印第安孩子完全达到了他们教师的要求,他们也对自己在学校活动中取得的好成绩感到愉快和满足。但在其他孩子毫无道理的嘲笑中,他们又被迫退到了一般的水平。

迈克还用一个特别悲哀的事实来说明印第安女孩的特殊问题。当她进入一所白人学校时,这个女孩给人第一个印象是“肮脏的”。一些教师承认,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掩饰他们对印第安孩子家庭中气味的厌恶。这个可迁移的圆锥形帐篷,确实比现代化结构的房子更容易积存气味。在学校期间,学校教育孩子爱清洁,讲究个人卫生,并使用标准的化妆品。虽然,这个女孩当时并没有被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的白人女孩的活动自由和雄心壮志所同化,但至少,这个处在青春期的女孩开始穿得漂亮整洁了。但不久,她又被母亲和祖母们称作“脏孩子”。因为,从印第安人的观点来讲,一个干净的女孩在月经期间必须学会忌讳,冽如,她不能碰某些食物,据说这样会使东西腐烂。大多数印第安女孩在月经来潮时,必须忍受像麻疯病人那样的地位,她们从未舒服地过自由自在的生话。她们几乎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也确实没有雄心准备或愿意去过一个美国妇女的生活。她们很少能在这个愚昧的限制中,在这样不卫生的性行为和她们周围的贫穷中得到白人学校里那样的幸福。


世界上对印第安人的根深蒂固的印象不可能由于有一些例外而动摇,也不可能通过论争而排解。印第安人和白人思想上的分歧在这些实例中得到了说明。据报道,有许多印第安父母都耐心而有效地教导他们的孩子服从白人教师。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孩子似乎仅是用一种顺从的态度接受各种压力,而并没有感到应该这祥做。他们经常用难以置信的斯多葛[禁欲主义]态度泰然处之。对我们来说,这一点似乎是所有必须调查的事实中最令人惊讶的问题。印第安儿童能多年生活在寄宿学校而不发生公开反抗;在白人和印第安人两种标准之间也不暴露任何内心冲突的痕迹,而这两种标准大相径庭,比我们文明中任何两代人或任何两个阶层之间的距离要远得多。我们很少在苏语印第安人中间发现个人间的冲突、内心的紧张状态或被我们称作神经性精神病的症状,因此,我们无法用心理卫生知识来解决印第安人的何题,我们看到的是印第安人文明上的病态,绝大多数是以普遍的冷淡和不可捉摸的消极来抵抗白人的标准在印第安人良心上产生更深入或更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有幸被政府雇用的几个“印第安白人”身上,我们发现,印第安人精神病大都表现为强制性,即普遍的谨慎和僵硬。可是,通常印第安人的孩子身上没有我们称之为“坏良心”的东西,在白人教师对他们消极蔑视时,他们会自已退缩。白人和印第安人两个世界的矛盾并没有在那些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的儿童内心真正引起什么冲突。

印第安人顽强的生命力只有在下列时刻才能得到一些恢复:当长者歌颂过去的生活时;当印第安的大家庭或古老乐队的残存者打起他们的行装,挤上他们的马车,集中在大草原某处为某一庆典或节日交换礼物和演出时;当他们在一起闲谈或论古道今、或开玩笑、或跳跳古老的舞蹈时,只有在这时,孩子的父母,特别是他们的祖父母才会产生较为融洽的感觉,并且,这种感觉会重新使他们回忆起遥远的往事:那时,除了印第安人,猎物和敌人,没有其他人。他们感到自由自在的场合仍然是广阔的,人们可以随意聚会,而后又四处离去。印第安人已髙兴地接受了白人文明中的某些方面,例如,白人的马和枪,以及后来的小汽车等。但在某些方面,他们仍然毫无意义地借助于复辟梦幻同现实生活作消极的抵抗:他们梦想着让时间转回到过去,空间仍然无边无垠,行动来去自由不受约束,野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总的来说,他们始终期待着联邦最髙法院能把黑峡以及丢失的野牛还给他们。

在印第安工作的联邦教育人员,通过向心的教育和确定的目标,不断地宣传一种新的生活规划:即有自耕农场、壁炉和银行存款的生活——所有这些,来自于这样一个目的:过去这个民族被征服了,现在实施这个规划是为了使这个民族今后生活得更美好。这条通向未来的道路,不是表面的改变,而是内部的改造和经济上的“改善”。

我们感到,儿童训练的任务是当前教育的重要部分。一有机会,印第安儿童仍会坚持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如果必要的话,他们也会笨拙地摹仿白人的文明。但从他们身上顽固表现出来的任性则是征服者强加的新生活方式尚未促使他们对新文明有所认识。

4苏语印第安儿童的教育

A分娩

开始,达科他妇女对告诉我们有关教育孩子的原始方法是有顾虑的。当我们提到她们认识的人类学家、政府官员迈克时,她们才不太文雅地对我们谈起了有关人身体上的东西,并无法避免地谈到一个特别的主题——怀孕。据说,怀孕所引起的呕吐和生理失调对印第安妇女来说是很少发生的,但她们似乎完全能意识到当时身体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当然,回想身体的这种变化似乎是令人窘迫的。据说,印第安妇女只有在怀孕期间才辱骂她们的丈夫,甚至打她们的孩子。这说明,尽管印第安妇女非常向往怀孕,并很神秘地期待着一个完美的婴儿,但她们在漫长的九个月中发现腹中怀着的小小的、不为人知的婴儿却是一个蛮横傲慢的小东西时,会产生一种矛盾心理,不同的文明体系,给这种矛盾的女性提供了不同的发泄方法。

当然,分娩习惯现在完全改变了。白人妇女经常蔑视地谈起老年印第安妇女不讲卫生的习惯:她们在家里或在家附近,用自制的沙床,躺着或跪着生孩子。这种床,对白人来说是“一种堆积污物的地方”。但在印第安人看来,却是平原上卫生方法的一个重要特色。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卫生方法一定感到无法理解:卫生带以及胎盘都挂在树上;死人的尸体放在高高的绞架上;大便则集中在一个指定的干燥地方。但另一方面,印第安人根本不理解厕所卫生的优越性。

白人和印第安人妇女经常谈起“不要悲叹,不要呻吟”。这是老一辈印第安妇女在分娩中流传下来的一句话。据说,一个印第安妇女生下婴儿后九个小时就要和其他人一起行动。古老的游牧生活方式需要妇女适应季节的变化,适应野牛和敌人行动的突然变化,使分娩的妇女很少有时间去调养和恢复身体。在印第安老年妇女看来,现代的卫生学和医院导致了年轻一代怀孕妇女分娩习惯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危及传统的不屈不挠精神,而且对婴儿也不利,因为,她们的孩子学会了“像白人婴儿那样”啼哭。

B哺育

现在,我们介绍一些在苏语印第安儿童教育方去中非常有意义的资料。这些选出来的资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印第安妇女们希望如此说明传统民族精冲的特征;而我们也希望以此验证我们理论上有关预期的论点。虽然这些资料既不是详尽无遗的,也不是结论性的。但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在印第安人那种古老的儿童训练方法与精神分析理论的推论之间发现了一个个令人惊奇的趋同现象。

按照印第安妇女的观点,初乳(即从乳腺中初次分泌的奶液)通常被认为是有毒的,不能直接喂婴儿,一直要到乳房能流出好的奶液时,才能用来喂养婴儿。印第安妇女始终认为,婴儿刚出生时,不应该让婴儿自己吃奶,而应该由妇女主动地用一些薄奶汁去喂他。含意十分清楚:这样才能使他相信如此款待他的世界。作为整个部落欢迎这个婴儿到来的方去是由亲属和朋友们为他准备最初的食物来代替母乳。他们采集最好的浆果及大草原出产的草药,把浆果、草药捣成汁和牛奶调在一起,放进用水牛膀胱做的、像乳房一样的奶瓶里。一个被大家公认的“好女人”,先用手指刺激婴儿的嘴,然后再用那种汁喂他。同时,母亲乳房中的薄奶汁被吸出后,通常还要由一些老年妇女进一步刺激乳房,从而使母亲产生更多的奶汁。这些老年妇女是受梦的委托来履行这项工作的。

一旦印第安妇女开始用自己的奶汁喂养婴儿时,不管在白天或夜晚,只要孩子一哭,她们就自觉地喂孩子吃奶,并允许孩子尽情地玩耍她们的乳房。印第安妇女认为不应让婴儿啼哭而一无所得,尽管她们也知道,这种愤怒的嚎哭以后“能使孩子健壮”。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因为这种习俗遭到了卫生权威的干涉的话,她们会--直采用这种古老的“溺爱孩子的方法。”

按印第安人古老的做法,孩子的喂养是非常重要的,起码的原则就是不允许父亲有性交特权,因为这样会妨碍母亲喂奶的注意力。小孩子的腹泻也被说成是因为父母性交使母乳稀薄所致。所以,在印第安妇女喂养孩子期间,丈夫被要求离开他的妻子,据说离开时间可长达三到五年之久。

据说用母乳喂养长子的时间最长,平均为三年。现在当然要短得多,但仍存在着坚持要延长母乳喂养时间的事例,这些事例使那些专心从事儿童健康和道德工作的人感到灰心。一位教师告诉我们,有一位八岁的儿童得了重感冒,他的印第安母亲经常在休息时来学校给他喂奶。她怀着忧心忡忡的母爱来喂她的孩子,其心情与我们为鼻塞的儿童灌维生素一样。

从前苏语印第安人没有断奶的时间规定。只有少数母亲出于无奈才被迫对孩子断奶,否则就一直到孩子逐渐爱吃其它食物时才断奶。其实,在完全断奶之前,婴儿们已经常常吃许多其它食物来代替母乳,断奶只是让他的母亲有时间分娩下一个孩子,并恢复她的奶汁供应。

在这方面,我一直记着一件有趣的事情。一个三岁的印第安男孩正坐他母亲的膝盖上吃饼干。一会儿他感到口渴,于是他用专横的姿势,有经验地把手伸进母亲的衬衣(这是一种老式的两边开袴的衣服),想要吃奶。由于我们在场,母亲羞怯地拒绝了他的要求,但毫无愤慨之意,她的动作就像大动物很小心地推开小动物一样,这个现象清楚地表明,这个男孩在吃东西的时候经常有喝一口奶的习惯。这一对母子的态度比一般统计资料更能说明情况。

在这种母乳供应不受限制的特许天堂里,也有一种禁忌,即,为了能吃到母奶,婴儿必须学会不咬奶头。苏语印第安老一辈妇人曾详细地向我们描述过她们所溺爱的婴儿第一次咬奶头的麻烦。她们津津乐道地告诉我们,当时她们是怎样狠打孩子的头以及孩子是如何大发脾气的。谈到这一点时,苏语印第安妇女常常会习惯地用她们在孩提时代已经听说的话作解释:让他去哭吧。这会使他身体强壮。他将来能否成为出色的猎人,可以从他幼时发怒的强度看出来。

苏语印第安婴儿大发脾气,常常是因为他在摇篮里,被全身包裹到颈项,使他不能用四肢的强烈活动来发泄恼怒。我并不试图说明摇篮或那种包裹是残忍的东西。相反,开始时,婴儿被舒适而稳固地裹着,摇动着,犹如在子宫里一样,成为母亲工作时可以带来带去的方便“蜡烛包”,但我们必须指出,摇篮的构造、它放置在家中的习惯位置以及使用时间的长短,不同的文明水平是不同的,但这些不同却标志着孩子在哺育过程中所受约束的基本经历和主要特征。

在苏语印第安孩子的里比多发育初期和部落的道德观念之间我们看到了什么趋同现象呢?我们曾经提到,慷慨是苏语印第安人生活中突出的美德。最初的印象表明:印第安人的文明所要求的慷慨,是建筑在早期享受营养和取之不竭的奶汁供应的基础上的。慷慨和刚毅是一对美德,在印第安人中,这种美德比单纯的勇敢更为凶猛和坚忍,它包括一种随时准备狩猎和战斗的精神,对仇敌能给予致命打击,并能忍受极端困难的处境、折磨以及自残的痛苦。另外,压抑咬奶头的愿望,是否有助于猎人随时准备战斗的凶猛性格的形成呢?如果说是的话,则不得不认为,是慷慨的母亲们把“猎人的愤怒”发泄在出牙期间的婴儿身上引起他们的狂怒,使婴儿们长大后将凶猛的性格转移到打猎、围狩、抓、杀和偷窃等行为上去。

我们并不是说孩子们在幼年时期所受到的待遇能造就成年后所具有某些性格——这好比你仅拧开了儿童训练方法中的几个旋钮,还不可能创造这种或那种部落或民族的性格。实际上,我们不认为性格是不可改变的。我们只是在谈论儿童训练的目标和作用以及起支配作用的性格。这种性格将永远存在,因为它已成为一个人意识的自发部分,为此,要求人们把这个性格特征作为理智和能力的核心加以维护。性格特征必须在经济上、心理上和精神上适合民族的状况,否则就不会持久。我还必须郑重指出,要达到这个目标,某些性格特征必须在儿童训练中不断地牢牢扎根,代代相传,并且在儿童训练中要保持一贯不变。

当苏语印第安孩子坐在黑暗的帐篷角落里、走在小路上或聚集在七月四日的国庆舞会上,我们注意到他们经常把手指放在嘴里,他们(也有成年人,特别是妇女)不是在吮吸手指,而是在拨弄牙齿、磕牙或用什么东西剔牙齿,他们咬着胶姆糖或专心致志地玩弄牙齿与指甲。他们即使把手伸到嘴的最深处,也不会碰到嘴唇。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得到的是这样一个令人惊奇的回答:自然应该这样,苏语印第安人都是这样的,别人不也是这么做的吗?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推论,这是一种在幼儿时代沿袭下来的啮咬习惯,这种习惯曾被无情地阻止了——我们的文明认为,小孩(和成人)吮吸拇指或其它吮吸习惯都是为了满足吮吸的乐趣,因为这种乐趣常遭到压抑或不正确的对待而变得不知所措。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为什么妇女比同样受到抑制的男人更容易流露出这种啮咬习惯呢?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找到了答案:从前,苏语印第安妇女用她们的牙齿来咀嚼皮革并把豪猪的毛根咬扁用来绣花。因此,她们能够髙度地运用和保留牙齿的作用。确实,我曾见到过一个相当年老的印第安妇女,她坐在她的帐篷里,做梦似地用所剩无几的牙齿咬着电影胶卷并拉着,正像很早以前她用牙咬扁豪猪毛根一样。看来,用牙咬的习惯仍被印第安妇女保留着,尽管当时已没有什么特殊的用途,但她们自认为这样的习惯是“正常的”。

苏语印第安儿童后期照样保持着慷慨的生活习惯,这不是依靠禁令,而是依靠他们的兄长树立的对待一般财产的态度,特别是对待他个人财产的态度:如果一位客人对某个宝物或器皿赞口不绝,苏语印第安孩子的父母会毫不犹豫地将其送给客人。但也有不准客人对某样东西表示喜爱的习俗:公然地将别人起码的必需用具要走被认为是很不礼貌的习惯。早年,印第安成年人处置他们所积累的财产方式是令人吃惊的:他省下白人不需要的东西赠送白人朋友,所剩下的仅是他认为白人朋友不需要的东西。一个具有良好品质、和善的父母是不会随意去碰属于他们孩子所有的东西,因为,印第安人认为,只有所有物的主人才有权处理这些东西。父母只有在孩子的恳求下才可以将孩子的东西送人。这种做法有助于提高父母自己和物主的威望。在儿童还不能表达自己行使处置权的意志时,儿童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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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9 08:2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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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0 08:2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 穿过大草原4

C控制和排泄

我们有趣地注意到,印第安人的慷慨不是由于他们鄙视吝啬、蔑视“金钱”而形成的,而是他们长期称赞施舍的结果。印第安人认为,除了上述为了满足生活最低限度所需要的打猎、缝纫和厨房用具外,财产没有什么意义。商人常常不知疲倦地重复印第安父母的故事:他们上集市,原来想用他们长期的积蓄去购买他们生活中早就期望的必需品,但他们会笑着满足孩子们种种好奇心为孩子购买,甚至让孩子拆开买到的新玩意儿,然后空着手回家。

苏语印第安人允许儿童自己逐渐地养成的控制和排泄的习惯。有的商人抱怨说,即使五岁的孩子,在同他们父母亲购物时,仍控制不了他们排泄的需要。但教师们说,一旦印第安儿童知道了应该怎么做——最重要的是看到了大孩子的榜样时,他们就会照着去做。他们在全日制学校里,极少发生大便弄脏裤子的事。至于抱怨他们像其他民族的孩子一样,在寄宿学校里尿床,则是另外一回事。由于某种原因,遗尿好像成了想家的寄宿儿童的“正常”症状。为此,有人说,这些儿童根本没有学会怎样控制自己,如果不用强迫的手段,这些孩子是不能学会控制和排泄这两种标准规范的。其实,肠部功能的调节是从其他儿童的榜样中学来的,而与家长的关系不大。印第安儿童一旦当他能走路时就由其他儿童拉着手到习俗规定的地方去排便。开始的时候,这些孩子可能是因为害怕丢脸而被迫要求模仿的,这种难为情也是原始道德的特征。


我们能够这样说,印第安人对童年时期肛门训练的态度和对财产的态度是没有矛盾的:两者关系的着重点都是在自由地排除而不是严厉地控制,这两者关系的最后调节要等到孩子能够自己作出决定,能够在他部落的同辈中被确认身份时才能完成。

D“性交”与性交

在苏语印第安人的童年时期,最早的清规戒律倒不是涉及人体器官及其模式,而是社交活动的方式。一些流言蜚语像一张无形的网,使得无人敢于违反这个清规戒律。五岁以后,印第安兄弟姐妹们就必须学会不能面面相视,相互交谈。姑娘被强迫限制在女孩的游戏范围内,或呆在她母亲帐篷附近,而男孩则被鼓励去和比他们年龄大些的男孩一起玩耍,起初是游戏,然后实习打猎。

有关游戏方面我有几句话要说。我曾非常好奇地观察过印第安儿童的玩具和他们的游戏:有一次,当我走近印第安事务处附近的印第安人帐篷时,我非常小心地、好像毫无兴趣地走过去,以便不惊扰正在游戏的儿童。但小女孩们见了我立即跑进了帐篷,坐在母亲的身旁,双手放在膝盖上,目光低垂。我很久才明白,她们不是害羞,而是“一本正经”(证明:女孩们坐下后,立刻会在她们母亲背后做怪脸)。其中有个约六岁的女孩正坐在树后面,显然她正专心致志地单独在玩,根本没有发现我,也无法理会女性怕羞的常规。我蹑手蹑脚地走近这位草原女孩的身旁,发现她仅在一只玩具打字机上。她的嘴唇和指甲涂得血红。

在寄宿学校上学的姐姐们身上发生的剧烈变化甚至也影响到那些年幼的女孩。在帐蓬内,印第安妇女们为我做了她们小时候玩的诸如小帐篷、马车、娃娃等玩具。做这些玩具的意图非常清楚:引导女孩子沿着妈妈和姐姐的道路走下去。我曾看到一个小女孩玩老式的玩具马车的情形:她毫不犹豫地把两只妇女模样的玩具娃娃放在前排座位上,把婴儿模样的玩具丢在后座上,让妇女“把马车赶到‘卡德罗’电影院”。自然,这些仍然属于女性的游戏。如果一个女孩沉溺于“男孩子气”的游戏,或有胆量成为一个顽皮的孩子,那末,她将无情地受到嘲笑。

虽然牛仔游戏已大大地替代了猎野牛的游戏,但男孩在玩耍和游戏中得到新玩具的希望要比女孩更少些。当我看女孩拿几个娃娃玩“出发到镇上去”的游戏时,那女孩的小兄弟兴高采烈把我附近一个树粧当成野牛,用绳子在上面绕来绕去。这种游戏在实际生活中是没有意义的,但从心理学角度上来看,印第安长者认为是一项严肃的训练。

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古老习惯特别有趣,这就是玩“骨马”,这是一些三、四英寸长的小骨头,是小孩从杀牛(以前是水牛)的地方收集来的。根据骨头的外形,它们分别被叫作马、奶牛或公牛,它们被男孩们放在口袋里玩,或拿出来同其他孩子一起玩赛马和猎牛。这些骨头是苏语印第安儿童的玩具,就像我们孩子生活中的玩具汽车一样。这些像男性生殖器形状的骨头,被认为是帮助小男孩成为雄心勃勃精力充沛的男人的手段。用手指抚摸“马”、“野牛”、“奶牛”和“公牛”可以培养部落男人共有的竞争和勇猛顽强的性将。在这个阶段,兄长们的责任是把小弟弟引到猎人社会,并使兄弟之间的忠诚成为达科他的社会基础。由于那些小男孩经常同那些夸耀自己已为大人的兄长们朝夕相处,他们必定能较早地认识到男性生殖器的性侵犯就等于猎人的凶猛。一个男孩如果在规定的正派姑娘可以活动的地区以外抓住并强奸了一个女孩,则被认为是正常的:既然这个女孩不知道“她自己的位置”就可以成为男人的合法猎物,而且他还能以此而夸耀。

印第安人每一种教育措施都是用来发展男孩最大的自信心,其方法是,先接受母亲慷慨的熏陶,然后接受兄长的训练。为此,他将成为一个追逐猎物、妇女和某种精神的猎手。男孩摆脱了母亲,摆脱了任何依附于母亲的倒退行为的思恋物后,产生了极端强调自主和进取的责任,并得到了无限的信任,逐渐地(与其说是通过内在的抑制,还不如说是由于害羞的原因)他学会了以沉默寡言以及高度的尊敬来对待他的母亲。这时,男孩显然已把挫折与愤怒的感情倾注于追逐猎物、敌人和轻浮女人,并在追求精神权力中磨练自己。他可以在公共场合公开地夸耀自己的所作所为,以使他的父亲为有这样的优秀儿子而自豪。显然,这种彻底的男子汉大丈夫气概使得女孩子也有必需建筑起一种相应的防范措施,虽然这种防御措施是巧妙的,但人们仍然能感觉到哪个妇女已被猎人的不屈不挠精神所征服;并且据说,在苏语印第安妇女中常有自杀的事,而男人中自杀是很少见的。

苏语印第安女孩受到的教育是怎样成为猎人的助手,并在以后成为猎人的母亲。她必须学会针线、烹饪、保藏食物和搭帐篷。同时,她也得经受严格的训练,养成害羞和完全害怕男人的习惯。她还得练习按规定的步伐走路,绝对不得穿越寨子四周的边界。并且,当她们将近发育成熟时,晚上睡觉要把大腿綁紧,以防被强奸。

女孩知道,如果一个男人声称自己已经触摸了一个女人的外阴部后,他即被认为已经得到了她的童贞。这种胜利仅仅是由于他触摸了一下就获得了“记功”的权利——这好像只要他在战斗中碰过一个危险的敌人(不论他是否交战),即可要求在自己的帽子上加一根羽毛作为“记功”的标志。在印第安保留地学校儿童出的墙报的茶话栏里,可以看到这两种胜利是多么相似。它十分具体地讲了某某男孩给某某女孩多少次“致命一击”——即与某女孩接了多少次吻。然而,在旧时代,男孩在公开场合中关于这方面的自夸往往对有关女孩来说是一种侮辱。女孩知道,为此,她可能被责令参加女贞节集会,为她的处女童贞正名,排除指责。这种集会只不过是要求承认事实真相的象征性活动,任何男人在这种场合总会尽可能地说明他已经如何这般地触摸了姑娘的外阴部,这样,这个女孩有可能被逐出这高贵的团体。

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宗教礼仪式的集会影响异性之间恋爱的话,那是错误的。事实上,这种似是而非的集会结果对那些准备为了爱情而牺牲名声的人来说,具有双重的重大影响。对男孩来说,爱使他克服了他的自傲,他会吹起爱的长笛,然后用求爱毯将她和他裹在一起,并向她求婚——对女孩来说,除了紧张害怕以外,她应毫不怀疑他的诚意,也不会用她一直藏在身边的、以防万一的猎刀来对付他。

然后,这姑娘要接受为猎人服务的教育,但又须对他提高警惕。当然,她还要成为一位母亲,她确信她不会有损于她孩子必须具备的猎人品质。她会通过一些荒谬的闲谈——“某人做了那种前所未闻的事”,仿照她母亲的做法,逐步地教她的孩子一些男人之间、女人之间、特别是男女之间的等级观念以及各种忌讳和责任。她会告诉她的孩子说,异性的兄弟姐妹或亲家以及夫妻双方的异性亲戚是不得坐在一起或面对面地交谈的;姐夫或妹夫,姑嫂和弟媳,女孩和母方的舅舅则允许彼此用开玩笑的语气来交谈。

不管怎么样,这些清规戒律已成为印第安女孩生活极重要的一部分。当一个女孩到了她应该回避她兄弟的时候,她会利用她的技能——做些针线活和绣花,作为她今后全力应付的工作。她还要为她兄弟未来的妻子做精美的装饰品,为她兄弟未来的孩子做摇篮与襁褓用品。

“他有个好姐妹”,这将是对勇士和猎人的高度你赞。兄弟也会把他们打猎和偷窃所获的最佳战利品留给姐妹去分享;把最凶恶的敌人的尸体送给姐妹去宰割。由于兄弟的刚毅和慷慨,姐妹也能有机会积极参加(至少在某些方面)极为紧张的打猎和战争。尤其是在太阳舞会中,如果证明她是贞洁的,她就能帮助清洗兄弟身上的伤口,这样,她就能分享到她兄弟自我折磨的最崇髙的精神胜利。在异性兄弟姐妹之间的最初和基本的忌讳已成为亲属关系和远房兄弟姐妹中相互尊重、慷慨帮助的模范,并在忠诚的兄弟之间成为友谊的楷模。

据说有些忌讳可以巧妙地煽动并转移潜在的乱伦紧张情绪,并在族内(按各人的家庭地位)创立一种互敬的社会气氛。忌讳的另一任务是把啮咬阶段激发起来的或受抑制的好斗情绪安全地转移到猎物、敌人和被遗弃者身上,以便在不断繁衍的家族中确保亲切、友好和体贴的“适当”关系。但是,如果在逐渐增加的忌讳压力之下,有人仍坚持不正常的乱伦行为,他就会变成众人无情訾议和严厉诽镑的对象,如果他们拒绝帮助,就立即使自己成为敌人。

太阳舞是苏语印第安人传统的宗教仪式,只要看看(如果可能的话)或参加这种仪式,就可以从中窥见印第安人的生活。这种舞蹈常被白人描绘成“野蛮的”,因为白人认为这种舞蹈会产生双重的危险:逐渐增强的集体主义精神和“野兽般的”节奏。然而,当我们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看老苏语印第安人跳舞时,我们会发现随着夜晚的消逝,他们激动的脸上会出现一种对节奏深沉而全神贯注的神态。伴着节奏他们的舞步更加合拍,并富有野趣。相比之下,后来看一群年轻的印第安人跳舞,那真叫人哭笑不得。显然他们已学过爵士舞,他们的舞蹈动作完全与音乐“脱节”,眼睛自负地东张西望、。相对来讲,他们长者的全神贯注的神态给我们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并且这些老印第安人在他们的舞蹈中不时用手掩饰着,他们无可奈何的笑容。

这种舞蹈和仪式宣告:具有“雄心”的男子汉仍然存在。今天,印第安人已经学会利用物质文明工具来发展超过他体能限度的狩猎能力:通过驯马,他获得了他的腿力不能及的惊人的速度,能突然地接近动物或敌人;使用弓箭和斧钺,他扩大了手臂的技能和力量;圣管乐声使他贏得了他伙伴的良好祝愿;求爱的笛声帮助他贏得女人的欢心;巫术给他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远比旋律、语言和祝愿更大的好运气。然而他相信,只有那些极度虔诚的原始人,他们赤身裸体地、孤独地、手无寸铁地到荒野中去斋戒和祈祷,才能接近伟大的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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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1 07:26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 穿过大草原5

5.超自然

A太阳舞

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述,婴儿在哺乳期的口腹之乐和由于啮咬阶段的狂暴咬了奶头而失去口腹之乐可能是个人发生贪婪的根源。宗教把这种深恶痛绝的贪婪,说成是世界上普遍的原罪,企图用祈祷和赎罪来根除所有世俗的贪婪欲望;用下跪的姿势和虔诚的请求来表明人类躯体的渺小、无能为力和自愿受折磨。

在达科他印第安人生活中,最大而且最崇高的宗教仪式是太阳舞,太阳舞每年夏季举行两期,4天为一期,“正是野牛肥壮,野果成熟,牧草茂盛的时候”。作为仪式开始的斋宴,表示了对野牛神的敬意,显示了族人之间融洽关系。接着是丰收的仪式和类似世界其它地区的婚娶仪式。然后是作战与狩猎的游戏,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竞争的荣耀。男人们再次炫耀他们在战争中获得的成绩;妇女和少女走上前去,表达她们的贞洁。最后以分赠礼物和相互友爱的行动来颂扬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


随后是完成自残的仪式。这是人们履行在一年中关键时刻许下誓言的时刻。这时节目达到了高潮。只见男人们用带勾的针穿进他们胸部和背部的肌肉,用长长的皮条把针的另一端绑在太阳柱上,然后他们盯着太阳,缓缓地向后跳跃,直到肌肉被撕裂,胸口被撕开为止。这样,他们成了当年最优秀的人物。他们通过忍受的痛苦来祈求继续获得太阳与野牛神灵的賜福,保佑他们民族的繁衍与兴旺。这种为了祈求神灵賜福,把自己胸部肌肉撕裂的特别英勇的行为,只是世界上无数种表示赎罪和奉献的一种形式。这种慷慨的自残仪式通常是在恣情欢乐的告别会之后进行的。

这种赎罪和奉献形式的意义可以从儿童最初遭受的创伤来体会。个人贪婪的根源,文明上对性欲的忌讳和宗教赎罪的崇高仪式之间应该存在着一种关系。这样,这种自残仪式成了某种有意培养的忿怒发泄的顶点。这种忿怒(当然早已忘记了)在母亲怀抱里因吸奶受到干扰时就产生了,而忠实的信徒则将这种重新唤醒的、被母亲们认为是未来猎人必需的凶猛,转化为以他们自己的胸脯作为目标的自残。然后,该仪式意味着最终完成了“以牙还牙”的古老报复行为——当然婴儿不能做出这种荒谬的、毁灭自己的、像现在这些候选人那样自愿赎罪的事。这对我们有理性头脑的人来说也是难于理解的——除非,我们也接受过这种无理性教育——这种受抑制的欲望、特别是在牙牙学语之前朦胧的受抑制欲望,会留下一些罪孽的残余,对这些残余罪孳的印象会比任何实际犯过而又记忆犹新的罪孽更加深刻。在世界上,只有耶稣神奇的说教才能判定这些阴暗事物。我们摘引耶稣的话,他说:一个秘密隐藏的欲望,无论是好——是坏——同样是一种犯罪,不管身体哪个部分,只要它用邪念伤害了我们,就应该除掉。当然,并非整个民族或集体都须一丝不苟地遵守这一箴言。确切地说,每一种文明必须具有某种神秘信仰的习俗和某种荒诞规范的礼仪,这样才能使少数现象获得理解,并承认有这样一个灵魂拯救的事实。在我们的时代里,即使是有理性的怀疑者和无神论者也往往不得不用疾病,偶然的伤害或不可避免的灾难等作为理由表示某种神秘的观点——在这个世界上一些人要得太多了——而现在应该摒弃了,否则就会遭受上述不幸。

B幻觉研究

在我们的文明领域中,弗洛伊德曾教导我们去研究个别精神病患者的梦幻,其目的是为了确定在他们迟钝的适应过程中,哪些未完成的事情使他们狄耿于怀;哪些想法是他们没有想到而使他们无法释然的;哪些是他们应该记住而没有记住的。我们将利用这些知识指导那些患者在他的文明环境中找到自己的地位,或者去批评那种由于过分要求顺从而危害了许多人——因而也危害了它自身的教育制度。

苏语印第安人同其他原始人一样,他们利用幻觉来指导和防止成年人的越轨行为。但是,他们并不期望用成年人的梦去治疗发育过程中的过失造成的后果。苏语印第安青年在他决定人生计划之际,会突然外出寻梦,或确切地说去寻找幻觉。他们缠着腰带、穿着鹿皮鞋,不带武器,光着身子,走到大草原的深处,把他的身体暴露在阳光下,忍受着危险和饥饿,这是为了向神表示他的诚意和谦卑,以乞求神的指引。这样,一般在第四天会出现一种幻觉,以后一些擅长于祈梦的人会帮他解释,鼓励他在日常事务诸如狩猎、作战或盗马活动中好好地干,或者为他的部落风俗作出少许革新,如:为部落编首歌,编个舞蹈,或作一篇祷文,或成为一个具有某种专长的人,如医生、牧师等,最后承担只有极少数受过顽强训练的异常人才能扮演的角色。

有一个例子。一个男孩对他的监护人说,他看见了雷神鸟[神话中引起雷雨的巨鸟]。从那时起,在所有的公开场合,他便成了一个经历了“海姚卡”仪式的人。他的行为不得不表现得尽可能的荒诞滑稽,直到他的监护人认为他已除掉了他身上的咒语为止。威士勒讲,一个少年的“海姚卡”经历颇有启发意义。

在我大约十三岁的那年春天,太阳将要落山时,雷雨好像就要来临。当时,我全家和族人都在营地的4个帐篷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父亲和家人一起坐在一个帐篷里,突然,一个闪电打了进来,所有的人都愣住了,我第一个反应过来。一个邻居在帐篷外大声呼叫,我赶紧跑出帐篷,我想应该把马牵出来,因此,我就去牵马了。

当我知觉全部恢复后,我开始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我必须在完全恢复后参加“海姚卡”仪式。我听见一个先驱正在大声宣布这件事,但我还不能肯定这是不是真的。当我知道我注定要去通过“海姚卡”仪式时,我哭了一会儿,并告诉父亲,我已经看到了“雷神鸟”,他说,“好吧,儿子,你应该带着你的梦去通过‘海姚卡’仪式。”“我似乎听到有人告诉我,我必须成为‘海姚卡’,假如我不经过这个仪式,我将被雷电打死。这样一想,我认识到,我必须在仪式中郑重如实地叙述我的经历。”

从这一段叙述中能够看出,做梦的人应该把他经历中的感受随后介绍给听众,这是非常重要的,并且,这种经历和感受的介绍要完全真实,因为他是唯一的知情者。整个过程可以假定为上天神灵已给了他一个不容置疑的信号,即希望他能在某方面改变生活道路。

赎罪,可以是一段时间,也可以是终身的反常行为,取决于监护人对幻觉的解释。神灵要求那些不幸的梦幻者所做的反常活动,不是愚蠢可笑、荒谬无比的,就是恐怖可怕的。即使有时他被判令去杀某人,他的朋友也会竭力劝他服从。因为抵抗恶魔比保存个人的生命更为重要。

一个谙熟用微妙方法战胜忧虑和负罪感的人肯定能够看出,在这个“海姚卡”仪式的古怪动作中,隐含着儿童受到惊吓或有内疚时,故意装扮小丑,竭力贬低自己伤害自己的举动。他们避免不冒犯神灵的方法之一是自己羞辱自己,或在公众面前使自己处于被侮辱的地位,让每个人都认为他是傻瓜并取笑他。这样,神灵也就忘了他或宽恕了他,甚至还有可能赞许他。在我们的文明中小丑和电视台的喜剧演员一样,以他众所周知的内心忧伤和故意贬低自己作为笑料,以博取众人的赏识。而在苏语印第安人中间,深受人们歧视的参加过海哥亚仪式的人,如果能在滑稽动作中表现得非常机灵,那末,他最后还能成为头人。

苏语印第安人的文明给予这些幻觉异常的人一种二流角色,如,小丑、娼妓、或艺人,要求部分地保留他们身上的可笑和恐怖状态,而这些状态恰恰是大多数人必需掩饰的。幻觉异常的人则必需显示这些特点。这些可笑和恐怖的状态不是针对幻觉者自己,而是针对神灵的威力,因为神灵已经闯入了他们的幻觉之中。这样,原始文明显然已经承认了无意识的梦的权威。假如异常人声称他已做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梦,他的梦就被认为是基于超自然的神灵,而不是出于他个人的意识。我们十分敬佩,在那些先进体系还未能解决的问题上,这些“原始”体系则采用了有效的方法,灵活机动地维持着它的统治。

6摘要

苏语印第安人在白人的伤害下,已经丧失了他们所能适应的最后生存形式,在白人到来之前,他是勇猛凶狠的游牧人和围捕水牛的狩猎者。野牛被入侵者屠杀而灭绝了,苏语印第安人成了抗击入侵者的战士,而后又被击败了。他们几乎是愉快地学会了用圈养家畜代替过去的围捕水牛;当他们圈养的牲口离开他们时,他们又成了定居的农夫,其代价是只能以野蛮人的身份在贫瘠的土地上生活。

这样,苏语印第安人作为集体构成因素的基础逐步地被否定了,并随之剥夺了他们共同争取社会地位的顽强信念。

害怕饥荒导致了苏语印第安人向提供给他们食物的征服者屈服。联邦政府不仅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还继续提供各种帮助,并使这种帮助愈来愈成为一种救济形式。然而,政府既未成功地将新老两代印第安人的形象合为一体,也未在两代人中间播下权威性的是非观念的种子。所以我们认为,在联邦政府妁的新方针出现以前,儿童训练仍是一个敏感问题。

印第安儿童的训练问题,实质上是两种文明的接触问题。印第安儿童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方是政府雇员(教师),代表了自由制度下中产阶级的等级观念;另一方是失败的部落(父母双亲),他们身上到处留有政府救济的阴影,他们清楚地知道在这样的制度中自己是低人一等的。

事实上,印第安儿童训练的古老原则仍在氏族部落中起作用,它破坏了白人道德规范的树立。这个古老的儿童训练系统所遵循的古老原则认为:应该允许一个孩子幼年时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父母对孩子自身的需要不应有任何敌意,不应公开非难他们,尤其对男孩的固执己见。当孩子开始发育、逐步建立起身体需要与自我意识有联系的,以及自我意识与亲族之间有联系的交往习惯时,也不会对他们残留的婴儿习惯加以责难。只有当他们身体完全发育,并有坚定的自信心时,才会要求他们屈从于传统习惯。反之,他将受到公众舆论的取笑。而这些公众舆论,只管他的表现是否符合传统习惯,根本不考虑他身体的机能或他的理想。这时,他被纳入了一个具有一定伸缩余地的传统习俗之中,这个传统习俗是以一种严厉的公众舆论来考虑和照顾他的一般需要,将危险的直觉指向外来敌人,并将可能的犯罪根源归罪于超自然。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习俗是多么顽固地存在着,甚至在光辉灿烂的历史变革现实面前也无动于衷。

相比之下,以官僚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统治阶级却被这样一个信念所吸引:人体的调节功能和幼年时代发育的几个飞跃,是在今后社会中起有效作用的可靠保证。为了调节婴儿时期自身和周围的环境,他们给易受影响的婴儿和儿童日复一日地灌输永无休止的、机械呆板的节奏。他们认为,只有经过这种呆板的社会化教育,才能促使他发展成为一个粗犷的个人主义者。他能雄心勃勃地追求个人奋斗,但又能维持某一标准的资历。社会对这种资历的重视更甚于他的能力。这样成长起来的个人主义者导致了西方文明的机械化优势,但是,亦导致了许多潜在的不满,并使人迷失方向。

通常,一种教育制度的成就对另一种制度下的成员来说效果不大,但对印第安人来说代价是太明显了。安定的苏语印第安人不能理解除了复古之外还有什么事是值得去争取的,因为他的氏族以及他个人的经历给予他的回忆无非是丰衣足食。白人的道德规范则要求不断改造自己去争取更高的生活水平。这种改造不断地自觉地在内心进行,他应自觉地拒绝各种诱惑。

苏语印第安儿童教育的基本系统是一种原始的系统,它是以一种高度民族优越感的适应性变化为基础的。这种原始的教育制度有下列局限性:

它培养儿童专门从事某一项工作,如成为猎野牛的狩猎者;

它仅要求改进少数工具——使人在各方面超过猎物;

它幻想用巫术作为改造大自然的手段。

它提出的自我约束是为了维护部落成员间的均等性。

这是从地理、经济以及不同地域的苏语印第安人的生活中综合出来的、与其民族优越感相适应的生活方式:

小团体形式的社会组织有利于分散和迁移;

马匹、枪支最有利于狩猎和游牧;

以赠与的方法分配财产;

将侵占欲转向猎物与外界。

苏语印第安儿童的训练,为这种原始文明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苏语印第安人的母亲在哺乳期就通过处理婴儿啮咬奶头时的愤怒激发孩子最大可能的凶猛性格,并引导他们最终将凶猛发泄到敌人和猎物上去。这里我们谈的不是儿童训练中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儿童的身体、智力与社会生活方式的相互同化、相互促进,它构成了完整有效的、有生命力的原始文明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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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2 08:0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穿过大草原6

7追踪调查

1942年,我与迈克野外旅行5年之后,我们在印第安保留地期间的伙伴戈登•麦克格里高主持了对松脊岭200名儿童的深入广泛的研究。这是一个较大规模的印第安人教育研究项目的一部分。麦克格里高负责收集5个美国印第安部落儿童性格的详细材料。该研究是由芝加哥大学和印第安人服务机构联合主办并提供人员的。麦克格里高和他小组的同行得到了这样的机会(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在一年内,能在学校和家庭中自由地观察印第安儿童。观察组由一群对其他印第安部落以及对白人儿童有研究的观察家组成,并且他们掌握了各种有用的专门测试手段。因此,他们的研究能够作为印第安人实际经历的典型——并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指导。

这里,我首先挑选研究了几个以某种形式顽强地存在着的古考儿童训练方法,这些方法特别存在于纯种或接近于纯种的印第安人保留地中间。


根据麦克格里高的叙述,印第安人的婴儿被紧紧地裹在襁褓中,并不断地轻轻晃动。有些婴儿在第九个月就断奶了,有些则可迟至36个月,多数介于11-18个月之间。小部分婴儿有吮指的习惯。哄小孩的东西有三种:一种是橡胶,一种是猪肉,一种是熏香肠。用门牙咬指甲是达科他儿童中常见的动作。磕牙的习惯主要见于妇女和女孩子。

儿童的早期成长是在成年人愉快和耐心的观察下进行的。印第安人对小孩的学步与说话采取听其自然的态度。另外,这个原始氏族中不存在儿童语言,通常首先学的语言就是古老的印第安语,对许多开始入学的儿童来说,学英语仍是一个困难问题。

大小便的训练主要是通过模仿:当周围没有白人时,身上不系尿布,不穿裤叉的孩子左右徘徊,寻找排泄的确切场所。当然,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加紧对孩子大小便控制能力的培养,以及规定大小便的处听。

现代达科他儿童同样受到慷慨大方的熏陶。他们也接受贵重的礼品,如马匹等。五、六岁的儿童就会很愉快地“将东西送给别人”。在一次葬礼上,一个失去了双亲的小男孩,用他仅有的一角银币买了一些人造桔子粉,冲了一桶桔子汁,在追悼会上分送给来悼念的小朋友。有时财产易主了,但孩子仍可以使用以前属于他们的财产,这种事情在白人看来简宣不可思议。

教育主要的手段是警告与羞辱。印第安人允许孩子在发怒时大哭大闹,这样,“能使他们身体强壮”。打屁股是常有的,但现在比较少了。在孩子的行为不端或屡教不改的时候,往往加重羞辱的惩罚。印第安人还特别指出,自私与争夺是损人利己的不端行为。家庭的紧张气氛可以通过附近地区家庭间的互访而得到避免。

男孩除了把弓箭和牛蹄骨作为玩具以外,还能得到绳和弹弓。为了炫耀猎人精神,他们还被鼓励去追逐公鸡和小动物。女孩则玩洋娃娃和各种做家务的游戏。

达科他孩子到五、六岁时,已经在家庭内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和爱。性别的区别还是有的,但忌讳的习俗已经被废除了。事实上,所有的观察者都认为,这是最突出的变化。现在,只有在跳双人舞时,兄妹才相互回避。

在混血儿较多的学校里,他们已学会欣赏竞赛。家庭关系正在逐步淡漠。总的来说,学校好像是一个欢快的地方,但也有不少人并不参加竞赛活动,有的甚至不予理会。“当班级开展竞争时,达科他儿童总是格格不入的,他们还批评同伴参加竞赛活动。”这个困难,再加上不能说英语和害怕白人教师,导致了苏语印第安儿童因窘困而却步。而后是逃学。逃学回家的小孩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因为他的家长在为难或生气时,也会辞退工作,离开群体,他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了。

在印第安小学中,欧打女孩子的现象要比白人学校更多些。同时,无论在家庭中,还是在学校里,男孩中相互殴斗的现象有逐渐增多趋势。

年长的女孩仍然害怕男孩和男人,她们总喜欢在一起,不骑马,完全与男孩分开。

与家庭比较,寄宿学校是提供物质享受和各种兴趣的地方,也是童年时代最愉快的地方——然而,绝大多数进入高中的学生不可能读到毕业,他们迟早会逃学,以致最后一去不返。原因不外乎对竞争、羞辱问题感到不安;也有可能因为风俗习惯的变化;或纯血种与混血种之间,男女同学之间存在着不易解决的问题。此外,长期接受教育似乎并不一定会有一个较好的身份——或有一个比较安定的收入。除非在联邦繁荣年代,长大的男孩和女孩仍倾向于留在保留地或回到保留地。由于婴儿时期的教育,他们感到家庭仍是最安全的地方,尽管在学校的那些年已使他们同家庭有了隔膜。他们懂得了贫穷是可以改变的道理。他们会因为看到父辈懒散无能而耿耿于怀。他们现在变得较有雄心,为要依靠政府生存而感到懊丧。现在则更习惯于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感到评头品足的流言蜚语仍在继续伤害他们,特别是当他们稍按白人生活方式生活时,就会受到诋毁和指摘。他们到学校里学习原是为了恢复部落和发展民族精神,但这种恢复和发展因为服兵役和参加工厂工作被推迟了。在恰巧有战争时,只有参军——才能给古老的印第安民族抹上新的光彩。

那些按照他们教师的榜样去上大学或准备从事社会服务工作的人,通常是到别的保留地去找工作,以避免双重的社会标准造成的窘困:这个标准既承认他们受过较好的教育,又希望他们在聆听经验较丰富的长者讲话时,要保持肃静。因此,一些潜在的领袖人物会就此被埋没在社会中。聪明和精力充沛的男女青年还是有的,但为数不多。达科他儿童的新模范人物还尚未形成。

我们已经按照麦克格里髙的研究概述了印第安部落在抚育儿童方面至今仍保留着的古老习俗。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

达科他人生活中最大的改变也许是整个家庭地位的改变:家庭不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稳固单位而成为那些孤独与无能者的庇护所,所保存的最牢固的关系似乎存在于兄弟之间:一种健康的关系,对新的共同追求极有用处,并易于调动;最脆弱的关系似乎存在于父亲与子女之间;父亲对子女已起不了什么指导作用。事实上,父亲已成了令人厌恶的人物。男孩会努力争取得到他们同龄伙伴的赞扬。几乎所有的忌讳习俗已在女孩中被废除或削弱到仅仅是一种表面的形式而已。一种奇怪的、混杂着悲哀、怨恨、羞愧的复杂心情潜移默化地渗进了家庭,最后打破了这些古老的尊敬关系。要求得到教育与工作是一种新而强烈的愿望,但是,很显然,这种愿望不久就衰竭了,因为,印第安人对任何职务或职责都无法持久。儿童们会觉得,他们长辈所了解到的——(这些是我的话)“华盛顿”,气候以及市场等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麦克格里高的研究使用了广泛的访问和测试手没,目的是为了对“达科他人的个性”得出完整、明确旳说明。但他说,一张经过综合的图,既不能代表“任何个别儿童的个性,也不能代表大多数儿童的个性;它不能说明任何一名儿童具有的全部因素,更不必说这些因素存在于大多数儿童之中了。”我不想对他研究中所采取的方法加以讨论或提出问题,但要摘里资料来说明这些孩子的内心思想。

我相信大多数读者一定想问一个问题:达科他儿童的智力是否稍高于白人儿童的智力。我们了解到,达科他儿童的健康状况相当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乡村白人孩子。长期的饥饿无疑使他们冷漠无情、反应迟钝以及缺乏进取心。保留地的痛苦磨难生活主要也是由饥饿造成的。然而,麦克格里高等人,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普遍的冷漠无情既是饥饿的原因,也是饥饿的结果,因为,在有改善机会的情况下,饥饿阻碍了创造力和拼搏精神。

在对达科他儿童的创造力、想象力以及在对他们叙述的故事所进行的测试中我们掌握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在这类测试中,我们并不问孩子:你对世界以及你对某事物是怎样看的?——因为面对这样的问题,只有少数成年人,更少数白人儿童方知道如何回答,而印第安儿童根本不知道怎样回答。因此,我们的测试是由测试人员拿出一张图片,或者讲一个故事,或者拿出一张带有模糊墨渍测试图案的纸问道:从这里面你看到了什么东西?——这种做法会使这个儿童忘记现实,而在无意中暴露他的失望、他的希望以及他对人类生存的基本态度。

通过对拟定的题目以及对印第安儿童暴露的问题进行细致的定量分析,测试人员发现:达科他儿童将世界描述为危险而有敌意的。他们对早期家庭生活中的感情和关系怀有留恋之情,在他们所讲的故事中,人物角色常常是没有名字的,既没有果断的行动,也没有肯定的结局。从整体来讲谨慎与否定,是印第安集体言论的主要特征。他们的内疚和忿怒往往在一些小事中表现出来。这些事包括轻微的批评、漫无目标的攻击或使人兴奋的偷窃,反映他们对现实的不满。他们像所有儿童一样,喜欢逃避现实事,他们的想象力则还要追溯到白人到来之前。他们对过去生活的幻想“并不是作为过去的荣耀,而是满足于从心理上补偿当前的苦难的恐惧”。在达科他儿童的故事中,战斗往往是由别人发起的,大多数是轻率的、可憎的和敌对的,导致打架、毁坏玩具和财物。并且,在达科他的儿童故事内容几乎总是引向打架、毁坏财物、犯规和偷窃。动物也被认为是吓人的,通常有响尾蛇、野狗、野牛等,有时还涉及到马匹。其实,许多儿童早就愉快地学会了如何驾驭马匹。在各种故事题中,担心别人死亡、生病或离别的内容仅次于对人们或动物所产生的仇心理。从已证实的情況来看,印第安儿童普遍地想看电影,逛商场和骑野马,在这些场合(正如测试人员所介绍的),儿童可以同许多人一起玩,不一定要专门随某人。

从麦克格里高的研究中我们还发现:受测试的年龄较小儿童组(6—8岁)比年龄较大的儿童组(9—12岁)组织性更强。而9—12岁那组儿童最为自由自在、自得其乐,但在朝气蓬勃与活泼愉快方面已落后于其他同年龄的儿童。在青春期到来之时,印第安儿童开始变得内向,对他们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他们听天由命,变得被动和漠不关心。男孩还显得有些志趣和雄心,尽管他们的发展有些不平衡;至于女孩,进入发育期后易于激动,接着会有一种无能为力的表现。到了成年期,偷窃欲和对社会的敌意,包括对大人,对各种社会组织以及对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敌意成倍地增强。

鉴于上述所有这些观察,似乎难以看出麦克格里高等人是如何理出他们主要的结论。麦克格里高等人认为:达科他儿童个性的“不完整性和否定性”状态,以及他们对生活、感情的自发性抑制是由于:“在童年生活的早期就孕育了压抑力量”的缘故。我的结论与往常一样,达科他人的儿童虽被限制在贫困与狭窄的天地内,他们的生活则比较丰富和愉快,而在校儿童的个性,在脱离家庭影响后呈相对独立状态——即有信任感、少量的自主性以及一些创造性。印第安儿童的创造性在9到12岁的儿童中仍然是天真的、不十分成功地被运用在玩耍和工作中,只有到青春期时才会变得清晰起来。但印第安儿童这种创造性不容易得到拯救。其结果是感情上的后退和个性的缺失。

麦克格里高的材料还有一点说得特别清楚与重要:由于相互尊敬关系的瓦解,以及缺乏进取目标,使得印第安儿童在婴儿期被激发起来的勇猛性格无处发泄,其结果是变得冷漠无情与消沉。同样,这种勇猛性格若得不到正确引导就会失去平衡,就会变成一种性虐待狂的恶习,这种恶习与其说是出于发泄,还不如说是为了报复。

对现实世界敌视的观点,似乎可以从儿童内心忿怒的发泄中得到有力的补充,这从社会现实来讲是可以理解的,一这亦是为什么当印第安儿童所爱的人处于死亡危险或要离去时,他们把周围看成冷酷的和可怕的。我深深感到,达科他儿童现在是在发泄他们从旧体制中转移过来的怒气。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马,它曾经是印第安人的好朋友,而现在则变为他发泄的目标。在野牛时代,所有激发出来的狩猎与杀戮的勇猛都能集中到一个动物(野牛)身上,而现在则目标没有了。因而,他会害怕他自己无用武之地。这种恐惧表现在他会看到他自身以外的、实际上不存在的、或在幻想中被夸大了的危险。在社会现实中,由于害怕部落被消灭而将过去一度曾在狩猎与战争中完善的象“抓与咬”的凶猛性最后转移到感情冲动或报复、偷窃行动中去。害怕亲属死亡或离别也是这样一种象征:即家庭以及所有的贫困代表着一种一度完善的文明残余,它比现实似乎更有实际意义。所以,不是某种训练制度以及它的“压抑力”阻碍了儿童的发展,而是在过去一百年中,儿童训练的整体机制并没有得到一种新的、有重要意义的、有前途的社会制度的支持。但是,在达科他人成为野牛狩借者时期,他们曾获得过这种统一。

我们髙兴地从麦克格里高那儿知道,印第安人的畜牧经济正在不断改善,土地逐步复苏,绿草丛生。然而,一个健全的畜牧经济的建立需要政府的资助,而这种资助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已失去了它们原来作为条约规定的权利性质,而逐渐地变成普通救济品。做工的机会则进一步把印第安人从重建的部落中吸引走。在美国,重视取得成就的制度中,政府只给得过且过的印第安人下等身份。但是,至少给他们的报酬还是不错的。不过,政府给他们的报酬是按工作给的,而不是赔偿他们上世纪吃败仗的损失。最后,在完全尊重并理解印第安人的特殊情况和性质,以及热情地期望他们重建家园得到成功的情况我们的结论是:从长远观点看,印第安民族只能在全国农村贫民和非白人人种的文明与政治的进步中得益,只有在较大规模的文明进步趋势中,印第安人的儿童教育制度才能朝有利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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